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朱熹语录编辑引发的纷争

顾名思义，语录是门人弟子对朱熹讲学、谈话的记载，这些记载中只有极少部分内容曾由朱熹本人审阅过，如辅广的语录就曾经朱熹亲笔校改，绝大多数内容是朱熹去世之后，各位弟子根据当年的记录，乃至后来的追忆而撰写的。因此，语录的编辑不但多侧面、多层次地展示了朱熹庞大的思想体系，更是朱熹门人群体的一个集中展示。现存《朱子语类》前有“语录姓氏”，就开列了参与编辑的朱熹弟子名录。尽管语录的编辑完成是后朱熹时代朱子学派内部的盛举，可编辑过程出现了这样一些矛盾。首先，记载的权威性如何确认：同样一事，如果多人记载雷同，是否去取，依何去取；针对同一问题，存在多人互相冲突的记载，依谁为准？其次，谁有资格提供语录原始材料，换言之，哪些弟子有资格加入“语录姓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语录编辑工作由谁主持？朱熹去世之后，朱熹的语录同时流行的有五种之多，主持者自然也各有其人，不同语录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竞争关系。

一 语录“传道”的正当性

根据贾德讷（Daniel K.Gardner）的研究，语录在宋代儒学史上的出现，象征了两个趋势。第一，为了挣脱汉唐经学的束缚，宋代新儒家贬低了文字记载（包括著作）在传道中的地位，而对口头辩论的信心日益提高，新儒家们的高度重视导致了语录的大行其道。[39]第二，语录的口语化扩大了接受者的范围，儒学对文化水平更低的人群渐渐开放。[40]但是，上文已经指出，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关于语录是否代表了道学家的思想，早在程颐弟子所记语录开始流行时就存在争议，而朱熹认为：“观此，则伊川之意亦非全不令学者看语录，但在人自著眼看耳。如《论语》之书，亦是七十子之门人纂录成书，今未有以为非孔子自作而弃不读者。”[41]《论语》实际上也是语录性质的书，但无人怀呈之其在儒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问题要害并不在于“自作”还是“他作”，而在于读者如何正确地利用语录。

黄榦对语录的态度基本上继承了朱熹，认为语录中记载的师生问答的过程，再现了当年教学的场景，是朱熹思想更加生动、细腻的展现：

先生之著书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备矣。师生函丈间，往复诘难，其辨愈详，其义愈精，读之竦然如侍燕间、承謦咳也。后之学者，诚能斋心而玩之，历千载而如会一堂，合众闻而悉归一己。是书之传，岂小补哉？[42]

通过阅读语录所记载的问答，读者可以身临其境地接受朱熹的亲传，仿佛能听到朱熹的声音，感受到他的语气和神情举止，这种强大的“现场感”效果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电视教学。语录的存在，让当年考亭师生问答教学的时空事件，在文献中永远地定格下来，而不致随着历史的长河流逝不存。

但是，朱熹去世以后，朱子门人所记语录层出不穷，现在可知书名和作者的单行门人语录就达35种。[43]这些单行语录：“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其本旨，而更相传写，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辄自删改，杂乱讹舛，几不可读。”因此，需要对这些单行语录加以整理、校雠。嘉定八年（1215），李道传任江东路提举，动手将所收集到的语录，委托朱熹弟子潘时举、叶贺孙加以整理，削其重复，正其讹误，编为《朱子语录》四十三卷，简称《池录》。《池录》共收录了廖德明、辅广、余大雅、陈文蔚、李闳祖、李方子、叶贺孙（叶味道）、潘时举、董铢、窦从周、金去伪、李季札、万人杰、杨道夫、徐寓、林恪、石洪庆、徐容、甘节、黄义刚、渊、袭盖卿、廖谦、孙自修、潘履孙、汤泳、林夔孙、陈埴、钱木之、曾祖道、沈僴、郭友仁、李儒用等33人所记录的师说。《池录》的编辑工作是在黄榦全程指导下进行的，而主其事者是两浙朱子学的传人叶味道和潘时举。其具体做法是：“互相雠校，重复者削之，讹缪者正之，有别录者，有不必录者，随其所得为卷帙次第，凡几家。继此有得者，又将以附于后，特以备散失，广其传耳。”[44]经过此次编校，朱门诸弟子对朱熹思想的转述，得到了一次清理和整合。

