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携着我的手吧，同志们，我是你们的人。
——艾吕雅：《政治诗集》
是的，艾吕雅是我们的人。他不但是法国人民所热爱的诗人，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的人民所重视的诗人。在当代法国诗歌的范围内，他甚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五十七年的生命，几乎完全贡献给了诗歌工作；而他的诗歌，尤其是达到了成熟期以后的诗歌，完全贡献给法国人民，作为争取自由、独立、和平、民主的武器。
二十世纪以来，法国文学上出现了许多诗人，其中有几个曾经风行一时，例如瓦雷里[1]、克洛岱尔[2]、阿波里耐[3]等。但是他们之中有的干脆背叛人民，与人民为敌，有的对人民漠不关怀。总之没有一个像艾吕雅一样，将他写诗的天才，他的心，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人民。作为觉悟的诗人，艾吕雅不但在当代法国文学上是重要的范例，在整个法国文学史上也很突出。诚然，我们还可以指出阿拉贡[4]，另一个忠于革命事业的、当代法国重要作家。在某些意义上，阿拉贡甚至比艾吕雅更为重要。而且艾吕雅的进步，与阿拉贡的友谊的推动和帮助是不可分的。这固然是对的。不过这儿打算专谈诗歌。阿拉贡在诗的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可是他的文学活动的范围不限于诗，诗在事实上并不是他唯一的工作。他在小说上的成就规模很大。此外，他在时事、政治、文学、艺术各方面的论著也有一定的分量。阿拉贡的武器是多种多样的。艾吕雅生平惯使一种兵器——他的唯一的兵器是诗歌。所以谈到法国当代的诗，首先应该提起的还是艾吕雅。
作为觉悟的作家，艾吕雅所取法的还不仅是他的友人阿拉贡。撇开历史上的诗人们不谈，在当代诗歌中，他的榜样和益友是马雅可夫斯基、加西亚·洛尔迦[5]、聂鲁达和希克梅特。艾吕雅生前好友，法国著名画家费尔南德·莱热[6]说得好：“和马雅可夫斯基、洛尔迦、聂鲁达、希克梅特站在一起，艾吕雅代表了法国。这五个伟大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他们是先知先觉。这是他们的光荣，他们之所以不朽的保证。”
一九四九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派艾吕雅为代表，去参加了墨西哥的和平会议。但他未能到纽约去参加那儿的和平会议，因为美国政府拒绝签证，不许入境。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他去世的翌日，法国政府禁止治丧委员会将诗人的葬仪用群众大会的形式举行，并规定柩车的速度不得弱于每小时四十公里，以免大队群众跟去送葬。反动派对于一个人民诗人是这么害怕，甚至诗人已死，见了他的遗体还继续害怕。
正如和平鸽子不需要任何“护照”而能飞遍全世界，艾吕雅的诗不是任何国境所能限制的。他的诗句不但无须签证可以流传各国，并且不需要办任何手续而能深深钻入爱好和平的人心。至于巴黎人民对于他们自己的诗人的敬爱与哀悼的热诚，更不是每小时四十公里的汽车速度所能阻挠。那天（十一月二十二日），会集在拉雪兹神甫公墓门前的群众仍然是拥挤不堪的。反动派所头痛的人物，往往正是人民所热爱的。例如艾吕雅。
法国人民对于艾吕雅的评价是很高的。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艾吕雅逝世的讣告，相当于最后的鉴定。讣告说：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地讣告：保尔·艾吕雅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巴黎逝世，享年五十七岁。
法国共产党向保尔·艾吕雅致敬。他是伟大的诗人，伟大的法国人道主义者，可钦佩的爱国志士和“抵抗运动”的斗士，莫里斯·多列士的朋友和战友。他用从良心及天才出发的整个理智，来参加了共产党，他就是这样的一位同志。
保尔·艾吕雅的名字是法国的光荣，工人阶级的光荣，他的名字和他的诗一样，将永垂不朽。
法国共产党，莫里斯·多列士的党，号召法国人民向这位为了人类的幸福，为了自由，为了祖国的光荣，为了和平，奋斗到最后一息的诗人表示隆重的敬意。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代）
艾吕雅逝世引起全世界进步人士同声悼惜。聂鲁达从智利打电报说：“我太哀痛了，连话都说不出来。他曾使法国遍地开花。我哭了。”希克梅特的悼电说：“他是世界人民在争取自由、民族独立与和平的战斗中，高举着的最壮丽的旗帜之一。”以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爱伦堡为首的十几个苏联作家，在他们的悼电中也说：“艾吕雅之死，对于全世界的文学是令人沉痛的损失。”
欧吉讷·格朗岱尔，这是诗人保尔·艾吕雅的真实姓名。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他生于离巴黎北郊不远的一个名为圣·特尼的小镇上。这是一个工业市镇，许多冶金厂、机器厂、化工厂集中在那儿。格朗岱尔的父亲是会计员，母亲是女裁缝。一个是职员，一个是手工业工人，都是仗着辛勤劳动度日子的人，但是和一般的产业工人却又不同。未来的诗人艾吕雅在那工人集居的小镇上，在机器和汽笛的喧嚣声中，在充满烟灰的空气中，度过童年。一九○八年，他随着父母迁居巴黎。由于他父母的工作关系，全家定居的地方是巴黎东车站附近的工商业闹市。因此他的童年和少年均在所谓“平民区”的辛劳忙碌的气氛中，积累了感性的记忆。
