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白马骑射：白马形象世俗化之一

白马逐渐从人们奉若神明的动物沦为祭神的工具，这个过程既是在神秘主义观念主导下完成的，同时，由奉若神明转变为残忍刑杀，也体现了白马日益世俗化的趋势。但这并不是白马世俗化趋势的唯一体现。实际上，这一趋势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白马骑射风习的扩散无疑是这一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1.汉地社会对白马骑射的禁忌

春秋战国以后，骑兵在中原列国的军事编制中越来越重要，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更是领导了一次胡服骑射的重大军事改革，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战争的形式。不过，在作战过程中一般对白马存在禁忌。《淮南子·说山训》：“将军不敢骑白马。”高诱注：“为见识者。一说：白，凶服，故不敢骑也。”^[53]意思是说白马因其颜色过于显眼，如果将领骑乘的话，极易成为对方攻击的目标。当然，高诱也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即白色是丧服的颜色，骑乘的话，很不吉利。后一条解释带有较浓厚的神秘色彩，而前者的考虑则比较单一，仅仅从其对战争的实际不利影响来认识战争中的白马禁忌。招集宾客修撰《淮南子》的刘安死于汉武帝前期，因此，无论采用哪一种解释，有一个事实不容否认，那就是汉武帝以前中原政权的骑兵在战斗中原则上不以白马为坐骑。

而匈奴社会对白马的看法与汉地社会不同，《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李广的一次行军历险：

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犇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54]

这段记述表明，匈奴并没有“将军不敢骑白马”的忌讳。不仅如此，匈奴人还将白马大规模应用于军事行动中。《史记·匈奴列传》：“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55]事在汉初。匈奴骑兵的东、西、南、北四部各以统一色调编配，似更多出于军容严整的考虑，但给困于城中的汉人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此外，匈奴“西方尽白马”的军队编配，也避免了将领独自骑乘所导致的目标暴露问题。

匈奴人的白马能够以十万计的数量独当一面，与他们作为游牧民族的社会生产状况有关。汉人属农耕民族，本来就马匹紧缺，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汉初的“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56]为此，汉王朝对马匹出入进行严格管制，张家山汉简规定：

禁民毋得私买马以出扜〈扞〉关、郧关、函谷【关】、武关及诸河塞津关。其买骑、轻车马、吏乘、置传马者，县各以所买名匹数告买所内史、郡守……^[57]

按照这个规定，老百姓买马必须向官府汇报。有的人身份较高，也不能随便购置马匹，比如为皇帝“掌守门户，出充军骑”的骑郎，^[58]“骑马节（即）死，得买马关中人一匹以补”。^[59]特殊情况下才允许其买马，并且数量严格限制为一匹。汉武帝时期战争繁多，汉朝虽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马匹数量仍然捉襟见肘，元鼎五年，“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60]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是没有能力专门设置一支数以万计的白马骑兵的。再加上汉人对白马的禁忌，更没有设置这类军队的主动性。因此，中国的白马骑兵出现得很晚。

2.汉末至北朝北方地区的白马骑射

东汉晚期已有汉人骑白马征战的明确记载。《后汉书·朱儁传》：

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其大声者称雷公，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轻便者言飞燕，多髭者号于氐根，大眼者为大目，如此称号，各有所因。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

根据其中“骑白马者为张白骑”的说法，可以肯定，东汉晚期的农民军中已经存在骑白马作战的现象。只不过，似乎远未达到白马成军的程度，因为各支农民军之得名多取首领之外在特征。比如飞燕军，乃由于“贼帅常山人张燕，轻勇矫捷，故军中号曰飞燕”。^[61]以此例之，“张白骑”之得名应也是因为其首领骑白马，至于那数量在“六七千”至“二三万”的部众，大概人员混杂，骑乘白马者为数极其有限。不过，张白骑的事例表明，时人已经突破了“将军不敢骑白马”的禁忌。

大体与张白骑同时，东汉特殊地域的政府军当中出现了白马骑兵队。《后汉书·公孙瓒传》：“公孙瓒字伯珪，辽西令支人也。”“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乌桓更相告语，避白马长史。乃画作瓒形，驰骑射之，中者咸称万岁。”公孙瓒官居“降虏校尉，封都亭侯，复兼领属国长史。职统戎马，连接边寇”，属于正式的朝廷命官。^[62]他部下数十人皆乘白马，并且分为左右两翼，俨然一个独立的战斗单位。而乌桓人对他的惧怕更是表明，公孙瓒与他的“白马义从”确曾多次投入实战中，因而给乌桓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公孙瓒组织的骑兵队主要活动在东北地区，作战对象是边疆民族，因此，这支白马骑兵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是边地民族风气浸染所致，更多体现的是将领公孙瓒的个人喜好，而非中原政权核心控制区兵制自身演变的结果。

