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献回顾

（一）市镇研究

从学理层面出发，学界对“市镇”的概念的界定似乎相对开放，研究者往往根据自身对研究对象的理解来指称或定义。在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和近代市镇研究范畴中，市镇被用以指代一种介于县城与乡村之间，作为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域单位。集市—集镇—城镇是市镇演变的普遍规律，因而商业机能成为市镇研究不可或缺的标准。在市场体系中，市镇包括市和镇两大类，前者包括农村定期市和常设市，后者则是指镇级各类专业市场。其中，前者是农村初级市场（基层市场），后者是农村高级市场（中心地）。[2]人们将“市”与“镇”合称，恰恰表明市镇集上述两种功能于一身的普遍性特征。

社会史研究对市镇研究历来抱有极大兴趣。市镇研究肇始之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学者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市镇”的界定。1934年，经济史家全汉升发表《中国庙市之史之考察》，他认为“市”与教堂或寺庙有关，官方在特定的、有宗教性活动的时期准许商人交易货物而形成“市”。[3]由于一个地方的开市日期相对固定，日本学者习惯于称中国历史上的“市”为“定期市”。[4]加藤繁对定期市的研究则提醒我们注意：州府县治及村镇的定期市与“会”、“会场”和“庙会”这一系列的概念是有所区别的。[5]故此，在如同广西长安这样市集与庙会并存的市镇社会，此市集与庙会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应有所分别，市集归于商业领域，而庙会则应置于仪式研究的视野中。

市镇研究的发掘时期，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是“市镇”是什么。随着研究的扩展和深入，市镇经济研究逐渐成熟，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对市镇的简单描述与界定。市镇研究范式逐步形成，研究主题也日渐丰富。傅衣凌是直接涉足江南市镇研究的国内学者，他肯定了市镇的成长，突出传统市镇发展过程中所显示的社会结构特点，认为江南地区市镇的发展，始自宋元时代，当时号称村市、草市、墟、会、市、镇等。这一种市镇，范围小，流动性大，商品交换对象为短距离的农产品及一部分副业产品，有的与族权、神权结合在一起。到明代初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全国各地市镇普遍兴起，从临时的、定期的集市发展为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市镇。[6]台湾学者刘石吉一方面细化了江南市镇的功能，以“专业市镇”的概念把江南地区的市镇分为棉织市镇、蚕桑丝织市镇和米粮市镇等；另一方面，他将市镇的发展与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关注市镇在重大历史变局下的兴衰消长。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法论上，刘石吉引用量化分析法来定义市镇，以及揭示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的区域分布，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路径并使研究成果更具说服力。[7]从笼统地定义市镇的“工商业”性质到分类研究“专业市镇”，这是市镇研究的一次推进。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的制定与深化，乡镇经济力量迅猛发展，特别是较早开放、历来又是市镇研究重心的东南沿海，传统市镇以外更有新兴市镇的崛起。伴随着当代市镇的迅猛发展，市镇史研究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并呈现新特点：学者们不仅着眼于厘清市镇社会结构，而且试图跳出单个市镇的范围，去透视区域的市镇网络结构。[8]一些学者开始采用“区域”的视角和“网络”的概念来研究明清时期市镇较为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跨市镇的区域性研究中，有学者考察了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在地理条件与经济发展方面的共同特点、内在联系，认为“六府”在明中叶就形成了一个具有经济共同体性质的市镇网络，并且市镇网络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骨架，市镇网络使长江三角洲地区于明清时期与其他区域相比保持了经济领先地位。[9]对于规模较大的市镇，考察市镇的布局、规模以及商业结构，以揭示其经济社会结构也成为市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10]这些相关的市镇研究，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区域”和“网络”视角，使我们从整体上观察到市镇社会的结构；而另一方面，这些研究较少地体现出人在其间的活动，因而其所展现出来的市镇的区域结构或内部结构是相对静态的。

这一时期，市镇史近代时段的相关研究也繁盛起来。[11]当历史的车轮推进至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在经济、政治及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冲击，社会的变革是在所难免的，而东南沿海的江南地区更是首当其冲。江南市镇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机遇，走上了曲折转型的道路：一方面，由传统的乡村经济中心向近代工商业城镇发展；另一方面，在社会领域上也出现部分近代特征。[12]另外，市镇研究领域甚至一改从前“江南”近乎一统江山的局面，其他区域如华北、华中甚至西南的市镇也越来越多地为学者所关注。[13]

