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身体与叙事

从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而言，文学创作是通过叙事虚构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呼应的虚拟世界。只有通过塑造一个或者一系列跨越了作者、读者等现实身体的界限而具有普遍性的身体，文本中的虚拟世界才能与现实世界相联系。丹尼尔·庞德认为，现代艺术叙事的起点是个体对身份尤其是出身的想象与探求。“对叙事学的理解来说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人的出生或命名这一身份的起点是距今较近的建构，而这一建构依凭于对人类生物学的理解。”^[9]作家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境或者是间接的身体经验在叙事的世界里创造了各种各样的身体，这些身体的流动推动着叙事的发展。叙事意义通过身体经验的呈现展开，同时成为现实的某种镜像。

罗兰·巴特较早将“身体”作为一种叙事学符号进行研究，他在《S/Z》^[10]中提出文学作品甚至艺术表现中所有的象征都基于“身体”，多方论述身体作为叙事动力的作用，还阐释身体作为象征符号所具有的多重意味，提出了身体的修辞学意义、性别/色情意义、经济/政治象征意义等多维度身体象征意义。美国学者布鲁克斯（Peter Brooks）也曾在Reading for The Plot：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11]中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描绘了激发、推动叙事的身体欲望动力学。在Body Work：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12]中，布鲁克斯深化了身体与叙事关系的理论，认为无论是现代小说还是绘画摄影等艺术形式，其叙事展开的最主要动力是身体欲望，指出身体欲望是文本叙事逻辑的焦点，也是写作和倾诉的迫切推动力。叙事的过程就是多种形式将身体符号化、象征化、隐喻化的过程，而身体同时也是叙事的根源和意义的核心。

20世纪早期苏联文论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的“The Banquet，the Body and the Underworld”^[13]一文中对拉伯雷《巨人传》的阐释，亦是较早从身体视角进行的文本分析。巴赫金认为拉伯雷通过对狂欢节中种种怪诞身体（grotesque body）的描写实现了神圣的、精神性的、高尚的事物向低级的、肉体的、下半身的转化。如嘉佳美丽怀孕11个月，最后因在宴会上吃了太多肥牛肠生下巨人高康大；约翰修士宣称“甚至就连修道院钟楼的影子也能使人怀孕”，将“钟楼”作为“男根”的隐喻，对修道院中纯洁神圣精神活动的“讽刺”，将肉体和精神联系在一起，实现崇高精神活动的降格。巴赫金在对拉伯雷的研究中强调了身体与外部世界的勾连，“人们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在人体极端物质的活动和机能即饮食、分泌和排泄及性生活行为中，掌握和感觉物质宇宙及其元素的，他们正是在自己身上找到了那些东西，并且仿佛是在自己肉体内部由内而外地触摸着土地、海洋、空气、火及全世界的物质及其所有表现形态，并以此来掌握它。恰恰是肉体下部形象，更多地具有小宇宙意义”。^[14]但巴赫金对“身体”意象的发掘受限于夸张怪诞的身体，分析重点也集中于身体的下半部分，并没有将叙事意义赋予普通身体。相对而言，罗兰·巴特在《S/Z》中对《萨拉辛》^[15]的分析，倾向从某段身体叙事中阐发出身体的文化、政治乃至经济、医学的多维度象征意义，老人、少妇等非怪诞、普遍性的身体，也是身体解码的场域。“一个独特的客体占据了象征领域”，“据此客体，我们便具有某种权利去命名象征领域，获致描述象征领域之际所产生的某类愉悦，将某一充作特权者，授予象征系统。”^[16]罗兰·巴特所言独特的客体就是“人的身体”。《萨拉辛》作为解码身体符号象征意义“尝试”，给予了后来者极大的启发——身体叙事学正是建立在“身体”作为一种叙述修辞符号而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前提之上。

2003年丹尼尔·庞德在Narrative Bodies：Toward A Corporeal Narratology^[17]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作为一种理论的“身体叙事学”。庞德在书中从现代身体观对小说叙事观的影响、身体对构建人物形象的影响、身体对情节发展的影响、身体对叙事场景的影响等方面详细论述了身体对文本叙事产生的巨大作用。“身体叙事”已成为文学研究新转向。近年来相关研究不断拓展身体叙事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学界普遍认为身体叙事学是“以欲望的身体为切入点对经典叙事学的重新审视与有益补充”^[18]。此处仍须对“欲望的身体”这一概念进行辨析。弗洛伊德提出身体欲望是艺术动力和美感产生的源泉，艺术是被压抑的性本能冲动即无法被满足的身体欲望在幻想中的满足，艺术作品的呈现是身体欲望无法被满足时的精神升华。作家通过对自己“白日梦”的伪装，在创作的过程中获得一种欲望实现的满足，也间接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快感。彼得·布鲁克斯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弗洛伊德关于欲望和艺术的学说，在《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一书中，将关注点集中于“性欲的身体”，因为“性爱的身体也许是最古老的身体”——人类最初在艺术上的很多尝试是表现多产的女性形体或者勃起的男性生殖器形象，也因为布鲁克斯的研究对象立足于西方艺术，而“作为欲望对象的身体是西方传统最初阶段的很多诗歌的主题”。但在声明自己的研究对象是性欲的身体的同时，布鲁克斯仍强调了文学身体呈现的多种形式。“一部身体的历史，甚或关于文学里的身体的一篇透彻的概论，都必须追溯到起点，必须考虑到各种类型——英勇的，神圣的，苦难的，悲剧性的（结合面前三种类型），纵情享乐的（沉迷于肉体性），色情的，甚至垂死的”^[19]身体，而他选择性欲的身体并非对上述身体形式的否定，而是“我无法尝试这么多内容”。布鲁克斯论述中“性爱的身体”实际上并不仅限于“身体写作”中泛滥的两性关系，而是从“性欲”延伸至“认知欲”，以代指“从根本被构想为欲望的动因、媒介和对象，进而具有重要意义的身体”，其落脚点并非产生欲望的身体，而是作为欲望的对象身体如何被想象、被建构。

