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长安商埠的空间与人群

一 商埠长安的地理空间格局

据老一辈人口耳相传，清代以前，长安尚未形成商埠，地方上只有金鸡村和西柳村。金鸡村[37]地理位置相当于现在长安镇西区骑楼街一带，而西柳村则位于金鸡村以南，“柳树山”（土名）以西，故以“西柳”名之。除了上述两村外，河西[38]有滩底、木樟、[39]木寨、马架、小洲、大巷、大溪、河勒、横水、北府、隘面等寨；河东有朱玉、上面寨、江口、大洲、太平、良寨、竹子头、崩冲、白崖、望枧、鹭鹚洲等寨。这些村寨形构了一个以长安街为中心的市场体系，其中距长安最远的是珠玉，陆路有18里，木樟也有15里，一般赶圩的人从朱玉到长安，步行一小时可到。

清季民国时期长安商业主要集中在河西一带。民国初期，地方政府取缔了一些有碍于商业发展的限制措施，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如颁布商业法、同业公会法，组织商业团体）；鼓励发展商业经营等，长安商场日趋繁荣。随着土产杂货贸易的日益发展，饮食、经纪、服务业相继兴起，木材业深购远销，大量鸦片烟土经此集散。[40]在“发展实业、振兴商务”口号的推动下，政府改建了街道和店铺、新建长安圩亭。码头是商埠的重要地理标志。长安主要的码头有三滩码头、仁胜码头、保安码头、大码头、新码头、毛家码头、塘码头、贾家码头。每当有大商号在长安开铺立业，某个码头就得以修葺一次。新开商号出资修码头，在长安是不成文的规矩。当然，对新商号的主人来说，这正是一次树立形象，广泛联络地方社会关系资源的时机。

民国26年（1937）市政建设以前，长安主要街道两旁的房屋皆为青砖小瓦形式，虽窄小低矮，却都有较宽的廊檐，行人可以遮阳躲雨。街上大多是鹅卵石铺成的花街和青石板铺成的石板街。[41]民国26年1月，柳州区长安行政监督公署在长安成立，辖柳州、柳城、融县、三江、中渡、雒容等县。民国26年，长安行政监督公署对长安镇容进行了第一次整顿，修建了部分骑楼。[42]融安县文物管理处所收藏的石碑《长安市政建设记》也详细记载了市政建设的情况。

长安市政建设记

民十九，省内政局既平。二十年，奉省最高军事长官李公德邻将军、白公健生将军、黄公旭初主席锐意刷新政治，本三民主义，订立自卫、自治、自给三大政策。全省行政标的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大部门建设，以建设广西，复兴中国。数千年来，官民上下本穷干苦干之精神，团结一致，向标的政策前进。所有无形之精神建设与有形之物质建设，诸种部门无不突飞猛进，成绩斐然，模范一方，誉满全国，洵一时之盛也。民二十五年，余奉命任柳州区指挥官兼行政监督，设署长安，本领袖之政策，推行庶政，编训民众，建设地方。抵任之初，即感长安居柳江上游，北入黔湘，东进桂林，西连庆远，为军事要地，为交通枢纽，平时商业辐辏，人口繁盛，诚一重要市廛。惟是市政失修，街道残损，屋宇栉比，人口拥挤，既感交通之不便，复时有火警之灾连。乃兴地方人士会商，均认有速为改造之必要。时廖公燕农，总军戟，驻柳区，痌瘝民瘼，对地方建设犹热诚指导。当即将情转陈，慨蒙代向上方请拨得款项万元，为补助长安市政建设之费，其余由地方筹措。此则廖公有造于长安之民众者也，曷胜感戴。燊等以款项有着，当即着手施行，令长安区公所组织长安市政建设委员会。当由地方举出卢佩篪、吴一峰、姚崇武、江云渠、何汉□、□日初、徐正初、龚惠民、何显、覃兆昺、韦本明等诸同志办理其事，并蒙□□派即是宁裕谟前来设计指导工程。会勘多日，图案即出，计划已定，于是分组进行，各门并举。计自工□□年一月十一日起兴，工□开筑公共体育场及公园、圩亭，三月中旬开始拆建各街马路，由长和路、长发路、□□路而沙街，各处次第拆建。商业比较繁盛之街，屋式统令其采取新式整齐，而路面则取坚牢平滑，水沟务□□而广阔以和要求。以是，长和路、大码头、塘码头各处，除路面用料科学，配合之三合土铺建外，而地下水沟均□大量岩石砌拱，英坭为浆。沟阔在三尺以上，坚阔合用，省内不多见也。其余个街，以经济状况不同，未能一律新建。仍能先令割让该着，建筑平整，无骑楼者一律种树，历十余月之久。至民二十七年二月，所有各种建筑工程宣告竣工，用款总数：桂钞约八万余元。斯项建筑事业工程不小，而竣工甚快，用款不多，此则负责诸□□□□□委员、诸同志各本民□□领袖长官□上下奋斗精神，努力尽责所致也。□堪慰藉。惟以环境、财力□□，尚有诸多应建设之事项未能□举。但社会属进化的，建设属普遍的，随时不忘修建，适合不可以为得有此一项建设为已足。随地乡村均应建设，不可以为得长安一街为已可。然今燊等未及办到此，则有待于后起者之继续努力也。是为记。

