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家
我的出生地在安徽省广德县四合乡耿村，这是当今的行政区划。解放前叫桐汭乡耿村。耿村是耿、焦、刘、裘四村之首，有“广德第一村”的美誉。
曹氏家族祖籍在湖北随州，是出土编钟的一方宝地。我对祖籍知之甚少。长辈相继去世，仅留下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没有一人能完整知晓过去的历史，竟成终生遗憾。记得儿时，父母及亲族们常常叨唠着家族南迁史的一些趣闻，希望我们记住。可是，我们对南迁史都当作耳边风一吹而过，今天想想真是追悔莫及。
经过一番努力梳理，才在少数残碑上了解到祖辈南迁的一些情况，现记叙如下：
祖籍是湖北省随州市（县）万和店（区）青苔乡（原笔架山，海岔寺四十里坑）土名铁门坎。据悉，曾祖辈兄弟六人，老大曹玉贵（妻余氏）、老二曹玉宝（妻刘氏）、老三曹玉春（妻陈氏）、老四曹玉堂（妻孙氏）、老五曹玉成（未婚）、老六曹玉发（妻郑氏），兄弟六人同时下江南开荒谋生。唯老二曹玉宝、老幺曹玉发得以发迹。
19世纪晚期，中华大地正值乱世，清末战乱，烽火四起。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内讧不止，最后战败。广德一带是金陵门户，战争重点地区，连年战火，饿殍遍地。战后又瘟疫猖獗，江南一带，田园荒芜，人迹罕至。当时江北，除了战乱，又加上连年大旱，湖北、河南等地绝收千里，民不聊生，形成千里逃荒下江南谋生的热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的曾祖父们南迁来到广德。六兄弟中唯有老幺曹玉发读了几年私塾，初识文字，有点见识。最后选定广德耿村万年冲定居下来。兄弟六人安营扎寨，开起荒来。由此可见，我的曾祖们原本就是庄户人家。
当时的耿村有两千余户人家，多为耿姓，战后所剩人口，不足百人。真可谓“千村薜荔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残像，良田阡陌，荒草萋萋。北方移民闻之而纷至沓来，自由选择田地，插牌开垦，归为己有。曾祖父们兄弟同心，夜以继日，开荒不止，终于在较短时间内于万年冲开垦水田五十余亩。在幺曾祖曹玉发的掌管下，以此为基，克勤克俭，不多年得农田两百多亩，成为耿村四富之一，生活大有起色。俗话说“人只能共患难，不能共享乐”。不久，兄弟们矛盾产生，搬的搬，离的离。两位曾祖父返回原籍（不知去向），二曾祖曹玉宝则携眷属去了崇法寺附近定居（后地名改为曹家嘴子），带领四个儿子开荒种地，亦颇有起色。
130年过去了，与祖籍湖北从未取得联系，不知两位曾祖的下落，同宗本家也无从查考。多年前，襄阳友人杨瑾先生热情帮助，曾专函随州公安局协助查询。不久，果然有青苔乡曹氏后人曹尚国不远千里来舍探访，追询堂名、派行无一相符。寻根问祖之事，仍十分渺茫。
岁月沧桑，人生难料，各人造化，不尽相同。崇法寺二曾祖曹玉宝与耿村的幺曾祖曹玉发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崇法寺人丁兴旺，有四子二女，我父亲属崇法寺一脉。爷爷曹有和是个木匠，排行老四，他有三男四女。我父亲曹庆华是爷爷曹有福的长子，次子曹庆秀。而耿村幺曾祖父虽则财运亨通，却只有一儿五女。湖北人尤为重男轻女，即使家缠万贯，也不愿给女儿读书，家产再多也不得传给女儿。故而，幺曾祖将独生子曹有福视为掌上明珠，唯一希望。请名师家教培养，十年寒窗后终于在26岁时登科中了晚清秀才，还获得广德县秀才第一名，光宗耀祖。爷爷曹有福，虽聪慧和勤奋读书，但因太过于辛劳身体每况愈下，不幸29岁就英年早逝，这无疑对正在中兴的幺曾祖父以灭顶之灾。香火断了，没有比这更沉重的打击和伤痛。爷爷虽已有家室潘奶奶，并有不到半岁的小女（后嫁到戴家的姑母），但在顽固的传宗接代的观念面前，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的父亲就意外地从崇法寺曹有和爷爷的名下承嗣到耿村曹有福爷爷名下为子。那时，我父亲才3岁，刚学走路，就作为孝子，当上富家门第的继承人。
