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活动轨迹的前戏

但是，我们必须先来认识地理学科的核心。英国地理学家W.戈登·伊斯特（W. Gordon East）写道，“成事在天，但取舍在人”。人的行动是有限的，受到地理上的边界所限制；但是，由于地域范围的广阔，人类可以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发挥其能动性。

事实证明，阿拉伯人与其他任何民族一样，有实现民主的能力，而利比亚部落和也门山脉的空间安排，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中也将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地理可以预知，而不是确定，因此它不是宿命论的代名词。但它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分布一样，是国家行为的主要制约和推动因素。

尼古拉斯·J.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伟大的战略家，耶鲁大学教授。他在1942年写道，“地理不用自辩，而是自明。”他用这样一段话阐释了他的观点：

地理是美国外交政策最根本的因素，也是最永恒的因素。部长来去更迭，连独裁者都死了，但山脉岿然不动。

乔治·华盛顿，率领其衣衫褴褛的大陆军，保卫着十三个殖民地，他的继承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掌握着整个新大陆，无数资源任其调度，但大西洋却继续让美国和欧洲分离，圣劳伦斯河港口冬季仍然结冰断航。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把俄罗斯拱手让给斯大林，他留下的不仅是权力，还包括他未完成的任务，那就是为俄罗斯争夺出海通道；而马其诺将军和克里孟梭则继承了凯撒大帝和路易十四对开放的德国边境的焦虑。

有人可能会补充说，尽管“9·11”事件震惊全球，但大西洋仍然很重要。事实上，正是大西洋决定了美国和欧洲奉行不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我们也同样可以说，俄罗斯直至今天仍然是一个不安全、不稳定的陆权大国，它渴求更多的出海通道。从一方面来说，俄国在13世纪是蒙古汗国入侵的受害者，只靠着时间、距离和天气这些自然因素逃过一劫；另一方面来说，因为欧洲、乌拉尔地区和东欧地区之间没有大的障碍，尽管人工边界柏林墙倒塌了，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依然存在，百年来并无变化。是美国通过支配整个大陆的资源，才最终保住了欧洲的和平。

的确，地理是人类活动轨迹的前戏。欧洲文明的重要来源是希腊的克里特岛和基克拉迪群岛，前者是“从欧洲独立出来的碎片”，是欧洲连接埃及文明的最近地点，后者则是与小亚细亚的最近地点。德国是陆权国家，英国只是一个岛国，这是欧洲历史不可争辩的事实。德国东西两边均无山脉保护，为了应对其危险的地理位置，它选择的道路从军国主义到当代的新型和平主义；而英国边界安全，面向海洋，可以比其邻国更早地发展民主制度，并与美国建立了特殊的跨大西洋关系，与它共享一种语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过，如果英国不是一个岛国，其军事制度将会与欧陆国家一样霸道，并且“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某个极权势力的受害者”。正是其地理位置保证了英国在历史上免遭最危险的入侵，并在几个世纪以来对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对岸的法国及其他低地国家的政治付出战略关注，使他们能够顺利发展。一切事实均表明，国际事务的构成往往以地理为基础，而我们却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为什么中国无论如何都比巴西更重要？是由于地理位置。即使巴西与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同一水平，人口同等规模，它也没有像中国那样掌握着连接海洋和大陆的主要海上交通线；它也不像中国大部分地区位于温带，享有更健康的环境和更令人精神振奋的气候。中国面临西太平洋，内陆纵深，与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的中亚接壤，而巴西的地理优势则比较小。它孤立地处于南美洲，从地理上就与主要大陆分离了。

非洲为什么这么穷呢？虽然非洲是世界第二大陆，面积是欧洲的五倍，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海岸线却只有其总长度的1/4。这条短短的海岸线上缺乏天然良港，东非的港口虽与阿拉伯和印度交易频繁，却只算是个例外。此外，非洲的河流很少能与海洋通航，它们从内陆向沿海平原顺势而下，形成一系列瀑布和急流，这也造成了非洲内陆与沿海的隔离。

检视世界上最贫穷经济体的清单，内陆闭锁型国家所占比例很高，尤其是位于北纬与南纬23.45°之间的热带国家普遍较差。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分布在中高纬度地区。借助温带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东西向的欧亚大陆实现了良好的科技扩散效果，因为共同的纬度和相似的气候条件最适宜科技传播和创新，移栽的植物和驯养的动物也容易成活，这使得它将南北向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远远地甩在后面。明明是土壤肥沃、足以养活稠密人口的地方，却成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也就毫不奇怪了，因为那里远离港口，铁路也无法到达，不具备经济发展的条件。印度的中部和内陆地区，也是很好的例子。

在总结地理决定论时，已故地理学家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还观察到一个现象：“梵文的舌头在海拨500米时就会冻僵，人们不得不保持沉默”。也就是说，印度文化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低地现象。还有许多例子，都可以说明地理如何以微妙而明显的方式从各个方面影响某一民族的命运，许多例子都很有传奇色彩。在研究的进程中，我会逐渐谈及它们。

在继续讨论之前，让我先提一下美国的例子。正是地理帮助美国保持着繁荣，这可能也是美国泛人本利他主义（pan-humanistic altruism）的最终原因。正如美国首任副总统约翰·亚当斯指出的那样，“没有人给美国人以特殊恩赐，大自然对待他们与其他人没有两样”。

历史学家约翰·基冈（John Keegan）说，美国和英国倡导自由，只是因为海洋保护他们“免受那些来自大陆并威胁自由的敌人的骚扰”。20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的军国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地理环境的产物，而不是国民性格使然。对此，美国人总是怀有优越感。在拥挤的欧洲大陆上，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和帝国彼此毗邻，一旦发生军事误判的事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海洋全身而退。因此，在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上，普遍的道德不适用，他们不得不以精良的武装力量彼此对抗，直至二战后由美国主导霸权。两大洋不仅给了美国人理想主义的奢侈，还让他们轻而易举地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两条政治和商业动脉，横跨大西洋可到欧洲，横跨太平洋可到东亚，美洲大陆的财富就置身其中。然而，也正是这两大洋，把美国同其他大陆隔开数千里，给美国种下了孤立主义的毒株，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1940年欧洲国家体系崩溃，也未能使美国立即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在1941年日本突袭珍珠港之后才断然应战。战后美国再次从世界事务中撤回，直到苏联不断侵略扩张，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才迫使美军重新回到欧洲和亚洲。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外交精英们就一直在准孤立主义和理想化心态的干预主义之间左右摇摆，所有这一切从本质上说，都是因为两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