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德武[1]

我曾说过，此生如果有什么文章是我不愿写的，那就是为别人作序。不久，我就打自己脸了。赵东兄诗论集出版让我为新书写个序，我推脱说序应该找个高人来写，不料赵东兄回了一句：“我认识的人中就你最厉害了！”明知这不过是廉价的吹捧，我却找不到理由回绝他。特别是我刚刚求他为哈尔滨的诗人写一个评论，赵东兄二话不说，几天文章就拿出来了，且评论得非常精彩。礼尚往来，我也要答应他。

我认真地拜读了文集中的每一篇文章。初读第一部分，吓我一跳，我在想，学者们都是这样思考诗学的吗？这些判断和我的判断差距太大了，很多不成诗学的问题变成了诗学，不入流的作品成了典范，如果这样下去，不用100年，30年以后，诗歌写作就会在学者的笔下变得物是人非。通过赵东兄的引文我才知道，有的学者认为当代诗学是建立在古代诗学之上的，古今一体。因此，中国的诗学概括为一个字“通”，事实会是这么简单吗？这个“通”按照学者的意思强调的是古今一致性，而我们看到的以及作者们努力要实现的恰恰是差异性（创新）。按照这样的理论，我就想自来水通万家，万家的生活是不是一致的呢？

我以为中国的诗学问题古今都是没有体系的，一定要从“学”上讲，只能算作诗歌现象学。但不知为什么，学者们都把王国维的“意境说”当作体系看待，意境说也不过是对诗歌审美的片面认识，又何况不能把具体语境下的“意”与“境”的对应看作类似庄子“道通为一”的东西，庄子强调的是“必然性”，而诗歌意境中的“意”与“境”的对应出自偶然性。需要指出的是，意与境不像王国维说的那样有限的境通无限的意，若真是这样的话，读一首诗就够了，干吗还要写那么多诗？一首诗的境也可以通无限意嘛！这未免太学者气了。我的理解是有什么样的意就有什么样的境，意和境是对应关系，是互生关系，而不是一个“通”就能涵盖的。就算接受美学强调欣赏者二次创造，作品欣赏存在多元性，也不是可以无限欣赏的。每一首诗都是一个完整的秩序空间，他是自我圆满的独立世界，你进入了就抵达了诗境，你进入不了，给你挖一百条通道也通不到诗境。否则，写诗、读诗不是太容易了吗？

诗学的目的就是寻找诗歌规律性的东西，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建立诗学需要同时研究与诗歌相关联的内容和领域，比如诗歌的起源、诗歌的形式演化、语言及其规则、技巧与手法、社会性与文化性、族群精神与个人精神性、阅读与传播等，很显然，中国没有这样关于诗歌的系统学说。作为现象学，从古至今，从未缺乏对具体作品和诗人的总结与提炼，比如六艺、音律、绝句、气韵、风骨、借景抒情、寄情于景、白描、穷情写物等。中国的诗歌发展史是以文本作为源头（《诗经》），通过文本摹写演化出来的，所以中国诗歌史更属于一种形式发展史。尽管这背后隐含着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的影响，但我们没有一个关于儒家诗歌的诗歌史、关于道家诗歌的诗歌史、关于释家诗歌的诗歌史。尽管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田园诗、山林诗等流派中存在着某种思想的倾向性，但儒释道不是存在于诗歌之中，而是存在于诗人的身上，有时，这三种思想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比如陶渊明就兼具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杜甫、李白身上也都兼具儒家、释家、道家的思想。因此，不能以儒释道的系统性存在说明诗歌的系统性存在。在这一点，诗歌呈现出了“模糊性”，由于诗人的境遇不同，这种“模糊性”表现的形态存在殊别。要说古今之间诗歌在诗学上存在共同的基因，就只能说到文字和语言。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之后，语言和文字都发生了与古代（传统）不一样的变化。在对诗学的构建中，我们不能用把古今诗歌观念简单地捏合掩盖理论的缺乏，不能为了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凸显汉语诗歌的地位和自尊，用表面的现象雷同替代本质的差异。赵东兄说近几十年来诗学建设一直没有超脱王国维的学说，这不免让我感到讶异，新诗写作100多年发生了巨大变化，学者们的眼光和审美尺度还停留在清朝末期，这合适吗？

这不等于说我们把传统诗学问题研究透了，缺乏的部分依旧缺乏。近年来，一些年轻学者开始关注对传统诗学的丰富和发掘，他们从写作出发，研究魏晋诗人的用词特点、唐宋诗人的用词特点，把语言的开发作为诗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他们发现清朝的诗歌语言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这样的诗学是对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传统有贡献的，是我们渴望看到的。同时，基于儒释道诗学的匮乏，我们不是一样需要有人系统地阐释出他们的存在和价值吗？我们在语义学、词源学和形式论上难道不可以从古典诗歌中做些文章吗？还有，我们是否认真地思考过什么是史诗，什么是欢乐的诗、愁苦的诗、存在的诗、神性的诗、词语的诗、游戏的诗、政治的诗……我们对诗的甄别太简单粗糙了，学者们应该有很多的工作可做。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学者无耻，文人无用》，文人穷其一生写作不能自养，学者却以粗浅的学识靠贩卖文人的作品过着优雅的生活，这对文人未免太不公平了。我想说的是，学者也要有诗人的投入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诗学问题，就像美国的布鲁姆一样。

基于我对赵东兄的了解，我知道他是一个思想现代、眼光独特、学贯中西的学者，我理解他在第一部分的文章只是为了适应学者语境或者刊物语境而为。他一直关注当代诗歌的前沿写作动态，他的思想并不陈腐。2017年，我借去贵州开会的机会，与赵东兄见了面。之后，我们多有交流。在这部书里，我认为体现赵东兄理论高度的是这样一些文章：《曹大臣诗歌的日常语言与现象世界》《谭明诗集〈光芒与蝶〉的纯粹性》《物象和心象——毕赣诗歌电影〈路边野餐〉的一种解读》《拆房子的人——北魏诗歌的超现实性》《站在戏仿的一边》，以及他的学位论文《“比较与汇通”——叶维廉比较诗学理论初探》等，特别是《物象和心象——毕赣诗歌电影〈路边野餐〉的一种解读》，利用诗的视角解读电影语言，从阐释学和文艺批评上都是一种全新的探索，令我受益。

我接触赵东兄时，他刚好写完关于北魏诗歌的评论，他对写作当下的关注和审美的敏锐令我敬佩。还有，他不仅是批评家，也是诗人，自己还创立了流派，这在国内学者批评家中是不多见的。这些富有创建的观点令我感动，也引发了我对当下国内学者问题的一番感慨。我不知道文章前面的那些话是否适合写在序言里，当然，如果赵东兄需要一篇为他说好话的序言，那肯定是不合适的。赵东兄用和不用都合我意。如果不用，免得言厉伤人；如果用，别人看了知道我是一个“毒舌”，也就不会找我写东西了，免得背负太多的文债。但这些小心思都是玩笑话，我不为自己的直率辩解。人不一定谋面，心可立言为证。物是人非：物是就是言真，人非就是人非。我突然觉得这不正是诗歌的精髓吗？

权且以为序。

2019年11月18日

[1][李德武 1963年出生。诗人、诗歌评论者。著有诗集多种、诗文合集《李德武诗文集》（两卷）及评论集《挣脱时间的网：从芝诺的两个悖论说起》等，现居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