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边疆架构的含义
核心概念的界定是研究的基础。“边疆架构”这个概念的核心是“边疆”。要界定“边疆架构”，必须先界定“边疆”概念，在此基础之上，确定“边疆架构”的内涵及基本要素。
一 边疆的含义
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发展、文化、体制存在巨大差异，对边疆的认识必然存在差别甚至截然不同，比如中国和美国对于边疆的认识就存在巨大差异，所形成的边疆观念也截然不同，边疆观念打上了深深的国家烙印。
（一）中国的边疆观念
秦汉之际，中国的边疆观念形成，这与王朝国家的出现以及随之产生的国家统治需要密不可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其疆域东至东海，西至陇西，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如此庞大规模的疆域，给秦王朝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如何统治这片广阔的疆域？秦王朝采取的是郡县制，以配置国家权力，实现国家统治。然而，仅存在15年的秦王朝未能有效解决差异巨大的区域之间治理问题。这种须对国家不同区域进行区别对待的治理要求，得到了先秦“一点四方”和“五服”、“九服”等观念的支持。先秦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集中于中原地区，这促使人们形成以中原为中心，渐次向四周推进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外围区域被划分为“四夷”（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在此观念的影响下，继秦而起的汉朝将庞大的疆域划分为核心区（中原）和边缘区（夷狄区），并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治理，如东汉的班固就强调“内诸夏而外夷狄”，这个夷狄区即中国最早的边疆。
随着历史的演进及王朝的更迭，中国的国家治理方式不断变化，使得基于国家治理而形成的边疆观念得以继承和发展，逐渐获得稳定的政治、文化、经济和地理、军事、战略等多重内涵。首先，边疆是王朝国家统治的边缘性区域或王朝国家统治能力所及的外围性区域，王朝国家有必要在这些地方设置机构，实施政治统治并进行开发和经营活动。其次，边疆是华夏之外的其他民族生活的区域，有着完全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夷狄文化，有待于中原文化的传播并对其开化。再次，边疆为山川所阻隔，是偏远之地，不易通达、人烟稀少、经济落后。最后，边疆是国家的外防区和腹心区的缓冲地带，拱卫着国家的中心地带，是军事设防的重要区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军事意义。[1]
历代王朝的边疆处于不断变动中，这种边疆现实的调整和变动对边疆观念造成了实质性影响，导致边疆观念发生变化。而边疆的变动则取决于各朝代的君主们是否具有开疆拓土的雄心及相匹配的实力。边疆的拓展与收缩受王朝国家内部力量的制约，这种内部力量体现为君主的雄心、国家的实力、辉煌的文明。在受到沙俄这个外部力量的制约之前，中国的边疆观念基本上是模糊、封闭、感性的。在与沙俄交锋之后，清政府与沙俄政府于1689年和1727年分别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这两个条约的签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使王朝国家有了相对固定的边界，而且使中国认识和确定边疆的角度发生巨大改变。在此之前，王朝国家认识和确定边疆是由中心至边缘区、从中原到夷狄区，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思维。而自从以边界确定国家疆域进而确定边疆以后，外部力量迫使一种由外而内地认识和划定边疆的思维出现，对中国边疆观念而言，具有革命性的意义。1762年，《乾隆内府舆图》绘制完成，此图确定中国当时的疆域达1270万平方公里。可伴随着鸦片战争的打响，王朝国家在与西方强大的民族国家正面交锋中节节败退，被迫签订了众多不平等条约，丧失了大片边疆领土。王朝国家和民族国家这两种国家形态的交锋所产生的现实影响，一方面推动了国人从主权、边界和条约的角度来认识边疆，另一方面催逼中国开始民族国家的构建。
民族国家发源于西欧，其首先是欧洲国家形态演进过程中保障民族认同于国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2]，是用来取代之前的王朝国家的，随后推广开来而导致世界近代史以来的世界体系由民族国家体系主宰。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起于辛亥革命，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完成。中国的国家形态所产生的划时代变化，导致了认识和界定边疆的视角发生变化，换句话说，王朝国家和民族国家认识和确定边疆的视角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其中也包含一定程度的联系。王朝国家对边疆的认知和确定是由内而外的思维，注重文化和军事考量，强调华夷之别，强调边疆对核心区的拱卫功能。而民族国家对边疆的认知和确定是由外而内的思维，更为注重地域因素，强调以领土和边界来划分边疆，将民族国家领土内的与核心区存在明显区别的边缘性区域确定为边疆。
通过审视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边疆观念的变化，可以发现中国特殊的民族构成和地理分布、国族构建的曲折和复杂、中国少数民族大多分布于边疆地区且民族问题成为边疆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对边疆地位的理性认知，促使当代中国边疆观念“形成了一个文化因素和地域因素相结合的二元结构”[3]。在论及边疆问题的时候，“边疆民族地区”概念被频繁使用，甚至用“民族地区”来指称边疆，于国家层面推动的“兴边富民”行动的主体就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且是在民族政策的框架下加以推动和实施的。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边疆观念的新变化就是将海疆纳入边疆观念中，不管是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央政府都给予了海洋高度的关注。但是横向尤其是和美国进行比较，中国不仅没有从国家治理和发展战略的高度给予海洋边疆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形成全面的边疆观念，太空边疆、利益边疆以及信息边疆还仅停留在学术研讨的阶段。总而言之，当代中国的边疆观念还停留在传统的海陆空边疆时代。
