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晚宋两浙朱子学的政治处境

大多数朱熹门人欣逢光宗朝朱子学蓬勃上升的荣景，也经历了庆元党禁的严峻考验，因而当嘉定元年（1208）出现解除学禁、褒扬朱熹的迹象时，尤其是当真德秀、李道传等未曾亲炙朱熹的支持者们为朱子学奔走呼号时，朱熹弟子们感到激动乃至些许惭愧。嘉定四年（1211）十二月，李道传在转对时请求宁宗“崇尚正学”，黄榦在给李燔的信中为此大发感慨：“李贯之素疑其弱，忽奋然抗论而去，东南之士愧死矣。儒学之有益于人如此，朝廷又能容之，皆盛事也。”[1]所谓“朝廷又能容之”，是指当时朝廷并未因此责罚李道传，这与当年庆元党禁时蔡元定、吕祖俭等人的遭遇相比，不啻天渊之别。而真德秀早在嘉定元年（1208）四月转对时就提出解除学禁，成为朱门弟子心目中的“护法大神”，黄榦讲：“得真景元书，嗜学之志甚至。得陈师复书，亦然。此二公者，异日所就又当卓然，其护法大神也。先师没，今赖有此耳，可喜可嘉。陈师复已为贯之立祠，此公真使人不能忘之。”[2]“真景元”即真德秀，“陈师复”即陈宓，他在知南康军任上，复兴了白鹿洞书院，接纳朱熹弟子讲学，改知南剑州后，又创建了延平书院，并推行了《白鹿洞书院院规》，对东南地区朱子学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3]黄榦不但表扬二人对朱子学的钻研十分刻苦，而且预言二人将成为道学的“护法大神”，显然是寄希望于真、陈能像当年周必大、赵汝愚那样，为朱子学的成长保驾护航。

但是，真正能够与周必大、赵汝愚政治地位匹敌的恰恰是并不欣赏黄榦的史弥远，在掌控宁宗嘉定年间以至理宗前期（1208～1233）漫长的专权岁月中，他对朱子学既注意拉拢，同时也保持警惕，很多朱子学人士不满史弥远专权，史弥远对他们的处罚一般止于赶出朝廷，即便真德秀、魏了翁这样的政敌仍然可以在地方（路、州、县）上出任相当高的职位，从而有条件荐举、庇护黄、李这样有气节的朱学人士，使他们除了投靠史弥远以外，仍然存在着出仕的空间。然而，出仕毕竟是出仕，一旦出仕，就牺牲了研习学问、讲学授徒的时间，从个人修养而言，官场应酬、上司奴视、同僚倾轧，也只会摧残道学家的志气。因此黄榦认为，应该把出仕控制在维持生活的最低程度，只要温饱无虞，就应将主要精力投入“传道”之中。史弥远去世后，大多数朱熹弟子已步入暮年，他们面对的是更加严峻的内外政治形势，以及理宗皇帝所寄予的通过重用程朱理学而扭转乾坤的希望。在这一时期，徐侨、叶味道、杜范成了两浙朱子学介入政治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