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小农经济的社会经济功能

上述已大致说明，小农家庭以其内在机制的优越性，在可能范围内为解决吃饭问题，为解决衣、住、行、用等其他生活必需问题，为解决“就业”（生计）问题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适应中国国情的小农经济体做到了在古代社会条件下唯一可行的、也是唯一最有成效的维护自身生存的事情。

小农经济对自己求生存的种种行为和结果，同时为国家和社会在宏观上整体解决了吃穿住行问题。这很容易理解，古代中国人口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可能要占人口总数的90%，而农户经营在解决生存问题的同时，就是在整体和宏观层面解决了全国的“生计—就业—饭碗”问题。

中华文明起源于土地农业，在当时的环境下又特别适宜家庭生产劳作，因此从西周时起，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就成为国人维持生存的基本形式。

家庭是由血缘纽带维系的最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只要它有借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经过家庭成员的劳动，就可以取得食、衣、住、用的基本物质产品（不足部分可以通过交换获取），在古代中国这一既定的环境中，就没有其他更好的维持民众生活生存的方式了。

在中国古代国情下，只有小农经济才是唯一能够解决中国人吃、穿、用等基本生存需要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的方式方法。

第一，中国古代家庭的基本含义是：家庭为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它有独立的安排生产的自主权；有对劳动产物处置的分配权（这种处置权是与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家庭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密不可分的，当生产资料属于农民家庭自己时，这种处置权是完整的，例如自耕农。如果生产资料——以土地为主要体现——属于地主，则该处置权只能是地租以外的剩余）。这是激励作用最大、最能激发生产者积极性、最直接地将劳动成果与所付出的劳动相联系的生产组织形式。

第二，农民家庭经营是在古代生产力和技术条件下即非动力机械工具的手工劳动中，最适宜甚至是唯一能够进行的生产方式。

在古代的自然条件下，农业生产中使用人力的生产方式约有三种：奴隶制的“集体”生产（详情待考）、经营地主制的“雇工生产”和农民家庭所有制生产（包含租佃制）。毫无疑问，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是农民家庭生产。

第三，家庭经营成本最低。作为家庭成员，生产行为是无须付“工资”的。干与不干，总要吃饭。另外，家庭生产分为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而且经常两者密切结合。凡能够自给的部分，如部分原料和工具之制造，特别是作为“工人”生产者的吃、穿、住等，均尽可能靠自给，这就极大减轻了“交易成本”，除了家庭生产、自给与商品相结合的组织形式外，任何生产方式均做不到。

第四，农民家庭经营有效实现规避风险与谋取利益的“双赢”。

农民家庭经营的主要特点是农副结合、耕织结合、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结合。这是中国农民在千百年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农业社会中最有效地实现规避风险与谋取利益的“双赢”的生产方式。

第五，农民家庭经营能够最充分地利用家庭成员的劳动力。家庭生产是男女老少充分齐上阵、强劳力与半劳力、弱劳力尽可能结合的生产方式。根据生产需要，所有家庭成员的劳动在各个时间段内均充分利用以避免“吃闲饭”现象的发生。

上述五点，是本书从微观角度分析家庭经营生产方式“为什么在中国古代成为最具生命力的生产方式”的尝试。当然，这是在尽可能吸收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的。

应该指出，仅仅进行微观分析还不够。家庭经营的微观功效离不开宏观大环境的影响，也可以认为，其微观功效也是宏观环境的必然产物。

中国古代的宏观环境至少在两个方面对家庭经营体制产生重大影响。

其一，由于古代中国只能、必须依靠国内资源解决粮食等基本生存资料的供给；只能、必须依靠国内资源及资源的相应配置解决庞大人口（就总体和长时段而言）的就业—饭碗问题。因此，在数千年的时段内，相对于人口需求，中国国内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总供给是低水平和相当紧张的，这就不允许脱离农业生产的非农消费超过可能的供给水平和再生产需要，也不允许城市和非农产业“超速发展”。这一宏观环境，使得城市和非农产业吸收的劳动力十分有限，绝大多数人口和劳动力只能在农村从事农副结合的家庭生产。

其二，古代中国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使得全国在整体上形成一个大自给经济体，它只能靠自身而不能依靠国际贸易去解决全国民众的吃饭和就业问题。这种宏观环境，使得只有通过国际贸易形成专业化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发展起来，也就不能对已有悠久历史和坚固基础的“尽量自给、有限商品交换”的经济传统产生多少破坏、瓦解作用。