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以水路网络为纽带的广西市镇商业市场网络体系日渐成熟。近代广西城镇商业市场网络的形成过程具有以下特点：一方面，受市场变迁及交通技术进步等因素影响，广西逐渐冲破了分散、封闭的自然经济格局，各级城镇市场按照新经济形式下对外贸易、商品经济与市场发展的需求逐渐趋于统一，彼此联系日益密切；另一方面，城镇市场体系结构也由原来的多层次、多中心、相互联系渗透较少的地方性城镇市场体系，逐渐转化为相互开放的全省性统一城镇市场体系，并与国内乃至国际市场相连接，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14]此论体现了广西城镇以商路网络联系起来的区域特征，对考察市镇长安的形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刘爱新关注的是近代广西经纪业在城镇市场的发展，以及行业形成后引起的市场商品结构、交易方式等系列变化。[15]总体来看，学界，包括广西本地的学者，对近代广西境内的市镇研究的关注仍不太多，还有很大的研究深化空间。

随着一个研究领域发展的相对成熟，应该适时地对该领域进行回顾或检讨。在综述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海峡两岸学者都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市镇研究的成果与不足。[16]综观社会史视野下的市镇研究，最初集中于市镇的含义和经济功能方面的探讨，而后发展为以经济史为主线，而延伸至市镇分类、经济地位及其区域网络方面的研究。研究的地域范围也跃出“江南市镇”的局限而扩及其他地区。然而，市镇研究仍有可提升的空间，如关于市镇的社会结构、信仰结构等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的市镇研究领域又有了新的拓展。相比之前的研究，学者们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些更具文化张力的研究主题上，如市镇权力关系、宗族与地方政治、市镇民间信仰、社会风尚甚至疾病传播等问题。[17]然而，一些论著涉及了诸如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等问题，却仍比较简单。民间信仰、历史记忆、族群关系、社会控制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仍没有得到透彻的解答。[18]对于上述诸如市镇社会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民间信仰、历史记忆、族群关系等研究主题放于市镇研究，人类学是可以有所贡献的，因此，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结合历史文献材料，力图展示一个市镇的社会图景，即是本研究的努力方向之一。

事实上，较之社会史，人类学在20世纪30年代对市镇的研究并不滞后，甚至有社会史学者总结道：“从整体上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历史学家和地理学界对近代市镇研究也有贡献，但人类学在相关研究中是起着主导作用的。”[19]当然，由于田野调查所能获取资料的时间上限的限制，结合人类学方法所获得的市镇研究成果基本上都属于近现代市镇研究的范畴。

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中国学派社区研究的早期范本。在论著中，费先生剖析了市镇在农村社区中的地位和作用，[20]几乎同一时期，杨懋春的研究也提出类似的观点：“中国农村社区组织是集镇。”杨庆堃则将目光聚焦于市场圈，提出集市体系理论。[21]实际上，费孝通与杨懋春研究市镇，其立足点仍在农村，市镇是考察农村社区的参照物，而杨庆堃是以邹平市集为中心点来描述市场体系。在前人研究的启发下，本书试图以市镇为立足点来观察一个区域的市场体系，以剖析市镇社会内在结构与过程及其与村落的关系。

20世纪40年代之后，人类学多以村落为研究的着力点，从农村社会获取原始资料。相对村落，人类学对于市镇的关注并不多，却也有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李亦园通过对马来西亚柔佛州蔴坡镇的华人生活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当地华人的社会内部分层状态与其祖籍地紧密相关。作者回顾了马来西亚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奋斗史，并对贯穿其中的马来西亚华人的国族认同和种族认同做了清晰的描述。[22]庄英章对市镇的研究主要关注汉人对林圯铺的开拓过程，尤其强调汉人在拓殖过程中，对内在生态环境与外在文化环境的适应性。[23]他重在讨论内在的生态环境如何影响林圯铺的社会经济生活，而外在的文化环境，诸如日据时期、光复时期的政策如何塑造林圯铺的发展方向。萧凤霞通过研究中山小榄镇的菊花会，向我们展现了市镇社会各种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地方大族试图显示自己久远的开拓史以作为占有沙田的凭据；士绅积极营造地方文化和参与政治以增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各行业的富商巨贾则通过菊花会建立或巩固与功名显赫的族人的关系，试图对地方发挥影响。[24]周泓在天津杨柳青镇的研究力图向我们展示一个完整市镇的社会历史文化图景。在讨论绅士、商人及市镇之间的关系时，周泓依据华北的经验，提出市镇杨柳青地方精英关系的特点：绅、商趋于合流，最后达到绅与商的身份集于一身，成为绅商。而其社会形态表现则是绅商权力同时控制商业领域、地方公益、地方控制、民间信仰仪式等社会生活各领域。[25]如果说李亦园和庄英章的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标准的“市镇民族志”的话，那么萧凤霞则聚焦于市镇上的一个盛会，以探究市镇复杂的人群关系，而周泓更是以详尽的田野资料为基础，试图以一个市镇的研究与人类学相关理论进行广泛的对话。[26]

