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史

第一节 古代简史

伊朗地处西亚东部，这里是亚非欧三大洲之间的中心地带，与三大洲各个地区在文化上有深远的交往和联系。公元前8000年前后，伊朗进入新石器时代，扎格罗斯山脉沿线成为伊朗新石器遗址最丰富的地区，并开始产生农耕聚落、城邦和列国。在文明交往上出现“黑曜石之路”“青金石之路”“彩陶之路”等，丰富着伊朗早期文明的对外交往史。公元前2000年，雅利安人迁入伊朗高原，逐渐成为伊朗历史的主角，接连创育出丰富多彩的帝国和文明。

一 上古波斯文明（约公元前1万年～公元前6世纪）

伊朗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据考古研究显示，早在公元前1万年，人类就在里海南岸地区繁衍生息。这里的人除了打猎、捕捞和采集外，还饲养牛羊、种植小麦大麦等作物，他们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从事农业和饲养家畜的人群之一。他们和其他一些部落沿着伊朗中部的扎格罗斯山脉居住，随后散居到其他地区，并建立起首批文明中心。

第四纪大冰期结束，地质史进入气候温暖的全新世。环境的变化导致农业革命的产生，农耕模式和定居生活开始在诸多地理条件适宜的地区出现，新石器时代开启。伊朗的新石器时代起于公元前8000年前后，结束于公元前3500年，其中出现了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5500～公元前3500年）和早期青铜时代（公元前3500～公元前2500年）。青铜器日渐成为早期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主要器具，工具的革新带来聚落向城邦的转换，贫富分化和职业分工的成型，伊朗西南的苏萨、中部的西阿尔克、东南的班布尔都、东部锡斯坦的苏赫特都建有早期的城市，有宫殿、神庙、仓库等大型建筑。

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居民是居住在伊朗高原西南部的埃兰人。公元前40世纪，埃兰人分布在今卡尔黑河与卡伦河流域一带（今天胡齐斯坦省境内），主要从事游牧和狩猎，少数人从事种植业。埃兰人保持着氏族制，部落是他们最大的社会组织。为抵御外来部落的入侵，或去掠夺其他部落的土地和财富，埃兰人逐渐组成部落联盟。与此同时，社会内部开始出现由战俘和被劫持者形成的奴隶，这是奴隶社会的萌芽。

埃兰意为“高地”，最初指伊朗西南部靠近山区的一个城邦，后来泛指一个文化区域，因此它不是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是指伊朗西南部一系列城邦国家。埃兰的历史大概分为原始埃兰时期（公元前3400～公元前2600年）、古埃兰时期（公元前2600～公元前1500年）、中埃兰时期（公元前1500～公元前1000年）、新埃兰时期（公元前1000～公元前6世纪）。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埃兰人在卡伦河流域建立城邦国家，其核心在苏萨（今天的苏斯）。随着不断的兼并和出征，埃兰的领土不断向周边扩展，从而成为地区的强者。公元前7世纪初，埃兰与亚述帝国之间爆发争夺领土的战争，但由于它的军事力量远逊于亚述帝国，于公元前639年被亚述帝国所灭。

埃兰人居住地区毗邻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他们与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的交往甚多，深受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特别在文化、农业生产、工艺技术、建筑风格等方面，这对埃兰人的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例如，埃兰人借用苏美尔和阿卡德语的楔形符号，把线性文字改造成埃兰楔形文字，同时阿卡德语在埃兰西部也得到广泛使用，尤其在宗教和法律事务领域。埃兰的许多城邦都是与两河流域相同的“神庙”城市，祭司阶层具有很大的权力，城市的中央建筑有相似的阶梯形神庙。埃兰人生活的地区拥有丰富的矿物和森林资源，从而成为两河流域诸城邦掠夺的目标。反过来，富饶的两河流域平原是埃兰人觊觎之地。因此，埃兰人与两河流域的城邦经常发生战争。

二 米底王国（公元前678～公元前550年）

伊朗的历史和雅利安人的南迁与定居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元前4000年，印欧语系的印欧人部落生活在黑海流域，西起中欧、东到中亚的欧亚大草原上。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可能是因为人口增长与气候变化，印欧人的部落大规模南迁，迁到西亚和南亚地区的一支我们称为印度-伊朗人，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雅利安人（雅利安是高贵的意思，其本义是“农夫”，后来引申为“贵族”）。公元前2000年，他们在中亚南部稳定下来，并向外扩散，其中迁入印度的我们称为南雅利安人，即说吠陀梵语的印度雅利安人；剩下的部分叫伊朗雅利安语族，其中著名的就是西伊朗人，他们是米底人、波斯人和萨珊波斯人的共同祖先。早在公元前20世纪前期，一群从中亚迁徙来的游牧部落——米底人进入伊朗境内，停留在今伊朗高原西北部和阿塞拜疆的部分地区。米底人是伊朗雅利安语族中第一个进入世界历史的大族，南迁的米底人最初只有6个部落，后结成部落联盟，势力大增，占有今天伊朗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但由于整体实力弱小，因此长期遭受两河流域北部亚述人的侵犯和制约。