一九一一年，影响他一生的第一件严重的事故发生了：他患了肺病。所以不得不辍学，到瑞士高山上住了三年疗养院——一九一一到一九一三年。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在寂静的疗养院里过着漫长的空闲日子，这不是一件容易忍受的事。他开始写诗。他那时候的枕边书[7]是惠特曼《草叶集》的法文译本。
他出疗养院不久，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第二件大事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在保存着的艾吕雅作品中，最早的一篇诗写于一九一四年，正是第一次大战爆发那年。那首诗开头说：
心挂在树上，你摘就是了。
青春的心苦于无处寄托，倘若逢见知己，不妨双手奉送。当然，有志气的年轻人到了一定岁数，往往会有“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的感觉。但是艾吕雅的年轻的心是不会交托给战争的。不过面对着公民的“义务”，他不愿留在后方。一九一五年他足二十岁，到了服军役的年龄。一起头，他当卫生员，后来自请拨为步兵。他对战争的态度，诚如雅洪托娃所说，是“自发性的抗议”[8]。诗人的事业倒并未因战场生活而中断。正相反，一九一七年他生平第一本诗集问世了。一共“印”了十七册，其中包含十首诗。这诗集名为《义务》，而第一首诗就替一个战死的伙伴鸣不平：
遍地上，人在受苦，
而你的鲜血使土地惨裂，
他们把你抛弃在深渊边沿！
集中其他诗篇有的题名《受罪》，有的题名《焦躁》。另有一首题为《巴黎这么愉快》。诗的内容却并不怎样愉快：
这是战争！没有比冬天打仗更为艰苦！
显然，这儿所谓“义务”也就是“不得已”的代名词。虽然他大发牢骚，自发地表示反对战争，他却并没有想到自己的不满可以成为一种实际的力量，变为行动，发生效果。这就是他和另一个伟大的法共作家，亨利·巴比塞[9]不同之处。《火线》的作者从战场上一回来，将痛恨战争的情绪化为决心、化为力量，去追究战争的基本原因，立意连根消除造成战争的因素。因此，他挺起胸来，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共产党。
艾吕雅在战争中只歌唱了他对生命的“忠诚”。意思就是说他希望能保全自己的生命，他对于生命并没有失望。隔了一年（一九一八年）他发表了第二本诗集《和平咏》，尽情歌唱了生还的狂欢。事实上他并没有等一九一八年大战告终才退出战场。一九一七年，敌人用毒气袭击，他受了重伤，又加肺弱，不得不回来医治。从此他一生孱弱善病，时常需要进疗养院做或久或暂的疗治。甚至一九五二年他逝世的病因，据医生说，亦当归咎于他肺部中过毒气的老根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他身体上造成了这样严重的后果，对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不立刻就反映出来。艾吕雅参加战争时才二十岁，他对战争的体会远没有巴比塞或瓦扬-古久里[10]等人那么深刻。在战场上一心盼望生还，生还那天高兴到别的什么都不想，这对于一个被迫打仗的二十岁小伙子，并不出人意外。可是这种“高兴”究竟不能继续很久。有人抱怨战场上回来的年轻人，说他们好像不再习惯于沉闷呆板的日常生活，好像战场上的粗暴生活使这些敏感的青年性格变得乖戾，他们对于生活采取“苛刻”的态度，好像因为他们在战场上吃够了苦，回来以后有权利提出“过高”的要求。这些都是希图掩盖事实的谎话。事实的真相无非是：像阿拉贡和艾吕雅那样的青年，从战场上回来以后，相信自己有权利，并且也有义务，大声表示他们对现状的不满。他们盼望发生改变，但不清楚改变什么，怎么改变。由于战后的社会使他们懊丧，他们心里更明白了当初去充炮灰完全是冤枉、受骗。他们含糊地感觉到那个社会里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但是他们在那时还没有一定的觉悟，也没有能力去正视、追究和分析当前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上碰了壁，这群青年决意在文学上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发泄”。因此，青年的艾吕雅，曾经长时期迷失在形式主义文学的邪道上。起先他参加了达达主义的队伍。等达达主义幻灭，超现实主义[11]代之而起，艾吕雅又参加超现实主义的行列。一九二六年以后，他几度表现了想和现实、和革命靠拢的意愿与倾向，但都没得到具体的成就。在那一时期，他和一九二六年以后就毅然决然靠拢了革命的阿拉贡有了很大的分歧。
迷失在形式主义的魔网中的时期，对于艾吕雅的生活与创作来说，都不是快乐、幸福的日子，而是不安、苦闷与彷徨的日子。他之所以一直到一九三六年才算是基本挣脱了形式主义的束缚，走到了现实的太阳猛烈照耀着的十字街头，而不能更早地转变，当然有许多原因，其中重要的一个，是当时超现实派的头脑，安德烈·布勒东[12]给他的非常恶劣的影响。
一九三六年发生所谓西班牙内战，其实是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发动世界大战的序幕，大炮开始轰击前的“试射”。西班牙人民替这一阵“试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试射”的炮声惊醒了多少直到那时为止在政治上采取睡眠状态，或游移状态的人。画家毕加索是其中之一，他的挚友，诗人艾吕雅也一样。
说艾吕雅的政治觉悟是被西班牙内战的炮声所催醒，这是对的；但这并不是说他在那时以前完全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丝毫没有觉悟的契机。他曾经对记者多美尼克·特桑谛[13]宣称：“即使在达达主义的时期，我已经负荷着一种政治的不安。”一九三六年在伦敦举行的超现实主义的展览会上，艾吕雅做了下列的发言：