人类学的市镇研究，一个重要的研究取向即以市镇中的“人”及其活动作为切入点展开考察。通过分析人及其活动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或许能让我们更完整地观察到市镇社会的动态结构过程。

关于市镇与村落的关系，人类学家施坚雅所提出的市场网络的概念，本身就说明了市镇与乡村的紧密联系。他认为，农村社区的边界不在于村民所居住的村落的范围，而是与其生计息息相关的市场区域所划定的。[27]在论及小城镇建设时，费孝通提醒人们，不能忽视小城镇所具有的共同性质，即它是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28]这再一次强调了市镇与乡村的紧密联系，因此，我们需要与“城乡二分法”或者“城市化的理论预设”划清界限，重视“城市—市镇—乡村”连续体的意义，从城乡关系的角度来探讨市镇与周边农村的互动。[29]所以，在方法论上，我们需要将市镇社会置于乡村社会的背景中，剖析市镇与乡村的关系，从中剥离出市镇社会自身的内涵，因此，关注市镇社区对村落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除了对市镇区域地位、经济功能等硬性指标进行考察和评估外，更应该注重对诸如人群关系、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等较为“柔性”的因素加以综合分析。对一个市镇社区的理解与透视，最终需要研究者以“人”为本地用人文关怀去体会那些富有张力的文化元素。

（二）从“绅士”到“地方精英”的扩延

绅士，又称士绅或绅衿。学界对他们的定义虽不尽相同，但普遍地认为，他们是具有各级科举功名，以及拥有或曾经拥有官职的人。明清时期，获取绅士身份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各级功名；二是通过捐纳、捐输等途径获得监生或各类官职。

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学者吴晗、费孝通等就广泛地探讨了皇权与绅权的关系。吴晗认为：“官僚、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这四者实在是一个东西，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同一个人可能具有几种身份，然而在本质上，到底还是一个。”[30]因为其强调绅士与官僚同一性，所以忽视了士绅在基层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国家权力与地方控制的关系。费孝通认为绅士在地方社会，一方面是国家科层制的代表或自然延绅，另一方面又维系着国家与社会的整合。他为我们勾画了绅士的形象：绅士与官员有着莫大的联系，或者是受过简单教育的地主，他们没有权力去影响政治，但他们试图影响朝廷，并免于政治压迫。[31]傅衣凌在讨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时，则专门强调了绅士在国家与基层社会中所起到的勾连作用：“乡绅一方面被国家利用控制基层社会，另一方面又作为乡族利益的代表或代言人与政府抗衡，并协调、组织乡族的各项活动。”[32]对于绅权的地域性特点，胡庆钧指出，绅士的领导地位有一定范围作为界限。一个绅士如果离开了他所居住的社区，就无法拥有控制别人的权力。[33]胡庆钧研究与绅权相关的基层网络结构及其相互之间关系，重点探讨了绅士作为农民与政府的中介角色的变化。如果说费孝通的“绅士”重在探讨“绅性”的话，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则展现了近代中国绅士阶层的结构，包括绅士集团的结构、特征、人数等方面，并论述了绅士在教育、公共工作、地方防卫、征税和文化领导权方面的重要作用。[34]

“绅士”作为研究对象，同样为国外的汉学家所关注。瞿同祖探讨了绅士作为“非正式权力”集团声望与特权的基础，以及在正式权力与民众之间的中介角色的作用。[35]何炳棣则侧重于分析绅士阶层高度的社会流动性。这些研究都将笔力集中于探讨绅士的行动特点及其与国家、民众的关系。[36]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汉学家的论著中，“精英”（elite）或“地方精英”（local elite）时常出现，并用以指代“绅士”（gentry）。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也多次用了“精英”（elite）一词，但都用以指代绅士，其仅为绅士的代名词而已。[37]

