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李若冰先生是1996年12月在北京开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认识的。那以前，只是仰慕，远观，眺望，从无机会近距离接触。那次文代会，我是陕西团最年轻的代表，而李先生时任陕西省文联主席，也是代表团负责人之一。很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先生是住在大楼最顶头的一个房间里，门是永远轻轻掩着，谁都可以进去跟他聊几句的。我开始不敢去，想着先生是那么大的作家，又是主席，我一个小编剧，怎么敢随便去敲先生的门呢？后来，见大家都去聊，也就大着胆子，敲门进去了。当时先生正坐在沙发上看会议文件，见我进来，先生欠了欠身子，准备起来，我急忙过去，把先生挡在了沙发上。我做自我介绍说，我叫陈彦。还没等我说完，先生就说：“知道，省戏曲研究院的编剧，我听杨兴（时任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多次介绍你。我看了代表花名册，你是咱们陕西最年轻的代表啊，才三十三岁。文代会代表是很高的荣誉，祝贺你呀！”先生说话语速很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先生始终面带微笑，尤其是那双眼睛，自始至终看着我，几乎一下都没移开，那眼神中，分明透着一种爱惜，一种欣赏，一种肯定。这对一个青年文艺家来讲，是一副多么重要的表情哪！好多年后，我还记得先生当时看我的那个眼神，我觉得那是我人生中见到的最美的一双眼睛，它充满了生命的善意，它与先生嘴里所说出的鼓励话语，是高度协和统一的。我后来常对别人讲，李若冰先生的眼睛，是清澈见底的。他在一个文艺青年三十多岁时，用最真诚、善良、恳切、清澈的眼神，激活了其创作的勇气与自信心。
文代会回来后，我与先生熟悉了，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后来省文联常召开一些创作会议，就老与先生见面，每次见面，先生总是要问：“陈彦，最近又在写什么呢？”语速还是那么沉缓，眼睛还是那么专注地看着我，没有一丝一毫应付的意思。我就回答创作想法，他静静地听我说完后，总是要说一句：“要注意生活，在生活中找故事，没有生活，写出来的东西，总是干瘪的。”有时他也会问“最近读什么书”，我一说，他会说，“都是好书哇”。他问我读过孙犁没有，我说读过。他问喜欢不，我说挺喜欢的。停顿了一会儿，他说：“孙犁有生活。”因此，在我印象中，他总是在强调生活。还有一次，也是在文联开会，那时我编剧的三十二集电视剧《大树小树》，在央视一套播出后，获得了电视剧“飞天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舞台剧《留下真情》也正热演着。会上，有人提到这两部作品，都给了很好的评价。先生就不紧不慢地插了一句话：“陈彦有生活。他的作品来自生活。”我似乎从他一系列谈话中，触摸到了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生活。
2001年12月，我们又去参加全国第七次文代会，在出发时，他又对我说：“陈彦，你这次还是陕西最年轻的代表。”我就笑着说，不年轻了，都三十八了。他笑笑说：“够年轻的了。不过下一届，我们应该有更年轻的代表了。”我从他不紧不慢的语气中，分明感到了一种对青年文艺家成长的热望与焦虑。这次文代会，我们更熟悉了，交谈不免就多了些。那一阵，我创作的舞台剧《迟开的玫瑰》在大学校园演得正红火，并且也才刚刚获得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大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等，他的话题，自然就多是在这个剧上了。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大会小会都在鼓励，几次分组讨论，也总是要点我发言，当我被突然推到文艺大家林立的场面上时，说话不免有点语无伦次，讲着自己那点创作感悟时，也显得不十分自信，常常找不到准确的表达词句。可先生总是面带微笑地看着我，直到我讲完最后一个字，目光一下也不离开，他在倾听，他在认真倾听，他在真诚倾听，不时还微微点点头，表示着他的赞赏，他的理解，他的看重。在那一刻，一个文艺青年内心燃烧的，是被组织、被师长、被文坛大匠所器重的感动。