时机已经到来，所有的诗人有权利，也有义务这样主张：他们是深深地活在别的人们的生活之中，公共的生活之中……诗人们的孤寂，今天正在消失。现在他们是和大家一样的人。他们有了兄弟。
——见《诗的明朗》，一九三七年版。
一九三六年他到民主西班牙去了一趟，做了一系列的关于毕加索的演讲。经受了多少世纪的压迫终于被解放了的西班牙人民，发挥着欣欣向荣的气概，这使艾吕雅受到深刻的感动。十年前，苏联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在巴黎演出，艾吕雅在字幕上读到“兄弟们！”这几个字，触动了他心中的人民感情，使他激动到流泪。在人民的西班牙他更亲切地体会到“兄弟们”这几个字的意义。对于艾吕雅来说，这几个简单的字是打开他的心龛、激荡他的感情的一把金钥匙。“兄弟们”触动了艾吕雅的心，使他记起童年、少年时代生活在他周围的那些劳劳碌碌的人的面孔。使他猛省自己并不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他父亲替别人写账，母亲替别人缝衣。他的心属于所谓“市井细民”——普通的老百姓。因此，佛朗哥对西班牙人民的残暴进攻使艾吕雅感觉到愤恨与悲痛。促使他写了三篇在他一生中划时代的诗篇：《奎尔尼加的胜利》《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和《昨日的胜利者一定要灭亡》。这三篇诗初步确定了他的政治态度，因为他从那时候起，逐渐站上人民的立场，认清了人民的死对头是法西斯主义。
一个沉重的幻想使艾吕雅未能及早摆脱布勒东的势力，那就是“超现实主义为革命服务”的骗人的说法。在很长的时期，艾吕雅一直以为革命与超现实主义是可以结合起来的。布勒东之流对西班牙内战，以及一九三八年对“慕尼黑事件”所采取的可耻的“中立”态度，使艾吕雅恍然大悟，不放弃超现实主义就不能真正拥护革命。换句话：要革命，决不能兼顾超现实主义。他这才跟布勒东他们断绝关系。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艾吕雅又被动员。不过由于年龄关系，他未上前线，在后勤部门服务。一九四○年法军溃退，艾吕雅起先也跟着逃难的人流，涌向南方，不久即返巴黎——已被纳粹占领的巴黎。面对着占领者的阴险、狠恶，面对着法国人民的痛苦，艾吕雅毫不犹豫地参加抗敌的地下组织“抵抗运动”。这一爱国运动是法共领导的。在第二次大战爆发的前夕，法共已经被法国反动政府逼入地下。在“抵抗运动”中，法共同志永远站在爱国志士们的最前列，因此法国共产党那时被人民尊称为“烈士党”。这也说明党员们前仆后继，激烈斗争之中，遭受了相当重大的损失，同时决未因损失惨重而放松斗争。就在这时，一九四二年春天，保尔·艾吕雅正式参加了法国共产党。应当说：他重新回到了劳动人民的怀抱中，并且从此不再离开。
有两点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在“抵抗运动”中艾吕雅才认识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真正面目，因此他决定使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员；第二，祖国和党都在危急存亡、千钧一发的时刻，艾吕雅挺身而出，投入激烈与危险的“抵抗运动”中，他是有决心用自己的鲜血来写作他的最壮丽的诗篇的。
另一件事也深深地教育了他。那一年他所发表的诗集《诗与真理》（一九四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畅销，而且在敌人占领下，出版与销售的条件都非常艰难的情况中，居然获得对于一般的诗集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广泛流传。不仅如此，那时流亡在伦敦的“自由法国”无线电广播，也大大地利用了《诗与真理》的诗篇，向法国人民做爱国主义的宣传，号召他们起来驱逐纳粹占领者。为了同一目的，当时英国空军把成千册的《诗与真理》空投在法国境内。足见艾吕雅的名字在当时如何地为法国人民，甚至别的欧洲国家的人民，所熟悉，所热爱。《诗与真理》以及稍后出版的《和德国人会面》，普遍地为法国人民，甚至法国以外的人民所传诵。这些诗篇无疑地在法国反纳粹的“抵抗运动”中起了具体的作用。艾吕雅这才完全明白，只有写人民所需要的诗，歌唱人民的心，才会受人民热烈与广大的欢迎。
诗与行动是决不能分开的，甚至是自然而然地不能分开的。艾吕雅入党以后，同志们并没有要求他什么都插手，倒是他自己愈来愈闲不住了。结果，他什么工作都插手，要不让他干，没有他一份儿，他反而不痛快。他积极地、自动地帮着大家写标语，拟传单，张罗着印刷，秘密传递、分发，编辑地下报刊，编辑《抵抗》丛书，甚至筹款、找纸张、拉稿、校对……什么都热心。同时自己抽空写稿，写诗。不仅是文化战线上的工作，其他无论什么，只要有助于“抵抗运动”的工作，他全不推辞。比如设法隐藏被敌追缉的爱国志士，传递消息等。那样，他整个地生活在理想的追求中，也就整个生活在他的诗里。等于他把诗写在纸上以前先用实际行动写了一遍。而写在纸上的诗，那才像歌德所说，无非是值得记录的生活事实的极微小的部分。写在纸上的诗，只是伟大的生命诗篇的微弱的反光。艾吕雅在那一时期感觉到生命的充实，这是他之所以能够终于写出有价值的诗篇来的理由。在一本题为《我为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小册子里，艾吕雅这样写：
我在一九四二年春天加入了共产党。那是代表法国人民利益的政党，因此我把我的力量，同时把我的生命，永远交给了它。我愿意和祖国人民一起前进，向着自由、和平、幸福，向着真正的生命。
