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真实进步指标的理论与测算思路

2.2.1 真实进步指标理论的诞生与发展

从根本上来说，GPI的诞生与弥补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简称GDP）对于福利水平测度的不足密切相关。因此，本节首先简要介绍GDP对福利的测度与不足。

2.2.1.1 GDP对福利的测度

GDP最早由Simon Kuznets于1934年提出，指按照市场价格测算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总价值，通常被视为衡量宏观经济成效的指标。GDP对国民福利水平的测度主要体现为：以支出法测算的GDP 能反映社会所有成员在一段时期内的支出总和，而在经济均衡运行的条件下，用消费者在特定环境中满足自己最大效用所需的最小支出可以度量消费者的效用满足水平，因此在度量社会总支出水平的同时，GDP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总体的效用水平。

2.2.1.2 GDP对福利测度的不足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GDP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账户，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GDP的局限性（Nordhaus & Tobin，1972；向维国和唐光明，2004）并逐渐达成共识。结合以往文献的观点，本报告对于GDP对福利测度的不足主要有如下总结。

1.在市场交易活动的度量方面，GDP无法区分产出增长的性质

首先，GDP无法识别产出增长带来的是福利增长还是福利损耗。GDP 计算的是市场上可交易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货币价值，只要最终产品和服务发生市场交易，就会带来GDP的增加。但是这些市场交易的性质并不能区分是增加还是减少了社会福利，比如犯罪、自然灾害和交通事故等带来的支出，使GDP增加了，但使国民的福利水平降低了。

其次，GDP无法体现产出增长与福利增长之间存在的时滞。例如，一些耐用消费品为居民带来的福利可能会持续几年，比如电视机、汽车等，因此其支出不应全部计入当期收益，而应根据使用年限分期核算。

再次，GDP不能有效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一方面，由于存在通货膨胀等价格因素，在使用GDP衡量经济增长时需要对价格进行调整，实际GDP（使用之前某年价格作为基期价格调整的GDP）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问题；另一方面，即使使用相同基期价格，也只是对市场活动中的数量进行统计，并不反映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变化。GDP的快速增长，可能只是生产了大量劣质的产品和服务，并没有提高其品质，同时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可使居民享受到更高质量的生活，却很难在现有的GDP统计中体现出来。

最后，GDP无法反映增长带来的发展可持续性。GDP只是反映人们过去经济活动取得的结果，无法反映这些活动对当前和未来的影响，即只反映结果，不反映产生结果的能力是否可持续。作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自然资源的可再生能力、人力资源的开发等，都没有被计入。同时，GDP忽略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从而不能完全反映社会群体的贫富分化，以及其带来的潜在风险。

2.忽略了非市场交易活动

由于GDP的度量范围仅包含市场交易活动，因此忽略了一些非市场交易活动中的隐性收益或损失。在收益方面，比如社会活动的积极贡献，包括家庭劳动、志愿服务等创造的服务价值，应作为加项计入收益；在损失方面，比如环境污染、森林消耗、家庭破裂等带来的成本，应当在收益中予以扣除。

总之，GDP存在以上提到的诸多问题。到目前为止，虽然在计算一国产出时，GDP依旧具有很大的优势。然而在计算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享受的福利时，GDP却存在很大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GDP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及时反映宏观经济形势并做出有效应对，并非要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全面衡量，因此不能完全体现国民享受到的福利水平。而后，随着GDP被广泛应用且易于理解，GDP的重要性被逐渐放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越高，通常被认为越富裕，福利水平也越高。这种将市场表现与更广泛的福利等同的观点，会导致政府政策的偏离和不可持续的增长。在某些国家和地区，GDP增长几乎成为政府最重要的目标，造成了严重后果，比如自然资源耗竭、生活环境恶化、社会矛盾高发等。

为了准确、全面衡量人类享受到的福利水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或对已有的GDP测算框架进行调整，或者直接开发新的指标体系，试图建立更完善通行的GDP替代指标。