（二）美国的边疆观念
美国边疆观念的形成与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治理以及西进运动密切相关。可以说，正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治理需要所导致的西进运动，这种卓有成效的边疆拓展与开发实践，再加上特纳在19世纪末提出的“边疆假说”的影响，使得美国的边疆观念得以形成并深入人心，并为以后的发展演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是英国殖民扩张在北美的副产品。“英属北美殖民地本身形成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由东向西不断扩展的过程，这一点决定着美国版图形成的总趋势”[4]。英国的清教徒受到迫害后乘坐“五月花号”由东往西来到“新世界”，即北美的东部海岸，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13个殖民地。某种意义上，这13个殖民地可算作英国的海外边疆。随着殖民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政治和经济独立逐渐成为13个殖民地的共同呼声。而刚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则要求独占北美市场，加上英法七年战争使得英国国债激增，将沉重的国债负担转嫁到殖民地的行径激化了英国与13个殖民地的矛盾。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美国此时只包括原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的13个殖民地，共90多万平方公里[5]。而经过长达7年的战争，1783年《巴黎和约》签订，英国承认了美国的独立，美国的领土面积由东往西“扩大到230余万平方公里，增加了近1.5倍”[6]。此后，从1803年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地区，到1867年从俄国购买阿拉斯加地区，这64年间美国的版图又扩大了约700万平方公里，比1783年增加了2倍有余[7]，从而基本奠定了美国的版图。
领土的快速扩张为美国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托马斯·杰斐逊曾说过，“要是我们的领土只有现在的1/3，我们真完蛋了。”[8]美国在短时间内的边疆扩张是其能够把握时局、抓住机遇的表现，从道德层面来审视，乏善可陈，但对于美国的国家发展至关重要，对于美国边疆观念的形成意义重大。换句话说，美国本无边疆观念，美国人对边疆的看法是来源于实践的，而这个实践指的就是西进运动[9]。假如没有西进运动，那么美国版图则只限于大西洋沿岸，没有越过密西西比河。西部丰富的资源以及其他各种机会都不属于美国，“美国的国力和发展速度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不可能在19世纪末赶上欧洲列强，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其后，美国也很难发展成为像今天这样的超级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进运动决定了美国的命运。”[10]
关于边疆的认识，即边疆观念，在1890年的美国人口调查报告中被定义为“每平方英里两人或两人以上六人以下这样一个人口密度的定居地”[11]，这是美国官方对边疆所作的人文地理性的界定。而学界对边疆的关注和认识则首推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其最为经典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中，他认为，“美国边疆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位于自由土地这一边的边缘上。……边疆是向西方移民浪潮的前沿——即野蛮和文明的会合处……边疆是一条极其迅速和非常有效的美国化的界限”。[12]“起初，边疆是大西洋沿岸。真正说起来，它是欧洲的边疆。向西移动，这个边疆才越来越成为美国的边疆。”[13]“从这些接连改变的边疆里，我们发现作为标志，甚至构成边疆特点的自然界线，最初是‘瀑布线’；其次是阿勒格尼山脉；其次是密西西比河；其次是流向大致从北到南的密苏里河；再其次是大约处在西经90°的干旱地带；最后是落基山脉”。[14]由此可见，特纳的边疆观念有两大特点，即“模糊”和“移动”。特纳认为对边疆“不需要明确的界说”[15]，边疆概念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而“移动”是指随着西进运动的推进，美国的疆域从大西洋沿岸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边疆随之移动。特纳的边疆假说的基调就是扩张，自然契合美国的扩张主义，从而受到扩张主义者们的赞赏和追捧，比如布鲁克斯·亚当斯、亨利·卡伯特·洛奇、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甚至“二战”以后的哈里·杜鲁门、约翰·肯尼迪以及林登·约翰逊。