比公孙瓒稍晚一些，生活于汉末三国之际的曹植在其名作《白马篇》中记述边地游侠儿的风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寄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高名在壮籍，岂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63]诗中的游侠儿所乘正是白马，活动在幽州、并州地区。他能够实现其报国壮志，离不开“宿昔秉良弓”的日常训练，这种训练在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幽、并地区是普遍存在的。曹植对此地游侠儿的高度赞誉反映出中原地区与北部边疆的人文状态的差异，后者存在骑乘白马练兵、作战的风气，前者则极少见到。正是这样的地域文化差异造就了公孙瓒那支辽河流域的白马骑兵。而北部边地能够形成骑白马作战的风气，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经过与匈奴、乌桓等民族长期的对抗与交流，当地汉人渐渐接受了原本流行于游牧民族当中的作战方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游牧民族所占据，白马骑兵的分布向中原地区扩展了。北齐孔稚珪《白马篇》：“白马金具装，横行辽水傍。问是谁家子，宿卫羽林郎……岛夷时失礼，卉服犯边疆。征兵集蓟北，轻骑出渔阳。”^[64]诗中骑着白马“横行辽水傍”的军队由羽林郎组成，而羽林郎属于皇帝禁卫军的组成人员。打仗的时候“集蓟北”“出渔阳”，平时的训练应当是在北齐国都附近进行。不独北方人看到了这一情形，南北朝时期的南方人也有类似的描述。刘宋时期的鲍照拟曹植《白马篇》作诗一首：“白马骍角弓，鸣鞭乘北风。要途问边急，杂虏入云中……弃别中国爱，邀冀胡马功。去来今何道？卑贱生所钟，但令塞上儿，知我独为雄。”^[65]萧梁时期的沈约亦拟《白马篇》一首：“白马紫金鞍，停镳过上兰。寄言狭邪子，讵知陇道难……功名志所急，日暮不遑餐。长驱入右地，轻举出楼兰。”^[66]既然都是拟古之作，那就未必完全反映已经又发展了两百年左右的社会真实，因此，鲍、沈二人所说的骑白马作战之事，与东汉三国间的地域分布并无两样，依旧停留在“塞上”“右地”等边疆地区。

不过，变化还是有一些。曹植笔下的游侠儿是“少小离乡邑”，而鲍照诗中骑着白马的“我”是听闻“边急”后，迅即“弃别中国爱”，前往塞上投入战斗。沈约所描述的白马骑士“功名志所急”，并且在途经险阻重重的“陇道”时，还要“寄言狭邪子”，嘲笑他们根本不知行军路途之艰难。很明显，此类“狭邪子”并非陇西边地人，而是内地少年。从上下文来看，沈诗中的骑士似乎与“狭邪子”多有交往，只不过，他不同于后者的一味浮浪，而是胸怀驰骋边疆以博取“功名”的壮志。因此，他应当如同鲍诗中的“我”一样，亦来自内地。假如这些来自中原的白马少年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骑射训练，贸然到边疆去，恐怕等待他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似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北朝时期的中原地区已经存在骑白马进行日常射击训练的情形了。至于南方地区白马骑射风习的发展程度，还需另当别论。

3.南朝白马骑射发展程度的个案分析

《梁书·侯景传》：“普通中，童谣曰：‘青丝白马寿阳来。’后景果乘白马，兵皆青衣。所乘马，每战将胜，辄踯躅嘶鸣，意气骏逸，其奔衄，必低头不前。”^[67]这个历史细节的发生背景是南朝梁武帝末年的侯景之乱。史家将童谣看作政治预言，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科学依据。剔除童谣与政治动荡之间的虚假联系，这段记载仍然是包含了一些历史真实的：童谣本身应该是存在过的；侯景也确实有骑乘白马行军的习惯。通过对二者的分析，南方使用白马的情形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显现。