当然，积极性只是家庭经营富有生命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对中国国情的适应性是另一个主要原因。这种适应性集中体现在生产经营的效率方面。其一就是家庭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与以“最低成本”去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成员的生产性功用，最终达到整个家庭整体的最大利益。这绝非“单位劳动生产率”这一单一指标可以代替。这个所谓的家庭整体最大效益，特别体现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完美结合以及多种经营的施行方面。

中国古代的农民家庭之巨大生命力也特别体现在它的社会功能方面。由于它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最基础单位，它决定了全社会的经济与生产的主要供给、社会主要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社会民众的求生手段即就业的状况和水平。它还决定了国家的赋税和财政收入之主要部分。因而，它也就决定了古代社会的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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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264页。

[2] 〔美〕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450页。

[3] 韩茂莉：《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页。

[4] 韩茂莉：《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第8页。

[5] 韩茂莉：《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4页。

[6] 韩茂莉：《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页。

[7] 韩茂莉：《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页。

[8] 王毓瑚：《我国历史上的土地利用》，载王秀清、谭向勇主编《百年农经》，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第429页。原刊于1980年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资料》第8005号。

[9] 王毓瑚：《我国历史上的土地利用》，载王秀清、谭向勇主编《百年农经》，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第429页。原刊于1980年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资料》第8005号。

[10] 王毓瑚：《我国历史上的土地利用》，载王秀清、谭向勇主编《百年农经》，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第443页。原刊于1980年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资料》第8005号。

[11] 王毓瑚：《我国历史上的土地利用》，载王秀清、谭向勇主编《百年农经》，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第430～431页。原刊于1980年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资料》第8005号。

[12] 王毓瑚：《我国历史上的土地利用》，载王秀清、谭向勇主编《百年农经》，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第430页。原刊于1980年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资料》第8005号。

[13] 王毓瑚：《我国历史上的土地利用》，载王秀清、谭向勇主编《百年农经》，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第430～431页。原刊于1980年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资料》第8005号。

[14] 韩茂莉：《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63页。

[15] 王毓瑚：《我国历史上农耕区的向北扩展》，载王秀清、谭向勇主编《百年农经》，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第430～431页。原刊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16] 韩茂莉：《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38页。

[17] 韩茂莉：《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63页。

[18] 韩茂莉：《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63～68页。

[19] 王毓瑚：《我国历史上的土地利用》，载王秀清、谭向勇主编《百年农经》，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第436页。原刊于1980年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资料》第8005号。

[20] 王毓瑚：《我国历史上的土地利用》，载王秀清、谭向勇主编《百年农经》，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第431～435页。原刊于1980年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资料》第8005号。

[21] 韩茂莉：《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37页。

[22] 韩茂莉：《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39页。

[23] 韩茂莉：《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52页。

[24] 韩茂莉：《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53页。

[25] 韩茂莉：《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22页。

[26] 韩茂莉：《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22页。

[27] 韩茂莉：《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53页。

[28]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转引自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83页。

[29] 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116页。

[30] 《汉书·沟洫志》，转引自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113页。

[31] 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113页。

[32] 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113页。

[33] 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116～117页。

[34] 韩茂莉：《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56页。

[35] 韩茂莉：《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57～58页。

[36] 韩茂莉：《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59～60页。

[37] 韩茂莉：《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60～61页。

[38] 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146页。

[39] 韩茂莉：《中国农业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69页。

[40] 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地主制经济论——封建土地关系发展与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149页。

[41] 宁可主编《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第182～183页。

[42] 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地主制经济论——封建土地关系发展与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176页。

[43] 宁可主编《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第34～35页。

[44] 《元次山集》卷七《问进士》第三，转引自宁可主编《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第35页。

[45] 《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转引自宁可主编《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第14页。

[46] 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地主制经济论——封建土地关系发展与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13页。

[47] 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地主制经济论——封建土地关系发展与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221页。

[48] 沈约《宋书》卷五四，转引自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130页。

[49] 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第14页。

[50] 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第1～2页。

[51] 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第15～17页。

[52] 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三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第199页。

[53] 徐贞明：《潞水客谈》，转引自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三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第200页。

[54] 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三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