柳州民团指挥官兼行政监督　黄季燊　撰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43]

镇容修整后，各商号的外墙及门面都装修一新。古镇长安的太和街（今和平街）、升平街（今立新街）、兴隆街（今新华街）、兴仁街（今建设街局部）逐步兴建了独具南岭风格的骑楼街，从整体来看各街各段风格相似。骑楼多为三四层，一楼为商铺，二楼为会客和商务用房，三四楼为客商居住，骑楼下为人行道，供客商和行人避雨防晒。许多骑楼建筑的一楼还建有夹层，密存金条珠宝和贵重物品，以防匪盗。新建的骑楼街都统一规划线，把街道加宽至8米，并铺上三合土，修了下水道。

在长安商业最为繁盛的时期，以下几条主要街道构成了长安商民的活动空间。

太和街是南起塘码头十字街口，北至大码头十字街口，现为和平街一段。太和街为旧时长安镇中心地带，是商业主街。广东籍大商户主要集中在这条街，如广生祥、广隆兴、德记隆、合安详、裕生、建生、利兴昌、永祥等几十家。它们都是广东人在经营。其中广隆兴、德记隆、裕生和建生四家商号因为资金雄厚，被称为“四大天王”。

图1-4 今日的太和街（何良俊 拍摄）

沙街就是沿河的一条街，因为沿河全是沙滩，故名。沙街主要集中了长安的经纪行，如生生行、更生行、朱茂隆、雷明兴等。由于紧靠江边，往来人流较多，沙街还有人经营伙铺（小客栈）和小饭摊。

升平街曾叫太平街（今立新街），西靠江西会馆（今邮电局处），北接湖广路口，以棉胎布鞋业为主，都是自产自销或来料加工。钱纸、神香店也多集中在这条街，都是小本经营者。街内有湖南会馆（今融安宾馆处）和江西会馆。江西会馆还在门口修建了一座戏台。

凤凰街又叫石板街，是因为旧时整条街都是用青砖板铺成的，此街现在属于新华街的支路。此街道虽然不当大路，以居民居住为主，但兼有商店、货摊，是通往大洲和码头的主要通道，人流往来甚多。

兴仁街曾叫兴仁社，北起塘码头口，西接圩亭，现为建设街。粤东会馆（老馆）设在此街。因为接近圩亭，兴仁街是赶街农民的常到之处。农产品摆卖街道两旁，还有小杂货店和小饮食及水果、香烟摊。另外，兴仁街还有安成、大卢和华安三家堂班馆（歌伎馆）。

长庆街即现在的解放街。因为这条街多数是湖南人居住，所以又叫“湖广街”。本街以客栈业为主，有李长和等十多家客栈，还有孔万生的又昌隆号杂货店（后文详述），是通往三江县老堡口和古宜的起点，往来行客众多。

兴隆街也叫高头街、江西街，现划归新华街。民国时期，邮政局、电话局、稽征局（统税局）、福音堂、商会和锦和隆、逢源等杂货店皆在此街。这条街一头连着河边，一头接着长安最繁华的太和街，是往来于三滩码头与太和街的必经之路。

长合街曾叫纸匠寨、上会馆，管辖地段为三滩码头榕树脚巷口进到现在的聋哑儿童教育学校，现为新华街的一部分。长合街主要为居民区，但街上也有零星饮食摊、日杂店和手工作坊。

长胜街，管辖地段为现在镇医院起到牛屎街直至升平街，现划归和平街，旧时有江西会馆的戏台，粤剧亦在此演出。湖南会馆对面为最大的翻摊赌场，内有翻摊。这条街酒家比较集中，此外还有贩卖各种食品的摊子。长胜街是长安的夜市，餐饮娱乐都集中于此。