2.2.1.3 GDP的调整及替代指标

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学家开始质疑GDP度量的经济增长与人类福利改善成比例的假设（Berik et al.，2011）。此后，一些旨在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指标相继出现，试图解决GDP存在的不足。以下是对一些以GDP为基础的调整指标和GDP的替代指标进行的梳理介绍。

1.以GDP为基础的调整指标

（1）经济福利量

经济福利量（Measure of Economic Welfare，MEW）由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William D.Nordhaus和James Tobin共同提出。该指数是第一个对GDP进行调整的指数，也是第一个衡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为之后GDP替代指标的提出奠定了重要基础（Nordhaus & Tobin，1972）。

MEW以国民产出为测算基础，做出以下四个方面的调整：一是剔除不会直接增加家庭福利的支出，比如运用于国家安全和外交的支出；二是增加家务劳动、非法产出和闲暇的价值；三是扣除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或者工业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成本，也是衡量城镇化的成本；四是将GDP的支出重新划分为消费、投资与中间投入。

然而，MEW在包含某些可持续发展指标时，并没有全面核算其带来的福利或损失，比如自然资源的损耗问题。因此，虽然MEW较GDP加入了部分社会、环境指标，但是它仍然不能作为全面衡量福利水平、社会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指标。

（2）绿色GDP

绿色GDP（Green National Accounting or Green，GDP）由联合国统计署于1989年提出，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里约峰会上获得广泛关注。在会议上，联合国各成员国就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并指出将环境指标纳入国民核算体系的必要性。

绿色GDP在GDP的基础上考虑了人类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降级（包括空气、水和土地）的成本，是对GDP的修正（Talberth & Bohara，2006）。绿色GDP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生态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损失。

2）为减少环境污染，恢复生态平衡所支付的经济支出。

3）过度开采和大量消耗导致自然资源枯竭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4）环境污染导致的社会负效应。

然而，绿色GDP本身也存在如何从GDP中扣除成本、如何为环境污染和破坏定价等核算问题，且未包含除环境问题之外的其他经济活动可能带来的收益和损失。因此到目前为止，绿色GDP仍未发展成为衡量经济健康发展的统一指标，也尚未得到广泛使用。

（3）真实储蓄指数

真实储蓄指数（Genuine Saving，GS）由世界银行于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首次发布。GS在国民储蓄的基础上考虑创造的人力资本和破坏的自然资本，增减相关项目，作为评估国家投资是否可持续的依据，并为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提供清晰简明的指标。GS相比GDP对于财富的界定更广。其在GDP基础上的调整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从净储蓄中减去自然资源损耗（如森林和水资源损耗）、环境污染（包括污染造成的人类健康问题导致的福利损失）以及借款净额造成的成本。

2）加入当年的教育支出，把它作为对未来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不是消费。

3）加入一系列GDP没有计算但影响经济发展的资产项。

然而，GS的主要目标依旧是衡量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人民福利。除此之外，GS的不足之处与绿色GDP类似，在用价格评估社会和自然变量、环境损耗和环境破坏成本的方法上仍然不足。

（4）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SDIs）由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于2005年首次发布，2007年又进行了一次调整（European Commission，2011）。该体系属于欧盟可持续发展战略（EU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EUSDS）的一部分。

SDIs由10个一级指标构成，包括社会（贫困、教育、健康、人口统计等）、经济（经济发展、全球经济伙伴关系、消费和生产模式等）、环境（自然灾害、土地、海洋和海岸、淡水、生物多样性等）、制度（贪腐、犯罪等）等方面。

对SDIs的争议主要在于，将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能否充分衡量人民的可持续福利。目前，SDIs主要被欧盟委员会用作衡量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社会经济福利的指数，每两年汇报一次。

