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国内外文献综述

2.2.1 国外文献综述

2.2.1.1 结构演进视角下对外贸易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综述

产业发展问题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外贸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他们的理论关注对外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增长会影响到产业结构的变化。当一国依据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生产产品并出口时，会壮大优势产业的发展，进而影响贸易双方分工地位和本国内产业结构的变化。后续学者以此为基础，对产业结构的变迁、发展等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实证研究，既有定性分析也有定量分析，如克拉克的产业结构变迁的基本规律、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等。这些文献多是从产业结构等宏观层面审视产业升级，理论论述较多，在学术领域影响范围广、影响力大，只是这些研究多是对发达国家的产业演进事实进行归纳，对发展中国家产业演进的事实关注较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比过去剧烈，对外贸易在资源配置方面无疑有重要影响。有些文献较早地关注了对外贸易与产业升级间的关系，如Ozawa（1991）给出了螺旋形模型，考虑到对外贸易对生产过程的影响方式及程度是存在差异的，Ozawa将产业升级路径分成了四个阶段，即相对封闭阶段、外部依赖阶段、综合生产阶段、专业化生产阶段。还有一些文献在影响效应上进行了实证检验，如Frankerl和Romer（1999）认为贸易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推动作用。Hausmann等（2007）已经注意到，商品出口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存在直接、重要的影响，若从较长时期进行观察，一国的产业结构状况与出口结构状况间存在趋同发展倾向，时间越久，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影响就越大。一些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程也证明对外贸易发展促进一国整体经济的提升，产业结构随之不断演进。部分文献深入不同国家内部考察外贸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较多，如Nair等（2006）的研究认为对外贸易开放的增强有助于马来西亚制造业的转型升级。Adav（2012）以印度为研究对象，认为对外贸易是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和组织结构变化的主要表现，印度制造业相对于其他可贸易部门所占的份额有所增加，生产更专业化，消费也更多样化，印度贸易正逐渐远离低附加值产品。也有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得到有差异的结论，如Nassif等（2015）以巴西为例，分析了巴西进口需求收入弹性急剧增加，出口收入弹性略有下降的现象，认为巴西走上了比国际经济前沿相对落后的轨道。Amiti和Freund（2016）研究了中国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电子和机械出口份额不断增加，农业和服装出口份额下降，发现尽管中国转向出口电子机械这些更复杂的产品，但更多呈现一种粗放式出口特征，重规模而轻创新，若把加工贸易排除在外，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技术含量仍然保持不变。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不同国家的国情、区位、规模、产业发展存在客观差异，外贸对不同产业的影响自然也存在差异，总体上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呈现的规律，比如结构变迁、需求弹性变化、就业结构变化等，对发展中国家也有借鉴意义。