寿阳濒临淮河，是南北朝时期江淮地区政经交往的重要枢纽，“青丝白马寿阳来”的童谣应当是对江淮一带曾经出现的生活场景之艺术反映。这里的“青丝白马”不应当看作出现在沙场上的骑兵坐骑，更像是特殊阶层日常生活中的奢侈品。另外要指出的是，史书对侯景所乘的白马做了灵异化的描述。开战之前，白马都会以非比寻常的神态来预示胜利或失败，并且《南史》和《梁书》在剪裁相关材料时还出现了文字差异以及内容增删。这意味着所谓的白马神迹只不过是民间轶闻罢了，不具有历史真实性。这种神异故事的风格与两晋南北朝时期涌现的《搜神记》《搜神后记》《裴子语林》《异苑》《幽明录》《世说新语》《续齐谐记》《殷芸小说》等志怪小说非常相似，这些小说几乎全为南方人所写。^[68]再者，侯景之乱本身就发生于南方，南朝人深受其殃。鉴于此，推定侯景所乘白马的神异性出自南朝人丰富的想象力，当不为过。南朝人的这一创作表明，在相对纯粹的汉人社会中，民众对白马的一般认识仍然延续了以神性为主的神秘主义倾向。在看待白马的基本观念尚未改变的情况下，白马骑射的流行是不大可能的。

至于侯景在行军过程中骑乘白马的做法，从当时情势判断，应当只是他作为主帅的个人行为。侯景原本是东魏大臣，投降萧梁之时，“乃与腹心数骑自硖石济淮，稍收散卒，得马步八百人”。到达寿阳后，向梁武帝“复求资给”，“又启求锦万匹为军人袍”，“又以台所给仗多不能精，启请东冶锻工欲更营造，敕并给之”。^[69]屡次向朝廷索要“资给”，说明侯景被东魏打败之后，兵员以及军用物资极其匮乏，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很多军马，白马作为相对稀少的物种，侯景军队所能拥有的更是屈指可数，配给部队以组成白马骑兵队基本没有可能。此外，侯景的出身也值得考虑。史称他是“魏之怀朔镇人，少而不羁，为镇功曹史。魏末北方大乱，乃事边将尔朱荣，甚见器重”。可见，侯景长期生长于北部边疆，其生活习惯的形成必然受当地特殊风习的影响。因此，他骑白马领军攻打建康的特异做法，大概是承袭从北方带来的生活习惯，而非遵循南方的通行作战形式。

不过，侯景在行军过程中骑乘白马的行为也昭示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北人出于种种历史机缘，比如投诚、攻掠等，已经将白马行军的作风带入南方。从另一方面考虑，南方政权在对北方展开进攻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北方习俗的影响，从而导致白马骑射风习在南方扩展。在这个意义上说，互动态势在南北对立期内的长期存在，无疑是白马骑射风习南渐的持续动力。

4.隋唐社会的白马骑射

隋唐时期，将领在前往日常生活具有较强军事色彩的边疆任职的时候，存在骑白马的现象。唐初岑参《送张献心充副使归河西杂句》：“将门子弟君独贤，一从受命常在边……云中昨夜使星动，西门驿楼出相送。玉瓶素蚁腊酒香，金鞭白马紫游缰。花门南，燕支北，张掖城头云正黑，送君一去天外忆。”^[70]张献心“一从受命常在边”，可以说战争氛围是他生活的环境。他前往边地任职副节度使，赴任的时候正是乘着一匹系着紫缰绳的白马。可见，自东汉末年公孙瓒骑白马领兵以来，将领们已经完全摆脱了“将军不敢骑白马”的信条，骑乘白马似乎已成为边将们的时尚。

