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贤中学迎解放
崇贤中学是河南大学南迁的产物。1948年，河南大学举校匆匆南迁至苏州沧浪亭落户。大概是为了解决河南大学教师、员工子女的入学问题，崇贤中学是由河南大学主管，聘请李一民（校长）、周鹤甫（教务主任）等负责筹建起来的附属中学。因校址设在崇贤书院而得名，全称为国立河南大学附属崇贤中学。学生享有一定的公费待遇，但招生条件以河南生为主，兼收其他。广德素有小河南之称，又是周鹤甫先生的家乡，在招生中有点特殊照顾，也在情理之中。记得两个高一班，广德和长兴的学生，几乎占了一半。校舍坐落在沧浪亭内两侧，两幢古式建筑。有水榭、长廊、假山、竹梅相映，颇有“人在画图中”之感。明人归有光曾撰文《沧浪亭记》，足见沧浪亭的历史地位。能在这样的环境里求学读书，真是难得的福分。
当时的沧浪亭景区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它的周围大中学校林立，我所知的就有：东吴大学、苏州美专、苏州高工、苏州中学、吴县中学等，再加上河南大学，以及其附属崇贤中学，沧浪亭已见不到游人。
在崇贤中学读书，生活相当艰苦。不问设施如何，就连操场也是借用的。上课、住宿和膳食，地分三处，相距竟有一公里之遥，一天要来回奔跑多次，辛苦可想而知。
所幸的是教学质量高，任课教师大多是大学教授兼职。如英文教师就是河南大学教务长王凤岗教授兼任。他曾留美十年，获美国英文博士学位，足见他的英语水平之高。他刚从美国回国不久，讲课基本不讲中文，这对我们刚入高中的学生来讲，无疑是一头钻进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大多同学只能是面面相觑、瞠目结舌。说也难怪，苏州的同学竟能对答如流，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的差距该有多大啊！无奈之下，我首先冒失地向王教授恳求，讲课时尽量用中文解释。王教授走到我面前，用课本敲了一下我的头，打趣道：“小伙子，要加油啊！”过了几天，果然换了老师。我猜想，王教授可能不愿为我们基础太差的学生而浪费了他宝贵的时光。
还有一位生物教师朱教授，很有点夫子相。据说他是中国生物学权威之一，我们读的课本，就是他的学生编的。他上课从不看课本，讲着讲着就“骂人”——“这孩子，怎么又错了。”他还指着课本叫我们修改。我虽不喜欢生物课，但对朱教授很是崇仰和尊敬，因为知识的力量是最感人的。
国文教师由校长李一民兼任。他是安徽桐城人，是桐城文学派的传承人。我不了解他的学历，但感觉肯定不一般，从外表就可看出他的文人气质，他口才极佳，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尤对古典文学的解释，更是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很多课文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同学们没有不佩服的。周鹤甫先生教我们历史课，在广中他就曾经为我上过历史。他讲课慢条斯理、层次分明，常在史料中加入故事情节，恰当而生动。周先生是职业教育家，经常在学生身边，给同学们留有慈父般的印象。常言道“名师出高徒”，此言不假，崇贤中学的学风很快走上轨道，我也自我感觉进步很快。
1948年下半年，我听了一堂冯友兰教授的历史课。当时高中班的同学极少知道哲学历史学家冯友兰的大名，也不知道此次讲座有多么重要。当我们来到大礼堂时才知道，不但大学生来了，就是河南大学的领导、教授们几乎都到齐了，只见一位身材不高、体形不胖，身着蓝布长衫、留着整齐的长须，带着近视眼镜，不到天命之年的学者模样的人站在讲台上。四周鸦雀无声，满堂目光都注视着他。冯教授带着浓重的中原口音，侃侃而谈。起初他叙述一些历史，尚能听懂一些，渐渐就似是而非，再听下去就模糊起来。“……按历史法则认识历史……”真是越听越糊涂，不知所云。这是我第一次听历史哲学课，更使我萌生了对哲学的敬畏。后来，我常在报刊上见到冯友兰的名字，不由得为自己能有幸听过他的课而感到荣幸和自豪。
由于学习的紧张，即使在人间天堂的苏州，我也很少外出游览名胜古迹。李启太和尹恒荣二人是我形影不离的同窗，他们对我说：“我们读书紧张，而时局更紧张，今年还算平安，明年能否还来苏州也未可知，何不到名胜古迹走走，也不枉在苏州生活过啊！”我们总算利用星期天游了一次虎丘、金门，至于最有名的狮子岭、拙政园、留园、寒山寺和灵岩寺等处，还是40年后的事了。