由于“实际上对乡村一般社会生活发生影响的士绅，就是一个比1%小得多的数字”，李猛意识到士绅理论的缺失，“‘士绅社会’模式并未摆脱传统的政治史观，对中国基本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世界的忽视，使我们无法理解整个中国社会中复杂的权力结构和背后的制度框架，更无法理解在中国近代的社会变迁中地方社会不同社会地位的社会成员的各种复杂反应。”[38]另外，施坚雅倾向于将商人与绅士截然分开，以论述他们在社会活动中的不同面向——大商人所面向的商业体系，以及主要缙绅所面向的行政体系。但是，他补充道：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层级较低的市镇，商人、绅士甚至地方官员等多重身份可能汇集于同一人。[39]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地方权力资源的多元性，为地方精英理论提供了生根发芽的空间。

引用兰金给出的概念，地方精英（local elite）是在地方上施加支配的个人和家族，这些精英的构成往往比绅士的构成要复杂，且更具异质性。他们包括绅士、地方长老、各种所谓的“职能精英”（functional elite），如晚清的士绅-商人、商人、士绅-经纪，以及民国时代的教育家、军事精英、资本家、土匪首领等。[40]

陈世荣明确提出，地方权力操控者即“社会精英”。社会精英是介于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个人或家族，他们能在地方社会中运用各种策略建构主导能力，借以发展或维持他们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力，且其身份、社会地位、财富不同于一般百姓。[41]在讨论关于地方精英群联动地组织区域性的义和团运动的问题时，程歗认为地方精英是几类能对乡镇社区的全体或部分成员发生支配作用的人群，至于衡量的标准，除了财产、社会关系、受教育程度和法权（政治的和宗族的）等硬性指标之外，还应考虑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和权力的多元性，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个人的能力和公众形象等因素，因此，在程歗的讨论中，即便是贫户，只要能够“把一般人办不成的事给办了”，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即可入“能人”（据作者的分类，“能人”也属于“地方精英”的范畴）之列，而颇有身家却百事不揽的财主则不在“能人”的名单里。[42]而如王笛《袍哥》中的主人公雷明远，虽然在社会职业上说只是一个佃户，却同时又是地方上袍哥组织的“副舵把子”，[43]在地方事务上有着相当的话语权，则同样属于地方精英。可见，根据地方社会具体的社会结构，地方精英的范畴没有一个僵硬的“边界”，它所包括的人群可能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开始综合运用多学科的方法论或概念，试图完善地方精英理论。地方精英理论多以一个县或一个乡为分析单位，在方法论上，结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深入分析地方社会的复杂社会结构和经济、文化、权力关系。地方精英研究还引用其他学科的分析概念，如布尔迪厄（P.Bourdieu）对场域、策略、惯习和各种资本形式的分析，福柯对权力的论述，以及格尔兹的“内卷化”等概念的运用，这对地方精英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场域”（arena）概念的运用方面，兰金认为，以“场域”作为研究地方精英的基本单位才是恰当的。她所谓的“场域”，是指精英及涉入其间的环境、社会舞台、周围的社会空间，当然也包括具体的行政地方。[44]有论者更是将绅士所处的“国家场域”和地方精英活动的“地方场域”相比较，以说明二者的差异。[45]如此，地方精英所处的场域可以是地理上的村落、市镇、县城甚至国家，也可以是功能上的，如军事的、教育的、政治的，同时也包含构成此场域成员的价值观念、文化象征和资源的集合。只有在洞悉和理解其多样化形态之后，才能较为准确地定位地方精英在社会关系结构中所处的位置。

瞿同祖的相关研究虽然将视域集中于清代的士绅集团，但在定义“士绅”时他还注意到“士绅”（gentry）一词容易引起错误的联想，因而他强调，考察士绅集团的演进时，联系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特点是必要的。在中文的语境下，“地方精英”这个含义较为宽泛的词指代“凭借非正式权力控制地方事务的力量团体”。[46]仅凭功名确定某人能否成为精英，忽视了需要精英的社会环境，地方精英应是在地方上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根据精英的影响力范围，孔飞力（Philip Kuhn）将清代社会精英分为“全国性名流（精英）”“省区名流（精英）”“地方名流（精英）”三个等级。[47]萧邦齐（Keith Schoppa）通过将历史叙述与理论分析结合，向我们展示了九个世纪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具体地方精英的个案。作者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是如何围绕湘湖而展开的，他们面对转变、威胁或机遇时做何反应；他们对自然世界和周围环境怎样做出响应。[48]杜赞奇从“文化象征”的角度对近代华北乡村社会展开研究，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进一步推进了关于地方精英的探讨。他认为，文化网络是地方精英获取权威和利益的源泉，正是各种社会力量在“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相互竞争，形成了对地方社会的领导体系。[49]