然而，《池录》也存在重大的先天不足。当年黄榦、叶味道、潘时举是在李道传所搜集的语录的基础上进行编辑的，而李道传的本子不少是抄录的；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当时黄榦等人在编辑过程中并无其他版本校雠，因此留下了不少遗憾。最严重的讹误发生在辅广记录的部分，后来编辑《朱子语类》的黄士毅说：“以先生改本校之，则去其所改而反存其所勾者，合三十余条。”以致黄榦曾一度起意以各单行语录的“元本”再行校对：“故近闻之直卿，欲求元本刊改，而未能也。”[45]由于“元事”难以搜集，所以不了了之。

意识到《池录》存在缺陷，黄榦在《池录后序》中称：“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师傅之本旨”，嘉熙二年（1238）李性传的《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后序》更说：“（黄榦）其后书与伯兄，乃殊不满意，且谓不可以随时应答之语易平生著述之书。”[46]有些现代学者据此认为黄榦对《池录》的出版很不满意。[47]其实“记录之语”云云，是特别针对《池录》成书以前各种单行语录的。从上文的分析看，黄榦从未把著述和语录对立起来，相反，他对《池录》寄予了极大的希望，认为语录是朱熹学术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求《池录》在搜集语录时尽量从宽，以保存学术资料为主，而不要急于删削。

二 《池录》呈现的朱门弟子谱系

既然语录是弟子记录的朱熹言论，那么记录者的师门资历、学识涵养、名誉声望无疑对记录内容的权威性、可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当单行语录流传的时候，记录者（或刊刻者）的目标比较单纯，即通过公开讲学记录，传播朱子学，以此证明自己作为朱熹门人的身份。等到嘉定八年（1215），李道传刊刻《池录》时，新的问题出现了。

首先，《池录》刊行后，出现了以姓名为《池录》所收录而进行标榜的现象。《池录》把业已行世的各种单行语录汇纂一编，其中有的语录或与他人记录重复太多，或内容过于荒唐离谱，遂被删削不录，最后入选的语录经过黄榦审定，其内容较之此前的单行语录更可靠而具有权威性。因此，入选《池录》本身成了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嘉定十四年（1221）十月，权夔州路提点刑狱度正应诏搜访遗逸之士，推荐了朱熹门人涪州人渊，其理由是：“熹之门人众矣，惟渊从之为最久，闻其言为最详，记其说为最备，故其得之为最精。今建阳书坊所刊朱熹《经说》，渊之所录《易说》实居其首。故江东提举李道传所集朱熹语录，渊之所录亦附载其中。”[48]从现存的资料看，渊确实留下了不少朱熹言论的记录，共有《语录类编》、《四书类编》、《易问答语要》（即度正所谓刊入建阳书坊朱熹的《经说》中论《易》的部分）、《文公进学善言》等四种。但这是否就等同于“惟渊从之为最久，闻其言为最详，记其说为最备，故其得之为最精”呢？度正的这段话暗示了这样一种逻辑：“得道”的深浅，是与《池录》中所占的篇幅成正比的。然而在黄榦、陈淳朱子学精英还在世的嘉定十四年（1221），这种想法无疑是肤浅可笑的。

其次，《池录》的编排顺序也未尽人意。因为，黄士毅编辑《朱子语类》以内容门类为纲，门类之间又以重要性为序；《池录》却是以人为纲的。因此，《池录》中《语录姓氏》的排名顺序十分重要。叶味道、潘时举初稿的方案，是单纯以年月为序，结果无论是资历和学养都属平平的金去伪在初稿中排在了第二位。为此黄榦提出了异议：

如今去伪者，番易人，初识之，年方十七八，乃己亥（1179）在南康相会，自后绝不知踪迹，不知此录从何得之，遽列之第二，未知安否？更熟思之。记录之人真是学者，如子晦丈、汉卿丈之类绝少，再相记录所闻及大段背驰者甚多，但以年月为次第，似亦未安。或分为两样，第以岁月，亦似未稳。可更商量。[49]

黄榦认为，虽然金去伪所记为淳熙二年（1175）之语，但他在师门时间很短，更不是廖德明、辅广那样黄榦所认可的“学者”，置于第二颇为突兀。显然，以时间顺序排比各家语录，固然能够使读者清晰地把握到朱熹思想前后的变化过程，但若拘泥于时序而罔顾记录者本人的学养或者在师门中的重要性，更不可取。于是，哪一些弟子的记录更重要，哪些则不甚重要，去取抑扬之际，必然带有黄榦鲜明的个人色彩。以金去伪为例，虽然黄榦本人只在淳熙六年（1179）见过一面，但金氏并不是“自后绝不知踪迹”，而是在淳熙二年（1175）、淳熙六年至七年（1179～1180）间、庆元二年（1196）、庆元三年（1197），四次师从朱熹，[50]黄榦只是根据自己不准确的记忆而贬低了金去伪。

