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散沙——山河破碎时的世道人心】
近代社会土崩瓦解，中华民族趋于崩溃边缘。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一败再败；自晚清到民国，国已不国。国力衰弱，风气败坏，士气低迷，人心涣散，中国沦落为一盘散沙。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大清王朝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时达到鼎盛，史称“康乾盛世”。按照西方统计，当时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令当时列为世界头等强国者如大英帝国也一直无法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虽然持续百年以上的好景并不短暂，但灾难来得十分突然。
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大英帝国凭借28艘军舰、15,000人的军队入侵中国，最后迫使大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银元。中国近代史由此开始。
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18,000人、法军7,200人长驱直入中国首都，将圆明园付之一炬。清政府被迫与俄、美、英、法四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后又被迫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战败，一纸《马关条约》使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两亿两。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国家虽然不少，拼凑的兵力却不足两万人，10天令北京陷落，此次中国赔款数额更是达到空前的4.5亿两白银。
一个被西方描述为GDP占世界1/3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什么会这样？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旧中国统治者昏庸腐朽、奴才透顶，不敢说“不”，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先后发布过四份宣战诏书：
1841年1月27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
1860年9月12日（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咸丰皇帝对英法宣战。
1894年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光绪皇帝对日本宣战。
1900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对诸国宣战。最后这次宣战的“诸国”，包括英、俄、德、法、美、奥、意、日、荷、比、西，共十一国。
如果以简单的敢不敢说“不”来诠释历史，该怎么解释呢？
先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大声说“不”的道光皇帝。道光皇帝上台后，看到朝风颓败，民风颓败，力图重整朝纲。他当时规定“宫中岁入，不得超过二十万”，他节约开支，就是要支援前方的禁烟，要备战，要和英国人打一仗。
1840年的鸦片战争，大多数人以为敢对洋鬼子说“不”的只有林则徐，事实并非如此。在1838年那场由28名督抚大员参加的禁烟大讨论中，有20名大员反对严禁，主张弛禁。但道光皇帝力排众议，坚决主张严禁，支持并起用林则徐。如果少数服从多数，禁烟之事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年就泡汤了。身在虎门的林则徐看到道光皇帝的朱批时，当场感动得涕泪横流，道光皇帝写道：“若能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不但卿等能膺懋赏，即垂诸史册，朕之光辉，岂浅显哉！而生民之福，政治之善，又非浅显。谅卿等亦不烦谆谆告诫也。勉之，勉之！朕拭目待之！”
对林则徐采取的种种禁烟措施，道光皇帝不但给予有力支持，甚至比林则徐走得更远。清军与英国人在海上交火后，道光皇帝颁旨，命令与英国停止贸易，对所有英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林则徐认为不妥，复奏道光皇帝，主张区别对待，不要一律驱逐。但道光皇帝不同意，坚决断绝与英国的全部贸易。
1841年1月27日，道光皇帝正式下诏对英宣战，要求“官民人等，人思敌忾，志切同仇，迅赞肤功，懋膺上赏”。
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大声说“不”始，却以屈辱称“是”结束。1841年1月27日的激昂宣战诏书，演变成了1842年8月29日无奈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五口通商，赔款2,100万银元。从此，开近代中国割地赔款之先河。