（5）经济环境核算体系

经济环境核算体系（System of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ccounts，SEEA）由联合国（UN）、欧盟（EU）、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WB）于2003年联合提出。SEEA集多种环境核算方法于一体，旨在测量环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和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其由以下四类账户构成。

1）污染、能源和原材料的流量核算。

2）用于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支出。

3）自然资源资产核算。

4）非市场环境商品和服务的价值。

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SEEA有助于评估空气、土壤和水污染等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也有助于度量与环境相关的税收、补贴等措施的损益。值得注意的是，SEEA虽然将环境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但它尚未成为一个统计标准。目前，SEEA由联合国统计委员会（UNSC）成立的联合国环境经济核算专家委员会（UNCEEA）进行优化，以期使SEEA成为国际通行的统计标准。

2.GDP的替代指标

现代经济运行要求从经济、社会、环境、制度等方面综合衡量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经济福利。目前这些指标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综合指数。综合指数是指将GDP在内的多个指标根据一定的算法结合而成的新的指数，比如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和性别发展指数（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GDI）等。

第二类，包括社会、环境变量，但不包括GDP的指数。比如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PQLI）、人类贫困指数（Human Poverty Index，HPI）、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EF）、快乐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HPI）、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数（Environment Sustainability Index，ESI）、环境绩效指数（Environment Performance Index，EPI）、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等。

第三类，地方性独立指标。由某个地区或地方性组织建立的指标，比如中国香港大学发布的香港生活质量指数（Hong Kong Quality of Life Index，HKQLI）、中国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发布的社会发展指数（Social Development Index，SDI）和新加坡政府发布的城市生物多样性指数（City Biodiversity Index，CBI）等。

下文将对其中有代表性的部分指标进行简要介绍。

（1）人类发展指数

人类发展指数^[1]（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由Amartya Sen和Mahbudul Had于1990年提出，包括三个维度：健康长寿、教育获得和生活水平。

HDI衡量三个维度的指标分别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成年人识字率（2/3权重）和初等、中等及高等教育入学率（1/3权重）；实际人均GDP（购买力平价美元）。HDI是这三种指标的平均值，三种指标的赋值分别从0到100。按照HDI划分各国发展水平，将各国HDI值标准化为0～1之间的得分，划分具体标准：得分为0.8～1的国家为高发展水平国家；得分为0.5～0.799的国家为中等发展水平国家；低于0.5的国家为低发展水平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每年会在其人类发展报告中发布177个国家的HDI，以激励世界各国家和地区关注人类发展。

HDI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测量人类发展水平的指标，然而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首先，HDI忽略了生态环境变化带来的人们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变化问题；其次，HDI核算的数据来源没有统一的标准，特别是对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数据的准确性有待提高；最后，由于缺乏更加综合的指标体系，HDI没有考虑更多影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面，因此对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仍需要进行发展和完善。

（2）性别发展指数

人类发展指数（HDI）推进了对人类发展的关注，但没有考虑社会发展中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因此联合国在199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UNDP，1995）中提出了性别发展指数（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GDI）。GDI的目的是在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基础上加入性别差异的维度，方法是在计算HDI的三个组成部分时考虑性别差异，比如在计算预期寿命时考虑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长5年，计算实际收入时考虑到男女的收入差异。

GDI备受争议之处在于其仅仅是HDI与性别差异的结合，实际上还无法成为测量男女不平等的指标。并且，GDI与HDI一样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在使用过程中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3）人类贫困指数

人类贫困指数（Human Poverty Index，HPI）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7年提出，旨在评估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准。HPI主要关注的是健康、教育、生活水平这三个维度，其目标是反映人们生活的贫困程度而不是消费或收入水平。

为了更好地反映国家间的社会经济差异，人类贫困指数把发展中国家（HPI-1）与高收入工业化国家（HPI-2）分开进行研究。HPI-1的测量维度主要包括预期寿命、成年人识字率和可获得的水资源以及体重不足的儿童。HPI-2的测量则主要包括预期寿命、成年人识字能力、收入不平等和长期失业率。