由于他全心全力地参加了实际斗争，对于“抵抗运动”做了一定的贡献，二次大战结束，艾吕雅光荣地获得法国人民给他的“抵抗运动勋章”。二次大战以后，他的写诗的工作更与他的实际行动分不开。在战后，法国的金融资本巨头，跟以戴高乐为首的法西斯势力狼狈为奸，把法国的经济权与政治权逐渐出卖给美国。法国境内常驻有美帝国主义的武装部队。法国虽然是第二次大战中的战胜国之一，但是面对着美帝国主义，法国的命运几乎跟战败的日本差不多。奉行美帝扩军备战政策的法国政府，不惜以耗尽法国人民血汗为代价，长期地进行了侵略越南的“肮脏战争”。最近法国，做美帝走狗的一群财阀、军阀、政客，大部分就是昨日向希特勒扮演卖国求荣的丑剧的老班底。所以卓越的法国和平战士依夫·法奇[14]曾经喊出“希特勒的战争在继续”的警告。事实上，法国人民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抵抗运动”也仍在用与过去不同的形式而进行着。法共仍然是这一运动的核心。各阶层、各方面的法国人民团结在法共周围，逐渐形成一种浩大的群众力量。
法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和全世界人民的和平斗争是不能分割的，因此当前法国许多卓越人士都投身于和平运动，艾吕雅是其中之一。他是法国和平运动的主持人之一，法国西班牙协会的主席，法国希腊协会的发起人之一。在这一时期，也就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时期，他贡献了很大的力量于国际文化交流工作上。这是和平运动的重要工作之一。以法国人民的和平文化使者的身份，艾吕雅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六年间，跑遍了欧洲各国。其间一度出席洛克劳和平会议[15]，两次访问希腊的革命人民，并且到远远的南美洲去出席墨西哥的和平会议。一九五○年“五一”节，一九五二年纪念雨果、果戈理等文化名人，艾吕雅曾经两度访问了苏联。
艾吕雅正从法国人民爱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的身份，逐渐发展为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的积极参加者与歌颂者，他的逝世诚然不仅是法国人民的损失，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损失。
艾吕雅不仅是爱国志士，和平战士，而且还是一个杰出的诗人。苏联名作家爱伦堡在他的悼电中说：“艾吕雅证明了伟大的诗歌和我们这时代的伟大运动是可能结合起来的。”这就是说，艾吕雅的诗的艺术足可以配得上他的作品的伟大主题——爱国主义、和平运动。
任何人的思想意识，不能不决定于社会存在；而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各人所受的影响可能很不一样。时代给艾吕雅的影响是直接的，尤其在晚年他以勇敢的态度接受了时代的影响，他并没有想逃遁与躲闪。这就决定了他是怎样的诗人，决定了他的诗是怎样的诗。
他的诗应当划分为两大阶段：一九三六年以前是个人主义抒情诗的小天地；一九三六年以后他逐步走上十字街头，在他的诗篇中，愈来愈嘹亮地响彻着群众的步伐声。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从一九三六年以前的“个人的地平线”终于走到了一九三六年以后的“大众的地平线”。
《义务与不安》是他早年的一本诗集的题名，其实一九三六年以前的他的诗，不妨总题为“义务与不安”。因为不知道什么是他的“义务”，于是就使他非常“不安”。当然，在没有明确做人的义务以前，是不可能明确做诗人的义务的。一九三六年以前，“义务”对于他一直是一个问号，所有的在那一时期内所写的诗，基本上是盖着这个问号的烙印的。诗人曾用了大半生，四十多年之久，来追求那问号的答案。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已经发表了追求“纯洁”的理论：
所谓这是“美的”，那是“丑的”，这种无谓的说法和无谓的偏见，根源在于若干文学时期以来细磨细琢的错误；在于情感的亢奋，以及由此而来的混乱。我们试图保持绝对的纯洁，这是很难的……
使哓舌者满足的可厌的语言，死的语言，我们要压缩它，改变它成为娓娓动听，真正的，在我们之间可以交换使用的一种语言。
他始终相信诗歌的力量，始终相信诗歌是传达情感的利器。他的完全从事于写诗的一生，很显然地证明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必然是一个具有不抑制的、几乎和小孩子一般天真的、强烈地希望大家都爱他，同时他也爱大家的这种欲望的人。可是他从一九三六年以后，才逐渐明白这种无条件的“天真”的爱，在人剥削人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要实现人间真正的博爱，不是写几首诗就可以办到，而必须让诗歌服务于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而进行的实际斗争。艾吕雅早年希望用一种“纯洁”的语言，达到一种“纯洁”的境界；到了那儿，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才能自由流通，不受阻拦，不被歪曲。他不同意于唯美论者无谓地决定“美”、“丑”，并且更无谓地认定除了美以外别无目的。到底打算跟哪些人去“交流感情”，跟被剥削者，还是跟剥削者？跟劳动人民，还是跟统治者？这些问题也要等他参加了为自由与祖国的独立而战斗的人民的行列以后，才得到解决。
艾吕雅常把呈现在他想象中的许多意象加以精选，加以淘汰，而仅仅保留下最能令人回想起当时情境的“一弦一柱”；通过这样扼要的点触，诗人认为掌握了打开自己的情感之门，同时也是打开读者的情感之门的钥匙。艾吕雅所谓“诗的语言”，所谓“纯洁”的内容，除开意象的点触或堆砌，还包着一些别的东西。在一首题为《语言》的诗中，艾吕雅说：
我有平易的美，这是可喜的，
我在风的屋脊上滑溜，
我在海的屋脊上滑溜，
我成了富于感情的“语言”，
我再也不知道谁在领导。
在另一处，他又给“平易”下了定义：