与此同时，中原王朝核心统治区内的白马骑射之风仍在深入发展。隋代王胄《白马篇》：“白马黄金鞍，蹀躞柳城前。问此何乡客，长安恶少年。结发从戎事，驰名振朔边。”^[71]诗中的“长安恶少年”是毫无疑问的内地人，参与边疆的战事，使得他们能够立下战功，“名振朔边”。唐代白马少年赴边参战的情形更为普遍，如李白《白马篇》：“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斗鸡事万乘，轩盖一何高……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万战场，匈奴尽奔逃。”^[72]“从军向临洮”之语表明“五陵豪”是前往西部边地，而他所乘的“龙马”有着“花雪”一般的毛，可见也是白马。又如王昌龄《少年行》：“西陵侠年少，送客过长亭。青槐夹两道，白马如流星。闻道羽书急，单于寇井陉。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73]诗中言“单于寇井陉”，井陉位于今山西、河北中部边界上，似乎不属边地。但“单于”是汉代匈奴首领的称号，唐代边疆民族政权的首领并不称“单于”。因此，“单于寇井陉”一语似乎仅仅是用典而已，“井陉”是一处十分重要的防御关口，用在这里主要是为了形容边警紧急。此诗中的少年所乘是一匹如流星般快速的白马。又如孟郊《羽林行》：“朔雪寒断指，朔风劲裂冰。胡中射雕者，此日犹不能。翩翩羽林儿，锦臂飞苍鹰。挥鞭决白马，走出黄河凌。”^[74]此诗描述北部边地的恶劣气候条件，生活于当地的人士也不堪其苦，而内地“羽林儿”却敢于前往参战。“羽林儿”所乘亦是白马。

在求取功名的强烈欲望驱使下，很多白马少年都投入唐代发生的战斗中去了。他们中有的可以胜利归来，有的则不幸战死沙场。如杜甫《白马》：“白马东北来，空鞍贯双箭。可怜马上郎，意气今谁见。近时主将戮，中夜商於战。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霰。”^[75]“空鞍贯双箭”表明马还人已亡。又如李白《豫章行》叙述豫章少年赴边参战：“胡风吹代马，北拥鲁阳关。吴兵照海雪，西讨何时还。半渡上辽津，黄云惨无颜。老母与子别，呼天野草间。白马绕旌旗，悲鸣相追攀。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76]此诗虽然是描述南方的豫章（今江西省）少年离家从军的情形，少年的前途尚未可知，但“白马绕旌旗，悲鸣相追攀”的说法，字里行间充满了悲凉之感，这里的“白马绕旌旗”之语似乎成为象征少年战死的典型场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两诗所描述的战斗都发生在内地。杜甫《白马》诗中有“中夜商於战”之语，商於在今陕西东南部，距离边疆比较遥远。李白《豫章行》诗中有“北拥鲁阳关”之语，描述了敌军聚集的地点。“鲁阳关，关名，即三鸦镇，战国时叫鲁关，在今河南鲁山县西南。”^[77]豫章少年所要前往参战的地方应当就是这里，亦远离边疆。

大量少年参与边疆以及内地战争，必然要以平日里较为普遍的骑射生活为基础。这些带着浓厚游侠色彩的少年郎在参战之前，往往以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方式提高骑射技艺，比如射猎。杜甫《遣兴五首》：“长陵锐头儿，出猎待明发。骍弓金爪镝，白马蹴微雪。未知所驰逐，但见暮光灭。归来悬两狼，门户有旌节。”^[78]描述的就是骑着白马的“长陵锐头儿”在冬日里从事射猎的场景。不独少年男子如此，甚至女性也有练习白马骑射的。杜甫《哀江头》：“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79]“才人”是何性别？马茂元认为：“唐朝宫廷中，有娴习武艺的宫女，称之为‘射生宫女’。句中说的‘才人’，当即指此。”^[80]唐代能够涌现那么多参与战争的白马少年郎，一定与当时社会普遍盛行的白马骑射风气密切相关。而前引李白《豫章行》中的从军少年来自豫章的记载更是表明，最晚至唐代中期，这一风习已经在长江以南扩展开来。

总体来看，白马骑射原本是边地少数民族的一种生活、战斗形态，在汉唐间逐步为汉人社会所接受，并蔚然成风。这一长期历史过程无疑体现了民族交流对于改造社会的重大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在中原政权较弱的特殊历史时期对汉地社会施加了强有力的文化影响。但是，如果说这是白马骑射风气南渐的唯一原因，那是不允当的。实际上，汉民族自身对白马这种动物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试想，如果古人一直从“白，凶服”的观念出发，认为白马是丧事的象征，那就绝不会出现白马骑射之风。因此，必须注意到，历史早期的中原民众在神秘主义观念支配下形成的对白马的认知具有多个维度，除了预示凶丧以外，白马还可以作为实现天人交流的重要媒介，而这后一个维度为人们骑乘白马提供了绝好的心理基础。因此，综合来看，白马骑射风俗的向南扩展，至于唐代而蔚然成风，主要是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汉人社会自身对白马的认知不断发展这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