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时期

从苏州回到广德，局势并非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惨烈。民心安定，商旅照常，见不到有战争的痕迹，心情也就稳定下来了。同学们互致离别之情后各自返家。我们四合同学因远离县城，还有80里路程，带着疲惫的身躯，披星戴月赶到家中。家人相见，无不悲喜交加。喜悦之后，母亲牵挂远在上海的哥哥的安危，依然悲容满面，问我是否知道大哥的情况。我丝毫不敢透露要决战上海的消息。幸好当时信息不畅，乡下不可能了解上海的实情。我只能告之苏州解放前，我曾去上海看望哥哥，他说：“上海若解放了，我一定争取回家务农。”要我转告父母，请二老放心。母亲听我这么一说，心情才平静下来。说：“他会回来的，一个月之内准回来。”

解放初期，地方政府仍沿用过去的那一套管理办法，大家尚感觉不到有精神上的压力。但我闲在家中不免有几分无聊和空虚。一天，李启太和尹恒荣提议：“还是投身革命吧！青年人怎么能把岁月消磨在农村？许多同学已去投考‘华东军大’，我们为什么不去？”我欣然同意。于是各自准备了几十块银元，来到广德县城。正巧，在哥哥的岳父家意外地见到了哥哥，真是喜不自胜。哥哥告诉我，上海的战斗在外围，浦东的部队都是自动投械，他选择回家务农。当哥哥得知我们去报考军大时，表示异议，说：“当前是战争时期，动荡年代，不宜过早投身政治，还是学业要紧，继续读书是上策。有了真本事，才会有真正的前程……”通过哥哥的劝告，我们三人打消了投考“华东军大”的念头，回到家中，待机再求学。

农村形势开始按照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政策行事。减租减息，清土匪，斗恶霸，也相继开展起来；划分阶级成分和土地改革的准备，向地主清算更是如火如荼。虽然尚未划分成分，但我和哥哥都心知肚明，我们家非地主莫属。一家人渐渐不安起来，知道自家是革命的对象，这一关很难过。特别是哥哥，深知自己的历史，更须谨言慎行，只有思想开明，重新做人，才能获得共产党的谅解和宽大。他首先向父母提议，将所有地契主动交出去，争取当开明地主，决不能流露不满情绪。特别告诫我，切切不可多言语，争取早日复学读书。父母们表示：我们什么都可不要，都舍得，只求你们兄弟平安一生就满足了。父母亲和哥哥很不放心我，怕我管不住这张嘴，决定叫我到浙江省孝丰县桐坑村幺姑奶奶家暂避风浪，再筹谋未来。

幺姑奶奶有四个儿子，三表叔陈玉田读到初中毕业，算是一个地方上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还有同学谌焕文，当时是桐坑小学教师。与他们在一起，既能混口饭吃，又不感寂寞，还可避开言语上的是是非非，我当然乐意前往。

幺姑奶奶一家人依然把我当上宾招待，娘家的孙子如同宝贝。可我岂肯见到他的一家人辛勤劳动，而我却游手好闲，坐享其成？我提出要与表叔们一同干活，幺姑奶奶当然不允。当同学谌焕文得知我住在亲戚家时，甚是高兴，一见面就说：“帮我代课吧！我实在太忙了，不但要上课、批作业，还要协助农村工作。假如能有你帮我上课，助我一臂之力该多好，不知你意下如何？”我当然表示同意，愿意试着代课，从学生走上讲台，也算是一个锻炼。就这样我当了两个月的代课教师。谌焕文对我的课很是放心，把学校教学工作几乎全交给了我。常言道：“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虽然是个高中生，对教学一窍不通，但由于我的口才尚佳，学生反映还是不错的。不过有一点学生意见很大，说我太凶。对不听话的学生举手就打。记得有个叫张小毛的学生，因为怕我打他，跪在我面前求饶。此事反映到谌老师那里，真使他有点啼笑皆非。他对我说：“解放了，不准体罚学生。若家长向上级反映，教师是要受处分的，下次要切切注意。”幸好家长依然是老观念看待老师，否则准会出麻烦。这个教训为我敲了一次警钟。

不久，我又被在孝丰县白杨小学任教的阮文中老师请去代课。阮文中与我家是干亲，我大姐过继给他父亲当干女儿。他大我两岁，算来我喊他干哥哥，平时很少见面。他请我去白杨代课，我当然义不容辞，满口答应。白杨距桐坑有三四十里，我是由他大哥阮执中陪同，翻山越岭走了一整天才抵达白杨的。他把我安顿在姓陈的先生家住下。陈先生的夫人是广德同乡，住在他家亲如家人。在白杨代课与桐坑类似，代课教师成为主角。记得第一堂课就被我上砸了，原因是我听不懂学生的讲话，被学生“捉弄”了。我上课时讲普通话，学生是完全听得懂的；而他们大多数会说湖北、河南话，可是在回答提问时，偏偏说台州话，弄得我一头雾水，不知所云。阮文中知道我一时难以适应现状，与我商量，要我专门帮助办墙报，发挥我的书画特长。内容有课文解读、问题回答、小故事、学生书画、漫画、学生作文和国家大事等栏目，并极尽美化，贴在墙上，十分夺目。墙报不但学生喜欢阅读，就连家长、群众也赶来看，齐声叫好。此事传到赤坞学区，传到县文教科，赢得了县督导员的兴趣，他们前来观看，赞美有加。由此，还被白杨乡贤范友耕先生请到他家做客，又应约去大学生周吉林先生家畅谈。在白杨，我留下良好的印象。

