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与地图的价值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最初几年遭受的惨败，印证了现实主义的箴言：想要在某个地方有所作为，当地的地理、历史和文化必然会产生阻碍。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观点曾经受到理想主义者的诋毁。然而，那些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人，最好不要过于强调越南战争的类比，以免矫枉过正，陷入孤立主义的泥潭，正如其导致绥靖政策的可能性一样。用中东问题专家福阿德·阿杰米（Fouad Ajami）的话说，越南战争的类比“经常会引起降低期望值的轻率偏见”。别忘了，慕尼黑会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内召开的。那场大规模战争的残酷性，使得张伯伦这样的现实主义政治家理所当然地设法避免历史重演，但这种形势对于心怀战争阴谋的国家来说，却是最适合不过了。纳粹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他们本就无所畏惧。

越南战争的例子意在限制，慕尼黑阴谋的例子意在克服这些限制。单独拿任何一个案例来作类比，都可能是危险的。只有正反两方面都得到妥善权衡，正确的政策措施才有保证。明智的决策者，会意识到其国家的局限性，懂得政治的艺术在于尽可能靠近边缘，又不至于从悬崖上失足跌落。换言之，真正的现实主义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一位政治家的性格所发挥的作用，跟他的智力一样多。

现实主义的鼻祖可以追溯到2 400年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Peloponnesian War）中的深邃见地，证明他对人类行为不抱任何幻想；现代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却是汉斯·J.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他于1948年出版的著作《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是其思想的全面总结。让我暂停一下，先来谈谈这本书。这是一位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德国难民的智慧结晶，可以为我的地理大讨论确立基调：为了正确看待地图的价值，现实主义至关重要，实际上，它正是将我们直接引向地图的力量。

摩根索一开篇就指出，世界“是人性中的本质相互作用的结果”。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人性的本质即恐惧（Phobos）、自我利益（Kerdos）和荣誉（Doxa）。“要改善世界，”摩根索写道，“我们必须与这些力量合作，而不要与它们对着干。”因此，现实主义者接受已经掌握的人类物质现实，不管它们多么不完善。“历史上的先例，比抽象的原则和目标有吸引力得多，能引导我们少做恶行，而不是实现绝对的善举。”例如，一个现实主义者会通过研究伊拉克历史上的族群图谱，而不是诉诸西方民主的道德戒律，来预测伊拉克推翻专制政权后将会有怎样的未来。按照摩根索的说法，良好的愿望几乎与正面的结果没有任何关系。

他举例说，张伯伦与大多数英国政客相比，在个人权力方面的考虑少得多，而是努力寻求所有相关者的和平与幸福，但他的政策给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带来了难以名状的苦难；另一方面，温斯顿·丘吉尔的任何决策都以个人和国家权力作为出发点，对此他从不讳言，但他的政策却意外地产生了无法想象的道德效果。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保罗·沃尔福威茨在主张向伊拉克派兵时，认定这将大大改善那里的人权状况，但结果却与其初衷适得其反。这一切说明，并不能仅仅因为一个国家采用民主政权，其外交政策就一定比专制政权更好或更开明。正如摩根索所说，“要满足民众的情感需要，就会无一例外地损害外交政策本身的理性”。

民主和道德根本不是一回事。“所有国家都禁不住用普世的道德目的来掩饰自己特定的愿望，很少有人能长期抵抗这种诱惑，”他继续说，“承认各国都受到道德的约束是一回事，而利用所谓的‘正义’在国际关系中谋求国家利益，又是另一回事。”

此外，国家必须要比个人受到更多道德约束。摩根索写道，“个人可以说这样的话……‘让正义得到伸张，即使世界灭亡’，但是国家没有权利以那些受庇佑者的名义这样说。”个人只对他的亲人们负有责任，他们会原谅他的错误，只要他出于善意；但一个国家必须在其境内保护千千万万人的福祉，一旦政策失误，不会得到任何谅解。

因此，国家必须比个人深谋远虑得多。

人性，即修昔底德所谓“恐惧、利益和荣誉的综合体”，造就了这个冲突和强权层出不穷的世界。对于摩根索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来说，冲突是意料之中的，无法避免，因此不必像理想主义者那样反应过度。他们理解，在人类的交往过程中，尤其是各国的互动之中，“支配”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摩根索援引罗诺克学院教授约翰·兰多夫（John Randolph）的话说，“单靠权力自身就可以限制权力”。现实主义者不认为国际机构是和平的关键，因为这些机构所反映的只是各个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平衡。这种平衡，正是“和平还是战争”的最终决定因素。

但权力平衡系统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按照摩根索的说法，每个国家都在担心可能误判了权力平衡，因此必须不断取得更大的权力优势，来补偿其万一出现的误差。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动因，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德国威廉二世和沙俄都试图调整权力平衡，以便对自己有利，结果严重失算。摩根索写道，正是由于普遍性道德良知的存在，即把战争看做“自然灾难”，而不是本国外交政策的自然延伸，最终限制了战争的频繁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