那次开会回来，先生接受《陕西日报》采访时，再次提到我的创作，提到《迟开的玫瑰》，那篇采访发在《陕西日报》第一版右下角，我至今都记得那个版面的长条形状。这些工作，对于一个成熟的文艺家，也许已经不重要了，但对于一个正在爬坡的青年文艺家，却是不能不铭刻在心的事。因为这是一个重量级文化先贤的认同、褒扬与肯定。那段时间，省上文艺界在集中贯彻落实文代会精神，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能见面，当他得知，我正在以上个世纪50年代上海交大西迁西安为背景创作舞台剧时，就特别关心起这件事来，先后几次问到创作进度。我说还在准备阶段，已去上海交大住了三十五天，在西安交大也住了四个多月，一边阅读，一边采访，还没找到很好的路径。他非常沉静地说：“这是一块硬骨头，啃下来了，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对你挑战可能不小，恐怕还得从生活出发，看看有没有特别感人的生动故事。”这话我想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创作，必须从生动感人的生活故事出发。当把一件事先想得很大、很玄虚，真正落地以后，不再想得太大、太玄虚时，也许路径就在眼前了。我从西迁的一个普通家庭入手，从而折射出了成千上万西迁大军的生命精神。最终，一部先叫《西部风景》，后改为《大树西迁》的舞台剧，就呈现在观众面前了。
我跟先生毕竟不是一代人，平常接触也没有到忘年交的程度，认识先生，更多的是靠阅读他的作品，最早读的是《柴达木手记》，也是他享有文坛盛誉的扛鼎之作。文坛公认，先生开了西部散文的一代先河，是西部文学的拓荒者，也是“石油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始终把生命匍匐在大地上，用脚步丈量勘探出了生活的深度、广度与温度，他是真正从大西北荒漠、戈壁、森林、山川、河流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大作家，他的笔名就叫沙驼铃。我对先生始终怀有一种崇敬与仰望的心态，在先生去世后多年，我去先生家看望他的夫人贺抒玉老师，她也是当代一位重要作家，她与先生同样十分关心我的创作。在与贺老师的交流中得知，李若冰先生的童年、青少年时期，经历了人生的许多苦难，有些几乎是非人的磨难，以致他长大后，连准确生日都不知道，最后就以共和国的诞生日10月1日作为自己生命的开启。仰望着墙壁上先生的遗像，深深吸引我的，除一头的沧桑华发，更是那双饱含着对大地、生命、他人、亲情深深眷恋的眼睛。
对于眼睛，人类已经有太多精彩绝伦的认知，西方美术家达·芬奇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个说法流传最广。我们的先贤孟子，比达·芬奇早一千多年就说过：“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后边的话，译成白话是这样的：“眼睛不能掩盖一个人的丑恶。心中光明正大，眼睛就明亮；心中不光明正大，眼睛就昏暗不明，躲躲闪闪。所以，听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注意观察他的眼睛，他的善恶真伪能往哪里隐藏呢？”由孟子这段话，让我想到李若冰先生的眼睛，那真是一双清亮见底的眼睛，王阳明有四个字的格言——此心光明。从李先生的眼中，就能找到这四个字的注脚。我从一个文艺青年开始，有幸阅读了这双眼睛，这双来自文学前辈、来自权威的眼睛，里面没有丝毫霸气、戾气、火气、盛气、怒气、怨气、嫉恨之气，有的只是苦难之后的大气，磨砺之后的浩气，见过了大世面、大热闹的敛气，绚烂之后的静气，经久飞翔、按落云头后的平和之气。我从他的眼睛里，读到的是欣赏、抬爱、呵护、激励、支撑、托举。那里面没有任何作秀的成分，有的，只是一种情怀，一种生命的自然呼吸，那种呼吸，甚至是不需要让别人感到心跳与脉动的。
从很大程度上讲，一代青年的自信心，来自同时代长辈、先贤与权威的眼睛。一旦这些眼睛变得自私、冷酷、绝情、狭隘、鄙视、矫情、做作、欺诈、邪僻、伪善、瞒哄、作秀，尤其是自身都魂不守舍、游移不定、内里虚空，那青年的自信心树立，就需要费更大的力气了。
李若冰先生的眼睛很美，很沉静，很澄净，是一双最能折射出心灵光明的眼睛。
先生九十周年诞辰，先生的眼睛，仍在殷殷地、和善地看着我们这些晚辈，驮着文学艺术的辎重，咬紧牙关，艰难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