189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报告宣称“现在未开发的土地大多已被各个独自为政的定居地所占领，所以已经不能说有边境地带了”[16]。这一官方说明，标志着美国的陆地疆域基本形成，西进运动结束。在陆地边疆扩张的进程中，美国领导人就开始对亚洲和太平洋垂涎三尺，“加菲尔德总统在1881年宣称，美国应该成为太平洋的‘仲裁者’，成为‘其商业的支配者和存在于海岸上的国家中的佼佼者’……海军准将罗伯特·舒菲特，想象着有朝一日，整个太平洋将成为‘美国的商业禁脔’。”[17]在西进运动中，美国就向往着疆域能够扩张到太平洋，美国陆地边疆形成及移动的过程就强烈地反映出海洋因素。实践中，在1898年美西战争之前，美国就占领中途岛（1867年）；19世纪70年代，从萨摩亚统治者手中获得了在帕果帕果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而1890年，马汉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这一轰动世界的经典著作，提出了“海权”（Sea Power）概念及相关理论。由于“海权论”符合美国海外扩张的需要，因此一出现就产生了强烈反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认为这本书是“我所知道的这类著作中讲得最透彻、最有教益的大作”[18]。对海疆的重视，促使美国加大提升海上力量的力度，为1898年的美西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1898年美西战争以后，美国展开海外扩张，相继将夏威夷（1898年）、菲律宾（1899年）、波多黎各（1899年）、威克岛（1899年）、关岛（1899年）、萨摩亚（1899年）、巴拿马运河区（1904年）、科恩群岛（1914年）、维尔京群岛（1917年）等纳入其势力范围。
20世纪是战争和革命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不仅没有阻碍美国发展的脚步，反而令其大发战争财，国家实力也激增，美国实现跳跃式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由区域性大国上升为全球性大国。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对峙的局面。基于时代背景及国家实力的美国对全球霸权的争夺，使得其边疆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美国不再满足于陆地和海洋边疆的扩张，而是着眼于全球扩张，只是这种扩张与传统殖民主义帝国的扩张存在差异，美国展开的是基于国家利益的经济和战略扩张，而非领土扩张。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边疆开始向全球甚至宇宙空间扩张，尤其以肯尼迪政府的“新边疆”政策和里根政府的高边疆战略为甚。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缓慢，苏联的军事实力日益迫近美国，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美国，加之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和不结盟运动日益高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肯尼迪于1960年首次提出“新边疆”（new frontier）概念。他认为，“新边疆”是“未知的科学与空间领域，未解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与偏见的孤立地带，尚无答案的贫困与过剩的课题”[19]。根据此战略，美国要极力防止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上的任何国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其间还发动了越南战争。在新技术方面，1969年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成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苏两国核力量的发展，势均力敌的局面形成。核武器的巨大毁灭性，迫使美国重新考量如何确定其全球优势。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提出高边疆（high frontier）的概念，在丹尼尔·奥·格雷厄姆率领的团队努力下，具有军事意义和经济意义的高边疆战略得以出台，1984年被正式列入国家战略目标。“星球大战”计划的实行就是对高边疆战略的有力贯彻。高边疆对于美国开发、利用太空并抢占太空的战略控制权意义重大。正如格雷厄姆所说，“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若能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最有效地迈向另一个新的领域，就能取得巨大的战略优势”[20]。美国在适时调整边疆观念、实施边疆战略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战略优势，最终战胜苏联而登上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宝座。
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全球化的发展，美国的国家利益超越主权国家的边界，其边疆观念又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等西方大国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确定战略控制范围，首先使用了‘利益边疆’概念”[21]。与国家利益和战略边疆相联系，“国家利益与利益边疆、战略边疆是对同一内容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认识和概括。如果说利益边疆回答的是国家利益的范围，战略边疆则是回答国家利益的战略要求。”[22]
