四、革命的引路人——沈家兄弟和向警予

张琴秋回到上海，考取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继续读书。

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二所学校，它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因为这个学校办不下去了，此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于是便由中共接手管理这个学校，把它改造成培养中共干部的场所。因为是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上海大学仍请于右任先生担任校长。校址在上海闸北青云路青云里。他是个典型的弄堂大学，十分简陋。据当年在上海大学教过书的沈雁冰回忆：“它没有校门，不挂招牌，自然没有什么大礼堂了。把并排的两个房间的墙壁拆掉，两间成为一间，算是最大的讲堂。它有个书摊，卖《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和其它社会科学的书；它还有个学生墙报。这都是当时上海其他大学所没有的。特别是活泼民主的校风，以及社会学系的学生经常由老师带领去参观工厂和农村，这也是当时上海别的大学所没有的。”不过，张琴秋进校时，上海大学已经搬到西摩路（今上海静安区陕西北路）。这所上海大学由共产党人接管以后，于右任的校长之职是名义上的。日常管理和教学的人，都是当时共产党内的一些领导，邓中夏担任上海大学的总务长，负责全校的行政事务。当时，学校有社会学系、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俄国文学系。瞿秋白担任教务长，兼任社会学系主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是陈望道，英国文学系主任是周越然。沈雁冰当时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小说研究，在英国文学系讲希腊神话。沈泽民也在上海大学义务讲课。在张琴秋的同学中，有杨之华等。杨之华回忆在上海大学和张琴秋认识时说：“来投考的男女青年，已经把这座破旧的里弄房子挤得满满的了。我挤进人丛，找了一个空位子坐下来。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姑娘，后来知道她就是张琴秋同志。”杨之华和张琴秋都被上海大学的社会学系录取。

考上上海大学以后，张琴秋便成为沈雁冰家里的常客，此时的张琴秋似乎已经脱离家庭的烦恼，心情也大为好转，她的通过求学问而谋求人格、经济独立的梦想，开始迈出第一步。同时，在沈家，张琴秋直接感受到沈雁冰、沈泽民兄弟俩的革命氛围。当时，中共三大召开不久，沈雁冰表面上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注《庄子》《淮南子》等古典文学名作，标点林琴南作品，但他此时已经是以一个革命家的姿态，以上海地区中国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负责落实上海地区的中共三大提出的全体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要求，全身心地投入中共在上海以及周边地区的革命活动，白天乃至晚上都在和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秘密开会，秘密研究党的工作，讨论如何发展壮大中共队伍，如何宣传中共的主张。沈雁冰在回忆录里，专门说到这一段时间的革命工作，他说：“因为担任上述党内职务，我就相当忙了。执行委员会大约一周开一次会，遇到有要事研究就天天开会，再加上其他的会议和活动，所以过去是白天搞文学（指在商务编译所办事），晚上搞政治，现在却连白天都要搞政治了。”而且，此时的沈雁冰，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女儿沈霞是1921年4月出生的，儿子沈霜是1923年2月出生的。沈雁冰的母亲陈爱珠在上海帮助照顾孙女、孙子。

张琴秋的到来，沈泽民多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志、朋友，他在全身心投入革命斗争时，非常关心张琴秋的进步，他一步一步地领着张琴秋走进革命的大门。而沈泽民的妇女解放思想，主张妇女经济独立的思想，以及中共的近期目标，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目标，也深深地影响张琴秋。沈泽民是中共“一大”之前就参加共产党的老党员，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他的新文学造诣，是那一代革命家中的佼佼者。所以，当张琴秋到上海大学读书时，沈泽民已经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央委员，上海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成员，已经跻身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精英阶层，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的知名的革命家。1924年5月5日，沈泽民和国共双方的精英分子汪精卫、胡汉民、毛泽东、恽代英、向警予、邵力子等27名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员一起纪念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三周年。会后在花园草坪上一起合影。这张照片，是沈泽民20世纪20年代革命活动的见证。1924年七八月间，发生右派势力雇佣打手，闯入上海国民党执行部殴打邵力子事件。激起共产党人的愤怒和抗议。当时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和恽代英、施存统、沈泽民一起，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