2.2.1.2 经济效率视角下对外贸易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综述

产业升级不应仅局限于国民经济的结构比重，更要关注经济效率的提升。国外一些研究表明，外贸对一国要素利用、产业效率提升有积极影响，如Coe和Helpman（1995）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发现一个国家的研发资本存量及其贸易伙伴的研发资本存量对该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正，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对外贸易往来，会促进知识及技术溢出，研究结果是发达国家的R＆D资本存量对别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促进作用。Jakob和Madsen（2012）利用经合组织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技术进口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新数据集，对国际贸易技术转移进行了测试和检验，得出过去一个世纪，知识的进口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近200%，尽管溢出效应在各国的分布极不均匀，但促进了经合组织国家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趋同。Herrendorf和Teixeira（2005）则是从贸易壁垒的角度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关注，他们研究发现贸易壁垒尤其是配额管理的存在，阻碍了资源配置的改善，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也有学者将研究视角转向服务业领域，如Sherman等（2002）利用CGE模型，评估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其研究表明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和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服务可以引起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改进，服务监管也有类似效果，Der Marel（2012）强调服务贸易监管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有学者对其他部门进行关注，得出不同的结论，如Abizadeh和Pandey（2009）研究了贸易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合各部门之间货物贸易能力的差异以及正在进行的结构变化，构建了贸易开放性对经济体中三个主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模型。其结论表明贸易开放对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没有显著影响，贸易开放对整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积极影响，主要是基于服务业变量的推动作用。也有学者认为服务贸易的影响作用没有那么明显，Malchowmoller等（2015）分析和比较了国际贸易对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作用，发现出口或进口商品能促进制造业生产率显著增长，而服务贸易的影响较小，同时，贸易中介组织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还有学者将研究焦点放在开放经济环境下，服务贸易对制造业及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如Hoekman和Mattoo（2008）认为开放经济中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受到低成本和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电信、运输和分销服务、金融中介等）的影响，开放服务贸易可以提高企业、工业和整个经济的生产力水平。Mishra等（2011）认为服务出口复杂度会影响经济增长，在经济效率方面，出口复杂度的影响要大于贸易规模的影响。这些研究也给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相应启发，对外贸易发展会影响产业结构的演进，也会影响经济效率的变化。也有学者利用微观数据检验外贸对生产率的影响，如Amiti和Konings（2005）利用进口投入的工厂层级的信息和印度尼西亚制造业人口普查数据，发现较低的产出关税可以通过引入更严格的进口竞争来提高生产率，而更便宜的进口产品可以通过学习品评或质量效应提高生产能力，得出产出关税下降10个百分点可使生产率提高约1%，而投入关税同等下降导致所有企业生产率提高约3%，进口企业生产率提高约11%的结论。Caliendo和Rossihansberg（2012）将组织结构考虑在内，发现对外贸易可以使出口企业改变组织结构，增加管理层的数量并分散决策，新组织导致了更高的生产率，而非出口国减少了组织层次数量、权力下放，反而降低了生产率。从上面文献可以看出，开放经济下对生产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技术溢出、贸易规模、贸易自由化、中介组织、产品复杂度、管理组织等因素传至中观层面、微观层面，对经济效率改变起到推动作用。

2.2.1.3 产品空间视角下对外贸易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综述

产品空间的概念在经济学文献中受到的关注较少，事实上，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产品空间理论一旦适用到经济及贸易领域，便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当然，由于产品空间所用分析工具较为复杂，这一领域的文献并不多。Hidalgo（2007）创造性地运用产品空间理论，阐明初始禀赋对产业升级路径的影响。其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总是倾向于转向与自身所熟悉的或接近的产品，产品空间关联更高的国家能够更快地升级其出口篮子。Ricardo和Bailey（2007）揭示了一个有力事实，一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受全球范围内产品亲缘关系模式的支配。随着各国出口结构的变化，有一种向相关商品转移的强烈趋势，而不是向更远的商品转移。产品之间的亲缘关系模式只能在很大程度上由广泛因素的相似性或技术强度的相似性来解释，产品间的异质性反映在产品空间的某些部分是密集的，而其他部分是稀疏的。这意味着专门从事产品空间密集部分的国家比专门从事较不相关产品的国家更容易改变它们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后续有学者将产品复杂度引入该领域，如Ferrarini和Scaramozzino（2016）用产品空间内生产部门的接近程度反映产业内贸易和生产的国际碎片化，发现提高产品的复杂性能提高经济增长率。Abdon等（2012）将产品种类扩大化，对5107种产品进行分析，发现复杂产品的出口份额与一国收入正相关，高收入国家的出口产品 复杂度更高，出口份额也大。Ferrarini和Scaramozzino（2015）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将目光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通过修正的产品空间表明，中国扩大了贸易规模，也占据了与高收入国家通常相关的产品领域，然而，通过横向扩张与垂直维度综合分析，却发现中国主要占据了产品类别的低单位价值段。这一研究结论，也使人们对产业升级的认知思路进一步得到拓展，产品空间不仅能够反映产品间的跳跃迁移能力，反映国际竞争的情况，也能体现国际分工环节的占位高低。这些文献都以产品空间模型作为研究基础，分析产品间的邻近性和异质性，产业升级路径受到产品空间特点的影响。当产品空间表现为连续性、邻近性的特征时，一国（地区）产业依靠既有禀赋实现升级，当产品空间表现为离散性、异质性的特征时，有可能出现新旧产品跳跃过大而升级断档的现象。产品空间理论下，新旧产品之间不纠结于产品内部的构造，而专注于产品间的距离，近期文献中将产品复杂度或技术复杂度等因素引入，能更深入地探讨产品竞争优势及对外贸易对产业升级路径的影响。