综上所述，以“地方精英”这一概念来涵盖近代中国基层社会的权势阶层或力量已成为学界的流行话语，但被广泛认可和运用的同时，“地方精英”的概念也遭到某些质疑。王先明批评道，“精英”是西学强势影响的结果。此概念不是对社会结构分层的表达，而是基于社会运行机制的描述，其指代的是社会制度管理的力量，因此，以具有西方历史情境意义的概念在中国寻找对应或对比，忽略了对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本土特征的把握，故而“精英”概念很难清晰地指示研究对象。[50]

“地方精英”这一概念固然脱胎于“西学”，但近代中国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变局”，各种新兴势力群体继起，以科举和功名为基础的绅士阶层在基层社会一枝独秀的局面难以为继了。“变局”使社会权益群体甚至社会结构呈现复杂性。故此，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需要“地方精英”这个更能涵盖该新兴群体的概念。事实上，具体到“地方精英”所指代的对象，王先明认为它是“超阶层的涵盖广泛的概念，包括甚至富农等庞杂的群体，不足以形成相对明确的指属范围，因此并不具备替代‘士绅’概念的价值和意义”[51]。由此可知，王先明争论的焦点是“地方精英”能否取“士绅”而代之。

从笔者在田野中所得到的经验来看，地方精英包括“绅士”或者说“士绅”。“绅士”是地方精英集团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二者并非相互“替代”的关系。在研究视野下的地方精英应该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因为这一人群是具有同质性的，即他们掌握和控制着社会主要的财富、权力，并在地方社会享有较高声望。是以，本书中的“地方精英”则是指长安商埠及周边村落的学者名流、社团领袖、地方武装头面人物、大商人、大地主以及绅士。

发掘地方精英的网络及其运作方式，或许有助于增加我们对近代基层社会权力格局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中国地域广袤，各地区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状况会有一定的差别，以至于各地区即便是在相同的历史时期也可能会呈现相异的社会文化特征。地方精英是多样的，因此，对地方精英的研究，不但要有整体性视角，还须注重区分不同的精英类型。探讨地方精英依赖的权力资源，同类型精英内部的关系，以及此种关系与地方治理、社会秩序之间的联系，将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之一。

（三）近代商人研究

近代以来，商人作为一种新兴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近代以前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商人群体还没有在社会上形成足够与国家对话的力量。及至近代，在中国门户日渐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商人以财力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中央王朝也意识到“工商立国”的重要性，于是，商人由“四民之末”一跃而在农工之上。

商人阶层是16世纪以后中国社会中最为先进的一支社会力量，他们的经营活动动摇了传统社会的根基，推动着传统社会的缓慢转型。近代商人研究，主要集中探讨商人群体的形成、地域分布、各具特色的经营活动及其方式、社会生活、商人与都市文化、都市社会经济的变迁及近世商人自身的变迁等。[52]相对上述讨论商人外在条件对其参与社会互动的影响，有的学者则着重结合商人本身之素质，论述商人在近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态度与表现。[53]

值得关注的是学者们对近代商人与宗族之间关系的探讨。商人欲求发展，必须借助于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分散的小农家庭是专制主义大一统国家形成的基础，而宗族组织作为家庭与国家的中介，大大加固了家国同构体，因此，商人要在家国同构体内打开商品市场，不得不借助于传统的亲缘、地缘纽带来结为群体。以家族为核心，以地缘为辐射，是近世后期商人实现转型的依托。商人的各个层次在转型时都离不开亲缘与地缘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54]朱英则提出了“近代商人宗族”的三个特点：一是近代商人宗族呈现由大变小的趋势；二是近代商人不会将资金用于回乡购地，这无助于宗族的扩展；三是近代商人宗族众多新的社会功能凸显。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并没有清楚地定义所谓“近代商人宗族”。笔者认为，所谓“商人宗族”是颇难定义的。宗族是否能与社会阶层完全画等号？二者或许有交叉，而非重合。

关于“商人与宗族”研究，陈支平提出了“族商”的概念：那些与本土家族、乡族保持着比较密切关系的商人，可以称之为“族商”。他补充道，作为一种方法论上的概念，族商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外出从商的同族间可以形成某种形式的内部运作机制；二是外出的族人与故乡的组织在经济、经营方面保持联系。[55]黄德海在党家村的研究关注了陕西韩城的党家村商人通过家族联姻的方式，开始发展商业的过程，以及其后因时局动荡而败落的历史。作者在文中结合文化、地理等因素，揭示了商业兴衰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其中不乏国家（政局）对于地方社会的深刻影响。[56]此亦为“族商”经营的一种形式。“族商”的相关研究，启发笔者思考的是宗族之于长安商人的影响：长安商人如何从宗族中获取发展的资源或增强本宗族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何种类型的商人更能得益于宗族的发展？

