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身体与历史

中国小说叙事深受“史传”影响，素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重大历史题材，由于阐述和重构了历史的隐秘存在和复活了被湮灭的历史记忆，既给当代社会提供经验和借鉴，又提升我们对人生、现实与世界进行有比较的审美观照与反思。”雷达这番话阐释了历史题材小说的社会文化意义。追根溯源，“小说”一词的定义最早见于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稗官”，为统治者收集里巷风俗者也，代指“野史”，即正史的民间版本。班固对“小说家”的定义，潜在地通过“稗官”的身份将“小说”与“历史”联系起来，认为“小说”与“历史”具有同源之缘。从魏晋南北朝的笔记小说、隋唐两代的传奇和变文，到宋元时期的话本再到明清的章回体，中国古典小说多是基于正史的细节想象，是对正史的另一种补充。中国人也惯以读史的眼光去读小说，甚至于虚构的《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比正史《三国志》在民间流传更广，影响更深。再有，从叙事手法而言，中国小说深受史书叙事技巧影响。司马迁所作《史记》，以“人”为叙述中心，常通过选择历史人物一生中最具典型的事件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并加以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叙事显得生动、活泼，为后人提供了叙事的参照。金圣叹就认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毛宗岗盛赞《三国志演义》，也有“《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与《史记》者”之言。可见《史记》的叙事方式和风格对小说创作影响之甚远。“自司马迁创立纪传体，进一步发展历史散文写人叙事的艺术手法，史书也的确为小说描写提供了可资直接借鉴的样板。”此外，“小说”与“历史”之间还存有一份更为深刻的联系：“大凡对自己的写作有一定追求的作家，最后都会回到一种或朴素或芜杂的历史写作上来。”此论点乃杨庆祥基于对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当代文坛的观察而来。他认为包括莫言、张炜、贾平凹、刘震云、阎连科等“中国第一线作家”，几乎都转向了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历史写作。再观照新时期“第一线女作家”，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出生、见证中国现代史的宗璞（1928—）、张洁（1937—）到迟子建（1964—），从历史小说家凌力到侧重日常审美的王安忆，她们的创作确实都从不同的侧面切入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宗璞的《野葫芦引》三部曲对战乱时期西南大学生活的回顾；张洁的《无字》另一线索是顾秋水和胡秉宸的革命历程；凌力的“百年辉煌”系列小说是基于大量史学的严肃之作；霍达的《补天裂》对19世纪香港历史进行梳理；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通过杭氏家族的兴衰反映中国历史的动荡；迟子建的《伪满洲国》是日伪时期东北地区的浮世绘；王安忆的《长恨歌》《纪实与虚构》《天香》《叔叔的故事》等作品也都凝聚了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几位堪称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女作家，都不同程度地表达着对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的关注。