公元前700年前后，米底部落联盟首领戴奥凯斯称王，建都厄克巴坦那（今天的哈马丹），开始建立米底王国，制定律法、发展经济和扩充军事力量。经过不断的对外扩张，逐渐成为地区的霸主。在库阿克撒列斯国王时期（约公元前624～公元前585年），米底王国联合新巴比伦王国，向亚述帝国发起挑战。库阿克撒列斯国王赶走西叙亚人，后来又将公主阿米提达嫁给新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王子，完成两国的政治联姻。为此，尼布甲尼撒登基后为王后修建“空中花园”，以安抚她思念故国山岚美景之心。经过数次鏖战，米底王国和新巴比伦王国于公元前612年攻克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彻底摧毁这一西亚老牌大帝国。米底王国和新巴比伦王国将亚述帝国南北瓜分，实力迅猛增强。公元前590年开始，米底王国远征乌拉尔图、马纳和赫卡尼亚，后又与吕底亚王国争夺小亚细亚，成为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的强国，其势力范围南抵波斯湾、东达阿姆河。

当时，米底王国已成为奴隶制国家，它在南征北战中俘虏大批异族人，其中大部分转为奴隶。王室贵族、部落首领、氏族头领、军政官员大多拥有数量多寡不等的奴隶，这些人成为主要的社会劳动力。米底王国是伊朗从地域性小国向帝国过渡的中间形态，它后期的扩张囊括两河流域北部、小亚细亚和中亚部分地区，明显具有帝国的特征，为此后波斯帝国的扩张和统治提供了方向和基础。这也是对其定性存在争议的地方。米底王国百余年的存在进一步加速该地区古代各民族和文明的相互融合，同时还标志着波斯人开始代替闪米特人成为西亚历史的主角。

三 波斯王国和帝国（公元前550～公元前330年）

波斯人居鲁士二世是波斯帝国的创始人。波斯人原属印欧语系的一支，它和米底人一样都是雅利安人南下的部落，因此波斯人和米底人本身具有亲缘关系。大约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它们从中亚一带迁徙到伊朗高原西南部（今法尔斯省），拥有10个部落（其中6个从事农牧业，4个从事游牧业）。

公元前7世纪，亚述帝国三次远征埃兰使其一蹶不振，埃兰的领土被东西两个近邻新巴比伦王国和米底王国逐渐占据和瓜分。而它的东部领土法尔斯也成为波斯王国的核心区域。不过埃兰的影响力一直留存在法尔斯，埃兰语作为主要语言被继续使用长达200年时间。

到米底王阿司提阿该斯时期（公元前585～公元前550年），米底和波斯联姻。波斯王国冈比西斯一世迎娶米底王女儿芒达妮为妻，他俩的儿子就是震古烁今的波斯皇帝居鲁士二世。公元前550年，波斯国王居鲁士二世率领的武装力量顺利击溃米底军队，米底王国灭亡。

出自波斯人阿契美尼德族的居鲁士（公元前559～公元前529年在位）英勇多谋，并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他对内迅速统一波斯各部落，并定都帕萨加第（意为“王权所在”），对外积极备战，准备推翻宗主国米底王国。公元前553年，居鲁士二世起兵进攻米底，最后因为米底贵族阵前倒戈，居鲁士顺利拿下王都厄克巴坦那，毁灭米底，建立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公元前330年），后定都波斯波利斯（在今设拉子的东北，另一个都城是苏萨）。稍后，居鲁士先后征服四周的部落，随之境内诸部落纷纷臣服阿契美尼德王朝，居鲁士成为第一个统一波斯的国王。历史上，阿契美尼德王朝被称为波斯帝国，居鲁士的祖父被尊称居鲁士一世，他本人则被称为居鲁士二世。

居鲁士二世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在居鲁士二世建立波斯帝国前，埃兰和米底王国的武装力量主要是由各部落武装组成，它们既是独立的又是分散的。居鲁士建立了一支将各部落武装力量纳入统一指挥的国家军队，因此军事实力大增。当时西亚各地区的城邦武装力量或部落力量都无法与波斯帝国相抗衡。波斯帝国的军队由步兵和骑兵组成，而以骑兵为主体，具有迅猛突击的能力。波斯的统一（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对而言）促进了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波斯帝国的强盛起了保障作用。