目前来看，人类贫困指数有一定优势，因为其包含的都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和政策制定实施都有直接的借鉴意义。但由于指标的独特设置，人类贫困指数更适合评估需要政策扶持的贫困地区的发展水平，却不适用于评估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福利。在衡量贫困方面，Amartya Sen在HPI的基础上也进行了发展，并结合HDI进一步编制出了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MPI），意在反映个体或家庭在不同维度上的贫困程度。

（4）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数

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数（Environment Sustainability Index，ESI）是一个衡量在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总体进步的综合指数，由Daniel C.Esty 教授以及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明日环境任务领导机构（Global Leader Tomorrow Environment Task Force）和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arth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Network）于1999年联合提出。

ESI由一系列国家层面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程度指标构成，指标主体分为5个一级指标，分别为：环境系统（environmental systems）、缓解环境压力（reducing environmental stresses）、减少人类脆弱性（reducing human vulnerability）、社会和制度能力（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capacity）及全球治理（global stewardship）。下设21个二级指标，比如“环境系统”下设空气质量、生物多样性等；“缓解环境压力”下设减少空气污染、减少人口压力等；“减少人类脆弱性”下设环境健康、减少由环境破坏带来的自然灾害等；“社会和制度能力”下设环境治理、生态效率等；“全球治理”下设温室气体排放等。

ESI是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价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体系，但是其有效性也取决于下设指标计算的正确性和完整性。除此之外，ESI下设的21个二级指标权重相同，这一设置也存在局限，因此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为了解决ESI的问题，一些学者在其基础上发展出了环境绩效指数。

（5）环境绩效指数

环境绩效指数（Environment Performance Index，EPI）由耶鲁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CIESIN）于2006年联合首次推出。EPI在ESI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目的是解决ESI不能充分衡量当前经济条件的问题。EPI建立的指标体系关注环境可持续性和当前环境表现，并为国家/地区自然资源管理和环境污染治理提供参考依据。

EPI由两个综合的环境目标组成：一是减少环境对人类健康的损害，二是激发生态系统活力和推动合理的资源管理。EPI（2006）下设6个政策分类一共16个子指标，包括城市颗粒物、可饮用水资源、木材收获率、生态环境保护、每单位GDP碳排放等。EPI（2008）将子指标扩展到了25个。

EPI对于国家政策制定者而言是非常有价值的，选择的指标也反映了当前社会环境的焦点问题。但是该指标体系对于环境指数的合理范畴没有一致统一的答案，且在数据来源和计算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6）社会发展指数

社会发展指数（Social Development Index，SDI）由中国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在2002年发布。SDI是一个基于可测生活条件的客观指标构建的一个综合指数。基本的SDI框架由表示生活条件的14个一级指标组成，包括家庭团结、健康、个人安全、经济、环境质量、犯罪和公共安全、文艺娱乐、体育运动、政治参与、公民社会力量、房屋住宅、教育、国际化、科学技术。14个一级指标下设47个二级指标。

SDI通过三种不同形式的指数汇报：一是加权的社会发展指数（Weighed Social Development Index，WSDI），将14个一级指标加权为一个指数得分，用以报告整个社会范围的发展状态和进程；二是分别汇报14个一级指标的得分，以更详细地汇报影响生活条件的各方面发展状态和进程；三是分别汇报五类特殊社会群体的指数得分，分别是女性、0～14岁少年儿童、青年人群体、老年人群体和低收入群体。

SDI于2002年首次发布，随后每半年发布一次，主要运用于香港地区。SDI对于引起居民对生活条件的重视做了很大贡献，但由于没有纳入评价生活条件的重要指标——“主观满意度”——而一直受到争议。