2.2.1.4 生产分工视角下对外贸易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综述

随着贸易发展和全球生产方式的不断演化，国际分工格局深化发展，产业间分工逐渐向产业内分工以及产品内分工转化，生产的碎片化日渐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特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现象，Balassa（1965）、Findlay和Ronald（1978）开始用垂直专业化一词描述产品内分工。20世纪80年代，学者开始从生产分工的角度关注价值链，进而关注产业竞争力与产业升级。Porter（1985）从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如何获取竞争优势，Kogut（1985）认为企业的全球战略跟生产垂直分工及全球生产网络各功能环节的配置是相关的，其研究内容进一步夯实了全球价值链的基础理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Gereffi（1999）对东亚服装产业进行研究，是将价值链理论与产业升级结合研究较早的文献。Gereffi的重大突破在于将产业升级的研究从产业间比例结构的变化转移到产业内部的发展过程，拓展了全球价值链视域下对产业升级的研究。Gereffi将产业升级分成产品层次升级、经济活动层次升级、部门内层次升级和部门间层次升级四种类型。在Gereffi分类的基础之上，Humphrey和Schmitz（2002）以企业为中心，提出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分类，即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四个层次。Kaplinsky等（2002）认为贸易全球化既带来机会也带来威胁，阐释了价值链框架并提出了升级轨迹。更有学者在绿色战略背景下，将环境绩效纳入产业升级的范畴，Marchi等（2013）在价值链层面上扩展了环境管理和绿色战略，分析了环境升级的轨迹及其影响。上述学者从企业、产业或价值链等角度对产业升级的路径或轨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也有学者将研究视角深入企业内部，如Hyun等对韩国公司层面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加速了公司建立跨国垂直生产模式的步伐，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公司内部产业升级。Zhibiao L.和Jie Z.（2009）则对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进行升级的路径提出新的视角，即非价值中心的发展机制，分析了专业市场和龙头企业网络这两种方式的非价值中心建设形式，揭示了两者的建设机制、途径以及面临的挑战，并指出在国内市场规模庞大、消费模式不断发展的中国，全球价值链与非价值链的协调是全球化进程中实现产业升级的最重要问题。Milberg和Winkler（2011）认为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大规模生产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增长和贸易绩效是经济升级涉及的问题，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产业升级还涉及社会升级，他们将与社会生活有关的工资、工作条件、性别平等、经济权利和经济安全等因素计入社会升级的范畴，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产业升级的研究视野。从国际分工的视角看待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问题，Robert Koopman等（2011）的观点是值得深思的，其研究结论是迅速发展的加工贸易活动使中国融入东亚制造网络中，但中国制造业在东亚生产网络中尚未拥有实际的主导权，总体上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毋庸置疑，中国已经深深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之中，中国产业转型发展与升级问题必须在开放经济视角下思考，国外文献也点燃了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热情。

生产分工视角下的对外贸易与产业升级的相关国外文献，多以Gereffi的研究为基础，基于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部门间升级的划分模式在实证研究中出现较多，后续文献在价值链治理中逐渐加入绿色战略、组织变革、社会生活等因素，在发展中国家嵌入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还会考虑比较优势陷阱问题和低端锁定问题，以往文献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全球价值链下产业升级的方式及轨迹。当然，在信息时代，全球化分工使生产要素流动加速和配置范围更广泛，发展中国家未必沿着发达国家既定路线前行，因为信息革命下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市场的风云变幻和消费需求变革，以及价值链上发达国家的挤压，产业升级的压力增大。

