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延安十三年（1935-1948）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共从局部执政走向全面执政、从延安走向世界的重要时期。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中，许多国际友人给予中国共产党人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朝鲜、奥地利、印度、德国，甚至日本等国的友人。尤其大批英美记者来华加入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他们突破国民党的封锁来到延安，以耳闻目睹的事实向外界宣传报道中国共产党人在敌后抗日的英勇事迹。他们不仅认清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污蔑之词，看到了中共在边区的民主治理赢得广大民众的真诚拥护，而且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精明能干、品德高尚、官兵平等、无私奉献、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而奋斗的高大形象。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亲历了中国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过程，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成长壮大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有些国际友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些人甚至牺牲在中国，他们是中国人民永远的朋友，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和无私的国际主义情怀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铭记。

关于抗战时期英美记者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较多。首先是直接研究英美记者的相关专著，主要有张功臣撰写的《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1840-1949）》（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作者首次对1840-1949年来到中国的各国记者与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从早期传教士来华到外国记者参与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北洋政府统治、抗日战争和美苏冷战，作者对各个时期外国记者的经历和在具体事件中所起作用等做了详细评述，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外国记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重要参考书目之一。此外有朱纪华主编的《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5年版），作者们对美国、英国、苏联、波兰和瑞士的12位记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进行了详细梳理，还对美国军官卡尔逊和美军观察组的历史进行了介绍。还有英国学者保罗·法兰奇著、张强译的《镜里看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的驻华记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1年版），作者主要追溯了从1820-1949年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大量在华西方记者向世界发出关于中国的报道，他们成为全世界民众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传媒人。美国记者彼得·兰德著，李辉等译的《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作者主要撰写了六位在抗战时期来华的美国记者在中国的生平事迹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其中既有大家熟悉的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和白修德，也有我们不很熟悉的一头红发的瑞娜·普诺姆、伊罗生和史蒂芬，六人均参与到中国革命当中，其中两位年轻的女记者分别去世于苏联和中国西部，在中国革命史、中美关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在美国学者肯尼思·休梅克著的《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中，作者对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大量美国记者在中国革命中的活动进行了详细介绍，并且对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做了一些分析。

另外，学术界还有一些英文著作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在华记者的历史进行了详细解读。比如，麦金农和弗里森著的《报道中国——20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美国记者的口述史》①（加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此书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来中国的美国记者的经历进行了评论，尤其对美国记者来华的原因和在华新闻报道的情况，以及他们的新闻报道对国共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等进行了详细说明。他们的新闻报道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和限制，并不能揭示中国的真实状况。丹尼尔·H·贝斯主编的《外国人在中共敌后根据地：1949年之前》②（堪萨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87年版），此书是由来过延安的美国护士玛格丽特·斯坦利和作家海伦·斯诺协助完成的一本有关“延安会”③的综合传记，并且由海伦·斯诺做序。他们对来过敌后根据地的国际友人的名字进行整理汇编，认为所有这些人都应该是“延安会”的成员。此书谈不上是传记，只是对来华的国际友人的情况做简单介绍，很多国际友人来华的事迹不详，只是把他们的名字进行列举。此外，还有班尼特写的《中国的美国记者：幻想家和讽世者》④，帕特丽夏著的《卢斯时期的中国生活和时代印象》⑤等。这两本著作都是1990年在西方出版，但是没有找到原著，也没有中文译本，所以无法知晓具体内容。由此可见西方学者对在华英美记者的关注和研究成果很多，我们需要继续加强有关国际友人研究成果的翻译与介绍。

其次是在研究国际友人的成果中对在华英美记者有所涉及的著作，比如何玉林著的《国际友人在中国革命中》、任文主编的《国际友人在延安》（2014年）、郑生寿主编的《国际友人在延安》（1992年）、丁晓平著的《感动中国：与毛泽东接触的国际抗日友人》等，这些著作中包含了所有职业群体的国际友人，并且对这些国际友人在中国革命中的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中部分专著对国际友人进行分类式书写，如张注洪主编的《国际友人与抗日战争》一书，就把国际友人分为从事新闻采访、开展医疗活动、参加各项建设和置身战斗四种类型进行分析总结。