（7）城市生物多样性指数

城市生物多样性指数（City Biodiversity Index，CBI）由新加坡在2008年的世界城市峰会上首次提出。CBI的目标有：作为一种自我评估的工具，协助国家政府在城市水平上标准化管理生物多样性；监控城市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消失率减少的进程；协助测量城市的生态足迹；加强城市居民对生物多样性严峻状况的关注。

CBI由3个一级指标共23个二级指标构成，具体如下。

1）城市的原生生物多样性。该指标下设11个二级指标，包括自然和半自然区域的百分比、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区百分比等。

2）城市的原生生物多样性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该指标下设5个二级指标，包括净水服务（洁净水的成本）、碳吸收（城市中树木的数量）、城市人均公园/保护区面积等。

3）城市生物多样性管理。该指标下设7个二级指标，包括生物多样性项目预算、城市每年组织的生物多样性项目数量、规章制度和法律政策等。

CBI的定量性质使城市能够测算出生物多样性随时间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有超过50个城市在不同程度上采用CBI，并且有30个城市发布了当地的CBI数据。但其缺陷在于，由于每个城市的生态构成不同，用CBI比较不同城市的生物多样性比较困难。且CBI的某些指标对于特定的生态地貌并不具有代表性。

3.结论

以上介绍的GDP调整和替代指标在衡量社会经济福利和可持续发展方面都各有优势，但仍不够完善。问题主要包括：一是经济、社会和环境组成部分的权重问题，将所有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二是在计算一个指数包含的不同指标（经济、社会、环境）时，不同数据的单位难以统一；三是许多指数的指标设置不具有代表性或者不利于推广；等等。因此，这些替代指标还不能完全适用于衡量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真实进步，因此亟须建立更加完善和充分反映社会经济福利、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并适用于中国经济社会的GDP替代指标。

2.2.1.4 GPI的产生与发展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经济学家Cobb，Halstead和Rowe等人，于1995年在MEW和ISEW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加规范的指标体系，即现在的真实进步指标（GPI）。^[2]

在上一节介绍的各类指标中，与GPI关系最密切的是MEW和ISEW，三者具有明确的传承关系。比如，在指标设置上，ISEW在继承MEW的大部分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环境类指标，GPI则与ISEW在理论基础和方法上保持一致。同时，三者的目标相同，都是要衡量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而且都以个人消费作为起点，即认为个人消费是经济福利的基础。此外，三者也都考虑到了支出中的非消费部分，以及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改进了GDP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

比较而言，ISEW与GPI的关系更为紧密，而GPI在一些指标设置上有所改进，比如增加了犯罪、家庭破裂、就业不足等，并且减少了复杂性，更容易为大众接受。ISEW提出后，多数欧洲国家都有应用，并且在此过程中不断改进，把生态系统、自然资本和时间等价值纳入。因此，很多欧洲国家仍然使用ISEW，比如英国、德国、瑞典、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等，学者们也认为ISEW和GPI在衡量可持续经济福利方面有一定的一致性。

2.2.2 GPI指标的测算思路

2.2.2.1 GPI的目标任务

多数GPI研究者在表述中，默认GPI的目标任务是衡量“可持续福利”，但是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也未完全形成共识。比如，Lawn认为，GPI虽然严格来讲难以完全反映“可持续性”，但是相比其他指标，显然更能够衡量可持续福利。他在2003年的文章中认为，ISEW和GPI的结果，近似于一国公民的可持续经济福利（Lawn，2003）。Lawn这个说法与Erickson等人相似，后者认为，GPI从经济的物质收益中减去了生态和其他的成本，因此可近似成为用货币表示的净可持续经济福利。但Erickson等人还认为，目前的GPI还不足以衡量“可持续福利”，至多是“可持续经济福利”。即便如此，GPI也不够完善，这一领域的一些重要指标，比如住房情况、卫生保健质量等，都没有被纳入。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GPI衡量的是“可持续发展”，包括Talberth和Cobb等（Talberth et al.，2007）。在这些研究者看来，GPI衡量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福利并不矛盾，二者可以统一起来。