我说平易，所谓平易
就是忠实。
——《诗与真理》（一九四二）
无论是意象的铺陈或点触，无论是格调的平易或忠实，均需要服务于表现正确的思想与感情，方始不至于落入空洞的探讨。几个简单的字，一个富于启发性的意象，要能成为打开读者感情之门的金钥匙，必须具备客观的条件。不用说，那就是存在于创作者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共同的社会条件。也就是两者之间得有某一些息息相关的通同之点。再说得明白一点儿，就是两者之间阶级利益的一致，阶级立场的一致。因此，不朽的名著应当无例外地在当时深深感动过多数的人们，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与积极的作用。后世的评价是根据当时的影响与效果而定的。
艾吕雅在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中，以及在稍后的争取和平运动中，都曾用他的战斗的诗歌，发挥积极作用，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他那时胸中焚烧着人民的感情，所以只要他加以忠实的表现，就是好诗。他那一部分诗歌在法国文学史，甚至在当前的世界文学上的重要地位是完全确定了的。给他确定这样的地位的人，不是少数“专家”，而正是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
等到艾吕雅明白了打开情感之门的金钥匙必须符合客观的条件，必须以群众的需要为基础，而不能由诗人一味主观，闭户造车，等到他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是他开始有了真正的政治觉悟。这已是一九三六年以后的事。从那时起，他开始走上成功的道路。
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五二年他逝世为止，这十六年之间的作品，无疑是他一生中所写的最成功、最重要的作品。我们这本“诗钞”所选译的几乎完全取材于这一个时期。按照作品的主要内容，这十余年的诗篇基本上可以用“政治诗集”作为总题名。首先，他歌唱西班牙人民在一九三六至三七年间的反法西斯斗争，对于人民敌人的暴行表示了深刻的愤恨。对于人民的最后胜利，对于美好的来日，表示热烈的希望与不可动摇的信心。[16]
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法国人民在法共领导下进行了反纳粹的“抵抗运动”。那一时期艾吕雅所写的诗，总的说，与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诗在主题上是差不多的。那就是：歌唱人民的斗争，憎恨敌人的残暴，表示坚定的信心。可是由于诗人在那些年头亲身参加了斗争，那一时期的诗与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诗，有显著的提高。这儿不再是对敌人的含混的憎恨，而是敌人的血腥暴行与丑恶嘴脸的具体暴露，例如《又愚蠢又恶劣》这一类诗篇；不再是远远地对人民的英勇斗争喝彩鼓掌，而是画出英雄和烈士们的有血有肉的面目来了，例如《合乎人的尺寸》这一类诗；不再是对最后的胜利表示相当缥缈的希望和原则上的信心，而是开始觉悟到人民胜利的必然性，例如在《勇气》这类诗中。总而言之，向现实前进了一大步，由比较抽象的概念，比较浮面的情感而进入更具体、更有生命的表现。而这些收获，显然不是空洞地追求形式上的“纯洁”的结果。
以上是指艾吕雅创作生活第二时期（一九三六年以后）的前两个阶段。到了第二期的第三阶段（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二年），也就是他一生最后的六年，他的艺术又有显著的提高。当然，这首先表现于诗的内容从爱国主义发展到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结合。到了那时，艾吕雅的作品里开始表现了一个比较明确而且正确的世界观。在这意义上，试将一九一八年所作的《和平咏》与一九五一年的《和平的面目》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从个人的地平线上，走到大众的地平线上”，变化是何等巨大而且显著。至于写敌人的凶狠与人民的英勇，可以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寡妇们和母亲们的祷告》这首诗中，看出已经不仅是正义的声援，而且是相当猛烈的战斗呼号。
因此，到了这最后阶段，不但在诗的内容方面，艾吕雅进一步体现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即使在形式上，也是他终生作品中最为明朗的部分。此外还有值得指出的一点，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反映了诗人的广阔的政治视域，从法国国内到全欧洲，从苏联到西班牙与希腊，有关于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政治性的事件，往往在他的诗篇里得到回响。显然，这不仅仅是题材广泛的问题，而是充分说明了诗人政治胸襟的阔大与政治热情的丰富，因为他那些诗的内容都相当充实，情感都达到一定的浓度。
尽管一九三六年以前，他的诗的总倾向是唯心的、个人主义的东西，而一九三六年以后的作品则是进步的、革命的作品；尽管前一时期的艺术面目是抽象的、玄虚的，而后一时期则越来越具体、明朗；尽管前后的区别有这样明显，这样巨大，也必须承认后期的艾吕雅的诗，在技术方面，是不可能不从早期的经验上发展出来的。因此也就是前期的诗在技术上做了后期的教训，同时也做了准备；而后期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受着前期的技术上的影响，无论在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但这并不是说，早期的形式主义的影响，在后期完全肯定地被保留下来了。正相反，后期的艺术上的成就，主要是在否定早期的形式主义影响这一斗争上发展出来的。
