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阴谋”的类比

军事武力在越战时期遭人憎恨不已，现在却成为人道主义的代名词。“反对种族灭绝的战争必须带着暴怒去战斗，目的正是要打掉暴怒，”莱昂·韦塞梯尔（Leon Wieseltier）如是写道，他是《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文学编辑，“为了阻止种族灭绝，使用武力是第一手段，而非最后一招”。为此，韦塞梯尔不断示威抗议，反对为人道主义干预制订退出战略：

1996年，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一位生性犹豫又胆怯的人，竟炮制出一个所谓的“退出战略”：“在我们向海外派军之前，就应该知道如何以及何时需要把他们捞回来。”

莱克妄图在调遣美国部队方面扮演全知者的角色。“退出战略”学说，从根本上误解了战争的性质，更从普遍意义上误解了历史行为的本质。它以谨慎从事的名义，拒绝承认人类事件具有突变性。万事并非一开始就能预知结局的。

韦塞梯尔引用了卢旺达为例。100万图西人（Tutsis）在1994年的大屠杀中丧生，他认为，如果西方适时干预、阻止杀戮，即使日后陷入军事泥潭，肯定比已经发生的悲剧要好。韦塞梯尔，正像加顿·阿什一样，是20世纪90年代立场最坚定、道义上最有说服力的代言人之一，他写了很多文章来发泄他的挫败感。他认为，正是因为北约空中打击的有限和迟到，才没能把科索沃的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从米洛舍维奇的驱逐和灭绝政策中解放出来。针对塞族城镇的空袭，在他看来必不可少，但根据人道干涉主义者的看法，要出动地面部队才能解放科索沃城镇。克林顿政府在发动战争时犹豫不决的态度，客观上成了造成大规模苦难的同谋犯。

“理想主义者的工作，”韦塞梯尔写道，“已被压缩成仅限于抢险救援，以及灾难的善后处理。我们是在本应大投特投子弹的地方大投特投毛毯。”他说，克林顿政府发明的是一种不需要美国人死掉的战争，这是一种懦夫的战争，靠的是精密技术，民意和良心则被抛在一边。他预测道：“这个时代的免疫力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迟早，美国将不得不派遣士兵……奔赴那些他们将遭受伤害或死亡的地方。重要的是事业正义与否，而不是事业是否危险。”

事实上，入侵伊拉克的战争，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酝酿。当时美军自恃天下无敌，历史和地理因素对它都奈何不得，只要选对时机，放开手脚，一举出动地面部队，就将所向披靡。换句话说，正是这些理想主义者在声嘶力竭、激情四射地鼓吹对海地、索马里、卢旺达、波斯尼亚和科索沃使用武力。尽管像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亨利·基辛格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极力敦促美国保持克制，他们收到的反馈却只是越来越多的无情嘲弄。

然而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还是较少动用军事实力的10年，同时也是专门展示空中力量的10年。这是1991年从科威特赶走伊拉克军队的关键。当然，这种战例必须依赖于平坦广阔又很少下雨的沙漠地理环境，这样的地貌有利于取得高科技战争的胜利。

空中力量虽然表现出各种局限性，但在四年后结束波黑战争时仍然成为了关键因素，美军据此在科索沃完成了对米洛舍维奇的最后一击。阿尔巴尼亚族难民返回了自己的家园，米洛舍维奇的势力也被削弱到一定程度，最终在2000年被迫放权下台。仅凭人力无法“拔山”，这是美军最初不向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派兵的根本原因；但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拥有空中优势，陆军也能“力拨山兮”。

仿佛一时之间，在巴尔干地区刚要再次抬头的地理学派又被空中力量很快打压了下去。随后，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不断巡逻伊拉克禁飞区，让萨达姆成为笼中困兽，长达10年之久。因此，美国精英阶层在对军队的无比威力肃然起敬的同时，也对老乔治·布什和克林顿政府不在巴尔干使用军队义愤填膺，他们认为，这本可以制止20多万人遭受种族灭绝之害，更不用提发生在卢旺达的百万人大屠杀。这是一种有可能引向冒险主义的思维定式，实际上也的确出现了这样的结果。而且，这还会导致在未来的10年间对“慕尼黑阴谋”的类比之风减弱，而地理学说将重新恢复其应该受到的尊重和地位。