为了弄清楚GPI的目标任务，我们需要首先从GPI产生的背景来看。GDP由于其主要衡量的是当前的生产能力，故而既不体现公民享受的福利水平，也不反映社会继续保持或提高这一水平的能力。因此，GDP的数据在满足人们追求福利的现实需求，和为政府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GPI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弥补GDP的不足，或者取代GDP，应该着重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同时，MEW和ISEW作为GPI的两个前期指标，其名称“经济福利量”和“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其真实意图。鉴于GPI与二者的密切关系，这也基本可以认定为GPI的真实意图。

鉴于GPI本身着眼于经济福利，即使纳入了环境与社会范畴的指标，其主要目的还在于对经济福利的影响，而且在方法上，其也采用经济方法进行测算和比较，因此，GPI的目标任务，关键是要衡量“可持续经济福利（Sustainable Economic Well-being/Welfare）”。^[3]这里涉及两个概念：可持续、经济福利。下面就来讨论这两个概念。

2.2.2.2 可持续经济福利的含义

1.“可持续”的含义

1987年，联合国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经典定义：这种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造成危害。根据Hicks的相关理论，就福利来说，他认为“可持续”的要义，是保证产生福利的资本完好无损。Erickson等人认为，“可持续”是一个以不削弱自己的生存为前提的系统。就实践来看，如果一个政治、社会和经济系统，能够不减少人类福利所依赖的资本存量，就是可持续的（Erickson et al.，2013）。这些定义虽然表述有些差异，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既要满足当前的需要，又要保证以后能够继续满足相同或更多的需要。

通常来说，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在物质上主要依靠两类资本：人造资本（man-made capital）和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前者如工厂、机器、道路等，后者如森林、河流、土地等。由此，产生两种对可持续的理解：“弱可持续（weak sustainability）”和“强可持续（strong sustainability）”。弱可持续理论认为，人造与自然两类资本存在较强的互补性，自然资本的损耗可以由人造资本代替，只要两类资本保持总量平衡，即可实现可持续；强可持续理论则认为，大多数的自然资本具有不可替代性，人造资本与自然资本必须分别保持平衡或增长，才能实现可持续。

科学与实践的发展，都越来越证明强可持续性的合理性。虽然科技发展使人们可以更多地依赖人造资本，但是自然资本不可能被百分之百替代。同时，自然资本的很多功能远超经济意义，比如生态维护功能等，目前人造功能还无法取代。因此，GPI更倾向于遵循强可持续原则，在指标设置和测算方法中，也将这两类资本进行了明确区分，即强调分别保持相应的水平。

2.“经济福利”的含义

对于人们能享受到的经济福利，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早期如Pigou等人，主张将国民收入等同于福利；二是后来很多经济学家，将GDP等反映的宏观经济增长，等同于福利；三是近几十年来，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生态经济学家，认为消费是福利的基础，而不是产出、收入或支出。这是由于产出的增加既可能增加福利，也可能减少福利；收入和支出增加，既可能用于提升人类的福利水平，也可能用于抵御侵害等非福利方面。所以，产出、收入或支出的变化无法准确反映福利水平的变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第三种观点更具合理性，也最有利于弥合经济增长数据与人们实际体验之间的差距。本报告认为，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福利可以反映经济增长能够给人们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

总之，GPI要反映的是以消费为基础的福利，因此在指标设置上，比GDP包含了更多的消费方向的影响因素；在测算方法上，与其他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指标相比，也更加突出个人消费支出对福利的影响。

2.2.2.3 GPI测算的理论来源

GPI主要以消费为基础来进行测算，其对于可持续经济福利测量的理论依据何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Lawn引入了Fisher的收入和资本理论，认为这个理论是对GPI测算依据的最好诠释（Lawn，2003）。