从很早就开始，艾吕雅专心在日常的语言中，来找寻、提炼他的诗的语言，也就是他所谓“纯洁”的语言。正如讨厌油头粉面、艳妆浓抹的“美人”一样，艾吕雅曾经声明他最不喜欢“诗化”的诗。《恶之花》的作者波德莱尔曾经宣称诗里边打动读者的因素在于“奇特”，艾吕雅偏说他欣赏于波德莱尔的地方，倒是他的平凡的方面。艾吕雅认为应当在生活的平凡的一面去挖掘真正的诗；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通过平凡表现伟大。平凡的表现使我们的感情更容易接近伟大，了解伟大，接受伟大。平凡的诗句才能最“忠实”地、最“纯”地表达伟大；在这意义上，平凡的诗句是伟大感情的钥匙。艾吕雅甚至说诗的任务就是使“不平凡的事物平凡化”，也就是说使人对于异常的事物发生亲切的感觉。因为据他的说法“只有平凡的事物才能深入人们的心；稀罕的事物往往从人们左耳进去，就从右耳出来”。[17]
事实上，在艾吕雅的最好的诗篇里，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些日常的字句，手面上的字句，到了他的笔下，就可以发挥钥匙的作用，深深激动读者的感情：
巴黎在挨冻，巴黎在挨饿，
巴黎街上没有烤栗子吃了……
——《勇气》
这两句“平凡”的诗，使纳粹占领下过着悲惨生活的巴黎人——尤其是巴黎的所谓“平民”，永远是艾吕雅心目中的知音者的“平民”——立刻情不自禁地怀恋起战前的巴黎，尤其是所谓“平民区”。在劳动人民挤挤攘攘的街上，充满着忙碌、热闹与乐观的气氛。冬天，这些街上常有推着装有炭炉的小车卖栗子的小贩，使空气充满烤栗子的令人流涎的香味，使忙碌的行人脸上浮现不知不觉的微笑，因为他们心里好像由于栗子的焦香而增加了些微的温暖。这是多么平凡的生活小景。但是对于生活在敌占区，挨冻、挨饿的老百姓，由这恍如隔世的烤栗子香味的记忆，不能不联想到他们失去了的自由与幸福，因此增加对于侵略者的愤恨。这正是这首诗所要达到的目的。这是艾吕雅写诗的手法的一方面；而这方面的典型的作品，首先应当举出《加勃里埃·佩里》[18]。
从“平凡”入手，也许不一定是写好诗的唯一保证，真正的保证应当是在典型的环境中，透过典型的事物，抓住典型的情感。不过典型的情感不宜于用滥调来表达，否则一定失去它的典型作用。艾吕雅常常企图通过“朴素”和“平易”来抓住最真挚的情感，用“朴素”与“平易”来提炼“平凡”的题材，使之成为通到不平凡的感情去的钥匙。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有时也有一些随手拈来不费气力的妙句。那些拈花微笑，恍惚若有所悟的妙句，也就是他早期作品中最吸引读者的地方；可是那些读者正是一些不进步的群众，不欢迎诗要言之有物，不要求“诗应当以实践的真理为目的”的读者。这也就说明了早期的所谓妙句，也多半是空洞无物的东西。
在另一方面，这些“朴素”与“平易”的笔法，在他后期的作品中，有时也还起了些肯定的作用。例如憎恨人民的敌人时，他用明快的诗句，以斩钉截铁的印象给予读者：
什么样的宝石也比不上
替无辜的人们复仇的愿望可贵
…………
再没有什么天气能比
叛徒们伏法那天早上更晴明
…………
如果对刽子手们宽大
世界上永不会有幸福
——《宽恕的贩卖者》（本诗选未收）
关于未来以及对未来的信心，他也有他的简洁的说法：
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主人，而我们的孩子
将永远是他们自己的主人。
…………
过去是打碎了的鸡蛋，未来是正在孵着
小鸡的鸡蛋，现在，那是我的心。
——《诗的大路和小径》（本诗选未收）
又如提到阶级友爱，战斗的友谊，他也有一些出色的句子，虽然译文很难完全传达原诗的妙处：
替大家工作的时候我是自由的
因为我知道自己被各人的光辉笼罩着
——《锡珪衣洛思》（本诗选未收）
有时在一首诗中有一句或两句非常突出，可是全诗并不很好。有时一句诗在原文非常精彩，可惜由于法文与中文究竟相距甚远，不易在译文中保存原来的光泽。不过艾吕雅有一些诗篇，因为整首的力量本来很充沛、结实，所以经过翻译以后，也还多少保存原来的生命。例如《自由》这篇尽人皆知的诗。这是艾吕雅最出名的作品，同时也是使他成为法国人民诗人的重要篇章之一。自由恰好使艾吕雅写诗的才能很顺手地发挥了优秀的一面。就大体说，这首诗的体例是很简单的，甚至相当单调的。所用的“材料”当然完全是手面上的，极“平凡”而且“平易”的事物。可是这首诗技术上的优点，正就在于它的亲切与朴素上。
失掉了自由的人们渴望自由，的确是一种念念不忘，寝食难安的情绪。法国青年批评家克洛德·鲁伊[19]说得很对，当时艾吕雅考虑如何能将被践踏在纳粹铁蹄下的法国人民渴慕自由的深刻心情，非常有力地，同时又非常亲切地表现出来。终于，他采用了写爱情诗的办法。
在我的练习本上，
在我的书桌上，树木上，
沙上，雪上，
我写你的名字。
全诗二十一节零一行，共八十五行，除了最后的一节稍有变化以外，其余二十节反复地说在什么东西上，“我写你的名字”。直到最后的一行，独立的一行，也就是第八十五行，才用所谓“画龙点睛”的办法，点出对象的名字：“自由”。这样，使这两个极其平常的字，发挥了出人意料的力量，充分表达了平凡中的不平凡。而全诗各节不嫌其烦，不嫌其单调，念经式的重复，正为了最后一声大呼准备气力，同时深刻地表达了对于自由的极其固执的向往，以及在向望中的迫切与焦急不安的心情。倘如把那首诗的最后两个字：“自由”，换成一个人名，一个真正的恋爱对象的名字，那么这首诗就立刻变成了动人的情诗。因为爱情是人人皆同的、强烈与真切的情感，以爱人的心情来表现爱自由的真切，是很容易被人所体会的。比方说，爱祖国如爱母亲，爱光荣如爱自己的眼珠，都是同样的力求真切的表现手法。