20世纪90年代，因为有了空中打击力量，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地图只剩下两维空间。但在阿富汗的群山中，在伊拉克的险恶小巷，三维空间将很快得到恢复。

1999年，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中，发泄情绪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韦塞梯尔写道：

克林顿拒绝把除掉米洛舍维奇这个恶棍算在他的战争目标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其前任（老布什）拒绝把除掉另一个恶棍（萨达姆）算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目标里，由此造成的后果，却正是由克林顿继承了。

1991年，近五十万美军势如破竹，距萨达姆·侯赛因只有几百公里之遥，布什总统却没有下令继续向巴格达进军。他的将军们刚刚结束自己零缺陷的战争，也担心出现伤亡。他们也考虑到伊拉克的“领土完整”，似乎政权崩溃的短痛给人民带来的损害，不亚于维持独裁统治已经造成的长痛，特别是对于北部的库尔德人和南部的什叶派带来的苦难。

在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想象中，中欧边界仿佛是无限长的，最远可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当然，事情本可以变得截然不同。2006年，就在政权崩溃之后，伊拉克发生了最恶劣的教派大屠杀，萨达姆曾在该国实施的暴力与之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韦塞梯尔还算良心未泯，他坦言美国人“有点操之过急”。他也承认，尽管他支持战争，此时也无话可说了。仍然有一些入侵的狂热支持者，不惜口舌地极力为自己辩解，但他毕竟还不属于这类人。

当年，我也支持伊拉克战争，曾撰文鼓吹并加入相关民间组织，敦促布什政府大举入侵。美军在巴尔干地区表现出的力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萨达姆直接或间接谋杀的人数远超过米洛舍维奇，加上断定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我的观点来看，当时干预的确是必要的；我同时又是一名记者，沉溺于自己的故事中不能自拔：20世纪80年代从伊拉克发回的报道，对于萨达姆的统治比起叙利亚的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更具压迫性的观察，使我有意促成萨达姆下台。虽然后来以色列的领土扩张一下子使许多人支持战争，但据我与新保守派和自由派人士打交道的经验，在这段时间里，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战报比以色列的情况更能吸引这些人的眼球。

对巴尔干的干预使美国赚足了战争红利，似乎验证了在外交政策上，理想主义的做法具有可行性；1995年对波斯尼亚的干涉则改变了辩论的主题，从“北约该不该存在”变成了“北约该不该扩大”。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允许北约最终扩大到黑海岸边，其影响不亚于“9·11”事件。

一些理想主义者对伊拉克的关注，是20世纪90年代激情的延续。虽然在潜意识里，这代表着地理学上的失败，但也由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之强大而可完全忽略不计。20世纪90年代，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西非国家被认为是值得期待的民主化候选国，尽管这些国家中也充满暴力行为，尽管其制度完善程度远远低于伊拉克。正是军队尤其是空军的力量，使普遍的价值观更显重要，甚至超越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理和历史经验。

“9·11”事件后，“慕尼黑阴谋”类比重新得到重视，在打破与萨达姆·侯赛因的僵局中也起了作用。人们惊奇地发现，虽然美国本土刚刚遭受了堪比“珍珠港事件”的大袭击，但该国的地面战争经验在1/4世纪以来已降到最低点，令人不敢恭维。此外，萨达姆绝非简单的独裁者，而是一个扎根于美索不达米亚古代文明中的暴君，在很多人眼中堪比希特勒或斯大林。他窝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至少一时间所有人都这么认为。有了“9·11”事件和慕尼黑阴谋的前车之鉴，再不采取行动，历史将永远也不会原谅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