丹尼尔·庞德继续推进身体叙事学，强调身体不仅仅是物质的，也是文化的。身体始终处于一定的历史进程中。身体是历史的身体，是文化的身体。丹尼尔·庞德并非此观点的创始人，米歇尔·福柯的权力学说对此有更为深入的阐发。“人的身体位于这种不同权力构成之间的斗争中心，历史力量以某种方式作用于人的身体，并且也通过人的身体而发生作用，但这种方式却不能从一种总体的历史规律加以解释”。^[20]不同的是，米歇尔·福柯以现实案例为研究对象，探讨权力机制如何规塑个体，丹尼尔·庞德则聚焦于文本中的身体表达。他认为作为一种修辞符号的身体，被赋予了复杂的历史文化意义。布鲁克斯提出身体欲望是现代叙述的动力，也是叙述的核心和意义，执着于从多种角度向读者展示身体欲望的多种呈现和多重意义。丹尼尔·庞德探讨的则是，身体如何影响叙事。庞德认为，身体至少在叙事观念、人物、情节、场景四个方面影响着叙事的进行，实际上就是影响着整个叙事结构的建设，毕竟小说叙事的进行，很大程度依赖于写作者对社会历史文化的理解。写作者在叙事中表现身体的方式，如人物的塑造、叙述技巧的运用、结局的安排等，体现出的也是其对身体的理解和想象。作品中各种身体情境的呈现必然融入了写作者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身体经验。从某种意义上，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被赋予历史文化意义的身体，和蕴含着丰富历史文化内容的文学叙事，具有一种同质（consubstantial）的关系。“符号化的身体成为了叙述中的一个关键，存在着某些必然的因素，它承担了故事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再次伴随着故事的躯体化。”^[21]在具体的文学叙事中，身体充斥着整个叙事进程。身体之间的冲突、融和是叙事的动力；对特定身体的探究、认识的欲望引导着叙事的方向；身体也成为叙事展开的场域；甚至故事的意义也必须借助对身体的描写、叙述才得以呈现。“现代小说里除了身体，什么都没有。”

尽管弗洛伊德、彼得·布鲁克斯都认为身体欲望是艺术叙事的重要动力，但若以此来证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身体写作”和“身体叙事”的同一性则是一种曲解。有研究者认为“身体叙事”是20世纪晚期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创作现象，^[22]将其等同于20世纪90年代大量涌现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或直接将“身体叙事”定义为“从对身体的感性认知出发，以女性的欲望、形体、感觉、想像等为写作的对象和修辞的方法，直率表达女性被压抑到无意识领域的各种经验的女性叙事文学”^[23]，将身体叙事局限在女性写作。事实上并非身体叙事是女性写作的某种特征，而是女性主义是身体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及其后续研究，正是建立在“被建构的身体”等理论之上。类似的对“身体叙事”的理解本质上是西方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本土化“嫁接”，既不利于“身体叙事”深广度的发展，也不利于女性主义研究的开拓。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身体写作”虽立足于“身体”尤其是“欲望身体”和“女性身体”，是对一种特定的文学现象的概括，并未建立起一种系统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学理论。而彼得·布鲁克斯和丹尼尔等人倡导的“身体叙事”是在社会学领域身体研究热潮影响下，对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品^[24]）中“身体”的重新挖掘，存在建立一种可应用的叙事理论的野心，对开拓文学研究的空间有着重要意义。