居鲁士统一波斯后，依仗自己的军事力量，开始实施对外扩张政策。公元前546年，居鲁士首先出征小亚细亚，所向披靡，然后又征服爱琴海沿岸的希腊各城邦。公元前538年，他出兵攻陷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城，毁灭新巴比伦王国。居鲁士做出了一件对犹太人的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决定，他下令释放了被称为“巴比伦之囚”[1]的犹太人。第一批回归故土的犹太人有4.2万人，居鲁士二世将尼布甲尼撒二世从耶路撒冷耶和华圣殿里掠夺而来的存放在巴比伦神庙中的金银器皿5400件交给犹太人首领带回，并允许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不久，居鲁士出征中亚，先后征服大夏（巴克特里亚）、索格达、花剌子模等城邦，使帝国成为古代西亚最强大的霸主。公元前529年，在波斯军队与马萨盖特人的战斗中，居鲁士阵亡，遗体被运回帕萨加第。

居鲁士二世死后，他的儿子冈比西斯继承王位（公元前529～公元前522年），史称冈比西斯二世。他继续执行对外扩张政策，继续彰显波斯帝国的雄威。当时波斯帝国的疆域包括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巴勒斯坦和埃及，远至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冈比西斯首先稳定中亚局势，随后远征埃及，并利用腓尼基人的力量组织海军并得到西奈半岛上阿拉伯部落的支持。公元前525年，冈比西斯二世基本占领埃及全境，并向西、向南进军。大军向西欲挺进和占领今天的利比亚，向南打算占领努比亚，但战事成果乏善可陈。就在他忙于远征北非之时，国内传来高墨塔政变[2]的消息，冈比西斯闻讯急忙返回波斯，在途中不幸暴毙（公元前522年）。在政变和大帝去世的双重打击下，波斯帝国内被征服的各族人民趁局势混乱之机纷纷宣布独立，波斯帝国的稳定岌岌可危。

为确保帝国的稳定和生存，出身阿契美尼德王室另一支的大流士（公元前550～公元前486年），联合波斯人的7个大贵族发动宫廷政变，推翻高墨塔政权，重建波斯帝国，史称大流士一世。大流士是帕提亚总督希斯塔斯帕的儿子，他早年追随冈比西斯二世远征波斯，是波斯最强军“万人不死队”的总指挥，战绩卓著。

大流士一世上台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四处镇压巴比伦、埃兰、米底等地起义，征战19次，擒获8个叛乱首领，一举扭转帝国濒于瓦解的局势。之后，大流士一世又开始向外侵略扩张，向东远征印度西北地区，建立波斯帝国第20个行省；向西攻占色雷斯和两度入侵希腊。波斯帝国版图东到阿姆河，并延伸到印度河西岸（今巴基斯坦境内），西至尼罗河中下游，北达里海和黑海一带，南濒波斯湾，还占领了爱琴海上的岛屿、巴尔干半岛东北部和马其顿，形成了一个横跨亚非欧的庞大帝国，总面积达500万平方公里，成为第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陆的古代帝国。

大流士一世为巩固帝国的疆域，实行行省制和地方自治相结合的统治模式。他将帝国划分为20个行省，向各行省派遣一名总督。各行省的总督和地方高级官员均由波斯王室成员或贵族担任，职能上相互独立，互为制约。中低层地方官员由本地人担任，在许多地方如腓尼基、撒玛利亚、巴雷斯坦等都有世袭权贵管理。

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大流士一世将帝国划分为5个军区，每个军区负责几个行省的秩序和防务。国内实施义务兵役制，军队的主体是波斯人，另外米底人、犹太人也是常备军和其他军队的主要兵源，由此可见米底人与波斯人作为雅利安人支系的逐渐合流，也可见犹太人在波斯帝国中受到更多信任，地位较为超然。大流士一世为防止地方割据，禁止地方籍官兵驻扎本地区，例如驻扎埃及的军队由犹太籍官兵组成。为确保军队迅速调动和物资信息的传递，大流士一世大力修建“御道”，这是连接各行省至首都的道路，最重要的一条干线是从小亚细亚沿岸的伊弗经萨迪斯通往到帝国首都苏萨，全长约2400公里，其中每隔25公里就有政府建设的驿站和旅店；另一条起自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横贯波斯高原，东至大夏和印度河西岸。这些大道不但加强了帝国境内的联系，也促进了各地区经济和贸易的发展。

大流士一世的另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是实行统一的帝国货币和度量衡，这有利于帝国全境的贸易交往。大流士一世非常重视宗教对帝国统治的作用，利用波斯本土的琐罗亚斯德教为帝国的扩张服务，宣扬君主专制统治的神圣性和合法性。琐罗亚斯德教不但随波斯远征军传播到中东各地，而且还远传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中国称“祆教”）。同时，在庞大帝国疆域内，大流士延续前两位帝王“诸教共存”的政策，保护各地原有宗教，甚至提供赏赐用于犹太圣殿和埃及拉神庙的重建和修复。