效果是这样：《自由》这部诗集一出版，喘息在纳粹铁蹄下的法国人民为之震动，甚至国境也拦阻不住这首平凡的诗的广大而强烈的震波。因为那时法国以及欧洲许多被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所蹂躏的人民，他们日夜渴想的爱人，不是别人，正就是“自由”姑娘。她是当时千百万人心目中共同的爱人。能够抓住这一点，而加以简单而有力的表现的诗人，不能不承认他是很大的艺术家。
正因为爱人是“自由”，是整个民族的自由，而不是毫无代表性的、个别的张三或李四，所以艾吕雅这首诗所起的作用决不同一首简单的情诗，而是伟大的战斗号召。事实上这首诗也曾成了登高一声万人响应的战斗呼喊，即使诗人并没有写：“杀呀！冲呀！自由万岁呀！”诸如此类的句子。当然，并不能说艾吕雅的办法就是唯一的好办法。但至少在当时当地，《自由》这首诗曾起了极大的作用，这一点是值得参考的。
历史的事实，和他本身作为诗人的亲切体会教育了艾吕雅，终于使他找到了正确的道路：认为诗人必须与人民大众一条心，必须与他们走同一条路，而且深入他们感情，然后才能以最精练的诗句表达诗人自己的感情，也就是人民的感情。只有这样的诗才有存在的价值。在一首歌唱矿工的诗中，他说：
矿工同志们，我在这儿对你们说：
要不歌唱你们有理，我的歌就毫无意义。
——《道德教训集》（本诗选未收）
一九五○年，艾吕雅被邀请到莫斯科参加“五一”典礼。在那儿，他发表了题为《诗歌——和平的武器》的重要演说，主要地提出了“凡有诗歌均为即事诗”的现实主义的理论。艾吕雅一生对于诗的见解，结论式地归纳在这一篇可以认为是他的“文学遗嘱”的文章里。那是一篇研究艾吕雅的重要文献，我们把原文译录在后，此地不再详细介绍。
从艺术形式上说，他的后期的诗篇也显然日趋明朗。早期的形式主义的痕迹眼看逐步被扫清。但是长期的形式主义影响的残留显然很难短期内洗刷干净。尤其，比方意象的堆砌，以及有些表现方式由于过分单纯化，显得有些抽象，以致妨碍了全诗的明朗性，在后期的作品中这些缺点都或多或少地存留着。这种倾向之所以残留——虽然在程度上与早期作品有了显著的区别，但是一时不能洗刷干净——基本原因仍然是他过分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追求一击便中要害的最富于关键性的意象，甚至最富于关键性的一行诗，一个字。由于金钥匙不是那么容易找到，有时最关痛痒的一句话，一个意象，如骨鲠在喉，欲咽不得，欲吐不能，急得诗人在一大堆近似的意象，或含有暗射的意象上打转。因为不能从正面入手把金钥匙抓住，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从侧面加以烘托。
所谓烘托，也不同于一般习惯的烘托法，而是超现实主义的老把戏之一：梦与现实的交错。也就是把一些毫无关联的事物，故意放在一起，使之发生突兀的印象，以及“此中有深意，欲辩已忘言”的奥妙。例如在他逝世前一年发表的比较重要的长诗《畅所欲言》，基本上是一篇比较明朗的诗，但是其中仍不免有些玄虚的意象：
表现成群的手，成荫的树叶。
彷徨歧途，没有个性的野兽，
肥沃、丰产的河流以及露水，
站起来了的正义，牢固的幸福。
在这一节诗里，按照超现实主义的荒谬的看法，问题并不在于前三行如何烘托最后一行的“正义”与“幸福”；亦不在于“没有个性的野兽”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暗射什么；而在于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意象连接在一起究竟给你一个什么印象。艾吕雅希望给我们的印象，据说不仅是视觉的想象，而且也是听觉的想象；甚至听觉比视觉要重要得多。这一切说明了艾吕雅的形式主义另一个主要错误，就是：诗的音乐性，诗的旋律，和作为诗的内容的思想与感情的逻辑性互相分离、互相孤立，而未取得一致。但他到了后期显然体会到这个严重缺点，而力求纠正。他逐步地寻求形式上的明朗的努力，主要表现在最后的几本诗集中的作品大量采用法国诗传统的格律这一事实上。在这一时期许多诗是用整齐的十二音诗写的。如果他能多活若干年，这种寻求内容与形式的明朗，与两者之间的和谐与一致的倾向，必然会得到更大的成就。一切形式主义的残余势力必得到进一步的洗刷。
阿拉贡非常注意艾吕雅后期的诗逐渐格律化这一事实。在纪念艾吕雅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中着重提出这一点，并且认为这是艺术形式上的个人主义的克服。在阿拉贡的提倡之下，目下法国最年轻一辈的进步诗人，正在掀起格律诗的热潮。总之，明确的内容要求明确的表现形式，这是艾吕雅从自己的甘苦中得来的珍贵的体验；同时也是作为新旧两时代过渡时期的桥梁的、伟大诗人艾吕雅所能遗留给受他的影响深而且广的、一群青年诗人的珍贵教训。
在他逝世前一年发表的一首长诗《畅所欲言》中，一开篇他就沉痛地检讨了自己：
做着梦，我随便流露出一些形象，
我糊涂一生，没有学好清楚地说话。
接着他表示了此后要如何更好地写诗，更进一步地深入生活，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斗争在一起。这是对的：要求“清楚地说话”，不仅是形式与技术的问题，首先还需要充实内容。可惜他未能像雨果似的活到八十多岁，年寿未允许他完成大志。
即使未竟全功，艾吕雅的诗在法国也还是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可见对于当前法国的读者，他的诗仍然是起一定的作用的。下列事实，可以证明。他逝世一年以后，在法国作家协会一年一度的“售书会”上[20]，他的作品在短短几小时内，销售的价值达一百余万法郎。尤其是诗集，这样畅销是空前未有的。
从另一意义上说，对于艾吕雅的艺术的明朗性，也就是说他作品中所表现的斗争性的强度，似乎不应该脱离法国目前社会情况，脱离法国人民革命现阶段的条件，而用一种悬空的“标准”去要求它。艾吕雅自己也很明白自己的历史任务及其局限性。一九五○年他在莫斯科所发表的演讲中曾经坦白诚恳地说：