爷爷曹有福聪颖老实，大姑奶奶常说：“哥哥真聪明，读书听话，他躲在书房读书，从不出门，从不与我们争吵，忠厚和气，不幸早亡。”爷爷死后，留了几大箱子的书籍和作业、诗文之类，我读中学时还常常去翻阅。内容虽不太懂，那一本本的蝇头小楷，令我仰慕不已。以今天的眼光看，小楷师钟、王，行书师真卿，高古平和，格调很高，真不像二十几岁的人写的。光宗耀祖的功名“顶戴”挂在墙上，此“顶戴”直至解放后才不知去向。我曾多次对它顶礼膜拜，怀念这位连父亲也未曾见过一面的爷爷。
我唯一记忆犹新的是爷爷写的一幅《陋室铭》小中堂，悬挂于我的书斋内数十年，一手颜体行书。依稀记得：“水不在深”的“水”字，写成“氵”形。由此看来，我的字，也是在爷爷的影响下潜移默化中形成的。
父亲曹庆华（1894—1951），享年58岁。他的乳名叫和尚（意在受菩萨保佑），名庆华，字祝三，号建周。父亲是个忠厚老实的读书人，学历高，毕业于安徽省高等政法学堂，这在当时的农村是极少见的。然而，父亲的能力较差，不善言辞，深住乡里，一生未从政、不从商、不从教，从不愿意在社会上抛头露面。他的学问很深，别人都说他的知识、学问都烂在肚子里，平时也不写诗作文，但对古典谈论得很多。他教过私塾，那纯粹是为了帮忙代课。他也开店做生意，开酒坊，但全然以亏本而终。说句不孝的话，父亲就是个“公子哥”。当家之事全由母亲过问，中青年时还染上吸大烟，变卖田产数十亩，直到年近50岁时才戒掉。父亲一生安于现状，不赌不嫖，乐善好施。对佃户、亲友的接济是常有的事。他特别喜欢为人张罗红白喜事，是个热心肠人，帮人谋划、操办，常常忙得不亦乐乎。特别奇怪的是，他把乞丐当朋友，与他们拉家常，留他们在家吃饭也是常有的事，记得我家办喜事还有乞丐头来送礼。
父亲也重男轻女，这大概是祖传。我的五个姐妹都没有读书，只有五妹读了几年小学。但他把五个女儿当作掌上明珠，喜欢得不得了，还是因为顽固的历史原因吧，这也不能责怪父亲。父亲对我兄弟二人另眼相看，对我就更甚了。他晚年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我对书画兴趣的培养上。
母亲姓陈（1895—1958），享年64岁。她的名字，至今还不能准确知晓。过去的女子，很少有自己的大名。嫁夫后，往往冠以夫姓，如曹陈氏。我们子女们从未听见有人呼唤母亲的名字。有一次，母亲得了病，迷信说法，在外受了惊吓，必须要请长辈夜间到外面“喊魂”回家。记得大姑奶奶曾喊道：“桂，你回来啊！”一边走一边喊，直喊到母亲的床头方休。我曾问：“桂是谁？”四姐说：“是妈的小名，别大声。”我已10多岁了，才第一次知道母亲的乳名。因舅舅是“祥”字辈，故母亲叫“祥桂”，也说叫“桂珍”。其实，母亲的真名，至今仍是个谜。母亲与父亲的婚姻，全是父母做主，媒妁之言，又是亲上加亲。据悉，曹、陈两家在湖北老家已是至亲，又是同船下江南的。我的外公家在浙江孝丰横河村，与广德接壤相邻，只一山之隔，不过十来里路。外公有三男一女，母亲老三，上有二兄，下有一弟。三位舅舅都是忠厚老实人，一天难得说几句话，凡事不慌不忙，从未见过他们发怒，有“老不慌”的绰号。我们当外甥的，没有谁怕他们。我母亲则不然，她是个开朗大方、聪慧过人的女子，从未上过一天学堂，不识一字，但不仅操持家务样样在行，井井有条，即使对待那些来访的文人墨客，她仍彬彬有礼，礼仪通达，不卑不亢。