2.2.2 国内文献综述

2.2.2.1 结构演进视角下对外贸易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综述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发展加快了产业结构转换，经济内部结构不平衡的特点，使很多学者从结构视角关注产业升级。洪银兴（2001）认为结构转换和升级的重要动力是市场化，中国加入WTO后，开放的市场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的进程。在影响机制方面，唐志红（2004）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 跨国公司及世界性经济组织四个角度，阐释了经济全球化下一国产业结构开放及互动的主要作用机制。吴进红（2005）认为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关系，并对长江三角洲的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石冬莲等（2009）则从供需两个方面，分析国际贸易如何通过技术进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赵岩等（2012）利用进出口贸易的技术进步模型对我国贸易结构及三次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进行探讨。在实践策略上，黄庆波等（2010）认为对外贸易在中国、印度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邵邦等（2013）认为主导产业的结构优化升级是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方法之一。余淼杰等（2014）认为改革开放促进了工业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的产业升级，比较优势的存在和规模经济的递增是以往产业升级的主要动力，由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由“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向“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政策转变，是产业升级得以继续提升的新战略。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学者结合前沿的计量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如周茂等（2016）用倍差法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进口竞争效应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及机制。徐承红等（2017）利用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贸易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马骥等（2017）则从贸易结构先导效应、贸易自由化竞争效应、市场规模扩张效应三个方面论证了“一带一路”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蔡海亚等（2017）从产业内和产业间多维度构建了产业升级指数，通过中介效应检验了贸易开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石峰等（2018）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贸易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在不同区域的影响格局。这些不同的计量方法进一步丰富了实证研究的工具，也使研究内容不断追随国际前沿。国内学者偏重于贸易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在运用不同实证方法检验后，得出的研究观点有所差异，范爱军等（2011）认为对外贸易受国际分工的影响越发明显，不同的贸易模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不同的，一般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有助推作用，而加工贸易相反。孙晓华等（2013）用半对数模型检验了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发现进出口贸易的结构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在统计意义上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这种影响存在一定的时滞。付德申等（2016）认为，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两者相互促进，对外贸易也有助于经济增长，且不同区域表现出空间非均衡性的特征。

对结构演进视角下对外贸易与产业升级的相关研究，国内外关注度并不相同。在国外文献中产业升级往往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紧密相关，学者将产业升级视为结构变迁，在文献研究方面，也多以产业结构为切入点结合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及经验性的总结，这种经验总结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国内诸多文献显示，国内学者热衷于产业结构的研究，这跟我国经济发展结构不平衡有直接关系，学者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从不同角度给予极大关注。国内研究中的产业升级，在结构上首先表现为产业间结构变迁或产业内结构变迁。中国改革开放后，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加快了中国产业结构转换和产业升级的进程，因此，国内文献在研究结论上是保持肯定态度的，其研究工具又多种多样，包括半对数模型、倍差法、向量自回归、中介检验等，从不同角度检验外贸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尽管如此，上述文献在贸易内部结构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方面还有待深入，本书有必要既关注外贸整体发展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又关注外贸内部不同类型、方式、模式等贸易变量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另外，产业升级的结构演进思路还需拓展，结构演进是否能体现产业结构的协调度、轻软度、综合效率及结构转换度？带着这个思考，本书在后文中力图有所改进。

2.2.2.2 经济效率视角下对外贸易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综述

经济全球化使企业以国际视野在全球寻求较为理想的资源配置和市场运作方式，各个国家都希望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对资源配置与经济效率进行改善，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其观点基于不同的假设，得到不同的结论，有促进论、促退论和不确定论。如关兵（2010）认为出口贸易通过学习效应、溢出效应、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朱福林（2010）研究发现服务的出口比进口更有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高静等（2013）得出进口竞争给进口国带来的经济效应是不确定的结论。迟旭蕾（2014）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并用门槛模型检验了国际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确实为正，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国际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由小变大。吕大国等（2015）利用差分GMM方法分别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三个方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加工贸易则相反。类似的，张少华等（2015）认为加工贸易在进出口渠道上都没有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些文献从不同角度补充说明了外贸发展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尤其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在贸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上，邵敏（2012）利用工企数据，采用倍差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的出口行为在短期内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的出口加工度和技术水平会影响到“干中学”的效果，而扩张陷阱更容易存在于中低技术行业。丁超（2014）发现外贸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与行业技术水平的高低正相关，且不同贸易路径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差异迥然。李芳芳（2016）的研究表明，货物贸易差额、 服务贸易差额这两者均会对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提高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有助于提升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杜艳等（2016）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作为自然实验的框架，分析贸易自由化所伴生的进口竞争效应对资源再配置效率的积极影响，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使得资源再配置的效率得以改善，并使行业生产率的离散程度显著降低，竞争使得生产率的差异明显减小。这些文献从微观数据到宏观数据，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到贸易自由化，再到资源配置，展示了贸易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对劳动生产效率的影响效应。