波斯帝国幅员辽阔，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军事组织越来越无力支撑这一庞大帝国的运转。由于连年穷兵黩武，人员伤亡惨重，经济遭到破坏，民不聊生，内部矛盾日益激化，政局出现动荡。同时，一些地方总督轻视中央政权，各行其是。波斯帝国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独立运动。

公元前499年，波斯帝国的属地——小亚细亚沿岸的米利都在希腊诸城邦的支持下，发动反对波斯帝国统治的起义。大流士一世派军队征讨，将其镇压下去。大流士一世欲惩罚希腊人，积极备战。公元前492年大流士一世派军讨伐希腊，史称希波战争。波斯舰队在阿陀斯海角遇飓风袭击，大部分船只沉入海底，波斯军队被迫撤回。两年后，大流士一世再次出兵希腊，由波斯将军达提斯率10万大军和600艘船只，在雅典东北部的马拉松平原登陆。仅有1万人的雅典军队为保卫祖国英勇迎战，利用巧妙的战术击败波斯军队。波斯军队阵亡6000人，随即撤军。大流士一世于公元前486年去世。大流士一世之子薛西斯为实现其父的遗愿，于公元前480年亲自率军出征希腊。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波斯舰队遭惨败被迫撤退，薛西斯无功而返。公元前449年，波斯和希腊军队在塞浦路斯岛进行决战，希腊海军占据上风，波斯军队遭受重创。从此，波斯帝国与雅典签署《卡里阿斯和约》，波斯放弃对小亚细亚诸希腊城邦的控制，不介入爱琴海地区事务，希腊则曾听任波斯对塞浦路斯的控制。此后百年时间里，希腊城邦和波斯帝国基本保持和平，波斯帝国则通过对雅典和斯巴达内战的间接操控，有效地干涉希腊局势。希波战争只是波斯帝国对外扩张的一部分，它的成败对帝国并未造成根本性冲击。只是由于近代西方崛起和掌握话语权，极力描绘和夸大波斯和希腊之间的战事和它的意义。与此同时，希腊城邦和以波斯帝国为引领的古代西亚文明间的交流更加迅速，有利于各自的发展和进步。

四 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30～公元前129年）

波斯帝国晚期可谓是内忧外患。内忧是帝国过于庞大，连年征战讨伐，民怨甚深；帝国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斗争加剧，中央主要表现为皇帝与贵族间的矛盾，地方表现为皇帝和地方统治者的矛盾，还有较为普遍的波斯人和征服民族间权力和利益的争斗。埃及就发生过三次推翻波斯统治的起义，阿塔薛西斯四世也在宫廷内斗中被谋杀。

公元前334年春天，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步兵30000人、骑兵5000人向波斯帝国挺进。在公元前333年和公元前331年，相继爆发伊苏斯战役和高加美拉战役，亚历山大连续击溃帝国从东、西部行省集结起来的两支大军，最后攻克位于现伊朗境内的王都波斯波利斯，大流士三世在向东逃亡的过程中被部将杀死，波斯帝国宣告覆灭。帝国被希腊人征服后，开启了一个长达200多年的希腊化时期，或者说是希腊化和波斯化相互融合的时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古代伊朗的篇章到此结束，伊朗进入了一个新的东西方大交融时代。

亚历山大大帝南征北战，在短暂的10年间建立起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的疆域西起巴尔干半岛，东达印度，北抵中亚，南至埃及，其中包括波斯。亚历山大大帝任命朴塞斯塔斯为波斯总督，为了巩固对波斯的统治，除保留某些原有的统治体制外，还任用波斯人担任中下级领导职务，保留并身体力行地遵守波斯的宫廷礼仪和地方习俗，还招募50000名波斯青年编入马其顿军队以填补兵员。另一方面，亚历山大积极实施“希腊化”政策，在波斯旧地建立希腊移民区（即许多希腊式城市），推行“希腊化”的殖民统治。据当时文献记载，移民筑城70座之多，它们都处于战略要地或者交通要道上，兼具军事要塞的功能，具有很高的商业和军事价值。不久，在沿波斯北部、西部和南部边缘地带的巴克特利亚、海卡通庇洛斯（今达姆甘）、拉格斯（今雷伊）、肯加瓦尔，以及在扎格罗斯山区的纳哈温德等地区，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希腊移民区。一批又一批的希腊商人、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其他职业者纷纷涌入波斯，企图将希腊人与波斯居民融合在一起。这一希腊化政策虽没有获得成功，但希腊文化和政治制度却给波斯带来不小的影响。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亚历山大并没有指定继承人，只是说：王权属于最强者。而他身后也没有一个强大到完整继承其帝国的领袖，因此亚历山大帝国很快就瓦解，分解为3个希腊化的国家，即塞琉古、托勒密和马其顿[3]。其中与伊朗或者说与波斯密切相关的就是塞琉古王国。

