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年代读小学

我7岁启蒙读小学，恰恰是“七七事变”爆发的那一年，中国全面开始抗战。我当时什么也不明白，加上四合是偏远山区，时局相对比较稳定。学校设在耿氏宗祠，校名叫作耿村保初级小学（解放前小学六年，一至四年级为初级小学，五至六年级为高级小学，初小毕业后要通过考试才能升入高小）。上学那一天，记得是母亲陪伴我的。上了几个台阶，走进教室，先生很有礼貌地请母亲坐下。这时我才发现，先生就是我的干哥哥（寄兄）李定铎。我心想：干兄弟，自家人，太好了……岂料，那日他见了我，板着面孔一点笑容也没有，不由得心中一愣。母亲说：“学校不讲亲戚，要叫李先生。你要记住，不听话要加倍处罚。”顿时我惧怕起来。

首先举行拜孔夫子仪式。母亲领我在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神位》的牌位前行三叩首礼，然后再向先生三鞠躬。礼毕，李先生领我在位子上坐下。这时，我才感觉到枷锁已经套上。母亲偷偷离开学校，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可我不敢吱声。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新学已经开始，私塾渐渐被淘汰。我们开始读白话文，如“小小猫，咪咪叫，小猫叫，小狗跳，小孩子哈哈笑”。当然，也还夹杂着“百家姓”和“三字经”之类私塾的内容。不论是白话文还是文言文，一律都必须要做到熟背、认字、默写三大要求，谁都无法蒙混过关。教室里总是朗朗的读书声。特别是下午，每个学生都要在先生面前背书，一不小心，板子就落在手心上、头顶上，不被先生打板子的学生几乎没有。我每天都要挨板子，不过，不是为了背书、识字和默写，而是为了贪玩、顽劣和打架。回忆起来，少年时期的我劣迹斑斑，算得上“三不分子”，即“在家不是好孩子，在校不是好学生，孩子中不是好伙伴。”蒙师李定铎先生是深知我的秉性的，聪明加顽皮，管不住自己。因此，他对我特别严，只要与人起纠纷，都是我的错，打的必是我。我常常带着委屈向干妈（寄娘）“告状”。其实，我哪里知道，蒙师对我的“爱之切、责之严”。

蒙师李先生性格很平和，不善言辞，虽高小毕业，在我看来，他却敏思过人，古典文学相当精深，诗、词、歌、赋，无所不能，还写得一手好字，取法赵孟頫体势，结体甚美，稍欠笔力。每到春节，他写的春联几乎遍及家家户户，遗憾的是今天连一个字也找不到了。我后来的书法、文学爱好，就是受到他的影响。

我读二年级时，四合一带渐渐热闹起来，县城里的乱民大量涌入，四合成为抗日战争的避风港。随着人口的增多，小学不能不扩大。耿氏宗祠再也容纳不下太多的学生，于是学校就迁到东平殿（离村半里）。东平殿是一处古建筑，有房屋12间，东首是固定的大戏台。先生增至2人，学生80多位。东平殿的环境大大优于耿氏宗祠，脱离了村中的喧闹，又视野开阔，环境优美。东有小溪流过，河上横架一座古拱桥，桥长30米，宽6米，可在桥上远眺和散步，四周葱茏，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所嫌不足的是，每逢戏班到来，学校就要让路，必须停课几天。每年少不了要放假一两次。我还记得一次浙江小京班（即越剧）演出的情景：那清一色的20岁上下的女演员个个风姿绰约，四面八方的人都赶来看。我母亲特别爱看戏，因不慎，我3岁的小妹脊背被开水烫伤了，留下终生疤痕。后来听人说，这些女演员中就有后来名闻遐迩的徐玉兰和范瑞娟等。

后来，蒙师李先生因“思想”问题被捕入狱，地方上曾多次求保而不成功，耿村小学就此停办。就在这时，父母听说耿家镇先生在离耿村几里之外的刘村殷家鸭棚的张家祠堂内私办小学，我又跟随他读书。耿先生原是我父亲的同学，又是蒙师李先生的蒙师，堪称耿村、也是四合一带的老夫子。他读过私塾，也读过洋书，英语水平也很高。他生不逢时，一生不得志，只在乡公所当过几年文书小吏，大多时间以执教营生。他对我兄弟俩特别看重，总在父亲面前夸奖我们是栋梁之才，对于我的顽劣和张扬的性格从不介意，似乎还很欣赏。耿先生常说：“对定灏教育得当是有出息的，就是要防止他走偏。”

耿先生办学收学生不多，他专招收四合各村的顶尖的苗子，大的已快成青年，小的只有10来岁，记得大的学生就有尹伊、邹培源、梅传芳、方启兴、易绍德等，最小的要算李启太和我。这些同学后来大多成为乡贤。李启太成为高官，曾是乌兰夫的秘书，后又任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耿先生教育学生和颜悦色，循循善诱，从不打人。他常把我带在身边。他虽和蔼，但我很怕他，故我的学习、操行都大有改观。很遗憾，私办小学仅仅半年就停办了，我又失学在家。

1942年，我12岁，父亲在崇法寺开了一家小店，名兴隆商店，于是又带着我到崇法寺上学。先生是张文广，他才是写字高手，常常与父亲谈论写字、吟诗的道理。课后，我最喜欢看他写对联，农村的红白喜事都是请他写的。我几乎每天都会看他挥毫，慢慢成了他写字的牵纸人。他很满意我的牵纸，说我牵得很到位。还说：“寿槐，我相信你将来字要比我写得好。从你的牵纸便可看出你的聪颖和悟性。”有时，别人请他写碑，他也告知我随他去看。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是极其可贵而难得的，对我写字兴趣的培养大有裨益。我将在另一篇专题短文《回忆书法蒙师张文广》中以示对他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一年后，因父亲不善经营，小店关门了，父亲回家赋闲。父亲考虑我还是放在外地读书有利我的学业，又把我送到更远的刘村。那里有奶奶娘家，又是刘家大户集中之地，文化氛围高，教学质量也高。先生陈寿松是外地请来的，多才多艺，琴棋书画全会。我就住在他家，加上有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师弟为伴，倒也挺高兴的。一段时间后，因为师母太忙，顾不过来，我就住在奶奶娘家潘明阳表叔家里，表婶待我如子。大概是因为刘家有钱的孩子欺负我，不到一年又辍学在家。

接下来是在焦村读四年级。这是三姐夫龚国安兴办的完全小学，他担任校长，声势很大，请了许多好老师。很遗憾学校又很短命，姐夫后来投笔从戎，去江西读军校。

回到耿村，蒙师李定铎已释放回来，重又恢复办学，城里避乱的学生渐渐多了起来。小学求学的日子匆匆过去了，给我留下了纷乱而又难忘的记忆，真不知道童年是幸福还是苦难。我读了四年小学，花了六七年时间，上了六所学校，最后连两位数的乘法算术题都搞不明白。那时的老师除了教学生们读书，就是写字，极少重视并教好算术的。本来就是数学白痴的我，这样一折腾，学好算术的兴趣全然消失了，数学始终成为我深造的拦路虎。这于我是自责也是遗憾！但不管怎么看都是极其宝贵的人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