收入和资本理论的发展有迹可循。其中，Hicks对收入的描述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能够消费的最大数量，并且在这段时间结束时，能保持同样的消费能力。很明显，这里面包含了可持续消费的观念，即当期消费要保证留有足够的资本，以保证下一期继续同样的消费。如前所述，GDP无法衡量这种收入，因为其无法反映未来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也无法解决人造资本与自然资本的替代问题。

然而，Hicks的收入观点本身也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虽然他将福利等同于生产和消费，比Pigou只注重收入要更加进步，但是他忽略了影响福利的一些其他重要因素，比如非市场活动的价值、社会和环境的成本等。同时，这个观点也没有将耐用品的服务及成本进行年度分摊。

与Hicks不同，Fisher认为，收入不是由当年的产品构成的，而是由最终消费者享受到的所有产品的服务构成的。这些服务包括影响福利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产品质量、收入分配等。Fisher将这些服务称作“精神收入”，后来大多数经济学家称之为“效用满意度”。这样，对于福利人们关注的就不再是某年度的产品和消费，而是其最终消费者享受到的服务，对耐用消费品提供的服务也必须分年计算。同时，还可以用“精神支出”来处理经济过程中那些不令人愉快的内容，比如犯罪、家庭破裂等。从而，通过“精神收入”的总和减去“精神支出”的总和，就可以得到“精神净收入”。

同时，Fisher将资本定义为人们拥有的物品，以及能够直接或者间接满足人们需求的能力。也就是说，资本包括了所有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

这种将收入与资本分开的观念，隐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即维持资本是一种成本，而非福利。这也就强调了，人们必须从当前的消费品中节省一部分，以维持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用以生产新的产品。要维持人造资本的不变或增加，就不可避免地要开发自然资源。由此，自然资源的损耗也理应计入成本。

这种思想较好地解决了GPI账户设置的合理性问题，且有力地回应了一些质疑，对于构建GPI理论体系是非常重要的突破。但是，这个解释也有不足的地方：总体上只着眼于“微观”层面，对于一些更“宏观”的问题，比如GPI为何能够将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融合到一个账户中，并且相互比较和计算，仍然缺乏说服力。

除了收入和资本理论以外，还有一些新兴理论成果可以给予理论支持。比如，新古典经济学秉承经济自由主义，以边际效用论和均衡价格论为基础，主张对政府、市场各自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价，并强调利用市场力量解决发展问题。价格体现商品的边际效用，因而GPI能够通过货币价格来衡量，并将效用作为经济福利测算的主要内容。此外还有生态经济学，其旨在促进社会经济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持续稳定发展。其基本内容包括：社会经济发展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关系，人类的生存、发展条件与生态需求，生态价值理论，生态经济效益，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等。这些都为GPI将环境纳入经济福利，并量化环境的价值，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2.2.2.4 GPI的设计结构

从总体结构上看，GPI主要分为三大账户：经济、社会与环境，并通过指标货币化，实现可加减与相互比较。经济账户的基本原则是，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存量能够保证继续生产等量或更多的产品及服务；环境账户基于“强可持续”原则，将人造资本与自然资本独立核算，衡量各自的可持续性；社会账户的原则是，实现更加全面和可持续的发展，既测算非市场活动直接产生的价值或损失，也考虑可能造成长期影响的社会问题。

从具体指标及其相互关系看，GPI以个人消费支出作为账户起点，并在调整收入不平等的基础上，加上家务劳动、志愿服务等带来的社会福利的价值，再减去犯罪、家庭破裂等的社会损失，以及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消耗等，最终得到人们真实享受到的经济福利价值。若用公式来表示，则为：GPI =根据收入分配系数调整后的个人消费支出＋非市场活动价值-社会损失-环境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对当前福利的衡量，GPI 2.0的估值基础变为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CS）、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和受偿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WTA）。在计算GPI时，需要注意统计是基于CS、WTP还是WTA的，或者是这些方法的近似。例如，在计算污染带来的成本时，可近似认为其是以WTP为测算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