我们的教室与苏州美专只一墙之隔，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美专学生们的活动情况。很想去参观参观，了解美专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一个星期日我与李启太和尹恒荣相约，走进了苏州美专的校园。正巧碰到一位学生。他见到我们就问：“你们找谁？”我答道：“不找谁，想进来玩玩，我们是一墙之隔河大附中的学生……”没等我说完，“冒失鬼”尹恒荣接着说道：“他（指着我）写字、绘画都好得很，想转学贵校，不知要不要？”这话完全是他编造的。这位学生也够热情的，马上把我带到书画室，并自我介绍道：“我姓倪，家住安徽宣城，是美专的学生会主席，1949年上半年毕业，倘若想读美专，我愿尽量帮忙。”李启太说：“我们三个都是广德人，我们还是大同乡呢！”倪先生听了更是热情了，马上拿出宣纸，铺在案上说：“来，试几笔看看”，我说：“不敢献丑，要么写几个字试试。”于是我就在宣纸上写下“月落乌啼霜满天……”倪先生看着直拍手，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画就不用画了，字写得好，画不会差。”他告诉我：“包在我身上，你想读一年级二年级都行，做好决定后来找我。”此事我告诉爸爸、哥哥和三姐夫。唯独三姐夫不同意，说：“下定决心要培养你大学毕业后再去美留学。”
1949年上半年，我们虽继续在苏州读书，但时局的变化已经影响到学校。国民党逼着河南大学继续南迁，并以不给经费来要挟。弄得人心惶惶，上课的老师全换成了河大学生，责任心也差，我们对学习失去信心。学校管理也松懈起来，因而促成我偷看京戏一周而不上夜自修的劣行。
我自幼喜爱京剧，一听见京胡响起，精神就异常振奋。其实，我没有看过几次京戏，没几出熟悉的剧目和唱腔，仅仅是喜爱而已。求学期间学校规定：除星期六晚上自己支配外，其他时间是不准自由活动的。我们宿舍离闹市区卫前街不远，夜自修一般无教师巡视，唯有一位苏州籍老员工看管着门。并不严，只要哄得他的同意，晚上10点前返回宿舍，就可以无拘无束地偷去看京戏了。
开明大戏院是苏州著名的，也是唯一的京剧院，常常有全国名角登台演出。我就看过童芷岺和童祥苓姐弟俩的演出。看得最多的是女老生田子文所扮演的诸葛亮，我一周内竟偷看了五次，差点受到学校记过处分。然而，那时学校已经很混乱，顾不了许多，后来也不了了之。
时局骤变，解放军快要过江的消息不绝于耳，又听说要决战上海。我特别担心和挂念在上海“当官”的哥哥。哥哥告诉我，若解放军过了大江，叫我尽快回家，等待局势稳定后再作打算。他不想去台湾，他想争取回家当农民。
金元券的贬值和通货膨胀，已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父亲用卖18担大米汇的款，等收到时，只能买一件夹克衫。背一袋钞票吃一顿饭的事并非造谣。由于国民党逼着河南大学南迁，大学生开始骚动，抵制南迁。附中的领导向学生做安抚工作，不准休学，还把学生组织起来扭秧歌。第一次听到秧歌的旋律，跟着跳，跟着唱，心情真是说不出是喜还是忧，或许就是忧着哥哥……
不久，解放军在荻港登岸成功，百万雄师过了大江。苏州局势开始紧张，传言苏州有一场大战。学校再也不准我们单独行动，一起挤在教室里，周鹤甫先生全力保护同学们的安全。河南大学的学生也不知去向。一天晚上，从虎丘方向传来枪炮声，零零落落，并不激烈。同学们提心吊胆地彻夜难眠。天亮时，当我们走到街上时，眼前的情景让人难以置信：街道旁、长廊边全是解放军。有坐的、有卧的、有站的，还有正在街上行军的，显得那样的从容和安详，不但秋毫无犯，连讲话的声音也压得很低。商旅人等，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告全市同胞书》的高音喇叭，读了一遍又一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个不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更是清脆悦耳。我第一次听到解放歌曲，真是发自内心的钦佩，知道中国换了一个天，国民党应该垮台。
这天下午，我们学校的秧歌队也来到街上庆祝解放。扭呀！唱呀！整个苏州城成为欢乐的海洋。真想不到，一天之内，欢庆苏州解放的活动会组织得如此完美！
很快，学校恢复上课。就崇贤中学而言，脱离了河南大学的依附，前途未卜。由于大多是外地学生，情绪稳定谈何容易，特别是那些富家子弟和政治上有牵连的人，对自己的学业、前途难免有些模糊起来。就在这时，报上传来广德家乡的战争消息。云：“解放军在广德一带激烈战斗中，歼灭国民党两个军共5万人，击毙了一个副军长……”顿时，广德同学情绪紧张起来，特别是近城的同学，更担心家庭的不测，纷纷要求回家探望。周鹤甫先生再三考虑，同意我们离校回乡。记得有14位同学一同回乡。周先生临别赠言：“同学们，不要因为战争自动放弃学业，回家后，若有些变故，要记住在历史转折的时候，不能失去方向，要把青春献给新中国……”真是语重心长啊！大家听后，热泪盈眶。五年以后，我在杭州见到了周鹤甫先生，他已在杭州化工学校任教。据说，他早已是共产党人。
1949年5月底，从苏州启程回广德。因战争年代，公路要让解放军行军，客车停开，只能转乘轮船，从运河上逆而行至湖州约80公里。公路与运河并行，坐在船里能清楚地看到公路上的行军队伍，三排列队，向杭州方向行进，从未间断。不时有一两架国民党飞机向公路扫射，解放军从不慌乱，一听到飞机声，就一阵号响，解放军迅即卧倒，看上去习以为常。我们却惊恐万状，个个龟缩在船舱里不敢吱声。也的确有枪弹落在运河上，溅起浪花。船老板以讽刺的口吻道：“同学们，今天怎么不神气了？”这分明是在挖苦我们。这也难怪，记得解放前，我们许多同学凭着家庭势力搞来一张假的军人优待证，乘船就可免费。其实船老板也知道是假的，但无可奈何，不敢得罪我们这些“丘九老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