在沈泽民的影响下，张琴秋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她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和同学杨之华等一起，积极投身社会革命活动。刚刚进入上海大学时，发生了河北保定直隶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开除进步学生的事件，激起全国学界的愤怒！张琴秋和杨之华等一起，召开全校女生大会，声援保定女子师范学校学生的正义斗争。她们还编印保定女师的学潮特刊，揭露女师当局迫害进步学生的暴行。当时，上海大学的同学黄仁参加纪念辛亥革命十三周年大会时，被国民党右派殴打致死。张琴秋在上海大学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大会，通电全国，抗议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暴行。张琴秋在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时，不忘为妇女姐妹争取平等的权益。1924年10月，孙中山北上准备召开九团体参加的国民会议，然而，九团体中又没有妇女团体参加。为此引起全国女界强烈呼吁。所以当孙中山路过上海北上时，张琴秋和向警予、杨之华等代表妇女界起草了一封公开信，当面交给孙中山，指出国民会议必须要有妇女团体代表参加。同时，她们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强调妇女参政议政的重要意义。12月21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会馆成立，张琴秋、刘清扬、向警予、杨之华、王立明、李剑秋等六百多各界妇女代表出席，张琴秋在成立大会上还表演节目。1925年元旦，张琴秋和向警予、杨之华一起，带领上海大学的女学生到闸北、虹口、提篮桥、老西门一带进行妇女解放的宣传活动。上海媒体对此进行报道并高度评价：“中国知识妇女有组织地向民众宣传，不能不以十四年元旦为纪元。”在沈泽民、沈雁冰的影响下，张琴秋一边读书一边从事革命工作，而且还深入到杨树浦的老怡和纱厂、东方纱厂、大康纱厂和班达蛋厂，引翔港的大公纱厂、同兴纱厂、原生纱厂，浦东的日华纱厂、英美烟厂，虹口的协成丝厂等不同工厂，深入女工中间，和她们交朋友，了解她们的苦痛，了解她们受压迫受剥削的状况；并在这些工厂开办夜校，组织她们学文化，向她们灌输革命理论，提高她们的阶级觉悟，在此基础上，把女工们组织起来，成立工会，维护工人自己的权益。

张琴秋她们的执着，常常让那些女工感动，张琴秋为了做女工的工作，脱掉旗袍，脱掉学生装，换上破破烂烂的工人衣服，从着装上先和工人打成一片。张琴秋她们进不了工厂大门，就在工厂大门外等候，女工下班出来，就和那些女工肩并肩，边走边聊，启发她们觉悟。有时候，张琴秋她们为了不让巡捕和便衣警察识破，结合一些女工的特点，经常乔装打扮成香客，约女工到沪西的玉佛寺、财神庙，浦东的观音堂，沪东的关帝庙、下海庙等地方谈话，宣传革命道理，讲解妇女解放的紧迫性和路径，启发这些女工起来革命。

为了系统地在工人中培养革命力量，1924年6月至1925年8月，上海大学在上海杨树浦韬朋路惟兴里900号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由张琴秋担任校长，第一期招收年轻的男女工人300多人，按照这些工人的现有文化程度和年龄大小，分成甲乙丙丁四个班。甲班除了识字和算术以外，还有英文、历史、地理等课程，相当规范。其他的班以识字为主。上课根据工人上班的实际，分白天和晚上两个班讲课。据说，张琴秋主持的工人平民学校里，后来有30多名学员参加了共产党，成为这些工厂的工人运动积极分子。据谢燕先生走访调查：“曾在江西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的周月林，就是当年张琴秋发现培养的一名女工积极分子。1988年5月，她已82岁高龄，上海杨浦区委党史办席与齐同志陪同钱青同志去访问她时，她一眼就认出了席带来的张琴秋的照片。她还记得，张琴秋在平民学校讲课时，剪了一头短发。在平民学校学习的三名恒丰纱厂的女工（薛映华、朱秀英、周月林），都是由张琴秋介绍加入了青年团。周月林还说：老怡和纱厂的女工王根英的入团介绍人也是张琴秋。王根英参加革命后和陈赓结婚，不幸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

