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顾准的理论依据：海上文明与大陆农业文明

顾准的上述思想依据何在？

他是如何论证的？

顾准说：

海上文明者，从土生土长的地方飘洋过海移民到新地方去之谓也。

反之，非海上文明的文明，则都是部族胞族形成集团，出现部族王，各部族王之间相互征伐，兼并，逐步扩大成为大王国和大帝国。^[8]

为什么所谓海上文明与大陆农业文明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明？它们之间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为什么会形成文明类型的差别？^[9]

顾准是从希腊城邦的形成这个根源上去认识海上文明的基本特征的。

海上文明的形成原因是陆地居民向海上移民，建立海岛殖民地，并在殖民地上建立城市，形成独立的城市国家。这是一个基本特征。

公元前11世纪左右，北方希腊的多里安人在迈锡尼旧壤上已建立起诸多邦国，“多里安人的入侵，大大推进了迈锡尼时代早已开始的海外殖民。迈锡尼旧民，一部分屈从于被征服者的地位，一部分避难到例如伯罗奔尼撒的阿卡亚山区，更有一部分移居海外，到海岛上去，到小亚细亚沿岸一带去，到迈锡尼时代已经建立起来的殖民地去，或者开辟新的殖民地。远古的灿烂的希腊文明中心东移了，而那里正好是希腊城邦的发源之地”^[10]。

移民并不限于迈锡尼遗民，入侵者的多里安人也大批向外移居……公元前8世纪，希腊所谓有史时期开始的时候，所谓的希腊，就已经不光是希腊本土，而是包括爱琴海上诸岛与小亚细亚两岸的海外殖民地在内了。^[11]

在公元前8～前6世纪发生的大移民和希腊本土外诸多殖民地的建立，以及本土的城邦化及集团化，是古代地中海希腊世界形成的根本动因。

城邦希腊的发展和希腊城邦制度的最后形成，都以希腊人得以比较自由地殖民于东西南北为其先决条件。^[12]

顾准高度关注的是城邦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体制的特点，这已在《希腊城邦制度》一文中有较透彻的分析，不拟多谈，这里想集中讨论他关于海上文明形成过程的社会经济因素。顾准研究的重心虽然在政治体制，但他对于海上文明的经济动因和后果的思考在今天也有被充分重视和继续思考的必要。

顾准认为，经济方面的要求是海外殖民的基本动因之一，这就是在母邦的生存环境恶劣乃至威胁到正常生活和生产时，必须脱离本土去寻找可以解决生存问题的新地方。对于这个大移民和建立大量殖民地发生的原因，顾准引用了古罗马学者的概括：

这些移民“有的是遭敌人侵略，城池被毁坏，物品被抢光。被迫流落出走的；有的是由于内战而被驱逐出境的；有的是由于人口过多，为了减轻负担出走的；有的是由于瘟疫、地震或不幸土地遭到难以克服的天灾而离乡的；另有一些人则是由于受到外方土地肥沃景物美妙等夸大传说的诱惑而出走的”^[13]。

希腊人原来是蛮族，他们来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屿，开始也是务农，然而那里土壤太贫瘠，而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曲折海岸和多岛而不广阔的海域，使他们很快进入到以通商、航海和手工业为生。^[14]

殖民的直接后果是移民有可能获得满足自己需要的经济发展空间、条件和机会，包括土地、发展手工业的原料、农产品、手工业产品的市场等。需要强调，上述经济发展空间除土地外，均依赖于商业和交通运输的良好条件或发展潜力。顾准认为：

初期移民，目的是到海外去寻找可以安家落户的新土地，目的不在商业。但是聚集于一个城市中的独立社会势必要谋求经济上的自给，因而除农业以外必定要发展必要的手工业，要作对外的商品交换。一旦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起来，交换范围的扩大简直是没有限制的。而古时小亚细亚这个地方的状况，又十分有利于希腊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希腊移民通过民族混合和其他途径，在小亚细亚广泛吸收了先进的古代巴比伦文明，有助于它们的手工业发展。另一方面，海滨的殖民城市背后有广阔的腹地，可以取得手工业原料，可以用手工业品交换粮食，而且还据有发展海上贸易的有利的地位。地中海的海上贸易，早在克里特时代已经开始，迈锡尼衰落之后，腓尼基人继起贩运其间。当希腊人在海外城市定居下来的时候，星罗棋布的希腊人海外殖民地实际上组成了一个希腊人的海上贸易商站网。这些条件，使多数希腊城市走上农工商兼营的道路。农业是他们最初得以取得生活资料的行业，工商业发展以后，他们当然不会放弃。因为无论哪个城市，某种程度的粮食自给自足总是十分必要的。不过，有些城市尤其是某些海岛，后来大种葡萄，酿酒出口了。工业，有钢铁制造业，陶器，纺织，制革，其中尤以米利都最为著名。商业的扩展尤为积极，因为开通新商路，寻求新的市场和新的原料来源，是市场经济获得新发展的首要条件。^[15]