作为中转贸易的长安商埠的发展，从大趋势来看是不断扩展和繁荣的，虽然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离乱和倒退，但在百年的前进历程中，还是从清嘉庆年间的几家店铺扩展到了民国时期的600余家商号。长安商业鼎盛时期形成的街道，构建了商民生活交往的空间。商业分行成市，显得各条街道似乎各有特色。加之来自不同省份的商人各有集中从事的行业，由此不但出现了分行成市的商业局面，而且出现了各省商民经营活动相对集中的格局，如广东商人的杂货商铺集中在太和街一带，湖南人的瓷器行和客栈分别设在沙街和湖广街一带，而江西的棉布商人多在升平街活动。当然，以商业贸易而崛起的市镇，各地商民活动范围的界限不可能是泾渭分明的。

图1-5 民国时期长安商埠区域图

资料来源：何良俊手绘，张君贝制图。

表1-1 新旧街名对照

二 长安的人群结构

明人王士性在其著作《广志绎》中记载并论述了广西和广东的关系，短短百余言的叙述，即向读者展现了广西、广东之间的货物交易和人群交往情形。

广右山俱无人管辖，临江山官府召商伐之，村内山商旅募人伐之，皆任其自取。广东用广西之木，广西用广东之盐，广东民间资广西之米谷东下，广西兵饷则借助于广东。广东人性巧，善工商，故地称繁丽，广西坐食而已。[44]

广西的木材由地方官府招商砍伐运往下游的广东，而广东的食盐则逆流而上，供应广西，这是“两广”贸易长期以来的基本格局。这样的格局一方面形成了近代广西“无东不成市”的市场体系特征，另一方面也为广东人迁入广西创造了先决条件。此格局长期以来如同镶嵌在西江水系的一组铰链一样运作，使“两广”的人员和物资不断地在两地间流动。而在流动的过程中，广西地方社会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其结构和人群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当然，人员和物资的交往不仅限于“两广”地方，还涉及广西周边省份甚至江南一带。外来人口的进入，使官府面临更为复杂的社会情势，故不得不倚重于保甲法，以靖地方。

道光七年丁亥（1828）十二月二十一日又谕：“御史周炳旭奏广西各属外来游民，请饬清查编入保甲一折。广西地处边隅，时有广东、湖广等处游民在彼租山种地，往往窝藏匪徒，致滋会匪盗劫重案，为害闾阎，不可不立法防范。着苏成额严饬各府、州、县，并苗疆土司，将现在外来种山民人，开载户口，详纪年籍贯，公举诚实客长，令其约束，一体编入保甲，由地方官随时稽查，毋许书差需索。并严禁里保私租山地，搭盖土房，使奸匪无所容留。至湖广、江南上年被水难民，有流至广西者，着该抚一并饬查，妥为安抚，勿使失所。如有奸宄溷迹，一经查出，立即按律惩办，以靖地方。”

四月后苏成额奏：遵旨照办。[45]

时值清道光年间，“外来流民”以种种原因迁入广西，在此过程中所引发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受到朝廷和官府的重视。于是，编户齐民就成了官府安靖地方的主要手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外来种山民人”开载户口的工作还有其特殊性，即“公举诚实客长，令其约束”，实则还是将所谓“外来”与“土著”分而治之。这一政策，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从体制的层面阻隔了外来人群融入地方的进程。具体到长安，官府对客籍人士取得地籍有严格限定。从融安文物管理所藏的一块石碑可知，初至长安的商民还要通过缴税纳粮才能入籍。

县主刘批

朱明镜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以呈恳入籍，预后考试事呈明于县主刘案下。蒙批查定室庐以税契日为始，田亩以纳粮日为始，扣足二十年始准详明入籍考试。据呈前情核与年例不符，俟扣足二十年呈请入籍可也。

呈内有自曾祖号染匠及蚁历居四代越百余年，无籍可归。又道光十六年征买粮田，每年纳粮业已税契故官如此批。

按《县主刘批》碑，外籍商人及其子弟想要入籍并参加科举考试并不容易。科举应试的前提是必须取得地籍，而入籍的条件则是要输赋完粮二十年以上。引文中，朱明镜有心科举入仕，但仍受限于此规而无法实现夙愿。或许是为了表达对官府失察的不满，朱明镜勒石刻碑，以昭示世人。立碑人朱明镜似乎想告诉人们自己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呈请入籍，却遭否决。按照规定，入籍的条件是纳税或纳粮满二十年，县官以“年例不符”而拒绝了朱明镜的入籍呈请。