乡邻都称赞她天生是里外一把手的贤妻良母。她记忆过人，有过目不忘之功，她爱看戏、听说书，她所看过的戏文，许多都能完整地叙述出来。她总是以圣贤之言教育子女，正是因为母亲的能干，父亲才慢慢养成一个“闲人”。据说，她嫁到曹家不足三年，就博得曾祖父的信任，全部家业大权交给她掌管，很快振了家声。我们兄弟姐妹七人，相继来到人世，无不是在母亲的影响教诲下成长起来的，个个勤俭能干。五位姐妹，虽未读书，都不失为持家能手。母亲常说：“做人只能亏自己，不能亏别人。”平时，我家生活并不好，当来了客人，总是把好菜拿出来招待客人。对我们儿女往往很苛刻，不让我们偷懒。她对佃户如同家人，对穷邻有求必应，贤惠是出了名的。我儿时很顽劣，喜闯祸，常常与邻家孩子打架，只要她知道，不论谁对谁错，首先是骂我打我。我若逃跑，她会拿起棍棒到处追赶。即使是幺儿子，也不溺爱，总是向别人家的孩子赔礼道歉。
母亲的胆识、口才也是名声在外的。据说，有一本家因分田地不满，告上县衙。按理说，该由父亲接过传票上县衙打官司，他毕竟是读过法律的高等政法学堂的毕业生。可父亲胆怯不愿出庭，母亲主动带着父亲写好的反诉状赴广德县衙当庭辩护（她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到县城）。结果官司居然打赢了，足见母亲过人的胆识和智慧。
由于过度的劳累，母亲在40岁后突然患了血奔病。在当时，这是一种难治的妇女病，看医吃药，多年卧床不起，病情反复，曾多次病危。兄长与我都在外求学，操持家务的千斤重担落在父亲肩上，不免手忙脚乱。母亲病情略有好转，就又管这管那，从不停息。有幸求得医术高明的良医陆秉卿老先生，搬到我家，专为母亲长期处方治疗。几年后，母亲的病情才慢慢好了起来。陆医生是江苏盐城人，不但医术精湛，学问更深，对我兄弟俩十分看重，常给我们许多鼓励和谆谆教诲，耄耋之年终老在我家。
母亲病逝时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兄长劳改，我因“右派”正在岗长岭农场劳动教养，生活全靠四姐曹春槐照料。儿子不能送终、送葬、戴孝，母亲晚年是悲惨的。但最出乎意料的是她仍乐观达人和自信。在她生命弥留之际，婶婶对她说：“嫂子，你是不是在盼望你的两个儿子？他们是回不来了……”这时，她仍然清晰答道：“我没想过他们回来。我是见不到了，你们见得到他们回来。他们一定会回来的，我们曹家人没做坏事，老祖宗会保佑他们平安无事的，你们会看得见……”
父母亲养育了七个儿女。
大姐：曹兰芝（1912—1947），享年36岁；姐夫：艾有芳；生有子女三人，姐夫1937年病故。大姐后改嫁张有财，有子女三人。
二姐：曹银芝（1916—1952），享年37岁；姐夫：耿维禄；生有儿子二人。
三姐：曹玉芝（1918—1966），享年48岁；姐夫：龚国安；生有四女。
三位姐姐都出生在旧社会，在封建的枷锁里，从未享受过一天大家闺秀的日子。姐姐们大多十七八岁就出嫁了。大姐出嫁，我还没生，大外甥女比我还大一岁。即使三姐出嫁，我也只有7岁。因此，我基本没有与大姐、二姐、三姐一起生活过。只记得大姐很“凶”，二姐和气，从不骂我，因为离娘家近，我经常到她家玩、洗澡，她非常疼爱我。特别是母亲久病以后，我穿的鞋，都是她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二姐身体特别不好，常常咳嗽，后来又患了肺结核，最终死在这个病上。三姐家富一些，姐夫龚国安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在家乡办过小学，当校长。我就是他的学生。三姐夫很关心我的前程，言谈中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后因他是军校毕业（黄埔军校），从过政，带过军队，解放后受到惩罚。三姐无子，终日悲苦，“文化大革命”时去世。三个姐姐都不长寿，更为遗憾的是，姐姐们的去世，我都未能回家送葬悼念，都是多日后方才知道。