塞琉古王国的统治者塞琉古是马其顿贵族安条克之子，曾为亚历山大大帝的随从和部将。塞琉古所建立的王国是3个希腊化国家中幅员最大的国家，它鼎盛时的疆域为两河流域与小亚细亚，东至印度河。公元前300年，塞琉古王国定都于叙利亚的安条克城，又称叙利亚王国，中国史书称“条支”。公元前312年，塞琉古在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尼亚站稳脚跟，随后征服伊朗高原，兵锋直达印度西北部。在与孔雀王朝大战后双方缔结和约，他的东扩进程才止步。总体来说，塞琉古王国的统治中心位于两河流域，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波斯是该王国中的一个行省，也是其东部的屏障。塞琉古王国继承了亚历山大大帝推行的“希腊化”政策，以希腊人-马其顿人为主要统治基础，同时又奉行希腊-波斯合作的政策。

塞琉古王国继承波斯帝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也延续王权神化的传统，既效仿波斯的宫廷礼仪和服饰，延续波斯帝国的行省制度；同时又在一些战略要地设立特别总督区，由希腊人或者马其顿人直接统治，以便更好地管控国家。总体而言，希腊化时期对境内各民族的统治相较于波斯帝国时期更为松散，中央集权的程度和王权的控制力处于下降阶段，又开创一个更为自由包容的社会环境，方便各民族各文明的互通和交融。同时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西方世界借助马其顿的兵势将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向东方输出，各有所长，交相辉映。

五 帕提亚王国（公元前247～公元224年）

波斯境内诸多部落不甘心接受塞琉古的统治，经常发生反抗。波斯东北部的帕提亚人不满希腊人的统治，约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一支北方游牧部落——马萨盖特人进入波斯后，帕提亚人与马萨盖特人共同反对塞琉古王国的统治。

帕提亚人的崛起是公元前247年，帕提亚人的首领阿尔萨息举兵起义，宣布成立帕提亚王国，中国史书称其为“安息”。他自立为王，称号为阿尔萨息一世。盘踞于波斯东北部的帕提亚王国，国力比较薄弱，还不足以压倒塞琉古王国，两国长期对峙。公元前230～公元前228年，塞琉古二世领兵东征，阿尔萨息战败，但由于王国西部埃及、巴勒斯坦等地均发生叛乱，塞琉古只得承认帕提亚的实际独立地位。不过，双方保持宗主国和附属国的关系，帕提亚必须年年纳贡。公元前183年，帕提亚人的军队将塞琉古王国安条克三世率领的军队一举歼灭，并于公元前155年和公元前141年，由国王密特里达特斯一世领军占领米底与两河流域的希腊人重镇塞琉西亚，自此帕提亚王国基本占有整个伊朗高原、亚美尼亚和两河流域的一部分，并将战事转向中亚的木鹿和巴克特里亚西部，从而成为一个西起两河流域，东至阿姆河的帝国。

公元前129年，安条克七世率军与帕提亚人的军队进行决战，兵败身亡，从此结束了希腊人对波斯的统治。帕提亚王国被视为波斯帝国的继承者。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2世纪，帕提亚王国，或者说安息是欧洲与中国贸易、交往的必经之地。公元前115年，中国汉朝的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曾派遣他的副使访问安息，安息国王派两万骑兵到东部边界迎接，受到国王密特里达特斯二世的热诚款待，由此开创了中国和波斯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

帕提亚王国统治逐渐恢复原来波斯帝国的兴盛，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有所发展。王朝的盛世期是由密特里达特斯二世（公元前124～公元前88年）开创的。密特里达特斯二世对内进行军事改革，增强帕提亚骑兵的战斗力，对外向地中海东岸扩张。从此时开始，为争夺叙利亚、两河流域全境和亚美尼亚，帕提亚王国和罗马展开漫长的斗争和对峙。

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为了争夺西亚与东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通道，派兵大举进攻波斯。帕提亚王国坚决抵抗侵略者，双方展开长期战争。在公元前53年的卡尔海战役中，帕提亚的军队击败罗马帝国的军队，罗马帝国的统帅克拉苏阵亡。公元前36年，帕提亚军队又击败罗马帝国统帅安东尼率领的远征军。克拉苏和安东尼的大败有效地遏制了罗马东扩的步伐，毗邻的东西方两大巨头最终以幼发拉底河为国界。公元前30年，最后一个希腊化大国埃及被罗马征服，希腊化时代终结，罗马也开始迈向帝国时代。帕提亚王国则在西亚进一步恢复波斯文化。两强并立的格局基本稳固下来。