在上海大学时期，张琴秋成为向警予的得力助手，向警予也带着张琴秋深入工厂，手把手地教张琴秋去做工人的宣传鼓动工作。平民学校成立以后，上海元丰等14家丝厂15000多名工人举行联合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张琴秋和向警予到罢工的工人中间与罢工的工人谈话，鼓励工人的罢工斗争。张琴秋还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工农部的名义，联络其他一些工厂工会，声援元丰等14家丝厂的罢工斗争，直到女工们提出的“工资不恢复（一天）四角五分决不上工；工作（时间）不恢复（一天）十点钟，决不上工；不释放被拘捕的姐妹，决不上工；不恢复我们的工会，决不上工”的条件，资本家不得不答应大部分条件，最终女工罢工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让沈泽民、向警予、张琴秋等上海大学的师生受到极大鼓舞。丝厂的罢工取得胜利以后，1924年9月，张琴秋在向警予的直接指挥下参与帮助上海南洋烟草公司的7000名工人的大罢工。让张琴秋的能力在实际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得到进一步锻炼和提高，很快，她在上海妇女界崭露头角，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名骁将。

1924年3月，张琴秋根据上海大学党组织的决定，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以便在国共合作中更好地公开开展工作，4月，由杨之华、中共上海地方兼区领导人徐梅坤介绍，张琴秋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这一年，张琴秋20岁。也就是张琴秋成为中共党员的同时，即1924年11月，她和相恋两年的沈泽民结婚了。结婚仪式是新式的，他们没有大办婚宴，没有豪华的婚礼，而是两个新人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他们的新房就在宝山路顺泰里14号楼上。据说当时张琴秋的哥哥专门到上海，代表张琴秋娘家人向他们表示祝贺。

此时，在中共四大召开前夕，全国有中共党员不到一千人，而沈雁冰一家已经有3名中共党员，为上海的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张琴秋在回顾自己参加革命工作时，对沈泽民充满敬意。她说：

泽民同志是我一生中的良师益友。通过他，使我找到了党。从此，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救出了我这条温柔的、又好似迷途的羔羊。否则，像我这样的人，至多不过当一名贤妻良母罢了。没有党的引导和帮助，决不会走上革命的征程。这是我永远忘怀不了的。

张琴秋回忆自己在上海深入工人中间开展革命活动时，向警予对她的帮助和鼓励，让她在实际革命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成长。她说：

1924年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组织上派我到上海工厂集中的地区去做女工工作。我当时还只有20岁。胆子很小，不管到哪里去，我都是跟着别人走。有一次，向警予同志带我到南洋烟草公司去，那里的工人正在开会讨论有关罢工斗争的问题。大家发言很热烈，叽叽喳喳，似乎意见不很一致。这时，向警予同志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对大家说：现在请张琴秋给大家讲话。这弄得我手足无措，因为我事先没有准备讲话，我也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中讲过话。向警予同志看出了我的紧张情绪，便轻轻地对我说：“这里都是工人代表，他们是我们依靠的积极分子。你不用害怕，即使讲错了，也不要紧。以后一定要学会接触工人，学会和工人讲话。”我只好鼓起勇气来。结果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会讲得那么好，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此后，我照向警予同志的话去做，主动地接近工人，和他们建立起深厚的阶级感情，我也就无所畏惧了。我那时参加过大大小小的许多会议。在一些成千上万的群众大会上，我能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不慌不忙地走上高高的讲台，大声地发表讲话。

张琴秋的组织领导才能，就是在这样的革命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和沈泽民结婚以后，张琴秋、沈泽民的新婚的家，成为中共党员经常碰头的地方，向警予、杨之华、何葆珍、李一纯、孔德沚等当时上海妇女界的精英，常常到沈泽民、张琴秋的家里商量研究工作。所以，在这样的革命氛围里，张琴秋的革命觉悟提高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