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尼泊尔

神秘而原始的国度

傍晚，发生了一次小地震，我没有感到恐惧，反而还有些激动。黄昏时分，我们坐在花园里，在城市污染的空气中，西边天空的一轮新月呈现出血红色。突然，一阵低沉的声音，像微风或是隐秘的思想般让人难以感知，似乎是远处某种巨大的东西飞逝而去。花园中的凳子也微微地颤动，就像是被人轻推了一下。与此同时，数千种声音从黑暗的山谷里飘上来，痛哭声、哀号声环绕在我们周围，好像是狂魔听闻自己要下地狱，由于恐惧而大声号啕。加德满都⁽¹⁾所有的狗也都开始狂吠。去年发生了一次导致数千人死亡的大地震，当我们得知这不会再次发生时，一切又都回归平静，四周的蝉鸣声再次响起。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黎明时分，我在鸟儿们的合唱中醒来。一对布谷鸟的叫声将合唱切分成不同部分，冠鸦在樟树间呱呱地争吵着，山谷里的公鸡们也都开始喔喔啼叫。8点10分，我动身去医院，由于深深的满足感，这一段路程我从不会感到疲倦。初升的太阳下，一切事物都投下狭长的影子，我的内心安静平和。由于污染，空气总是灰蒙蒙的，幸运的时候可以看到环城的山麓丘陵，以及远处丘陵之上伽内什山积雪的山顶。

我走在一片静寂中，周围只有鸟儿的欢鸣。我经过一座座房屋，在每个房屋的入口处，深红或品红色的三角梅如瀑布般倒垂，屋顶上的经幡飘着。房屋由彩绘砖和混凝土建造而成，刷上了令人愉悦的颜色。每个房屋都有阳台和屋顶平台，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个摞起来的火柴盒，有的还额外砌了三角墙或科林斯式圆柱。有时，在破裂不平的道路旁，我会看到农妇在一片稀疏的草地上放牛。到处都是垃圾，敞开的下水道散发着恶臭。狗躺在路边睡觉，或许一夜的吠叫它们也筋疲力尽了。有时候会有妇女从我身边走过，她们用大背篓背着沉重的砖头，背篓一端的绳子捆在她们的额头上，起到支撑的作用。她们要把砖头背到附近的建筑工地。走过这些房屋，街边有很多小商店，小商店的前门开着，从外向里看，就像是阅读一本翻开的故事书，或是窥视洋娃娃的房子，让人满心好奇。

街道上满是谋生的人群。一位理发师正用锋利的刀片给人刮胡子，另一位顾客一边看报一边等待。肉铺前挂着各种形状的新鲜肉块，当我走过时，一个耳朵被切掉的羊头正茫然地瞪着我。一位鞋匠盘腿坐在地上，他正在用橡胶皮补鞋底，一旁的墙边堆了一罐罐的粘胶。鞋匠是达利特人，印度种姓制度中的贱民，地位仅高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清洁工。他曾给我补过一双粗革皮鞋，那双皮鞋曾伴我走过世界各地，每天早晨，我都把它擦得锃亮。他的手艺很好，每天清晨经过他的露天店铺时，我都会礼貌地向他表示问候。最初，他总是很尴尬和窘迫，直到我知道他是达利特人之后，我才理解了这一切。街上还有一位金属银匠和一位女裁缝。金属银匠在四溅的蓝色火花中做焊接；女裁缝坐在缝纫店前挂着的衣服后边，走过店铺时，我可以听到缝纫机呼呼的旋转声。孩子穿着漂亮的制服去上学，在摩托车的车流间穿行。小镇的外国人并不多，他们会好奇地看着我，如果我对他们微笑，他们也会开心地回复我并问候早安。这里的生活质朴直接、丰富多彩，有很多富裕国家早已见不到的场景。

走过这些熟悉的地方，就到了混杂着小汽车、卡车和行人的主干道上。成群的摩托车在车辆与行人间穿梭轰鸣，释放出一团团污染空气的烟雾。破烂的水沟中堆满垃圾，水果小贩在路旁出售苹果和橘子，水果就摆放在装有自行车车轮的移动摊位上。沿街一排五颜六色、摇摇欲坠的商店，目及之处，成百上千的人正赶着去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带着面罩，当然，这些面罩对于防护汽车尾气毫无用处。架线塔东倒西歪，电缆从上垂下来，像是纠缠在一起的蜘蛛网。一些末端破损、露出电线的电缆也掉在人行道上。不用想也知道，没有人做过维修工作。女士们面容姣好，她们穿戴着光彩夺目的衣服和黄金首饰，漆黑的头发从前额向后垂下。正是她们，让这难以忍受的贫穷场景有了些微改观。

我需要穿过马路才能走到医院。最初，这让我非常紧张。交通杂乱无章，如果你要等一个没有车的间隙，那将非常漫长。你必须很镇定地跨到马路上，然后缓慢地行走，对过往车辆做出预判后再穿越马路。你必须相信如梭的公交车、面包车和摩托车会绕过你。一些骑摩托车的人会把头盔向后翻，看起来就像是雕刻在古董花瓶上的古希腊战士。如果你奔跑着穿越马路，就极有可能会被误撞。尼泊尔旅行指南告诉我，在这里，交通事故的受害者约有40%都是行人。我目睹过几起致命的交通事故。有一次，在加德满都的环形公路上，我看到过一位被撞死的行人，他趴在下水道上，两条腿像青蛙腿一样交叉弯曲，弯曲的角度超出了人体所能达到的极限。一位警察在旁边记录事故情况，好奇的围观者默不作声。现在，我慢慢地变得喜欢过马路了，因为每次安全穿过马路后，我都有一种成就感。