据研究表明，帕提亚人是居住在伊朗高原北部北伊朗语部族，它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上与波斯人相近，因此既不是波斯人，也不是希腊人。由于继承波斯帝国旧地和希腊化时代的风貌，帕提亚王国的统治是东西方复合式的，其制度中既有波斯帝国的特色，例如王权、宗教、行省制度；也有希腊化时代的遗影，例如城市自治、城邦制度。在政治制度上，它更多地承袭了波斯旧制，神化王权、父子相继，但是新王的任命还需要贵族会议选举，国王的权力也受到贵族会议的限制，因此中央集权实际上受部落旧制的渗透和削弱，这也为帕提亚王国宫廷内斗、王位频繁更迭埋下隐患。它的行省制是波斯行省制的弱化版，行省长官多是原有地方统治者，国王少有废立任免权，许多行省俨然是独立王国。各地的城市也分为希腊化城市和东方城市。希腊化城市主要在帝国西部的两河流域，城邦享有更多的自治权；东方城市主要在伊朗高原上，国家或者行省长官可以直接管理。经济上，帕提亚王国是种植业、手工业和游牧业三足并立，这和王国广大的地域有关。两河流域的灌溉系统发达，种植业兴盛；城市内东西方特色的手工业得到完整的保留和发扬；而伊朗高原和中亚地区广阔草原上游牧业兴盛，盛产良马和羊群。土地所有制仍是公有和私有混合，或归王室、贵族、个人私有，或归神庙、村社或城邦公有，耕种土地的既有农民也有奴隶。在东西方贸易上，帕提亚王国既是供给者，又是中间商。在和罗马帝国的对立中，两国的香料、植物、纺织品、皮革、刀具等物产的贸易以及农业、建筑等技术的交流都比较顺畅，同时来自中国的丝织品、瓷器、药材、技术等也通过帕提亚王国输往西方。

帕提亚王国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中央集权弱化，政治结构多元松散。因此，贵族、地方总督、王室相互竞争，各自拥立新主，国内政局不稳。例如从公元前31年～公元114年，帕提亚王国出现过15位国王，除去沃洛吉西斯一世在位30年，甚至出现过数王并立的局面。公元207年，沃洛吉西斯六世继位，其弟阿塔巴努斯五世起兵争夺王位，两人各霸一方。罗马帝国则选择与中亚贵霜帝国结盟，合击帕提亚国王，双方前后进行四次大规模战争，连帕提亚的首都泰西封都被攻破和焚毁。从此以后，帕提亚王国逐渐衰落，最终被更为强大的萨珊王朝替代。

六 波斯萨珊王朝（224～651年）

波斯高原南部的法尔斯地区是波斯帝国的发源地，这里在塞琉古王朝和帕提亚王国时期均存在不少“半独立”的城邦或酋长的领地。这些地方统治者与波斯帝国有着较为密切的血缘联系，许多家族都是传承自阿契美尼德家族，祆教信仰在该地区也根深蒂固，受希腊化时代的文化冲击较小。公元3世纪初年，法尔斯地区崛起一股新的势力，随后在阿尔达希尔的领导下最终建立波斯萨珊帝国。

阿尔达希尔出生于伊斯塔赫尔城的安娜希塔神庙祭司家族，他的祖父名为萨珊，据说出自阿契美尼德家族，并成为神庙祭司。他的祖母是法尔斯行省总督的女儿。他的父亲帕佩克利用帕提亚王国衰落的机会，控制法尔斯省大部分地区，基本摆脱帕提亚王国的控制，阿尔达希尔则成为达拉布吉尔德要塞的长官。在其父亲去世后，阿尔达希尔成为法尔斯省的实际控制者。

阿尔达希尔是一位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野心勃勃。他乘帕提亚王朝内讧之时，积极扩大军事力量，首先吞并克尔曼和波斯湾沿岸地区，随后又向北进军伊斯法罕、向西攻陷胡齐斯坦等地。萨珊王朝的成长引起帕提亚王国的不安，国王阿塔巴努斯五世命令胡齐斯坦总督出兵讨伐。阿尔达希尔率军迎战，经过一场激战，击溃了帕提亚的军队，然后率军北上，成功夺取重镇伊斯法罕。不久，阿尔达希尔的军队进入波斯湾沿岸，这样逐渐建立起与帕提亚王国分庭抗礼的军事力量和势力范围。

