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渐褪去的盔甲

一小时之后，蒂姆和萨米开始给那个罗马尼亚女孩做手术。当蒂姆和萨米缓慢地将肿瘤移除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背靠着墙坐在凳子上。当他们使用显微镜时，手术室的灯光被调得很昏暗。听着熟悉的声响，看着手术静静地进行，我有些困了。各种声响交织在一起：麻醉监测仪发出的“哔哔”声，呼吸机发出的声音，吸管从大脑里吸走肿瘤时发出的“咝咝”声，以及蒂姆指导萨米和助理护士艾格尼丝的声音。“有齿镊……组织镊……止血……艾格尼丝，请注意碎片……萨米，你可以吸一下这里吗？……那里有一点出血……啊，好了……”

我也可以听到手术台另一端两位麻醉师的低声交谈。他们坐在麻醉机旁的凳子上，机器的屏幕上是一系列色彩明亮的线条以及红色、绿色和黄色的数字，这些是这个女孩的“生命机能”—她心肺功能的信息。远处，手术室的准备间里不时地传出一阵阵笑声和交谈声，那是护士们正在为下一个手术准备器械。她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工作了多年。

我会怀念这一切吗？我问自己。多年以来，这样一个奇特、怪异的地方已成为我的家。在这里，人们切开活人的身体，就我而言，就是切开人的大脑。这里没有窗户，异乎寻常地干净，装有空调，灯光明亮，手术台位于房屋中间，周围是各类仪器，上方是两个巨大的圆形手术灯。几周之后，在我正式退休之时，我是否会毫无遗憾地离开呢？

很久以前，我认为大脑手术非常精细，因为它代表着最高形式的手脑并用，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我还认为脑外科医生一定聪明绝顶，能够洞悉生命的意义，因为他们的工作对象是神奇的大脑—一切思维和感觉的基础。年轻时，我简单地认为大脑是产生有意识的思维与感情的物理构造，是可以被了解和解释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我们对于是什么样的物质和结构让我们产生了意识、思维和感觉一无所知。这个简单的事实让我对大脑的惊叹与日俱增。但是我知道，我的大脑会像其他器官一样逐渐衰老。这让我感到困惑，那个“我（大脑）”正在衰老，而它会变成什么样我又无从知晓。我的双手布满皱纹和黄褐斑，而使用它们做手术曾是我人生的主题，所以我很想知道如果对我的大脑进行扫描，扫描结果会是什么样的。我担心自己会得老年痴呆症，我的父亲当年就死于此病。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的大脑扫描图像看起来像一块瑞士奶酪，满是孔洞和空隙。我知道我非凡的记忆力已一去不返，因为我现在常常需要很费劲才能记住人的名字。

对于神经科学的了解也使我对于任何形式的“来生”不抱幻想，也不会自我安慰地认为那随年龄一同老去的大脑有朝一日会恢复如初。我知道一些神经外科医生相信灵魂和来世，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和那些垂死的人认为自己仍有活下去的希望没什么两样。然而在想到我的本性时，我找到了些许安慰。我的自然属性，那个脆弱的“我”在用清晰的思维写下这些文字时，就像是在深不可测、由电化学物质构成的海面上进行一次前途未卜的航行。每天晚上，这个“我”又会在睡着时没入海面之下。这经历了无数个百万年进化而成的大脑与宇宙同样的神秘。

除了因大脑的脆弱而感到沮丧，我也知道脑外科医生的工作并不能让人对生活有更深的理解。在我结束职业生涯之时，我并不是感到幻想破灭，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失望。较之于大脑的工作方式，我对自己容易犯的错误以及脑外科手术的粗犷（常常必须粗犷才行）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当我坐在那里，后脑勺靠在手术室冰冷洁净的墙面上时，我不知道这些想法是否仅仅是一位脑外科医生对职业的倦怠。

那位女士的肿瘤正从颅骨下部一个叫作颅后窝处的脑膜⁽¹⁰⁾向外长，紧挨着其中一个硬脑膜静脉窦。硬脑膜静脉窦就像排水管一样，持续不断地将大量的深紫色缺氧血从大脑向外输送。而这些血被心脏泵入大脑时还是亮红色的，在流入大脑数秒钟之后，四分之一血液的颜色都会变暗，因为血液中的氧气被输送给了大脑。思考、感觉、情绪以及我们对身体的控制（这些活动多数都是无意识的），都是以氧气为动力的高耗能过程。去除肿瘤有撕裂静脉窦的风险，一旦撕裂，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大出血。因此，我彻底消毒，在最后20分钟帮助蒂姆完成手术。灯光下，我们小心翼翼地将肿瘤从静脉窦的边缘剥离，避免将其刺穿。