叶味道、潘时举接受了黄榦的意见，在《池录》定稿中，金去伪的顺序排在第十一。根据黄榦意见而调整的弟子姓氏顺序，请参见表2-1：

表2-1 《池录》弟子姓氏顺序[51]

表2-1 《池录》弟子姓氏顺序-续表

在调整之后的顺序中，出现在第一的是廖德明，因廖氏所记为孝宗乾道九年（1173）之语，最为早出，遂位第一；第二位则变成了记录光宗绍熙五年（1194）之语的辅广，这不但因为辅广本人是一个“学者”，而且他所记部分曾经朱熹亲笔改定，可靠性也最高，故居第二。第三位的余大雅所记内容的时间退回到了淳熙五年（1178）以后所闻，从第三位余大雅开始到第九位董铢（庆元二年，1196），一线而下，大体以时间为序。但到了第十位窦从周，时间却跳回到了淳熙十三年（1186）。

接着，第十一位的金去伪又超越窦从周，记录时间跳到了淳熙二年（1175）。但是从金去伪开始，直到庆元五年（1199）的李儒用，时间顺序基本恢复了正常。唯一的例外是第十八位徐容（绍熙二年，1191），他前面的石洪庆、林恪都是绍熙四年（1193）。现有的史料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窦从周、徐容这两个例外。如果先不考虑这两个人，我们大致能在《池录》的编排顺序中辨认出两个时间循环，即从廖德明到叶贺孙（也许包括了窦从周）为第一循环，自金去伪以下23人则是第二循环。结合上引黄榦给李道传信中所提出“时间为主，记者为辅”的编排原则，有理由相信，廖德明、辅广、余大雅、陈文蔚、李闳祖、李方子、叶贺孙、潘时举、董铢（也可能还包括了窦从周），是黄榦心目中的“学者”，金去伪以下二十三人的重要性就要下降一等了。

但是，到了理宗嘉熙二年（1238）李性传于饶州刊刻《朱子语续录》（简称《饶录》）时，《池录》中门人姓氏的两轮排序法被摒弃了，而采取了一线到底的时间顺序，即从淳熙二年（1175）的何镐开始，到庆元五年（1199）的无名氏（第三十九卷）为止。《饶录》的第四十、四十一、四十二这三卷是时间不详的无名氏所记语录的杂录，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这最后三卷下有编者小注（可能是黎靖德所加，也可能是李性传）云：“已上三家，非柢本，览者详之。”[52]其中，卷四十四、四十五是“记见”，所记为见闻杂事，故在这部以语录为主体的书中具有附录性质，因此殿后。如果说《饶录》在编排原则上受到了《池录》的影响的话，那就是黄榦被置于卷首。若严格按照时序，黄榦第一次见到朱熹也已经是淳熙三年（1176）了，其所记语录的时间绝不会早于此年，但是他仍然排在淳熙二年（1175）的何镐之前，证明黄榦在朱熹弟子群体中的领袖地位是无可撼动的。当然，由于李性传不是朱熹的亲传弟子，因此在他编辑《饶录》时，就不再像像黄榦那样敢于对众多弟子区分流品了。

《池录》的出版暴露了朱门诸弟子对师说记载的差异，而主持者黄榦出于学术方法的考虑，力主保留这些分歧和差异。结果，陈文蔚看到《池录》后，就对其中与他有关的语录十分不满，他在致张洽信中写道：“间有曾是当时同侍教之人，录文蔚所问答者，或牵引数事作一事说，或以数日话头各是一事者作一日说，首尾乖剌，殊觉可怪。文蔚拟欲再拾其遗，别作一录，庶见本来答问之目。目今未就，俟脱稿当访便请益。”[53]陈文蔚抱怨其他弟子记录了他的话，但是错误很多。他的抱怨暗示了两个问题，一是其他记录者良莠不齐，二是主持语录编辑的黄、叶、潘等人不够谨慎。嘉定十三年（1220）二月，陈文蔚致信徐侨：“语录刊行者，文蔚偶有所见，并昌甫所报凡二条，与别录所疑，悉见与叶味道书中，得暇能相与折衷为佳。”[54]可见陈文蔚还曾致信叶味道表达自己对《池录》的异议。不但如此，为了肃清《池录》带来的不良影响，陈文蔚后来又编辑了《师说拾遗》。陈文蔚的个案说明，在客观上《池录》就如同一个展览一样，把那些散处于各个单行语录中的分歧集中加以展示，从而标示了朱子学在后朱熹时代的努力方向；然而，《池录》所勾勒的朱门谱系，使得本来在仕途名利的引诱下已经四分五裂的朱门更加动荡不安了。