中国当代小说家对历史叙事的兴趣与“历史”的性质有关。在汉语中“历史”的含义最初仅用“史”一字来表示。甲骨文中“史”与“事”字形相近，都指“事件”。可见“历史”首先是对过去的、已发生的事件的指称。清代文学家皮锡瑞言：“古来国运有盛衰，经学亦有盛衰；国统有分合，经学亦有分合。历史具在，可明征也。”其中“历史”的概念，就是指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这种对历史的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了主流，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持相同理念。然不可忽略的是，“历史”不仅是事件，而且是对事件的“记录”。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对“史”的释义是：“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也即说明“历史”是被记录的。一旦以文字形式被记录下来，记录者的理解、观念甚至是行文的习惯等，都会影响到“历史”的面貌。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从“物/客观事实”与“词/言语陈述”的关系出发，对“大写的历史”表示质疑，提出历史本该是“无主体的、分散的、散布的、非中心的、充塞着各种偶然性的多样化空间”的“小写的历史”，他的探讨实际上说明“历史事实”与“历史表述”之间的距离，《知识考古学》中的诘问更能反映其历史观：“谁在说话？在所有说话个体的总体中，谁有充分理由使用这种类型的语言？谁是这种语言的拥有者？谁从这个拥有者那里接受他的特殊性及其特权地位？”历史既是史实，更是对历史事件的“再表述”。历史事件或曰史实是不变的、客观的，然而对历史的叙述和解说，却一定受到表述者的主观理念影响，如布莱德雷所说“历史学必定总是建立在一种前提假设上的”。这种“前提假设”就是历史学家本人的哲学见解。“历史学家是各以其哲学观念在看待过去的，这对他们解说历史的方式有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也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沃尔什才会说，“历史之光并不是投射在‘客观的’事件上，而是投射在写历史的人身上，历史照亮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何每一代人都觉得有必要重写他们的历史的缘故。”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作家们重述历史的执着。既然我们所见的历史表述深受叙述者的影响，那么它就不是历史的真相，至少不是全部真相，或许将“历史”理解为“经验之基本的存在方式”，而非一种“早已发生过的事实性替代与连续”的汇集，更接近“历史”的本相。综合福柯的理论体系，他所提倡的“经验”归根结底是生命个体/身体的经验。在这种层面上，基于陈述者生命经验的小说创作本质上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历史文本写作。事实上，对叙事的本能追求、“还原历史本相”的野心正作为一种创作冲动鼓舞着作家们。本职历史专业具备修史者专业素养的王旭烽放弃对原有的宏大历史的关注，怀着“世界是多维的，世界就是那个可以被无数次不同叙述的空间和时间”的思辨，在《绿衣人》中讲述了一段被湮没的民国故事。宗璞在谈及《野葫芦引》的创作动机时说，历史是个“哑巴”，人本来就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写的历史。因此她写小说，是为了将过去的事情记录下来：“写小说，不然对不起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凌力写历史小说，也是为了“表现和颂扬那些使人类奋发上进的精神品质，颂扬过去、现在、将来都被人们追寻的真善美”，重视的仍是从自身经验出发挖掘历史节点，以文学重述历史，为当下提供精神参照。霍达和凌力持有相近观点，在《补天裂》的后记中强调写作的动机是香港回归的感怀，说“历史永远是今人眼中、心中的历史，……死去的历史的价值在于对活着的人有用，所以历史才活在一代又一代的人的心里”，凸显的依然是重述历史、达成以史鉴今的文学职能。

当代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有学者提出，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在讲述历史，尤其是“革命历史”中发生、发展和转型。“近30年来文学对历史的修复、反思、重写以及随着而来的种种书写历史的现象，几乎都是以重新认识和评价前此文学如何讲述‘革命历史’开始的。”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段革命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作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了当代文学的主流，其间历史叙事服务于论述政权合法性的集体话语，故事的发展隐含人类的阶级斗争史，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对阶级、敌我阵营等皆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黄子平认为此类对历史的意识形态化叙事对当代文学影响最深的在于“时间观”一项。“传统治乱交替的‘循环史观’被乐观向上的进化论矢线所取代。‘革命历史小说’遵循‘从失败走向胜利，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模式来构思情节，并依照各阶级在时间矢线上的‘前进’程度来安排人物关系。”然而如果因此就认为“文革”前革命历史小说开启的线性的、进化论式的历史想象是当代文学历史叙事的流毒，未免过于极端。事实上新时期以来，大部分优秀的历史叙事建立在线性的历史叙事方式上，如凌力的“百年辉煌”三部曲、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宗璞的《野葫芦引》三部曲等鸿篇巨制，其历史叙事都基于一种线性的、进步的历史观，但毋庸置疑在历史叙事上这几部作品都是较为优秀的作品。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文革”前后，或者说各个时期历史叙事的最根本的区别并不在于指导作者的历史观形态，而在于“身体”在历史叙事上处于何种地位，被如何表现。