较早将“身体”视角引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有李欧梵、黄子平、南帆、谢有顺等。南帆曾撰写如《抒情话语与抒情诗》^[25]《躯体修辞学：肖像与性》^[26]《躯体的牢笼》^[27]《身体的叙事》^[28]《文学、革命与性》^[29]《文学形式：快感的编码与小叙事》^[30]等多篇文章，探讨身体与文化、与创作的关系，其论著多基于西方身体哲学研究成果，采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身体与文体发生的关系进行探讨，认为在日常环境之中，身体欲望构成了文学创作隐秘的强大动力。黄子平的《革命·性·长篇小说——以茅盾的创作为例》^[31]及专著《革命·历史·小说》^[32]的第三章“革命·性·长篇小说”，将革命历史小说文本中的“性”放置于阶级革命的大背景中考察，通过对身体的微观叙事反推时代更迭社会变革等宏大叙事。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33]中“脸、身体和城市：刘呐鸣和穆时英的小说”一章，通过对穆时英和刘呐鸣小说中女性肖像描写的分析，探讨小说中的文化隐喻。这批学者关于身体的探讨多发生于2000年以前，他们的研究体现了一种自觉的身体意识，即意识到身体在文本叙事中具有的革命性和反拨性，然而他们依然将身体叙事视为宏观叙事的附庸，并没有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叙事体系。这种情况在2000年后得到了极大改观。谢有顺在《文学身体学》^[34]中结合欧美身体哲学史，详细论述了身体在文学和艺术创作中的移易，并基于灵魂与身体统一的立场，对“下半身”诗歌等当代文学现象进行反思，其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伦理的现代转向》^[35]从灵魂与身体的关系入手，分析各个时期文学创作如何处置身体，考察现当代文学的生命哲学和叙事伦理。郜元宝的《从舍身到身受——略谈鲁迅著作的身体语言》^[36]结合创作背景详细论析鲁迅作品中的身体语言，所采用的论述方法，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深化提供了新思路、新角度。葛红兵和宋耕合著的《身体政治》^[37]一书，主要从中国身心一元化的原初哲学立场出发，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政治对创作的影响，揭示政治作用在身体叙事中的显现。此外对当代文学中身体现象投以关注的还有陶东风的《身体叙事：前先锋、先锋、后先锋》^[38]《新时期文学身体叙事的变迁及其文化意味》^[39]《“下半身”崇拜与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症候》等，以及杨经建的《“身体叙事”：一种存在主义的文学创作症候》，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贯穿对新时期文学身体写作现象的梳理，对20世纪90年代“身体写作”的井喷式现象和“下半身诗歌”进行反思和批评。从不同视角对当代文学身体叙事进行探讨的还有朱崇科的《身体意识形态：论汉语长篇（1990— ）中的力比多实践及再现》》^[40]、顾晓玲的《现当代女性文本与身体叙事》^[41]、钟立的《试析“身体叙事”小说的身体意象》^[42]等。遗憾的是，在文学领域已有的身体研究普遍存在对“身体”的认识偏差。大多数研究者未能冲破将“身体”等同于“欲望”和“性”的樊篱，而没有真正意识到身体视角所具有的于文学史学和文学批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部分研究者基于身体叙事研究理论背景，注意到“身体叙事”具有的强大阐释性和方法论认识论意义，将“身体叙事”作为一个独立的话语体系进行系统研究。李俏梅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身体叙写（1949—2006）》^[43]从文化政治学和美学两个角度对近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中“身体”的嬗变进行阐释，认为文本中身体表现方式的变化与政治氛围紧密相连，然而从美学的角度而言，“身体”本身具有的潜在反抗性力量为政治规训手段所不能及。宋红岭《能指的漂移——近三十年文学中的“身体”书写》^[44]借鉴大量西方身体研究理论和布迪厄的“场域”，以“文革叙事”“新启蒙叙事”“新生代叙事”为节点，对当代文学中身体丰富隐喻的分析，重审文学与身体的关系。李蓉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身体阐释》^[45]和《“十七年文学”（1946—1966）的身体阐释》^[46]及其他相关论文（《现当代文学“身体”研究的问题及其反思》^[47]《身体阐释和新的文学史空间的建构》^[48]《从身体“悖论”出发》^[49]）在对文学身体意蕴进行阐释的同时，更关注身体研究在新的文学史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性。刘传霞的《中国当代文学身体政治研究》^[50]从权力身体的角度出发，借鉴女性主义批评方法，通过对文学作品中身体的分析，梳理当代中国身体的社会功能和身体观念的变迁。这些研究都呈现了身体研究与文学研究结合的多种可能性，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开拓了视界和思路。相较而言，国外身体叙事学研究倾向于与精神分析学、心理学的紧密结合，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视野后，研究者们结合身体与社会的相关理论，更看重身体在文本中的社会文化象征意义。

综合而言，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身体研究相对丰富，但依然存在对“身体”的认识偏差问题，“女性写作”“下半身写作”等诚然是“身体叙事”的一方面，但过于聚焦于此，反而削弱了“身体”的阐释功能，也局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身体叙事”的纵深发展。在文学叙事中，除了“性别”“原欲”，“身体”应有着更为丰富、立体的面向，研究者应进一步拓展学术视野。“我们被囚禁在他（指写作者，笔者按）的洞穴之中，在那里，他向我们展示了无数身体。”^[51]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对突出的身体进行阐释，还包括发现日常的普通的身体现象中丰富的意蕴，扩大“身体”的语义圈，发现身体对于文学作品的巨大阐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