大哥曹燧槐（1921—2009），享年89岁。大哥是个有抱负的人，我一向很崇敬他。他大我9岁，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几乎没有几天生活在一起。我童年时，他已经去外地求学了；我读小学时，他又去江西瑞金读中央军校十七期（黄埔军校），一直到1949年，才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约一年。后来，我投教孝丰，他则劳改七年。总之，彼此是在相互怀念中度过。
大哥一生，历经艰难，终未酬志。尤在婚姻上，更为不幸。三次婚姻，加在一起，不到十年。这也不能说是谁的错，或许都没错，这才是最令人痛惜的。他有儿女一对，儿子名永逸，女儿名永珍。永珍是在她姨娘家养大的，后也参加工作。他们都是聪颖过人的后生，由于历史原因，都未得到应有的幸福和欢乐。所幸兄妹俩共有子女五人，永逸有两男一女。大哥的大孙征远，小孙征春，孙女惠子，都聪明伶俐，围绕大哥膝下，抚育他们成长，也让他充分享受了天伦之乐。有的成了才，有的立了家业，征春大学毕业后，当上了公务员。大哥的晚年，算是迎来一片兴旺。
抱着对民族对历史的负责，对那些曾经为国、为民与外来侵略者殊死搏斗的勇士的态度，我们四合乡耿村寻找到了一位曾经的黄埔军校学员，他就是年近90高龄的曹燧槐老人，尽管身体受病魔的煎熬，但精神非常好，并愉快地接受了采访。”“他说在黄埔军校毕业之后，被编国军86军67师任骑兵连中尉排长，先后参加常德战役和鄂西战役，又在渔洋关一带与日军血战了三昼夜，日军空降兵全部歼灭，前后参战十次，抗战胜利后，曾任广德杨滩乡乡长，并把枪交给了游击队，后调至上海国民党青年军209师少校炮兵连连长，上海解放后，特选择回乡伺候父母……
以上简要摘录于《今日广德》报载《悠悠黄埔情》一文。从这段历史，我方知大哥在抗战期间是立了功的，他的晚年还享受到政府的生活补贴，恢复了政治名誉。
大哥因癌症于2009年去世，已近90高龄，创曹氏男性年龄长寿新纪录。他在病中从容面对，清醒地离开人间。我在挽联中这样写道：“半生创家业，功德圆满；一文定荣辱，无愧子孙。”
四姐：曹春槐（1928年生），原名春芝。姐夫焦丰盈。生有二男（大和、小和）。四姐与姐夫的婚姻一直不太和睦，后来终于离婚了。四姐以做缝纫为生，一直未再嫁。很长一段日子，陪伴和伺候年老多病的母亲，在我兄弟姐妹中她是最尽孝道的，直到为母亲送终安葬，全是她操办的。大哥常说：“如果没有四姐，妈的晚年该是多么凄惨。”
对于我来说，我更感激四姐。她只大我两岁，小时候全是她哄我玩，四姐也常常因为没带好我而挨打。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她没有机会读书，只是为了防止我逃学，曾多次陪我上学，我在前面走，她在后面推。上课时，她常常坐在我旁边听，后来老师见她聪明认真，也给她一本书，就这样旁听了一个月上下，不但认识许多字，还能指导我读书。莫小看四姐给我陪读，却为她后来的缝纫生涯受益良多。
五妹：曹新芝（1934年生）；妹夫朱家富。生有二男四女。五妹自幼聪慧，十多岁就会剪纸，剪什么像什么，都说我们幺儿幺女是最能干的。她只读了几年书，由于家境突变，我们无力继续读书。父亲死后不久，她就嫁给了山沟沟里的贫农人家。多年后，我结婚时回家探亲，才知她已出嫁，并见到了已三岁的小外甥，至今我还常常为五妹的命运而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