大约在50年前，那时我还是个学生。在同龄人的眼中，加德满都是一个虚幻得近乎神秘的地方。我们之所以这么认为，一方面是因为那时的尼泊尔还在疯狂地种植大麻；另一方面是因为尼泊尔那时仍是一个有着原始美的国度，人们过着中世纪式的简朴生活。经由陆路，与我同龄的人会长途跋涉到达尼泊尔。那时的世界与现在完全不同，可以安全地从叙利亚到伊朗，到阿富汗，再到尼泊尔。如今，加德满都的面貌也大为改观。加德满都的人口从20年前的几万人增长到现在的50万，被公认为南亚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新的城市区域毫无规划，基础设施缺乏，在造价低廉的混凝土建筑间，偶尔还会有几块小得可怜的稻田或麦地。那些地方的道路肮脏，交通也杂乱无章。到处都是随意丢弃的垃圾和建筑材料。空气由于污染而灰沉沉的，几乎很少能看见北部的喜马拉雅山。

尼泊尔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最近的一次地震使得到处都破损不堪。每周都会发生小地震，而且还一直有再次发生灾难性大地震的威胁。我的工作是和病人们在一起，但我和他们也仅仅只有最基本的接触。我从事神经外科的工作。在这里，病人们的疾病比西方国家的要严重得多，而且发现得也更晚。失败与死亡是家常便饭。病人和家属承受着惊人的痛苦，面对这么多的悲剧，你不得不努力习以为常，使自己变得冷漠无情。我几乎从未对自己满意过，我的工作让我不安，因为在尼泊尔这样的贫穷国家，我的价值相较于公共卫生建设微乎其微。我竭力去训练年轻的医生，但他们对我过于礼貌，我从来不确定他们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明白，一旦独立地去做外科医生的工作，等待他们的沉重的责任将是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如何看待病人；我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在乎病人，因为他们的英语水平有限，而我又不会讲尼泊尔语。我唯一确定的是，一旦有可能，他们就会离开尼泊尔。与他们可能在富裕国家找到的工作相比，这里的职业前景黯淡，收入微薄。尼泊尔和乌克兰这样的低收入国家面临着一个悲剧的现实：受过良好教育的年青一代（他们是国家的未来），都想离开自己的祖国。现在，我在一个文化迥异、深度迷信的国家工作。在这里，人们对建立在鲜血基础上的动物祭祀有着近似疯狂的热情。

作为病人和病人家属，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大脑超越一切的重要性。大脑是一切思维和感知的基础，也决定着生死。很少有病人或家属会讲英语，我总感觉与他们相隔甚远。他们对于医学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我们成功了，他们会将医生视为神明；但如果我们失败了，他们的态度又会极其恶劣。与这里的大多数人相比，我过的是一种奢侈的生活，这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住在同事德瓦的客房里，房间外有一个天堂般美丽的小花园。但事实上，我只携带了简便的行李，那些在英格兰、在我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财物，我一件也没有带过来。我晚上9点睡觉，早上5点起床，一周工作6天，每天在医院里待10个小时。虽然我思念家人和朋友，但是在这里，我可以推后思考未来的时间，就如同获得了缓刑。

飞来尼泊尔之前，我的生活并非风平浪静。多年来，我闲暇时都在一家私人医院里兼职。所以，在到尼泊尔之前，尽管两年前我已停止了一切私人行医，但我还是就那家医院的工作，向NHS做了工作汇报。在几周前，我发现我的前额长了一个鳞状硬块。作为一名医生，当出现问题时，我知道去哪里寻求帮助，这是医生的一种特权。我去找了一位熟识并受人喜爱的整形外科医生，他告诉我应当切除这个硬块。

“你肯定已经麻醉到我的眶上神经了，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整个头的上部像是块木头一样没有知觉。”我对大卫说。手术一开始，我就感觉到手术刀在前额切割所产生的压力。我总是对病人做这样的手术，尽管通常情况下，他们的切口要长得多，局部麻醉的范围也要大得多。为了在病人意识清醒的状态下打开他的颅骨、使大脑露出，我首创了术中唤醒的方法进行肿瘤手术。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稍稍体会到病人们的感受，我能感觉到大卫在清理流进我耳朵里的血。

“嗯，”他说，“有两点需要注意。它看起来有点扩散了，切口需要更宽一些，植皮的面积也会更大一些。”

我的焦虑开始剧增。尽管他避免使用那个词，但很明显，他说的是癌症。我之前认为，切除前额上的小肿块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而现在，想象着我的前额上会有一大块难看的植皮，或许还需要放疗，我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些我治疗过的恶性头皮肿瘤患者，肿瘤最终穿入他们的颅骨，钻进了大脑。

“但这是可治愈的，对吗？它们通常也不会扩散到其他地方，是吧？”

“亨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大卫安慰我说，或许他被我的紧张逗乐了。

“能不能等两个月再做进一步的手术？”我问。

“我想可以。但是我还需要用显微镜做个检查，看看它的侵入性有多强。我会给你发邮件的。”

按照传统，当同事为自己看病时，医生们会送一些葡萄酒作为回报，所以离开伦敦之前，我就准备了一些送给大卫。多年前，我为一位全科医生的太太做了一个复杂的脑动脉瘤切除术，她很快就在手术后去世了。我非常自责，但那位医生还是给我送来了一箱葡萄酒，这令我羞愧得无地自容。现在我理解了，他所做的一切是职业宽容的最高表现。

手术后第二天，我先乘飞机到新德里，然后再转机去加德满都。8个小时的飞行中，每次使用那个狭小的卫生间时，我都会沮丧地看着那涂着一大块黏性药膏的右前额，咒骂我的前列腺病和皮肤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