经济效率视角下的对外贸易与产业升级相关文献，国外研究一般选择具体产业，如服务业、制造业、农业等，偏好于单独考察贸易开放条件下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相比而言，国内研究更加多元化，由于研究假设不同，研究结论也存在促进论、促退论和不确定论等相异的论调。所用方法有差分GMM、门槛效应、空间模型、自然实验等，在数据使用上涵盖了全国层面数据和省际层面数据，但在贸易方向上多数选择了出口这一贸易方向，忽略了进口的影响作用。现实中，由于进出口在资源配置上都起着重要作用，综合考虑外贸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是必要的，深入企业层面检验研究结论是否成立也是必要的，这些有待后文进一步研究。

2.2.2.3 产品空间视角下对外贸易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综述

产品空间理论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对一国比较优势演进路径进行剖析，产品空间理论一经引入，就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钟爱。较早的研究如曾世宏等（2008）认为产品空间理论强调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产业升级能否顺利进行受产品间生产的距离、难度，以及产品间生产能力的相似性的影响，如果现有的技术、资源等跨度太大，实现跨越式产业升级的难度系数就会增大。在2013年之后，国内学者相对较为固定，其研究内容也较为集中，张妍妍等（2014）结合产品邻近性与空间密度，揭示产业升级在产品空间上的重构方向与路径。邓向荣等（2016）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上的论文是在产品空间研究领域内引用率较高、影响力较大的一篇文献，他们通过研究产业升级与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发现产业升级对比较优势的偏离程度与经济增幅存在同向相关关系，要实现跨越式增长，由生产能力累积而引发的产业持续创新是重要源泉，良好的产业进入退出机制可以集中国家优势，提升创新能力累积，促进跨越式升级。后续研究从影响因素上加以拓展，崔永涛等（2017）利用产业空间结构特征，考察省际层面的产业结构转型，研究发现产业密度、产业收入水平和产业相对优势程度等是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主要因素。近期研究此方向的学者相对集中，他们在产品空间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横向增加了与相关国家的比较研究，纵向选用了更加复杂的变量，近几年所出成果成为此领域的重要文献之源。如毛琦梁等（2017）认为比较优势与可达性是影响产业升级路径依赖的重要因素。也有文献进行了横向对比研究，研究范畴集中在中韩、中日、金砖五国等，如胡立法（2015）基于中韩两国产业升级的比较，认为中国具有较强的新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借助技术创新等经济战略抓住产业升级的机会。张亭等（2017）基于中日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虽然中国的优势产业数量迅速增长，但核心区优势产业数量有限，产品复杂性指数远低于日本，产业竞争力弱于日本，尤其是制造业领域产品复杂度低对产业升级带来较大的挑战。张美云等（2018）通过显示性比较优势、产品密度、经济复杂度、能力距离等指标，揭示了金砖五国产业升级偏离比较优势的发展路径，空间演进能力较强的中印两国产业升级竞争力也较强。后续研究如同国外文献，也逐渐将产品复杂度纳入研究视野，如马海燕等（2018）利用产品复杂度、产品密度等指标对产业升级进行检验，提出增大产品复杂度和产品密度，会助推产品森林整体能力网络工程的构建，促进产业升级的实现。从近期研究可以看出，学者开始将产品空间非匀质性与产业升级路径结合起来，在政策规划、市场机制等方面思考产业转型升级的策略。

产品空间视角下的对外贸易与产业升级相关文献，体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学科交叉的特点，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多用在社会学中，后被引入经济学领域，但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这与该领域计算量庞大且复杂有直接关系。国外文献在此领域的研究相对较早，国内文献多是在国外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应用研究。这些文献主要用来分析一国比较优势的演进路径，也可用来进行国别比较，结合产品密度、产品复杂度、产品邻近距离等指标，判断产业升级的路径依赖情况。构建产品空间矩阵时，所选国家越多、产品越多，构建的矩阵就越稳定和可靠，因此不断丰富数据源是十分必要的，由于对外贸易发展周期短、影响快，继续更新此领域的研究是必要的。