公元224年8月，阿塔巴努斯五世率军“讨逆亲征”。在霍尔木兹甘战役中大败，国王被杀，帕提亚军队损失惨重，基本丧失战斗力。阿尔达希尔率军长驱直入，占领帕提亚王国首都泰西封，紧接着他又率军继续扫荡帕提亚军队在各地的残余力量。公元224年，阿尔达希尔登上波斯王位，称号为阿尔达希尔一世。他以祖父萨珊的名字作为新王朝的称号——萨珊王朝。

王朝建立后，阿尔达希尔继续征讨拒绝臣服新王朝的地方势力，但遭到亚美尼亚统治者斯洛的坚决抵抗，战事并不顺利，其原因在于亚美尼亚人得到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有力支持。阿尔达希尔认为必须与东罗马帝国决一胜负。公元230年，阿尔达希尔率大军进攻东罗马帝国在两河流域的领地。虽然，波斯军队在战场上略占优势，但也无力战胜东罗马的军队。最后，双方于公元232年签订有利于萨珊王朝的和约。在解除后顾之忧后，阿尔达希尔出兵征讨亚美尼亚，几经曲折，最终将亚美尼亚纳入萨珊王朝的版图，实现了统一波斯的愿望。

波斯统一后，阿尔达希尔认为要巩固新王朝的权力，首先必须改变帕提亚王国统治时期地区割据势力膨胀的弊端，他将其儿子分封为各地区的诸侯，其他的王族成员出任行省的总督或主管的官吏。阿尔达希尔的第二件大事是实施发展农牧业和恢复经济的政策。他认为，农牧业是波斯帝国的立国之本，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阿尔达希尔实施的第三件大事是尊奉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认为宗教对巩固王权有着重大的作用。他将神权与王权集于一身，自称“阿胡拉马兹达的崇拜者，神圣的阿尔达希尔，波斯的诸王之王，神之后裔”。阿尔达希尔为“新波斯帝国”打下了基础。到他去世时，整个帕提亚王国都被萨珊波斯王朝吞并，伊朗高原和近半的两河流域再度成为新帝国的基础。

公元240年阿尔达希尔去世，其子沙普尔（称沙普尔一世）即位，继续执行其父的对外扩张政策，率军再度与东罗马帝国在两河流域交战。东罗马帝国军队得到阿拉伯部落武装的支持，波斯军队屡遭挫折。在萨珊王朝与东罗马帝国长期处于军事对峙的情况下，沙普尔一世转而出兵征讨花剌子模和阿塞拜疆的米底人，随后征服里海沿岸诸城邦。244年，沙普尔一世在泰西封附近的安巴尔大败罗马军队，罗马皇帝戈尔迪亚阵前战死。到256年，沙普尔一世利用东罗马帝国内部政局混乱的机会，又一次兴兵两河流域，在巴尔贝利斯战役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东罗马帝国6万军队全军覆灭。波斯军队占领两河流域后，一度占领东罗马帝国重镇安条克（又名安都，今土耳其南部的安塔基亚）。公元258年，萨珊王朝又与东罗马帝国军队交战，东罗马帝国的皇帝瓦勒良被俘，后与战俘一起被送往胡齐斯坦修筑水坝和桥梁，今天还有一座被称为“班迪凯撒”的水坝遗留下来，其意思为“皇帝水坝”。随后，沙普尔一世征服了外高加索诸部落。中亚东部贵霜王国国王向沙普尔称臣，萨珊王朝的势力扩张到印度次大陆的边缘。沙普尔一世执政三十年，他治下的萨珊波斯帝国已成为西亚地区新霸主。

公元272年，沙普尔一世去世，长子霍尔米兹德继位，但一年后即病亡。萨珊王朝宫廷内部出现了争夺王位的斗争。琐罗亚斯德教教主克迪尔支持霍尔米兹德之弟吉兰王巴赫拉姆（273～276年），即巴赫拉姆一世。这开了琐罗亚斯德教（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祆教”）干预朝政的先河。祆教内部也有派系之争，历史上被长期边缘化和压制的“佐尔万派”在萨珊波斯王朝时期从异端变成与正统派并驾齐驱的力量。“佐尔万派”认为“善恶同源”，两大主神——善神和恶神都是“佐尔万”（意为时间）所生。不过在萨珊波斯帝国时期，摩尼教是帝国打压的主要对象。

摩尼教创立于公元3世纪中叶，创始人摩尼（215或216～276年）以祆教为基础，吸收基督教和佛教等的思想，创立摩尼教，宣传“二宗三际论”。这一宗教理论强调肉体和精神的斗争，强调灵魂应摆脱肉体束缚，回复纯洁，因此号召人人终身自我修行，帮助光明战胜黑暗。要求教徒弃富救贫，独身禁欲，粗衣素食，这样死后可以升入极乐世界。摩尼还攻击琐罗亚斯德教高级祭司的腐化生活，反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因此深得民心。摩尼教起初受到沙普尔一世和霍尔米兹德的保护，到巴赫拉姆一世时开始遭到朝廷和琐罗亚斯德教的全面迫害。公元276年，教主摩尼被杀害，摩尼教遭受政权的残酷镇压，随后转入秘密活动，长期存在。摩尼教曾传入中国，现在中国还有摩尼教的遗迹和教经。