由于继而发展的对外交换产业即商品手工业、商品农业和海上商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超过自给性，契约关系代替血族关系就绝不仅仅体现在政治体制的变化上，它在海上移民的城邦国家中还引起了一系列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方面的根本变化，从而使海上文明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性的不同于大陆农业文明的文明类型。顾准对此论述说：

海上贸易和海上交通的发达，反过来对希腊各殖民地城邦和本土诸国的经济又产生巨大影响。它使本土诸国古老的自然经济，迅速转为商品货币经济，使海外和本土原先的工商业城邦，由于粮食和原料供给方便，而得以不受限制地扩大它们的工商业。同时，也使某些单一经济的殖民城邦，扩大多种经营，力谋自给自足。雅典本以粮作农业为主，大移民中及其后发展起来更加适合于其土壤条件（丘陵、沙地）的葡萄、橄榄、果园与其他园圃农业，粮食逐渐取给于进口。由于输出油和酒需要容器，因此它又迅速发展起陶器业，不久它的陶器就超过了科林斯。米利都、科林斯、卡尔西斯等老早就是工商业城邦，粮食原料供给充分了，商业的发展更加迅速。与此相反，有些殖民地建立之初，虽不过是一个商站，但因周围农业资源丰富，当它的人口因新移民的到来日益增多时，就兼营农业。后来，它们逐渐发展成为自给自足的共同体，于是对母邦的依赖日益减少。^[16]

顾准的“中、西——大陆、海洋”是两类不同文明之路的观点，是“革命性”的理论突破。之所以称为“革命性”的，是因为它打破了斯大林“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的“公理”，它完全不认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一样，必然要经过——按照西方历史经历之标准定义的——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程序而发展，而是追根溯源，认为自文明起源之后，“东方型——大陆型”国家和“西方型——海洋型”国家就沿着不同的变迁道路，在所谓中国古代文明时期，不存在可以发展成西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土壤或基因。

顾准立论的核心根据，是海上文明与中国大陆农业文明在生存环境上的一个根本性差异，即获取生存资源——包括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的来源不同，笔者认为，这不仅决定了二者的资源总量的供给弹性不同，而且决定了二者的资源在经济生活中的性质不同。这直接影响到中西文明的生存大环境，进而导致二者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与基本规律。

顾准的观点，不是一种逻辑推理或理论思辨，而是他认真研究古希腊历史后得出的认识总结。判断顾准观点的正误，唯一标准只能依据历史——包括西方和中国历史本身发展的史实。按顾准原定的计划，准备再花10年时间系统研究西方和中国历史，并对《希腊城邦制度》进行修改，以做出包括对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但因身体健康原因，病魔很快夺走了他的生命，仅就《希腊城邦制度》而言，本身也未及过多论证中国问题。

因此，顾准在给世人留下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的同时，也给后来者提出了需要继续完善甚至是辨伪的大问题：生存环境，具体到生存资料和生产资料获取来源的不同，会对一个社会的发展道路和历史走向产生何种影响？具体到中国，这种生存环境的主要特征会长期延续还是会随着“社会生产力提高”而得到根本改变？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特点和基本规律与此关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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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J.唐纳德·休斯：《世界环境史》，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第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2页。

[3] 在物质生活之外，人类社会还有政治、精神、文化等方面的要求，本书暂置不论。

[4] 在人类社会的不同阶段，吃饭的含义各有不同。此处“吃饭”系泛指维持生存的广义的“吃”，如在原始社会中可能是捕猎。

[5]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第286页。

[6]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第318页。

[7]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第326页。

[8]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第283页。

[9] 这方面的研究在海外学人中已关注和讨论了相当长时间，很多学者已对那种全球化并导致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理论进行了严密的批判性思考。较近的理论著作可以参考〔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出版者评论说：“本书是理解人类发展史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揭示了有助于形成历史最广泛模式的环境因素，从而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摧毁了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史理论。”关于古代希腊、罗马的基本经济情况，其域邦经济与海上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美〕杰里·本特利、赫·齐格勒的《新全球史》（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0～11章提供了有价值的说明。

[10]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第100页。

[11]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第104～105页。

[12]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第192页。

[13] 〔法〕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第25页，转引罗马哲学家辛尼加之语。

[14]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第106～107页。

[15]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第109～110页。

[16]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第151～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