上下两份材料比较，前者看似官府是希望将外来人口尽可能地纳入到地方保甲体系当中，并各立外籍人士作为领头人加以管理，而后一碑文所叙述的内容则刚好相反——官府严格控制外来人入籍。朱明镜迁入长安“有四代、历百年”，却无籍可归。但不管是“以客长约束”的策略抑或是限制入籍的政策，其引起的社会效果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外来人群和本地人群的分别，由此自然会出现二者互动的局面。

与周边地方相比，长安镇作为区域性的贸易中心地，其人群流动最为频繁，人口数量的变化也最为明显。民国25年《融县志》记载，安全镇（即长安镇，民国22年合并大区时改名为安全镇）有10条街，147甲1562户，人口6504人，其中男性3629人，女性2875人。[46]长安区前代户口数目为9454户，近代户口数目为12440户，增长率为30%，而和睦区增长率为10%，大良区则仅为8%。[47]“户口消长比较表”说明，长安区在融县三个行政区中户口增长率最高。此种情况的出现与长安在区域市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不无关系。

长安居民中，本地人世代相传经商的不多，且商业经营资本不大。而外省来此从商的人，多半“初为客串，继为庄客”，最后便落籍定居长安。清道光《广西融县志》记载：“操奇□、坐廛市、走舟车者，俱非土著之民。”[48]融县之民安土重迁，鲜有“营业外省”者。自明代以来，迁到融县者多为湖、赣、闽、粤之人。[49]本邑大商资本多恃省外。本邑商人钱既不多，纯以劳力代资本。[50]来自各省的人群，以地缘为连结，结成帮会，建造会馆，形成自发性的群众团体组织，以维护其本身利益和加强同乡之间的团结互助。

由湖南迁来长安镇的人数最多，遍布全镇各个街巷，经营的行业广泛，三教九流皆有，从事织布业的占全行业的90%以上，在陶瓷、竹器木器、修补、裁缝、泥水、木工等行业从业人员中，湖南籍人士为多数。[51]福建人移居来长安镇的人数甚多，初时大部分经营农业，定居在长安附近的珠玉、大乐、浮石等处。长安镇的商业开始兴旺后，福建人从事各个行业的都有，但经营摊贩的较多，住商开店的较少。其经商最早、资金最多的有木材行和土杂行的“福万隆”“逢源”等户。

20世纪30年代，广东商人在广西的势力颇大。如柳州的商店，属于本省市商人经营的，计314家，占全市商店总数的50%；他省商人投资的，计255家，占全市商店总数的41%，其中粤商占69%，湘商占22%，其他各省客商占9%；其籍贯未详的，计53家，占全市商店总数的9%。更重要的是，粤商几乎全部控制了广西的金融势力，广西的货币不得使用于广东，而粤币则可在广西全省通用。[52]从商业资本来源地来看，民国时期长安商埠上的商人来自广东者资本较为雄厚，各省及本地商人资本较少，且大商多为广东人，次为本地人，又次为各省人。[53]“长安有个留人洞，广东有座望夫山。”此语在长安老一辈的广东人中广为流传。广东籍商人拥有的店铺较多，绝大部分经营土产、杂货、木材和贩运烟土。长安的豪商巨贾大多为广东籍，如大木商广生祥和“四大天王”广隆兴、德记隆、裕生、建生商号的股东们。广东人平时在一起都用广府话，只有在生意中或与外省人交往时才讲官话。笔者向几位广东籍的老人了解到，他们与其同辈的人平常都用广府话交谈，他们的下一代能说广府话，但在社会交往中基本上都用桂柳话，而他们的孙辈根本就不会说广府话。