“我认为肿瘤已经被完全移除了。”我说。

“我没有时间再给威廉先生做手术了，就是那个额叶肿瘤患者。”蒂姆说，“一点钟我就要去门诊。我很抱歉，您能否给他做手术呢？移除尽可能多的肿瘤，再为他争取一些时间。”

“我想可以。”我回答说，但事实上我并不喜欢给不太了解的病人做手术，而且我也不确定手术是否真的是病人最好的选择。

然后，蒂姆去出门诊了，萨米完成手术的收尾工作。他将树脂黏结剂填入女孩颅骨上的洞里，又将头皮的表层进行缝合。一小时之后，威廉先生被推进手术室隔壁的麻醉室。我想他应该有40多岁，胡须稀疏，脸色惨白，表情茫然。他穿着白色长筒的静脉曲张袜，脚指头从袜子末端露出来，伸出手推车的边缘，可以看出来，他身材高大。

“我是亨利·马什，高级外科医生。”我低下头看着他说。

“啊！”他说。

“我想蒂姆·琼斯把事情都跟您解释过。”我说。

过了很长的时间他才答话，似乎之前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思考。

“是的。”

“您有什么想要问我的吗？”我说。

他哧哧地笑了笑，然后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没有。”他最后回答道。

“那么，让我们继续吧。”我对麻醉师说，然后离开麻醉室。

萨米正站在手术室的电脑旁等我，电脑的显示器安装在墙面上，从屏幕上可以看到病人的脑部扫描图像。他已经把威廉先生的头部扫描图像显示在屏幕上。

“手术怎么做？”我问。

“马什先生，肿瘤的范围太大，没法移除。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取下肿瘤的一小部分进行活组织切片检查，以便于进一步诊断。”

“我赞同，但是活组织切片检查的风险是什么？”

“大出血或者感染。”

“还有其他的吗？”

萨米犹豫了，但我没有等他回答。

如果大脑本身就有肿胀的话，取出一点点肿瘤就会让肿胀的情况更加严重。病人会在术后死于“锥形变化”，也就是说，大脑会因为肿胀而将自身挤压出空间有限的颅骨，其中一部分会从大脑与脊髓连接处，一个叫作“枕骨大孔”的开口挤出，从而呈锥形。如果不被及时发现，这个过程无一例外都会导致病人死亡。

“我们需要取出足够多的肿瘤，给术后肿胀预留空间。”我对萨米说，“否则就会像是踢了马蜂窝一样，后患无穷。不管怎样，蒂姆说他打算尽可能多地移除肿瘤，这可能会稍稍延长他的生命。你想采用什么样的切口？”

麻醉师正在对威廉先生进行麻醉，同时给他失去意识的身体插入必要的线和导管以及体征检测设备。我们俩一边等待，一边就如何打开威廉先生的头骨进行技术性的讨论。

“打开他的头骨，”我叮嘱萨米，“看到大脑时就叫我一声，我就在那个有红色皮沙发的房间里。”

扫描显示，肿瘤已浸润威廉先生左脑额叶的大部分区域，看起来就像是灰色大脑中一片正在向外扩散的白云。这类肿瘤只会成为大脑的一部分，而不会替代它，癌细胞侵入大脑的软组织，在白色的神经纤维与灰色的脑细胞之间迂回前进。癌细胞就如木屋里的蛀虫一样，虽然在侵入大脑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脑仍能正常工作，但是被虫蛀噬咬的房屋终将倒塌，大脑最后也同样会衰竭。

躺在休息室的红色皮沙发上，我有些焦虑。如同之前每一次等待手术时一样，我渴望退休，渴望逃离这些年来我不得不一直面对的病人的痛苦。但同时我又害怕离开，“一切都会从头开始。”我再次对自己说，但我的时间已所剩无几。这时召唤我返回手术室的电话响了。

左侧额叶的开颅做得干净利索，威廉先生的前额已与头盖骨剥离，被夹子和无菌橡皮筋固定着向前翻开。除了有一点满以外，他的大脑看起来没什么异常。外科医生用“满”这个词来描述大脑的肿胀，威廉先生的大脑从萨米在头盖骨上锯的开口处稍稍有些溢出。

“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是吧？”我对萨米说。“肿瘤范围太广，而且大脑有一点满，我们需要取出相当多的肿瘤来确保他能够安全度过术后的危险期。你想要从哪里开始？”

萨米用吸管指着大脑裸露面的中间。

“额中回？”我问道，“嗯，可能吧。但是让我们先去看看扫描图像吧。”我们走到房间另一侧，10英尺⁽¹¹⁾外的电脑屏幕前。

“看！这一侧呈楔形。”我对萨米说，“我们应该从略高于这儿的地方开始。但从扫描上看，大脑有些向外突出，所以我们还不得不往里再深入一些。”