琐罗亚斯德教僧侣排斥其他教派，特别是迫害摩尼教，引起了其他教派信徒的不满和反抗。5世纪末，琐罗亚斯德教原祭司马兹达克受摩尼教教义的影响，创立新的宗教学说，宣传人人平等的思想，要求恢复原始公社的共有共享制度，实现土地、水源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他号召人民举行起义，推翻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社会制度，后世称之为马兹达克运动。马兹达克的主张得到广大农牧民和城镇居民的响应，随后爆发了反对萨珊王朝和琐罗亚斯德教的起义，王室、贵族、琐罗亚斯德教祭司等人的土地被剥夺。马兹达克的起义震撼了整个波斯。萨珊王朝与琐罗亚斯德教都受到严重的威胁。

马兹达克的教义不仅可以团结广大受压迫的平民，也得到国王和部分贵族的支持。卡瓦德一世曾笼络马兹达克教派，希望利用它打击部分大贵族和祆教祭司的势力。为此，卡瓦德一世颁布法令，限制贵族特权、禁止一夫多妻、征收贵族特别税等，着力改善帝国贫民的生活状态，这些多少都受到马兹达克运动的影响。到公元518年以后，卡瓦德一世调整对内政策，缓和与大贵族集团和祆教祭司集团的关系，与马兹达克运动的联系渐渐疏远起来。公元529年，马兹达克及其数百名追随者被邀请到首都泰西封参加神学会议，惨遭屠杀。马兹达克运动从此被宣布为邪教，教产被没收，经籍著作被焚毁，在全国起义中被屠杀的信众达8万人。马兹达克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沉重打击了萨珊王朝和祆教的势力。

从4世纪开始，祆教祭司集团和王朝大贵族势力对王权的干涉日渐深入和频繁。在4～5世纪两百年的时间中，至少有6位皇帝因此身故。例如沙普尔二世（309～379年）是在前王霍尔米兹德二世去世后才出生的，前有3位成年的王子被废、被杀或者出逃东罗马帝国。沙普尔二世之后连着4位皇帝均是短命，他们相继被废或者死于非命，例如被倒塌的帐篷压死或者被马匹踢死。虽然沙普尔二世一人在位长达70年，但是这二百年萨珊波斯帝国的权力斗争太过频繁，阻碍了有效的王朝治理和内外平乱。

进入6世纪以后，萨珊波斯王朝开始从盛世转向衰败。这一部分原因在于王朝连年穷兵黩武，不断对外扩张。王朝东边与嚈哒人、贵霜王国等作战，西边与东罗马帝国争霸，人民不堪承担征役和税赋的重负。另一方面，萨珊王朝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王室贵族、奴隶主和封建主、琐罗亚斯德教僧侣、高级官员等统治阶级穷奢极欲和荒淫无度的生活，对广大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引起了人民的极端不满，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到胡斯洛二世（590～628年）去世后，萨珊波斯一片混乱，短短4年里换了超过10位皇帝。国内大小贵族和异族社群割据一方，自成体系，波斯帝国犹如布满裂痕的玻璃器皿，只需要再施加一点外力就可以瓦解。

在这里还要补充一下，雅利安人南下建立诸个王国和帝国这一大时代的社会阶层特色。雅利安人部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种姓制度。它将社会分为四个种姓，祭司、武士、农夫和工匠。因此，种姓制度的产生不是从印度开始的，也不是印度教社会特有的产物，从米底王国开始，伊朗雅利安人诸王国和帝国内一直延续着这一制度，直到萨珊波斯帝国时代。当时帝国分为有公民权的自由民和无公民权的奴隶。自由民就是波斯帝国的核心结构，分为第一等级祭司种姓，第二等级武士种姓，第三等级文士种姓，第四等级平民种姓。其中第三等级主要是从各种姓中分离出来，固定担任各级文官、医生、乐师、诗人等职业的人。前三个种姓都是萨珊波斯帝国的特权等级，内部又有不同的品级。而平民种姓则包括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另外还有一个低级种姓，这一点和印度相似，称之为“贱民”或者“不净者”，它们是一群因各种原因被剥夺公民权的，隔离生活的，专门从事下贱、不洁职业的人。在种姓制度之外，还有数量庞大的奴隶阶层和各地异族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