近代融江流域商人与市场的研究，多数成为“广西商业史研究”的一个部分。钟文典主编的《广西近代圩镇研究》主要论述了近代广西圩镇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指出农产品对广西圩镇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广东商人的进入也被看成圩镇趋于成熟的重要原因。[57]侯宣杰注意到清代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地区开发的区域背景，认为王朝的区域开发是吸引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省商人迁入广西从事商业的原因，同时论述了入桂商人的商贸活动对广西城镇商业经济开发的推动作用。[58]陈炜的《近代广西境内的商贾》强调了粤、湘、赣、闽四省商人在近代广西商场上的主导地位，着重论述了外省商人对广西这个少数民族聚居省份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59]卜奇文认为广西圩镇经济的成熟是在明清时期，而粤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60]黄滨关注的是粤港商人对近代广西经济市场形成的影响。在其论著中，作者亦重点提及粤港商人在柳江、融江一线的经贸活动，并将之与北来的湘商做对比以突出粤港商人的特点。在其粤港商人进入广西的论述中，梯度推移主导论贯穿了整个论证。然而，把粤港商品输入完全归结为所谓“第一业务程序”似乎值得商榷：考虑到广东商业移民东西走向的拉力和推力，其迁移的原因不仅仅是如梯度论中所说的“将本域中已趋成熟并呈停滞饱和状态或衰退状的产业部门有序地向低梯度地区部分地扩散转移出去”，[61]从移民动因的角度说，移民或许是由农而商、离乡离土的过程，又或许是随着地方的开发，外省商人逐利而入的过程。这些问题还是需要放入具体的区域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

显而易见，学者对于清代民国时期广西的商人社会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由此贡献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但是，外省商人的进入，具体怎样形塑了一个区域社会？其结构化的过程如何？笔者通过在长安镇的田野调查，缕析相关的材料，尝试在后文对上述问题展开一定的讨论。

（四）社会关系网络研究

“关系”是中国文化的基石，而伦理则是社会关系的内核。将“关系”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对研究社会关系的后来者颇有启发意义。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伦理为本位的。[62]伦理本位的重点是“相关系之两方之中的对方”。所谓伦者伦偶，即指相关系的两人而言。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它总是把家庭那种彼此亲密的味道应用到社会上去相互以对方为重。[63]梁漱溟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社会关系价值的核心，而费孝通则从结构的角度揭示了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形态——差序格局。

费孝通将西方社会结构定义为“团体格局”，而把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差序格局”来表述。根据费孝通的观点，传统中国的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延续，社会结构就像一个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而差序格局呈现出来的是：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亲密程度和信任程度就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远愈薄，呈现出差序格局。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64]

“差序格局”作为社会关系模式与伦理关系同样反映的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的本质。在人际交往中，重视自身与交际对象的关系，以此根据伦理做出适当的行动反应。这使差序格局的社会中，维持社会秩序的必定是人际关系，因此，在地方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的研究中，检视人际关系乃至社会关系网络不失为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所说的“网络”，意味着关系的结构，即用以表达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交往与认同的各种社会关系实现整合所遵循的脉络，也可以理解为社会关系的结构。社会网络研究的发展源于三个传统，一是社会关系计量学，它是用数学模型来研究社会网络正式模型；另一个传统是探索人际关系模型和帮会信息，这一传统是将布朗的结构关系应用到美国工厂和社区生活研究中；还有一个传统也受到布朗的结构关系的影响，其研究应用于部落和村庄社会中社区关系结构的冲突和变化之上。[65]

关系社会学研究有三个基本导向，即个人主义导向、集体主义导向和关系主义导向，关系主义导向的社会网络研究已成为主流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66]但本书不囿于关系主义讨论，而是关注不同类型的地方精英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所强调和调动的社会关系资源，以及为解决问题而建构关系网络的基本方法与策略。卡尔·波兰尼对人类的经济生产方式做出了三种类型的概括：市场经济、再分配经济和互惠经济。其中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属于正式制度安排机制，而互惠经济则属于非正式制度安排机制。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和供给的一系列规则，其具有一定强制力，是凸显在外的制度规范。而非正式制度则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由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等因素组成。[67]尤其是在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正式制度功能薄弱的情况下，地方精英的行动除了受到正式制度的制约，更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故此，社会关系网络往往就成为传统基层社会中普遍的结构方式。