长安四乡各村寨居民分别来自福建、湖南或广东。从迁入的时间来看，据口传或家谱记载，大多在明清时期。湖南人较福建人、广东人迁入时间更早一些。湖南人的村寨，靠山边的居多。大巷乡，原西隅乡，包括河勒村（乡民也称之为“上村”，包括河勒寨、凤凰寨、木栏寨、东村和西村）、大巷村（包括中村、下村）、小洲村、木樟村、安宁村、北府村和隘面村。河勒寨、东村、小洲和木樟等村寨村民主体“讲福建”，而大巷、安宁、北府和隘面等村则以“讲土拐”为主。河乐寨等福建、广东籍的村寨在河边或者河中的冲积洲上。直到现在，一些福建和广东籍的村寨在村中的日常生活中还保持着迁出地方言，如小洲现住民来自广东，平时用广东话交谈。鹭鹚洲是一个自然村，现行政管辖隶属于浮石镇，人口有800多人。沈姓是鹭鹚洲的大姓，人口占村里人口数的一半。其他皆是杂姓，人数较少。除了张姓祖籍广东外，包括沈姓在内的各姓氏祖籍都是福建。沈家从迁到长安已经有十三代，直到现在还有些老人用福建话交谈。河勒寨以曾姓为大族，来自广东罗定，主要“讲福建”。他们先是从福建迁到广东罗定，明朝末年从罗定迁到河勒。“河勒”是村里所说福建话近河边的意思。大洲、朱玉、木樟和木寨的住民祖籍也为福建。以上村寨中，村民日常生活皆以福建话为交流工具。关于坚持讲福建话的原因，村民述说的是一个土客矛盾的背景。因为福建籍的村寨形成较晚，大巷、凤凰寨等湖南籍的村民作为土著，对后来的“讲福建”的人颇有以主压客的风气。但是，迁入更为晚近以经商为目的的移民与土著居民之间，类似矛盾和冲突则未有听闻。究其原因，或许是生计方式之差异使然。村民以耕田种地为主要生计，新到村民对土著村民的资源构成潜在威胁，后者自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排斥的姿态；而以经商为目的的移民侵占土著村民生存资源的可能性则非常小，并且由前者而兴的地方商业还极有可能为土著村民扩展生计方式，故二者不存在必然的矛盾。

表1-2 长安及周边村寨村民祖籍与方言

另外，从地方上“军”一词的使用来看，或许我们能猜到人群迁徙的背景。“军”被长安一带人用来指称外地人。在他们看来，“军”有充军的意思，即在原籍地犯事的坏人才背景离乡，只身到边远的地方来，因而“军”用于指称具体的外籍人士，则带有贬义，如湖南军是指来自湖南的充军者，砍甘蔗军则是指为当地人砍甘蔗的人。

大巷村民中有一句话：“秦李开大巷，江何立长安。”[54]大巷老者秦太馀说，明崇祯年间，武冈州（今湖南武冈县）境内发生严重饥荒。武冈州巷口村，秦、李、黄三姓部分人南下广西求生存，后来到了现在大巷村定居下来，开荒种地，这片地方他们就称为大巷。为证明这一点，秦太馀回忆在20世纪40年代，他与湖南武冈来“倒犁头”（即铸造犁头）的人聊起，武冈人还说，武冈地界确有名为大巷口的村子，秦姓和李姓占全村人口的多数。大巷村的秦姓有两支，分别来自湖南武冈和靖州，但现在认同一个祖宗，不分开祭祀。秦家迁来大巷村最早，开基祖到达大巷村的时间大概是明末清初。当时土著还是“苗子”。秦家通过不断排挤的方式将“苗子”赶往山上而占有现在的土地。[55]听老一代人说，世道变乱的时候“苗子”到大巷一带生事械斗之事时有发生。清人李文彧的《苗子谣》从“苗子”的角度讲述了生存空间遭受压迫的历史过程。

苗子谣

怀山苗子言，有鬼楼山下。向民借大□，鱼兽毙长夜。时闻嗾犬声，遗肉酬所借。倘如触彼威，园梨尽推谢。更罹疫与灾，人畜皆遭射。屠猪并宰牛，赛神冀其赦。吾为苗子计，迁居止其吓。苗子复我告：前岁迁老哑。佃彼县人田，称尽租禾稼。所剩难治疗饥，男子为乞化。女子准为婢，吞声不敢咤。嫁端诬之官，官府谁知诈。差人如吼虎，索食裂眦骂。须臾锁上颈，连累及邻舍。望中阡陌田，尽是豪家霸。永代皆如此，流毒何年罢？忍死在兹山，山鬼君休讶。啧上苗子言，述之令人怕。[56]

此文大部分内容是转述“苗子”的经历。文中以“苗子”的口吻表达了他们即使受尽“楼山下鬼”的残害，也宁死不愿下山让佃主和官府压榨的决心。从文本与口述史料的相互印证中，我们或许可以大致窥视汉人迁入并扎根地方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