2.2.2.4 生产分工视角下对外贸易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综述

产品内分工带给发展中国家更高的国际分工参与度，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生产分工视角下的产业升级研究主要依靠全球产业链与分工合作的思路，随着产品内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和中间品贸易的蓬勃发展，我国俨然已经融入国际化生产链条。对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我国占位如何，是否处于低端锁定的尴尬局面，学者们纷纷展开论证。张辉（2005）认为全球价值链片段化使得各个价值环节位于不同的价值等级体系，地方产业集群占据不同价值环节，竞争与合作并存，升级与反升级相互较量。刘志彪等（2007，2008，2009）认为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影响中国本土产业升级，对中国企业有双重效应，提出要重视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投入，克服比较优势陷阱，要从被俘获的全球价值链中突围出来，构建国家价值链的网络体系和治理结构，以促进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协调，进而实现产业升级。也有部分文献提出了国际分工对我国产业升级存在负面影响的担忧，如许敏兰等（2008）则以玩具制造业为依托，分析认为代工模式的产业内分工面临产业升级的困境。张明志等（2011）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产业间升级与产业内升级的影响存在背离现象。唐东波（2013）提出从垂直专业化的角度看，我国出口品所含技能水平的提升并未反映为国内附加值的同步增长，产业升级的步伐不够迅速。更多的研究基于对低端锁定问题的警惕，寻求中国产业发展的机遇、策略和路径，如盛斌等（2015）认为全球价值链改变了传统的产业升级方式，产业或部门间升级不再是升级的主流模式，而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工艺、产品、功能和价值链等多种形态的升级模式已逐步增多。林桂军等（2015）利用Kaplinsky升级指数和中间品相对出口单价，对我国整体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动态变化，包含发展趋势和竞争地位进行了分析。彭水军（2016）认为为避免中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可能陷入“低端服务—低端制造”的恶性循环，产业升级必须迈向链条上游并兼顾制造环节。霍春辉等（2016）认为中国经济虽快速崛起，但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实践中产业升级的进程受到一些发达国家的阻碍，他们基于全球价值链双面效应的存在，为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提出了相应的产业升级路径建议。洪银兴（2017）指出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积极效应已到尽头，中国需要依靠创新在全球价值链中谋求主导地位和更高附加值。孙宁华等（2018）认为科技创新速度加快及企业边界的模糊化为商业模式创新和价值链攀升带来机遇。提高增加值、提高在价值链上的地位，这些产业升级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全球生产网络越发复杂的背景下更值得关注，是贸易领域、产业经济领域及现实经济中的热点问题。

新形势下，国际分工使得企业的生产运营更加片段化和模块化，产业发展越来越多地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在国内，基于价值链探究环节占位及升级问题已成为我国学者的关注点。国内文献既有定性分析也有定量分析，其研究结论不一，多在“攀升”与“反攀升”方面寻求产业升级的突破点。众所周知，对于国际分工下产业增值能力的判断需先对全球价值链进行分解，一般借助投入产出表完成，既有文献多从生产入口的角度考虑升级问题，而缺乏从中间品和最终品的出口角度对产业升级进行考量，因此，在生产与市场的双侧面做进一步研究是产业升级的新思路。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中，从定性到定量研究，研究视野越来越广、方法越来越多样，这些文献均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方法借鉴。

从相关文献看，总体上国外文献对产业升级的研究，偏向于全球产业链不同环节、不同层面的产业升级上，其研究对象多为发达国家或个别发展中国家，其研究结论在中国是否适用值得商榷；而我国由于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与特点，从产业结构演进到产业效率提升，从产品空间演化到生产分工价值链攀升，学者都有所关注，并紧贴国际视野，涉及面广，但文献相对分散、研究框架不够系统。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之后，笔者发现着实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研究主题做认真思索与慎重归纳，搭建出思路清晰、结构相对完整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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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对外贸易”和“外贸”两个词，由于语言表达节奏、表述习惯的需要，本书会有选择地使用。

[2]国家统计局：《关于修订〈三次产业划分规定（2012）〉的通知》，http：//www.stats.gov.cn/tjgz/tzgb/201803/t20180327_1590432.html，2018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