20世纪以来研究者已从多种角度阐发“身体”与“历史”的关系。概括而言，“身体”与“历史”两者间最基本的联系在于两点。首先，身体是历史的身体，身体必然处于历史进程之中，接受特定历史时期文化、政治、经济等意识形态的规塑。如封建社会女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强制缠足，以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为首要任务的辛亥革命则率先提出放足、剪发的口号并实施行动。其次，承认身体必然受到“历史”规训，则意味着“身体”必然存在着历史的烙印，或者更直接地说，人的身体，就是历史最真实、最根本的反映。身体铭刻着各种脉络交织和力量权衡的历史痕迹，是人类历史过程中不同主体化模式和权力技术关系的再现。只有透过身体，通过身体不同遭遇和对待方式的理解，我们才得以探求“身体为何如此”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建构因素。文学历史叙事中的身体书写，不仅仅是对某种特定的历史身体的记录，经过创作者主观建设、描述的身体，是对作者所处时代身体秩序的反映，而且就作家的存在和写作行为本身，就具有“历史样本”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小说“身体”形象塑造的关键词是“脸谱化”，英雄人物必然是健美的、阳刚的。在新时期以来历史叙事中，身体与历史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身体”不再盲目服从于历史叙事，而是“历史”通过人物身体呈现——“历史身体化”。在此需要阐明的是，本书所言“历史身体化”的倾向，并非探讨身体尤其是身体欲望的压抑或满足如何成为反思历史的符码，而是一种叙事策略上的，人的身体如何成为历史的象征。“人的文化本性包含着历史性。……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的人也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这蕴含着双重意义：他既有高于历史的力量又依赖于历史；他既决定历史又为历史所决定。”因此真正能够反映历史的是人的存在，具体表现为身体的存在。不仅人物的身体历程暗合历史进程，包括已消逝的难以描述的时代氛围，都通过身体遭际得到了活泛、重现。如《东藏记》《西征记》中孟樾因“左倾”言论遭绑架威胁，江昉和周弼因支持民主遭暗杀，还有在延安的李宇明跳崖自杀等，共同展现了复杂纠葛的中国现代史。身体为具体历史情境的再现提供了组织材料。对身体与历史叙事的关系进行重整，体现出新时期女作家们重述历史的“野心”。

多位女作家有涉及历史叙事的鸿篇巨制，《野葫芦引》、“茶人三部曲”、《伪满洲国》、《补天裂》等是以经过论证和考察的史实为基础的呕心沥血之作。在叙事上，几位女作家的历史叙事共同特征之一是宏大历史事件的消隐，取而代之的是特定历史情境中身体的突显。总体而言，在这几位作家的创作文本中，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抛开了正统的说教性的介绍，通过人物身体来表现其发生。

宗璞的《野葫芦引》重点描写卢沟桥事变到日本投降八年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活，开篇是卫葑和凌雪妍婚礼的筹备。“卢沟桥事变”正是发生在婚礼上。“一声沉闷的炮响打断了他的话，接着是一阵隆隆的声音”，用短短一句话便交代了事变的发生。参加婚宴的宾客“有人站了起来，左右看了一番又坐下去”，因炮声“站起来”说明人们内心的极大震动，但“又坐下去”的身体动作转折，却表明此时人们依然心怀幻想，不敢确信战争的发生，真正引起骚动，是“城门关了”这句话。文中形容“厅中忽然一阵骚动，象是波浪一样，传过来，是这样一句话：‘城门关了！’”又说“可能中国人在观念中有某种封闭的东西，对于门很重视。城门一关，不管哪一阶层都觉得事情格外严重”。在这些叙述中，战争的火药味已然弥漫。但下文作者笔锋一转又将关注点转回具体的细节——“客人中不少是从明仑大学来的，都在算计住处”，再说“最受影响的是卫葑夫妇，他们不能用各方精心布置的新房了”。住处、关城门等都是身体活动空间的改变，宗璞对这些细节的强调，是通过对人身活动空间的禁锢表现战争。作者用“炮声”“关城门”等象征性符码概括了一个在历史上极为重大的战争事件，是有意突出战争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是对宏大历史事件的消隐。类似的处理在小说中频繁出现。如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1937年7月28日平津作战发生，28日当晚，国民党第三十七师奉命由宛平、八宝山、门头沟一线撤离北平，此后北平正式沦陷，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正式全面爆发。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南渡记》自然无法回避这一重大事件，但在文本中，作者是这样写的：“弗之在睡梦中觉得有什么把他推向睡梦的边缘，推了几次，他忽然醒了。定了定神，分辨出是车马和脚步声，从南面传来。”此处是用身体部位发出的声音（脚步声）来指代庞大的军队身体。据载卢沟桥事变时，北平以东地区总兵力约为十万人，北平全面撤兵，尽管经过一段时间的战争有所伤亡，但至少几万众兵士有所保证，如此庞大的军队撤离，在文本中仅表现为一阵“整齐而有节奏”、从东向西的脚步声，颇具“退场”意味。