这才是历史的真相，也是历史的残酷性之所在：历史不记过程，只记结果。穿带补丁裤子的道光皇帝勤俭节约、励精图治，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是他签的，中国近代史耻辱柱上的第一人就是他。
但道光皇帝的失败并没有阻止后来者说“不”。最突出的是他的第四子，即继承其皇位的咸丰皇帝。
咸丰皇帝登基时刚刚20岁，血气方刚，立志为父报仇，给父亲雪耻。他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道光年间的主和派全部撤职，重新起用主战派，林则徐等人全部被重新起用，但是后来林则徐由于身体不好，病死在赴任途中。
咸丰皇帝上台以后也是学他父亲的做法，励精图治，希望重整朝纲，树直言进谏的倭仁为官场榜样，把太仆寺少卿徐继畲上疏中的“防三渐”作为座右铭：第一“防土木之渐”，即防止大兴土木，挥霍无数；第二“防宴安之渐”，即防止歌舞升平，吃喝无度；第三“防壅蔽之渐”。即防止言论堵塞，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
一时间，朝野人心大快，“人人颂祷圣德英武，迈古腾今”。
咸丰皇帝不但敢撤投降派的职，而且敢向洋人开炮。1859年6月25日，英法舰队向大沽口炮台进攻，清军还击，激战一昼夜。13艘英法军舰中，4沉6伤，官兵伤亡500余人，舰队司令何伯的腿也被炸断，联军竖白旗狼狈而退。
敢向洋人开炮的咸丰皇帝，还敢扣押洋特使。1860年9月9日，巴夏礼代表英法联军在通州与清政府谈判。咸丰皇帝恨透了巴夏礼，认为一切坏事皆由其策划，遂下令将巴夏礼扣留在通州，传谕各海口一律闭关，断绝贸易，准备决战。
1860年9月12日，清廷对英法宣战，声称“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要求“整顿师旅，调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
咸丰皇帝在北京一直坚持到英法联军即将兵临城下，然而坚持不住时跑起来又比谁都快，眼见“禁兵不足恃，京城不可守”，便不顾臣下的劝阻，天不亮就从圆明园仓皇出逃了。
在大沽口出过一口恶气的咸丰，一年零四个月后不得不吞下“恶果”——签订了《北京条约》，落到比他父亲更加狼狈的境地，不但导致了更大面积的割地和更多的赔款，而且英法联军将150年间用无数能工巧匠的辛苦血汗建造起来的圆明园洗劫一空，付之一炬。
龟缩于热河的咸丰皇帝在那里连发数道谕旨调兵遣将，只为保卫他的身家性命。待英法联军签约退兵后，他大大松了一口气，说：“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
那个当年大声说“不”，又是扣人又是宣战的皇帝，已经无踪无影，最终命丧热河。
之后，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同样演变成了后来的《马关条约》，更是空前地割地赔款：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
而庚子年间向十一国宣战的慈禧太后，前后反差更是惊人之大。起初为了表示决一死战的决心，她以通敌为罪名，杀掉了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这五位反对宣战的大臣，且都是“斩立决”；后来为了与“诸国”和好，她又毫不手软地令主张宣战的庄亲王载勋自尽，大学士刚毅（已身故）追夺原官，山西巡抚毓贤即行正法，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均定斩监候。先前“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豪言，变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媚语。
最后，最为慷慨激昂的宣战诏书变成了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天津海口至北京中枢的通道全被外人控制，国家防御名存实亡。
一次比一次败得惨，一次比一次损失大，一次比一次割地赔款规模大！
许多研究近代史的学者讲，“大清无昏君，大清无奸臣”，某种程度上是在说清朝败亡是非常特殊的，它跟中国过去历朝历代不一样。过去都是皇帝太昏庸腐朽了，房子都被白蚁蛀空，最后大厦轰然倒塌；清朝不是这样，从道光、咸丰、同治到光绪，没有一个皇帝不想励精图治，保住大清江山；清朝的那些朝廷重臣，不管是主和也好，主战也好，也基本都是从维护朝廷利益出发，没有里通外国、跟敌人串通一气的。
现在很多人说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道光皇帝昏庸，把林则徐撤职了，用了一帮投降派。其实这是历史对一个人的成全。道光皇帝把林则徐撤职了，从历史上成全了他，林则徐保住了他的英名。不撤林则徐，我们就能取得鸦片战争的胜利吗？这是中国历史最复杂、最痛苦的一部分，我们往往不能直面，通常是找几个替罪羊，说我们近代本来不错，就是几个坏蛋把国家民族给出卖了，要不然断不致如此。于是，整个民族就得到了精神上的解脱。这种寻找替罪羊的观念，使得我们长期也没能深刻地认识到历史的教训。