再次，有一些学术论文和硕博论文，比如洪富忠《1944年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再审视——以蒋介石及国民党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2015年第16期）；黄格林《抗战后期国际宣传处与美国驻华记者关系的破裂及其原因探析》（《新闻春秋》2016年第2期）和陈茜《延安时期中共的对外形象宣传——以到访延安的美国人士为考察对象》（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等，作者们对来华英美记者与国民党及国民党宣传机构的关系、在华英美记者对中共形象塑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最后是大量有关英美记者的文集、传记、著作和新闻报道成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比如《斯诺文集》《斯诺传》《史沫特莱文集》《斯特朗文集》，爱泼斯坦、斯坦因等人撰写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红色中国的挑战》等著作。有些著作还从来华记者的动机、记者群体的心理、与当时中国政府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使我们对在华记者群体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总体来看，目前学术界关于英美记者与中国革命的研究成果丰硕，尤其是英美学者的著作，他们能够运用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有些作者就是来华英美记者的子女，比如彼得·兰德就围绕他的父亲克里斯托夫·兰德担任驻华记者的经历而书写历史。中外学者通过研究驻华记者的经历及其新闻报道展示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无疑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研究重点集中在少数有名记者身上，比如对“三S”（斯诺、史沫特莱和斯特朗）等人的事迹研究成果丰富，而对于其他记者的个案研究成果较少。二是对到过延安的英美记者的历史并未进行一个系统的整理研究。对抗战时期大量到达中国、又不辞辛苦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延安的英美记者的活动只是作为他们在中国活动的一部分而书写，并没有系统深入地研究。对这些记者在与中共领导人交往和谈话的内容上，也只是进行少许的引用，并未进行一个整体的论述。即英美记者在延安有哪些活动？与中共领导人和民众的交往如何？双方谈话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记者们对延安以及中共的印象如何？这些内容都没有详尽的研究和揭示，本课题将弥补这些不足。

1935-1948年，来延安的英美人士有200人左右，他们中有记者、作家、医生、官员、军人、传教士以及科技工作者，其中就有我们所熟知的“三S”，也有很多我们不熟悉但的的确确到过延安、并在其中留下浓厚笔墨的英美人士。在这群人中，先后来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官员有45位①，被救助的美国飞行员大概有100多位。美国记者斯特朗曾经写道：“这个可供二十人使用的美军大院，在对日作战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曾经是美军收集全华北军事情报的中心。它安置过被日本人击落、但被共产党游击队搭救起来的一百多名美国空军人员。”②英美记者大概有30多位，英美作家、官员、医生、传教士和科技工作者等有20多位。这其中又以美国人居多，但由于史料的相对缺乏，我们对于一些记者来延安的历史知之甚少，这就需要我们找寻资料来还原这部分历史。

除过美军观察组成员和被救助的美军飞行员之外，英美记者是抗战时期来延安的主要人群。这些英美记者来华的目的不同，但是都对远东有着浓厚的兴趣，希望在身处抗战中的中国发现和创造更多新闻价值，在经历了上海、南京、汉口和重庆的繁华生活之后，对能否拯救中国的红星——神秘的中国共产党人充满好奇和向往，他们都希望能够亲自去揭示这些“游而不击”的“赤匪”的真相。借助英美记者的镜头，中共也希望中外民众真实了解这支坚决抗日、一心为民谋利的军队。在与来延安的大量英美记者面对面的交谈和交往中，双方建立了友好关系，奠定了中共与美国政府发展官方关系的重要基础。正是英美记者的宣传报道，使居于一隅的中国共产党人被世界认识、接纳和重视，中共最终在取得抗战与内战的胜利后建立新中国、走向世界舞台。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对来延安的27位英美记者情况进行全面研究。将十三年间来延安的英美记者的历史分为上、中、下三个篇章：英美记者打开红都大门（1935-1939）、中外记者团引发的“延安热”（1944年）、中国内战背景下英美记者的延安行（1945-1948）。笔者在搜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对来陕甘宁边区的每一位记者的生平、延安之行的缘由、在延安的活动、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谈话内容、延安之行的感受及意义进行一个总体梳理。通过书写英美记者的“延安故事”，彰显他们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和意义。

1935-1939年是英美记者揭开中共神秘面纱的时期，从“红星照耀中国”的埃德加·斯诺、“大地的女儿”史沫特莱、为七十位中共领袖立传的海伦·斯诺、后为蒋介石顾问的拉铁摩尔为代表的“美亚”杂志小组、首位到访苏区的英联邦记者贝特兰、一直到“在中国看到曙光”的乔伊·霍默，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到访延安的英美记者达14人，这是英美记者、也是国际友人来延安最为频繁而热闹的时期。1939-1943年，由于二战爆发，国共关系紧张，加上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加强对敌后根据地的攻势，国民党也趁机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埃德加·斯诺引发的“红区热”，使中外民众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本质日益不满。为了消除共产党人的影响力，国民党派遣30万大军重新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包围和新闻控制，这一时期来往延安的外国人几乎没有，我们可以称之为国际友人来延安的“空白期”，但英美记者并未放弃前往延安的努力。