迟子建的《伪满洲国》也采取了类似的处理方式。《伪满洲国》以伪满洲国成立期间十四个编年区分章节，虽主要内容是通过溥仪、张秀华、羽田、王金堂、吉来、王恩浩、王亭业、胡二等人为线索，全景式描绘伪满洲国期间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日常生活，但也无法回避政经军事。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广岛市和长崎市投下原子弹，促使日本天皇在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从而终结长达十四年的中国抗日战争，也意味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无论在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中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被迟子建借助溥仪的身体处理成类似“滑稽剧”的表演。

溥仪连忙通知溥杰以及在场的一些满洲国政要人员一同收听。从短波里传来了天皇沙哑而疲倦的声音，由于收听效果不佳，这声音一直被吱吱啦啦的噪声所笼罩着，但他们还是听明白了，天皇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溥仪此时已是泪流满面，他觉得周身冰凉刺骨。满洲国彻底解体了，大清国真正是灭亡了，溥仪拉着溥杰的手，泣不成声。就在一片哀恸之中，溥仪忽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面向东方，不断地磕起头来。吉冈安直被这一幕情景深深感动了，他拉住皇上的手，说虽然日本已经宣告投降，但美国政府表示将维持天皇的地位和安全。溥仪越发哭得不可收拾了，他说：“我感谢上苍，保佑日本天皇平安无事！”

溥仪“周身冰凉刺骨”的身体感受，深刻地表现了事件的严重性和内心的震动，但作者并未对历史事件的性质和意义进行渲染，而是重点描述溥仪的怪异行为。他跪在地上，向日本所在方向不断磕头，还泣不成声地为日本天皇祝祷。在紧随而来的退位仪式上，他再次跪下，面向东方叩头，他还“打了自己几个耳光，骂自己不才，辜负了天皇对他的信任”。这一连串的行为无疑是一种表演，在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溥仪就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对于日本人已经毫无利用价值，性命危在旦夕，他“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已被人掏得干干净净，他仿佛只是迎风兀立的稻草人，真正空空荡荡的只是一具躯壳了”，下跪、磕头、打耳光等身体举动，不过是为了保存性命、肉身存活的身体展演，“表演最后的忠诚给日本人看”。通过溥仪这一系列夸张的身体举动，日本投降、康德皇帝宣布退位、伪满洲国解体等重大事件的历史意义被抽离，历史现场变成以溥仪为主角的滑稽戏。由此也能看出作者的真正关注点并不在于重建历史现场或凸显历史的线性进程，而是一种历史的身体想象，凝聚其间的是非常时期芸芸众生的日常作息与情感流动。“‘历史’不再是对象，相反，它仅仅变成一种素材，用来演绎一种理想、哲学或一种精神意志。”历史在叙事中不再以巨大的历史话语板块呈现，而是解体成情景碎片，融入人物身体，人物身体的变化、动荡或消亡，也构成了对“正史”的隐喻。

与男性作家相比，新时期女作家的历史叙述在对宏大历史话语进行消解的同时，突出表现出对男性历史缔造者神圣色彩的剥离。在历史叙事领域，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无奈事实：男性把控着绝对的话语权。美国Slate杂志编辑Andrew Kahn和Rebecca Onion对2015年最畅销的614本通俗历史读物的研究显示，75.8%的作者是男性。根据2010年美国历史协会的Robert Townsend调查，在高校历史教师中，只有35%是女性。不仅在“讲述”历史的领域男性比例高于女性，作为叙述对象的男性也远多于女性，如占据出版书籍总数20%的传记文学，其中71.7%的传记对象是男性。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毫不客气地指出，作为讲述人类生活的历史，在男性手上，成为男性如何战争、如何征服的故事。“男性作为唯一的仲裁者，他决定该做什么，该说什么，该写什么，我们看到的社会，其发展从开始就受到持续破坏，伤痕累累，裹足不前；我们看到的历史，持续记录的是勇气和红色暴政，胜利和黑色耻辱。……至于历史上实际发生了什么，如工作领域伟大而缓慢的进步，各种发明和发现，人性的实际进步——从男性角度来看，这些都不值一提。”在历史叙事中男性的特殊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在女性作家“历史身体化”的历史重述中，男性英雄形象一再崩坏，男性的历史主体地位被进一步消解。