三 《池录》与后朱熹时代朱子学方法论

朱熹著作极其宏富，但是像《四书章句集注》这样经他本人反复琢磨修订的“万世不刊之书”终为少数。即便是陈淳这样专注于朱子学体系化、规范化的人，对语录亦持欢迎的态度：“子上语录，不止说本朝典故，兼有问理义大节目处，未必经文公亲改。向见朱寺正，以遗亡为忧，面嘱求之，未知廖本所传者是此否？能示及亦佳。”[55]因为朱熹本人实在留下了太多的空白，其中经学方面的空白，需要从语录中找到答案，故陈淳也到处搜集朱熹弟子所记的各种语录。

可是，早在《池录》的整理过程中，语录与著作的矛盾就凸显出来。叶味道整理语录时，把不符合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观点的条目删去，黄榦得知后，立刻写信制止：“且如语录中所载与四书不同者便径削去，则朱先生所集程先生语录，胡为两说不同而亦皆采取耶？天下义理正未可如此看也。虽朱先生不敢以自安，而学者乃欲率然如此，何耶？朱先生一部《论语》直解到死，自今观之，亦觉有未安处。”黄榦认为，语录与《四书章句集注》冲突处，并不一定是《四书章句集注》对，盖朱熹的很多学术观点在其一生中都始终有所变化发展，对“四书”解注工作的完善则到死未休，因此语录中的“异端”观点具有留存参考的价值。黄榦还举朱熹解《论语》“不亦君子乎”一句为例：“此一段，乃近见一朋友语录中所载，又岂可以其与‘四书’不合而削之乎？义理无穷，正可忧，正可惧，不可执一说而遂以为安也。似此数处，皆是近日见诸君子读《论语》而得之，今既刊削如此，亦无可奈何，但乞存留底本见示，并求新改本更一观耳。”[56]朱熹生前对此句的解释经过多次修改，而此次搜集到某本语录中关于这句话的解释与《四书章句集注》最后定本不同，但是非常合理，且有佐证，并非弟子的误记，故不应删去。

在给《池录》的出版资助者李道传的信中，黄榦对语录的编辑方针重申了“宁繁勿简”的原则：“语录事，承见谕曲折。初亦深恐削之太甚耳，若只如此，亦无害，又得味道兄整过，可以无憾矣。大抵鄙意以为，此等文字宁过于详，则刊之为易，若先求其精，则一削之后不可复求，此为可虑耳。”[57]黄榦认为，语录中保存了与《四书章句集注》歧异的观点，不但不会颠覆朱子学，反而会大大地丰富朱子学，从而为朱子学的传人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的空间，而叶味道纯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依据删定语录，从学术方法上来讲是不够妥当的。

嘉定十二年（1219）黄士毅在论及编辑《朱子语类》的必要性时，对著作与语录的关系作了更加明晰的区分：“至于群经，则又足以起《或问》之所未及，校《本义》之所未定，补《书说》之所未成。”[58]“《或问》之未及”当指《四书或问》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周易本义》是未定稿，《书说》则只完成了一小部分，这些空白都需要语录来填补。嘉熙二年（1238），李性传编刻《饶录》时，从时间的角度说明了语录的功用，他指出朱熹的很多重要著作有的成稿较早（如《通鉴纲目》《西铭解义》《周易本义》《周易启蒙》等），有的成书虽久而修订时间很长（如《四书章句集注》），有的至死未能完稿（如《礼书》），语录的作用在部分领域大有用武之地：“故愚谓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而论难往复，书所未及者，当为助；与《诗》《易》诸书异者，在成书之前亦当以书为正，而在成书之后者，当以语为是。”[59]李性传虽非朱门嫡传，却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标准，这个标准既照顾了《四书章句集注》的核心地位，体现了“因其语而得其心”的原则（关于这一问题将在下一节详细展开），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语录的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