一直到1944年，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俱乐部”的记者们不断地向国民政府请愿，并通过各国驻华使馆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要求前往延安。伴随着中国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中共逐渐成为英美等国家密切关注和不得不重视的抗日力量，国民政府被迫再次打开了延安大门。以中外记者团为代表，国际友人掀起了来延安的又一次热潮。随后，中共又迎来了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开启了中共与美国政府第一次“官方”外交的实践。同期而来的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团中，有6名外国记者，英美记者达5人之多，代表了英美各大报刊的力量，他们不仅在延安各地参观访问，还与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一起前往敌后根据地甚至华北地区的战争前线，用镜头和笔头记录了自己所见所闻，见到了朴实可爱、英勇奋战的八路军官兵和普通民众。通过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他们看到了这个政党所蕴含的无限潜力，他们预言中国的未来将由共产党人掌控。除过中外记者团中的五位英美记者，1944年还有2位美国记者来到了延安，他们分别是美国《时代》周刊的主笔白修德、重庆“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爱金生。白修德通过延安之行，认识到了中共统治区的进步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进而预言国民党正在衰落，美国最终会失去中国。爱金生作为美国在重庆记者群的代表，同时也是一位作家，通过延安访问对边区充满了赞美之情，在报纸上发表多篇文章，批判国民党统治的腐朽，让中国和世界人民清楚的认识到“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和中共进行合作，以此来加速中国战场走向胜利的步伐。

在1945-1948年，先后有6位英美记者来到延安。他们大多是乘坐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前来的，这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位美国记者早在1925年就来到中国，只是一直没有到达延安，这次延安之行，使她看到了中共在延安的一切活动，见证了中共在即将到来的解放战争中所具备的实力和民心。经由她笔下流传出去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名言，更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无比豪迈的自信。在延安及其他解放区的游历使斯特朗得出“中国的未来将取决于中国人民自己”的结论。作为美国远东政治家，罗辛格在解放战争刚刚爆发的1946年7月到达延安，在此之前，他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阐述了自己对于远东问题的看法：“在反法西斯战争还未结束之际的美国对华政策并不利于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现阶段中国政治形势十分严峻，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途径是促进国共之间的联合。”他的许多看法是在1944-1946年初发表的，访问延安之后，罗辛格认为中国到处充满着内战的危机，但是延安到处充满着和平的气息，这里是“中国进步的象征，中国光明的指针”。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先后在延安停留长达七个月的时间，见证了国共关系的演变以及马歇尔对国共矛盾的调解，在延安他看到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中共在政治上的民主作风。除此三人之外，还有斯蒂尔、德丁和弗莱明等，他们都见证了中国政治局势转折的变化，通过延安之行也让他们更清楚的认识了中国未来的走向。

英美记者来延安是中共与英美国家民间交往的开端和最早实践。延安十三年间，来延安的多位国际友人通过他们的笔头和话筒向世界揭示了神秘的中国共产党，中共也借此向世界展示了自身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对于英美记者来说，通过延安之行，通过与中共领导人、八路军官兵和边区民众的交往活动，他们对于中国的政治形势以及国共关系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在前往延安之前，他们对于中共的看法更多停留在“赤匪”这一层面上，从打开红区大门到引领热潮，他们对于神秘的共产党人经历了认识上的转变。尤其一些记者在国统区经历过红地毯般的隆重接待，到过延安后，便对国民党的贪污腐化和不人道的治理充满谴责和失望。英美记者奉行“眼见为实，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们用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事实证实了边区的政治民主、经济进步、军民团结和生活和谐，使得中共实力不断壮大的史实。所以在1944年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在英美记者的言论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说法，即中国的未来将属于中国共产党，民心向背是基本事实。尽管这只是部分人的看法，但足以看出延安之行对他们心灵的震撼，就连具有“反共”倾向的莫里斯·武道在访问延安之后也对延安充满了赞赏之情。毫无疑问，这27位英美记者是中共在延安时期历史的见证人，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向世界人民展示了延安的进步与中共的发展前景。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希望借用他们的笔墨讲好“延安故事”。

延安时期的英美记者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用自己的镜头和笔墨记录和叙说着历史，进而推动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进程。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五周年之际，我们编写《英美记者眼中的延安》一书，力图通过自身的努力向中外人民还原这段真实的历史，让中外人民深入了解这些为中国革命做出重要贡献的英美记者，他们的事迹已经成为红色延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将永远被人们铭记和传颂！

① MacKinnon, Stephen R. and Oris Friesen,China Reporting: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1987.

②Daniel H.Bays, Foreigners in Areas of China Under Communist Jurisdiction Before 1949,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c1987.

③“延安会”——一群未经正式组织、但曾前往敌后根据地的外国人（“延安会”一词出现于《外国人在中共敌后根据地：1949年之前》一书）。

④Bennett.A,American Reporter in China:Romantics and Cynics, the Guiford Press, c1990.

⑤Patricia Neils, China Image in the Life and Times of Henry Luce,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c1990.

①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人数最多时为45人。

②[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特朗文集3：中国人征服中国》，王厚康等译，北京出版社1987年，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