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监护室里的小插曲

术后醒来，皮特的感觉良好。虽然他的声音嘶哑，但是能够正常的咳嗽，所以我不担心他会有呼吸的困难。

当夜晚些时候，我回到医院察看他的术后情况。许多时候，我都会在晚上来医院，因为我住得很近，来去比较方便，而且在手术前后，病人们也希望能看到我。实施轮班工作制后，医生的工作时间是固定的，我这样做也是对该制度的抵抗。因为如此一来，医学不再被看作是一份事业，而只是一份职业。与我一样，很多医生似乎都对医学有着相同的期望。

我走进仓库一样的重症监护室，找到皮特的床位。床位设在屋子的两侧，排成两列，床尾有一个护士，床头竖立着高科技监测设备。

“他怎么样？”我问护士。

“挺好的。我们给他插了一个鼻胃管，以防他呼吸……”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很多，眼前的这个我并不认识。

皮特清醒地坐在床上。令我惊讶的是，他插着鼻胃管，管子固定在脸上，从鼻孔朝上插入，再向下穿过喉咙进入胃部。这让我非常生气，因为他根本就不需要这根管子。插管过程非常难受，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的妻子曾有过相同的经历。这样做也并非完全无害，曾经也有记载，一个医生不慎将管子插入肺部，导致病人因吸入性肺炎死亡。不得不承认，插管引起的并发症很少见，但是在这样成功的手术后，他们还是决定给他插鼻胃管，这让我怒不可遏。我没有任何理由去责备护士，因为这是值班医生的决定，很明显，他没有我经验丰富。我询问皮特感觉如何。

“比想象中的好。”他的声音有些嘶哑，反复向我表示感谢。我向他道晚安，并告诉他，那根让人难受的鼻胃管会在第二天早晨被拔掉。

“我知道病人的鼻胃管不是你插的，但是能请你把它取出来吗？”

“我很抱歉，马什先生，语言治疗师检查过之后才可以。”

几年前，语言治疗师开始不仅仅负责言语有困难的病人，也开始负责有吞咽问题的病人。我不是语言治疗师们喜欢的神经外科医生，过去，当语言治疗师拒绝取出那些我认为没有必要的鼻胃管时，我和他们有过几次争执。结果是，不论我怎么抗议，一些病人在住院后还是被插入了鼻胃管。

“把它取出来，”我咬着牙挤出这几个字，“他不需要鼻胃管。”

“很抱歉，马什先生，”护士礼貌地回答道，“我不能那样做。”

我周身燃起强烈的怒火。

“他不需要这根管子。”我大喊，“我给他做的手术，他的脑干和颅内神经完好无损，咳嗽并非不好的征兆……请把这该死的管子取出来，这是绝对安全的，我来负这个责任。”

“我很抱歉，马什先生。”这个倒霉的护士又开始道歉了。愤怒战胜了理智，我完全失控了。我猛地把脸伸到他的面前，用拇指和食指夹住他的鼻子，愤怒地拧了拧。

“我讨厌你们。”我喊着，转身去最近的水池里洗手，虚弱、愤怒、充满挫败感。医院要求医生在接触病人之后必须洗手，我认为，在与同事发生冲突后也需要这样做。权威的渐渐消失、信任的削弱、医疗业出现的令人难堪的衰退，多年来所累积的种种沮丧与不快在瞬间爆发。我想这种爆发是因为还有两周我就要退休了。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以及强烈的羞耻感，我冲出病房，萨米跟在我身后，留下一小群惊愕不已的护士站在皮特的床前。工作时我并不经常发脾气，也从未与同事产生过争执。

我慢慢地平静下来，那天晚些时候，我回到重症监护室向那位护士道歉。

“十分抱歉，”我说，“我不应该如此粗鲁。”

“发生的便无法挽回。”他回答。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想知道他是否已经向官方投诉，当然，他完全有权利这样做。那天要下班时，我收到了一封邮件，是重症监护室的护士长发来的，她说她知道了重症监护室里发生的小插曲，而且要求我第二天和她谈谈。

我带着以前从未有过的怯懦与惊慌回到家里。我害怕可能会受到官方的纪律处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平静下来。“那个勇敢的外科医生到哪里去了？”我躺在床上问自己，由于害怕和愤怒而瑟瑟发抖。也许，真的是时候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