我们回到手术台旁，萨米使用电凝镊在威廉先生的大脑上烧灼出一条线，电凝镊的尖端带电，主要用来烧灼流血组织使其止血。

“把显微镜拿过来。”我说。护士调好显微镜之后，萨米轻轻地将吸管和电凝镊伸向大脑。

“看起来挺正常的，马什先生。”萨米有点焦虑地说。尽管我们已经以各种方式检查核实了我们打开的确实是患病一侧的大脑，但此时此刻，我还是会如往常一样，陷入一种短暂而彻底的恐慌。我不得不迅速地安慰自己说，我们打开的的确是正确的一侧，也就是威廉先生患病的左侧大脑。

“嗯，低级别肿瘤的麻烦之处在于，它看起来、摸起来似乎都和正常的大脑一样。下边让我来吧。”

我开始谨慎地轻戳这位可怜的先生的大脑。

“是的，它们看上去和摸起来都完全正常。”我说，从显微镜里看着这些光洁无瑕的白色物质，我有些恶心。“这里应该就是肿瘤所在的部分了，扫描图像上显示有大量的肿瘤。”

“一定是的，马什先生。”萨米恭敬地对我说，“手术导航系统或者冻结切片对定位肿瘤的位置有帮助吗？”

这些技术手段应该消除我对肿瘤所在位置是否正确的疑虑。理智地讲，我应该已经找到肿瘤了，至少，已经找到了被肿瘤浸润的大脑区域。

即使是再轻的拨弄也会让大脑肿胀，威廉先生的大脑开始扩大，并且开始从已打开的颅骨向外冒出，这是不祥的征兆。在开颅（打开某人大脑的医学名称）手术结束时，医生会使用小金属螺钉、小金属片将颅骨固定，再用针将头皮缝合，这时颅骨就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成为一个封闭的“盒子”。如果大脑在术后有严重的肿胀，颅压就会急剧升高，导致大脑窒息，病人会随之死亡。在脑外科手术时，如果无法将肿瘤全部移除（特别是像威廉先生这样的情况，肿瘤长在大脑本身之上），术后必然会出现脑水肿。在这种情况下，移除足够多的肿瘤从而给脑内的肿胀留出足够的空间至关重要。这样，病人术后就不会因为颅压过高而出现危险。但是你又总会担心肿瘤移除过多，进而导致病人苏醒之后情况比手术前更糟糕。

我还记得两个类似的病例，接受手术的两个病人都是年轻女性。那是在我职业生涯刚开始的时候，经验不足让我畏手畏脚，未能取出足够多的肿瘤。两位病人在术后24小时内都死于脑水肿。后来，在类似的病例中，我学着更大胆一些，实际上，做这样的肿瘤手术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但两位女士的死亡告诉我，不移除足够多的肿瘤的风险会更大。当时两位病人都罹患恶性肿瘤，即使手术非常成功，她们存活的希望也非常渺茫。回首过去的30年，在看过太多的人死于恶性脑瘤后，那两个悲剧性的病例也就没有当时那样令人伤心了。

“再糟糕也不过如此。”我一边忍着心中的不适，一边开始移除威廉先生几立方厘米的大脑，吸管发出的啜吸声令人难受。这个手术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吗？这看似简单的手术，这邪恶的肿瘤，改变了一个人的本性，毁掉了他和他的家人。现在就滚蛋吧。

显微镜下的吸管被我的手无形地操纵着，吸走威廉先生大脑里的肿瘤。我告诉自己我以前从未曾惊慌过，以前，我只会耸耸肩继续手术。但是现在，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的职业生涯即将告终，我感到多年来在心理上保护我的盔甲正在逐渐褪去，我和面前的这个病人一样，被剥得一丝不挂，变得异常脆弱。类似的惨痛经历告诉我，威廉先生有可能死于手术，但是我很难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知道在遥远的过去，一些外科医生会这样做。但是现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已迥然不同，在这样的时刻，我总是痛恨我的工作。我们思维的物理属性—思维与大脑令人不可思议的统一，不再是一个让人心生敬畏、激励人心的奇迹，而是一个残酷可憎的笑话。透过橡胶手术手套，我能看到自己手上褶皱的皮肤，它让我想到我那罹患老年痴呆症、慢慢走向死亡的父亲以及他的大脑扫描图像。

我继续操作吸管移除肿瘤，威廉先生的大脑开始慢慢地收缩回颅腔内。

“空间足够了，萨米，”我说，“请开始缝合吧，我去把他的妻子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