对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学者们往往从不同角度展开。

其一是扎根中国传统文化，运用具有本土特点的诸如“人情”“面子”“人缘”等概念，以构建具有乡土气息的人际关系模式。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趋向，即以“礼物”交换为切入点来深入主题。这样的研究观察到的人际交往方式往往是“互惠”式的。阎云翔认为流动的礼物反映了村民的人际关系网络形态：横向的关系流动的是表达性礼物；纵向的关系流动的是工具性礼物。礼物流动的结果是，表达性礼物以交换本身为目的，反映了送礼人和受礼人之间长期形成的社会联系，而工具性礼物则是以功利目的为特征，带来的是短期关系。礼物馈赠成为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形构的重要手段。[68]常向群的研究是基于对“江村”村民礼物馈赠的调查而进行的。在“关系”“面子”“人情”等概念的基础上，她提出一个“礼尚-往来”的工具性概念。此概念包括了赠与性、表达性、工具性和否定性等人际交往形式，以及道德判断、理性计算和信仰因素等交往原则。作者认为，社会创造是村民们不断地围绕着自身编织“礼尚-往来”网的深层驱动力，因而关系不是固定的，中断或创造任何一段新的关系，都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社会关系会不断地被人们重新定义。[69]杨美慧则着眼于现代关系学。虽然作者的直接田野经验来自对北京市民的调查，但仍然没有放弃使用“人情”“面子”等“乡土”概念。作者集中笔力于关系在中国社会的运作模式的分析上，着力探讨“关系”是如何被实践于当代国家再分配经济、市场经济及个人崇拜的背景中去的。作者追述中国古代关系学的发展史，分析清代以前关系学的历史成因，由此说明现代关系学编织的人际关系网络源于或许产生某种中国式的市民社会或次生社会。[70]

其二是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对社会关系进行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当代社会。傅高义（Ezra Vogel）提出了针对中国社会关系的“朋友式关系”与“同志式关系”两对概念。前者指在传统的血缘、地缘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特殊主义性质的伦理规范，而后者是具有普遍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价值标准与共同规范。新中国成立后，传统中国社会出现的变化就是由“朋友式关系”向“同志式关系”转变，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稀缺资源分配模式的变化。[71]孙立平指出，差序格局实际上是一种对社会中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模式或格局，传统社会中血缘与地缘关系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是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进行分配的，而新中国成立后稀缺资源配置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此也带来了差序格局的变动。[72]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类研究是研究者将“社会关系”或“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分析工具，用以研究自身所关注的某一特定的地方社会。美国汉学家顾德曼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的框架下，论述了民国时期上海同乡组织在公益活动方面日益增强的作用，并论述其社会效能，包括关系网络，具有多重公共认同与组织关系的公众人物，并通过几个具体的事例，论述了不同时期组织型网络及其主持社会公益能力的不同情形。[73]安涛考察了明清时期金山四巨镇之一的干巷镇移民群体的社会关系建构过程。作者认为，移民通过建立起“婚姻圈”“文化圈”和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互惠圈”，编织了一个复杂而稳固的社会关系网络，对稳定和团结社会力量起了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四民观念”“等级尊卑”思想的影响，移民进入传统儒学主流社会是不容易的，尤其对于“四民”之末的社会新生力量——商人来说。[74]周茶仙分析了元代陆学在江西金溪、临川、上饶、贵溪及安仁等周边地区得以独存的原因：上述地方是元代陆学重要传人李存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覆盖区域，元代陆学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以李存等下层士人的社会交往圈为载体，不因朝代更替、人事变易而衰减，显示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际网络会对某些特定文化因子的传承起到稳定作用。[75]通过广泛征引相关史料，陈炜提出，以血缘、亲缘、地缘、业缘为基础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对近代广西城乡商业经济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而凭借这些网络资源和关系资源，活跃在广西境内的地域商人得以不断扩展和延伸自己的经营网络，一些商帮还一度形成了区域性的行业垄断。最大化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自身在该领域的经营优势。[76]作者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据，有力地论证了“近代广西城镇商业网络的构建和商业经济的发展严重依赖于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但商人是如何利用自身有利条件来维护和运作这些社会关系的？这或许需要我们深入特定社会中，遵循地方社会的历史脉络，厘清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才能回答。