清朝到底为什么会败亡？说到底，是因为在新生的资本主义体制面前，封建体制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史籍记载，嘉庆、道光年间，朝风日坏。当时财政开支有一重要项目，即治河。但每年治河之费真正用于工程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皆被挥霍。官吏饮食衣服、车马玩好，无不斗奇逞巧，一次宴请常常三昼夜而不能毕。自元旦至除夕，各厅道衙门机关无日不演剧。“新进翰林携朝臣一纸拜见河督，万金即有；举人拔贡携京员一纸拜见道库，千金立至”。
道光皇帝继位后，尽管拼命节约，励精图治，但这对整个大清局势来说都无济于事。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很难受。清史记载：“上退朝后，负手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
《北京条约》签订后，那个终日流泪不已的咸丰皇帝在向热河逃跑时，却不忘记喝鹿血，非要带上自己养的一百多只鹿，经大臣苦劝，他才勉强作罢。
至于慈禧的若干历史细节，更能说明问题。
不可否认，不论慈禧太后还是同治、光绪，都意识到了海防对维护统治的意义越来越重要。慈禧曾称：“惟念海军关系重大，固非寻常庶政可比。”清廷既然如此重视海军，后来为什么又挪用海军经费去修建颐和园了呢？岂非咄咄怪事？
对慈禧而言，这一切并不矛盾，危机时用铁甲舰来维护统治，承平时用颐和园来享受统治，一切都是天经地义。所以她既主张大办海军，多购舰船，又对阻止她修园的大臣“喝滚出”，予以痛斥。清末政治舞台上，利益决定立场就是这样富于戏剧性。
再说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他是光绪皇帝的生父，主持海军衙门时，正值慈禧应撤帘归政、光绪亲政在即的关键时期。奕譞深知慈禧好专权，担心儿子光绪永远只能做个“儿皇帝”，也担心自己不慎惹怒慈禧，招致更大祸患，所以对慈禧谦卑谨慎，小心翼翼，甚至阿谀献媚。在这种心态下，海军衙门就成了他保全自己、成全儿子、刻意逢迎的平台。这就是奕譞出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时的精神状态。其最大心愿并非海军建设，而是如何使光绪皇帝平安掌权。于是，这个在同治皇帝时期坚决反对修建颐和园的人，在经过反复权衡之后，还是挪用了海军军费来修建颐和园。
深陷官场利害的不仅有奕譞，还有李鸿章。李鸿章也曾坚决反对修建颐和园，甚至婉拒过奕譞的提款要求，但他最终还是加入了挪用海军经费的行列，应奕譞要求，先从德国银行借款500万马克，约合白银90余万两；1888年，李鸿章又以海军名义从各地筹款260万两，支持颐和园的万寿山工程。李鸿章之所以加入挪款的行列，有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更有获得官场庇护的政治算计。
到底有多少海军经费被挪用，一直是笔糊涂账。传说有3,000万两，显然夸大了。较为接近的数字有两种：1,200万至1,400万两、600万至1,000万两。与其说这些经费是慈禧挪用的，还不如说是奕譞、李鸿章等海军主持者拱手相让出去的。当初筹建海军最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力；当初反对修园最力的人，后来别出心裁暂借、直拨、挪用、吃息筹资修园最力。
清末政治中这种极为矛盾复杂的现象，同样也出现在“帝师”翁同龢身上。
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师傅，甲午战争期间著名的主战派，也是李鸿章的激烈反对派。在修建颐和园这件事上，他暗讽慈禧是“以昆明（湖）易渤海”，意思是说，宁要休闲娱乐的颐和园，而不顾海防建设的生力军，其观点不可谓不尖锐。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位激烈的主战派，作为户部尚书，也在挪用海军经费，他不设法节减宫廷开支，反而将海军装备购置费停支了两年，用这些钱来缓解紧张的朝廷财政。翁同龢如此行事，既因多年与李鸿章深结宿怨的官场现实，更因满族中央权贵排斥汉族封疆大吏的朝廷背景。在“帝师”翁同龢及一批满族中央权贵的眼中，北洋水师就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主战”与“主和”的争斗，不过是由承平延伸到战时的官僚倾轧。
斗来斗去，吃亏的只能是夹在中间的海军。在内外利害纵横交织的形势下，谁也不会将主要精力投入海军建设。一个政权将如此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怎么能有效迎接外敌的强悍挑战呢？
在从安宁迅速转向灾难的过程中，不仅仅侵略成性、掠夺成性、喋血成性的帝国主义是推手，我们长期沉湎于安逸稳定而对风险与变局一片茫然的精神状态、对对手缺点分析详尽而对对手优点一无所知的思维习性、以眼前享乐和手中权势为主要追求而不管明天血雨腥风的利益格局，同样是灾难的来源。如“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描述的：“一切政事皆系苟安目前，敷弄了局……大臣偷安旦夕，持禄养交；小臣斗巧钻营，便私阿上。办事认真者，以为固执而不圆通；上书直言者，以为浮躁而不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