……可能在你们眼中，今天法国诗人们的“政治诗”显得既落后于战斗诗的辉煌传统，亦落后于苏联诗歌的惊人的活动范围；那么，你们可以说我们（法国诗人）无非是先驱者——早就在望，然而尚有待于争取的一块土地的先驱者。
正如加里宁提到旧俄时代的文学与艺术时所说：“那时候艺术的力量是什么？那力量在于：伟大的艺术家们用他们的才能和技巧来表现他们所了解的人民的希望。他们在这一方面的成功是相当大的，因为在他们的时代，他们是俄国社会的进步的代表人物。”[21]诗人艾吕雅的一生勇敢地从“个人的地平线”，走向“大众的地平线”，挣脱了形式主义的艺术的圈套，指出了以诗歌做争取和平的武器的正确方向，他的光辉的范例，定必永远保留在法国文学史上，供后来者，做有益的参考。
艾吕雅的诗，除了极少的例外，一般均无标点。译文如亦不加标点，读者势必无从索解。因此，经过慎重考虑以后，由译者按照原诗意义与文句中的语法关系，加上标点。至于本书注释，除特别声明者外，均为译者所加。
一九五四年二月
[1]瓦雷里（1871—1945），旧译梵乐希。法国资产阶级抒情诗歌在没落中，有几个代表最后挣扎的重要诗人，瓦雷里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他主要诗篇有《水仙辞》《年轻的司命女神》等。内容抽象、玄虚；形式属于后期象征主义。
[2]克洛岱尔，生于一八六八年。为当代法国资产阶级反动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主要作品有诗歌与戏曲。以散文诗的形式歌颂天主教精神。早年曾任法国驻中国，继而驻日本的高级外交官。愈老愈反动，近年来甚至附和战争贩子，主张用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向“共产主义各国”进攻。
[3]阿波里耐（1880—1918），法国当代诗歌革新运动的主要诗人。作有《醇酒集》等。
[4]阿拉贡，一八九七年生于巴黎。法国共产党中委。当代法国最重要的革命作家。主要诗集有《碎心集》等，主要的小说有《共产党人》等。苏联“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两位外籍的副主席之一（另一位是郭沫若）。
[5]加西亚·洛尔迦（1898—1936），当代西班牙诗人中最富于天才的一个，生前致力于人民民主运动，一九三六年七月牺牲于佛朗哥的刽子手的枪弹之下。
[6]费尔南德·莱热，法国当代进步画家。
[7]爱不释手，坐卧不离，看而又看的书。
[8]见《译文》杂志一九五三年八月号，庄寿慈同志译文。
[9]亨利·巴比塞（1873—1935），著名小说《火线》的作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回来以后，他即大力从事于反战的宣传，希望人类不再遭战争惨祸。旋即认识到战争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存在，于是加入“法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热情、勇敢的卓越斗士。终于积劳成疾，病故于莫斯科。
[10]瓦扬-古久里（1892—1937），法国共产党党员，著名的作家、艺术批评家，《人道报》总编辑。曾来我国上海作短期寓居。在他的有名的散文集《我们一定让太阳出来》中，收有几篇深刻地同情我国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短篇小说。
[11]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均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法国（以及稍后在西欧）文学上所发生的反动的、颓废的、形式主义的倾向。
[12]安德烈·布勒东（1896—1966），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理论家，作品有《娜佳》。
[13]多美尼克·特桑谛，女记者兼作家，法国共产党党员。本文所引有关于她的各段均见她的报道散文集《我们选择了和平》。
[14]依夫·法奇（1899—1953），法国最重要的和平民主人士。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著名记者。大战时为地下抗敌运动主要负责人之一。战后一度任粮食供应部长。由于竭力反对法国政府附庸于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成为法国人民争取和平运动中的最孚众望的公众领袖之一。法国“和平运动”主席。一九五二年曾来我国，并赴朝鲜调查美帝细菌战罪行。一九五三年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不幸因车祸身故。《希特勒的战争在继续》是他有名的政治论战小册子之一。
[15]详见本书124页题注。
[16]主要地表现于《奎尔尼加的胜利》《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昨日的胜利者一定要灭亡》等三首诗。本诗选未录。
[17]以上各点均见于特桑谛所著的《我们选择了和平》一书。
[18]详见本书49页题注。
[19]克洛德·鲁伊，法国作家，共产党员。一九五二年曾来我国，参加“五一”节典礼以及四大文化名人纪念会。返国后，埋头一载，写了一本四百余页之《中国的钥匙》，对新中国表示了强烈的热情。
[20]法国作家协会是进步作家的组织。每年组织“售书会”一天，由各作家亲自到场为购书者签名。艾吕雅逝世后，由他的夫人多美尼克和挚友毕加索替他售书。
[21]见《艺术工作者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