很快一个月过去了，临近暑假，突然收到哥哥来信，嘱我回家准备复学。阮文中以惋惜之情送我回到桐坑，途经孝丰城返家。1950年，我还是第一次到孝丰县城。记得走到城北时向东望去，二里外横着一座不太高的山，郁郁苍苍、古木参天，碧绿一片，内有村落，白墙黑瓦，若隐若现，点缀其间。还有溪水潺潺，经石壁山下流淌而过，碧波耀金，真是一幅十分秀美的风景画，更觉得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我驻足不前，被这般风景所陶醉。阮文中告诉我：“那就是东山，王家大户人家，人才遍及国内外，看来兴盛气象恐难再继续了……”岂料，若干年后，这里却成了我人生的归宿地。

来到孝丰县文教科，当他们得知我是白杨小学的代课教师，办墙报出了名的时候，科领导动员我留在孝丰任教。又得知我要回家复学继续深造读书，完成学业，不能应聘时，只好说：“祝你前途无量！”

回到家中，见家境更趋艰难。清算之后，家中已无什么值钱的东西，口粮也很紧张。我一面参加劳动，一面与哥哥在万年冲学着开荒种地。哥哥说：“1950年下半年开学，一定想方设法给你读书，千万不能自暴自弃。”话虽如此，根据家中现状，连吃饭也困难重重，至于复学读书，只不过是个安慰话而已。

闲暇时，我只与邻村大我两岁的老同学戈秀才来往。他家是贫农，初小毕业后服役，据说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副排长，解放后遣返回家。他一向是劳动好手，参加劳动自然是驾轻就熟。劳动之余常在家学拉京胡唱京戏以为乐，比我要潇洒得多。我原来也是个京戏迷，爱好相投，情投而意合，又成为戏友、琴师。一有空我就去他家学唱学拉。我学拉京胡很专心，不太久，也自认为与他不相上下。

一天，戈秀才告诉我耿村来了一位拉京胡的高手，唱功也佳，常常自拉自唱，到处受人欢迎。我听后羡慕不已，很想与这位陌生人谋面交流，聆听他的教诲，长长见识，以提高琴技。于是我俩在村干部家找到他。只见他相貌堂堂，风度翩翩。经介绍，才知道是汪涛先生，大我8岁，我俩向他握手问好。村干部介绍道：“这就是曾经在广德打过游击的大队长汪涛同志。解放初，曾调他去安吉县任县长的，后因大军南下时已安排好了县长，才又回到广德，正等待分配……”我们得知他是老革命，又是高级别干部，并且出自村干部之口，心中就踏实了。戈秀才向汪涛说明来意，并邀请汪先生到他家做客。汪涛欣然应允。第二天他果然来到戈秀才的家，秀才以上宾相待。住了两天，我们整天琴瑟友之，陶醉其中。他为人和善，对我们的唱、拉都一一指点，诲人不倦，我们的进步自然很快。

感念于情谊难却，汪涛第二次来，曾在我家住了一天。母亲一改过去盛情待客的常态，对待汪涛很有几分冷淡。尤其是哥哥，见到汪涛很快回避。我哪里知道其中原委。汪涛大概已体察到其中滋味，第二天就去了戈秀才家，我再不敢同往。过后哥哥对我说：“当前形势变化莫测，我们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你还有心情拉胡琴，把不知根底的人带回家来，有多危险啊！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劳动为好，条件好一点再去上学。”听了哥哥的话，我再也不敢与汪涛来往了。

农村形势一天比一天紧了起来，常常有人敲锣打鼓地参加群众动员大会，我们家已排斥在外。不时还听到群众议论，说：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匪到处破坏。人心开始浮动，谣言四起。为了避免是非，父母嘱我和哥哥住进大山深处开荒种地，与世隔绝，我的心情也十分郁闷和恍惚。一天，戈秀才跑来告之：“汪涛是特务，现在已被揭发，说他以拉胡琴唱京戏为幌子，到处搞反革命活动，正在追捕他。”听了他的话，真是恐惧万分。戈秀才言道：“你放心，村长已喊我去了解情况，我告诉他，汪涛只是在我家教我们拉胡琴唱京戏，别的话从不谈起。他相信我的话是真的，不要害怕。‘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放心好了。”哥哥为了避嫌，嘱我联系李启太和尹恒荣尽早去宣城复学读书，就这样，我于1950年下半年进入皖南宣城中学继续读书深造。

据悉，我走后追查“汪涛事件”声势浩大，凡与汪涛有来往的旧知识分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拘留逮捕了一大片。戈秀才和我在当时虽然都平安无事，然而还是种下了祸根。

数十年过去了，在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中，才得知“汪涛反革命集团”其实是子虚乌有。汪涛对革命是有贡献的。究其原因，是解放后没有得到很好的安排，他满腹牢骚，到处叫喊“要再上山打游击”。但也只是讲讲而已，并未真正付诸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