以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分析性概念来探索地方社会特质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希望将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与社会关系网络等概念相结合，以分析近代地方精英阶层，进而揭示地方社会变迁的特有逻辑。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是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构造，由这些位置所产生的决定性力量已经强加到占据这些位置的占有者、行动者或体制上对这些权力（资本）的占有，也意味着对这个“场域”的特殊利润的控制。[77]如果说网络分析展示静态社会结构的话，那么“场域”所能反映的则是某种动态关系。本书试图发挥两者的优势，利用网络分析来研究地方精英的关系结构，而利用场域理论来分析精英关系的建构和内在机理。具体而言，在以长安镇为中心的区域社会里，商业领域、家族、民间仪式、地方公益甚至天灾人祸等，在我们借用的场域理论中都拥有一个共性，即它们都是地方精英阐释、构建、施展、重构社会关系网络的场域，而我们正是通过观看场域舞台上地方精英的展演才能进一步透视幕布后面地方社会的独特魅力。

（五）区域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至今，“区域研究”及其相关概念一直被学者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在具体的研究问题中加以运用。在历史人类学中，区域研究往往专注于其作为“整体性”研究视角的意义，就连同内在于区域的“国家”也成为一个完整的存在。而区域中的能动者——人一定是在某种特定的结构当中，并在行动中改变结构。[78]

区域研究的生命力基于人的能动性。人是有历史经验、文化价值观和想象力的，这些因素往往与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一旦这些演员上场，与国家话语及其制度形成想象与互动，“区域”就构成了一幅多层面的有意识的图画。这是一个结构化的过程。[79]随着人的历史经验等方面的因素不同，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人们就会从一个区域的社会文化去追溯创造这个区域的时代。同时，同一区域中，层层累加的历时性，也将使区域研究方法更有应用价值。

区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视角。一个区域或事件都是由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层层累积而形成的。一个事件，焦点则落在这个事件到底是怎样一层层做成的。事件、地区和那些点是我们用经验来结构的研究对象。[80]也就是说，人类学需要关注的是区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功能等与基层“人”的活动息息相关的问题，因此，区域研究观照的问题还是会落实到“人及其文化”上。

科大卫强调区域的范围应该是由研究问题引申出来、基于研究对象的自我认同而形成。[81]施添福批评那种简单地以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为指标来分割区域的方法，他认为区域是一系列特定历史和地理条件下的产物，是人群在历史过程中借着长期而多变的交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的。故而，一个能称为区域的单位应该是，在这样一个地域中的人群分享了共同的历史过程和经验并产生了相互的关系。[82]施坚雅将区域体系理论建立在具有等级结构的市场模型上。该模型构建的前提是参与到市场中的每个人都是经济理性的，都希望在传统的运输技术范围里把成本最小化，于是，人群的经济活动构建了社会模型。其区域体系理论是，大区域体系及其内部的体系均有中心-边缘的结构，区域体系均有一个有连接点、有范围且有内部差异的人群相互作用的体制。[83]具体而言，市镇是体制的中心，连接和整合时空中不同角色和身份的人的活动。张应强也强调在研究区域垦殖开发的历史过程时，我们不仅应将人的活动及其互动关系纳入研究视域中，而且要把人群的身份差异放在一定历史时空条件下主观与客观、内在自我与外在认识相互作用的动态中来加以把握。[84]

学者划定区域的标准中都强调了“人”这一要素。科大卫关注的是当地人对区域的观念；施添福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强调区域中人群共享的历史过程和经验；施坚雅重在分析经济理性下人的活动所构成的区域体系；张应强一方面关注区域中人的活动与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也指明了一定时空背景下人群互动过程中的来自各方面的认同。黄应贵指出，区域应由人、物、知识及资金的“流动”切入，探讨其快速流动如何造成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不同活动范围之扩大，并产生人与人及人与物分离及客体化、主体化发展趋势，使当地人的世界观与社会生活节奏即社会秩序必须有所改变。[85]用以划定区域的标准中，“人”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而且将“流动”引入方法论让人豁然开朗，对“人的流动”过程的考察，使“区域”在我们的想象中“活”了起来，变成一幅动态的图景。

由此可见，在区域研究的视野下，人及其关系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并且人的流动及由此产生的关系范围也成为划分区域的依据。进而，既然市镇作为区域中的人类活动的中心，那么以市镇作为区域的中心，以参与市镇社会活动的人群关系所及范围做边缘，这样的区域划分方式是不无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