显然在诸位作家的历史叙述中，一种新的历史叙事倾向正在出现。宏大历史话语的隐匿，男性“正史”的消解，似乎都指向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历史主义浪潮。1982年史蒂芬·格林布兰特（Stephen Greenblatt）在《文艺复兴时期形式的权力和权力的形式》（The Power of Forms and the Forms of Power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中正式宣布“新历史主义”理论流派的诞生。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一种叙述话语，真正的历史充满断层，应通过对“原生态”史料的挖掘，恢复历史语境。新历史主义理论对当代文学影响深远。随着20 世纪80年代新历史主义的冲击，中国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元历史”叙事范式遭到了质疑，作家们竭力摆脱“集体记忆”的禁锢，从个人的角度审视、解读、重述历史。这股“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思潮如今已占据了创作主流，陈忠实、苏童、叶兆言、余华、刘震云、莫言等一大批“一线”作家，都建构起了另类的历史叙述空间，以个人化的历史视角消解权力对历史叙述的话语权。研究者认为当代历史小说深受新历史主义影响，渐进呈现出碎片化、微观叙事的倾向。“文化转型后随着民主意识的普遍提高，人们不再把‘人民’这一空洞的能指作为历史的主体，而是把历史看做无数个体交往活动的历史，个体终于获得了历史叙事的合法性，个人化视角成为作家观照历史的普遍视角，最终导致元历史叙事神话被颠覆，分裂为无数历史个体的微观叙事。”“微观叙事”是总体倾向，与此伴随的是历史叙述民间化、欲望化等特征的出现。叙述者将目光投向被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民间记忆与欲望，如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格非的《大年》等揭露出正统历史话语下权力与性的纠缠，形成了对权威历史阐释的反讽和解构。应该说“新历史主义”为史学与文学都提供了新的视角，是一种有益的借鉴，但当旨在解构和颠覆的内在动力在消费主义的土壤上落地，即不自觉地发生“变异”，最为显著的是“新历史主义”还原历史语境的努力在当代文学历史叙事中更多地表现为对“身体”“欲望”的过度聚焦。《黄金时代》中王二声称和陈清扬做爱是为了升华伟大的“革命友谊”，毕飞宇套用革命话语来描述村支书王连方和女人的性关系，在“上床不是请客吃饭”中用“上床”替换了“革命”……在男性作家的历史叙事中，历史与性的嫁接构成对神圣话语的戏谑和嘲弄。在女性作家笔下，“身体欲望”也成为历史叙事的主要推动力。在《少年天子》《暮鼓晨钟》中作为点缀和背景的后宫斗争，在《武则天女皇》《后宫·甄嬛传》中被夸大、戏剧化，几乎占去所有叙事篇幅，政经军事沦为情爱、后宫争斗的陪衬。当失却历史理性主义和客观立场后，历史叙事剩下的只有空无。“对身体的大量书写是对历史与现实空无的双重焦虑，是对身体压迫与错过，失去中心主义的恐惧。通过书写，通过白日梦式的占有（《后悔录》），再就是通过偷窥（《兄弟》），通过打白条（《别看我的脸》），这是对现实消费主义感性革命的强行的介入，这次历史拼贴显不出多少超越历史的能力，也看不出胜过现实的力量。”21世纪以来网络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历史叙事的门槛，新世代写手们甚至不需要查证史实就可进行叙述甚至虚构历史，穿越小说、架空小说，或是套着历史外衣的言情小说等拥有众多拥趸、粉丝。历史叙事主体青春化，历史叙事态度娱乐化，此两者的合成在张扬新世代的活力和反叛精神的同时，将历史叙事导向价值虚无主义，作品的粗糙和低俗呈现出具有普遍性的艺术危机。在这种消费主义对历史叙事的侵蚀中，宗璞、凌力、王旭烽等女作家的历史叙事难能可贵，在对被过分拔高的宏大历史进行质疑的同时，依然不失客观、理性的历史立场。她们的历史叙事受到新时期历史叙事个人化、民间化的影响，力图从自己的角度解读历史，阐述历史，成一家之言，与此同时依然保持对历史的严肃态度，自觉抵御消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的侵蚀，坚持以一己之躯承历史之重，将个人经验与对国家历史、文化的思考相结合，加以女性创作的实践，无论对于正统的国家话语历史叙述，还是男性把控历史阐述权的惯例，或者当下鱼龙混杂的历史叙事状况，都突破了现有的叙事结构而形成一种历史叙述秩序上的消解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