20世纪90年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呈网络型发展趋势。信息技术构建了一个遍布全世界的虚拟性的网络空间，在其中，国家之间的权力结构依然存在。美国战略学家杰弗里·R.库伯（Jeffrey R.Cooper）明确指出：“新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爆炸性的成长促进了数字空间的产生。这些的确创造了一个新的领地，也就是说打开了一个新的边疆。而美国作为开拓和利用新边疆经验最丰富的国家，应当有这样的文化传统来抓住信息边疆所提供的机会。”[23]首先，美国作为第三次科技革命发源地，通过实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行动计划和“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II）构想而牢牢把握信息边疆的先机，试图将全球纳入美国的信息边疆。其次，美国通过非营利性机构“互联网域名与地址管理机构”（ICANN）管理全世界的互联网。“实际通信中使用的网址最终由处于网络顶端的13台域名服务器的根服务器来决定。这13部电脑指令程序的内容全部由ICANN管理。美国政府通过ICANN掌握了对域名和地址的封疆权，管理并控制着全球互联网。”[24]在美国信息边疆的拓展过程当中，技术精英和企业精英承担着在全世界推广由美国设定的技术标准和生产的技术设备的重任。一方面，他们充分利用信息边疆构建者或初创者的优势来配置资源，以增强美国国力。另一方面，利用GII来抢占市场资源，其间的利益驱动与美国西进运动的主要动力来自个人和私人部门如出一辙。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今天，美国的边疆观念极具扩张性，不仅全面而且呈现立体化特征。美国既重视陆地边疆、海洋边疆以及空中边疆等硬性边疆，又强调利益边疆、信息边疆等软性边疆，更注重有形边疆和无形边疆的有机结合。此局面的出现，既是美国长期有效经略边疆的结果，又是美国立足于未来的坚实基础。
（三）何谓“边疆”？
边疆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从前文中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边疆观念差别很大。梳理中美两国的边疆观念，一方面有助于避免用中国的边疆观念去看待和分析美国的边疆，以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则有助于边疆概念的界定。
作为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边疆关涉国家形态、地理、历史文化、民族、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地缘政治、国际法律等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并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变化、国家形态的演进以及科技的飞速发展而不断变化，是一个变动的概念。边疆是国家基于客观条件而主观构建的产物，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在前主权时代，边疆指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包括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以陆地边疆为主；及至主权时代，疆域又称为领土，边疆则指国家领土的边缘性部分，包括陆地边疆、海洋边疆以及空中边疆；而到了全球化快速推进的时代，边疆则不仅指国家领土的边缘性部分，还包含超越本国主权管辖范围的超主权性边疆，如利益边疆、信息边疆等。
不管边疆形态如何变化，边疆的形成与国家都是紧密相连的，“就边疆而言，国家属性才是最本质的属性。”[25]国家是人类为了实现对越来越复杂的整个社会实施有效管理而创设的一种政治形式。它并非伴随人类社会始终，在人类社会之初是无国家可言的。国家的出现呼应了人类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的需要，历时数千年。实践证明国家这种政治形式的有效性，并延续发展至今。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国家，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件，即国家权力和占据一定面积的地理空间。除此以外，国家还是一种政治共同体。国家这种政治形式形成以后，通过以暴力为后盾的国家权力，按地域划分并组织居民，实现国家权力、地理空间、国家居民的有机统一，从而构建起稳定的国家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出现以后，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性质和内涵得到了进一步凸显并促成了国际社会的构建。不管是作为政治形式的国家，还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都必须占据一定面积的地理空间，因此国家还是具体的政治地理空间单位[26]。国家所占据或有效控制的地域范围即国家的疆域。一开始国家所占据和控制的是陆地疆域，所构建的边疆是陆地边疆。伴随着航海及造船技术的发展，海洋逐渐被纳入边疆范畴。同样，伴随着航空设备和技术的发展，空中边疆出现。
在传统陆地边疆时代，并非所有国家都需要划定边疆。如果国家疆域面积太小，则既无必要也难以将特定区域划分出来定为边疆。即使国家疆域足够辽阔，但如果疆域的核心区和边缘区没有太大差别，二者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大致相同，也没有必要划分出特定区域并对其采取特殊措施加以治理，因此也就无边疆可言。只有那些疆域足够辽阔，且疆域的核心部分和边缘部分不乏异质性，并需要对这两类不同的部分进行不同治理的情况下，边疆才有形成的可能和必要。由此看来，边疆的构建源于国家对不同性质的区域进行有效治理的需要。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国家形态相应发生变化，形成了国家形态演进的历史进程。不同的国家形态对地理空间的占据、控制以及治理方式不一样，使得国家疆域形态具有很大的差异。疆域形态的不同自然导致边疆形态发生变化。欧洲的国家形态演进具有典型性，各种国家形态依次登上历史舞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家形态演进过程。[27]截至目前，欧洲大致经历了城邦国家、罗马帝国、基督教普世世界国家、王朝国家、民族国家这五种国家形态。需要强调的是，民族国家的出现对国家疆域和边疆所产生的意义重大。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的疆域统称为传统疆域；民族国家出现之后，疆域逐渐主权化，可用领土来指称疆域，国家疆域等同于领土；及至全球化[28]时代，超领土或超主权疆域出现。而作为国家疆域中的边疆，必然随着疆域的变化而变化。伴随着西方国家形态的演进，西方国家的边疆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殖民地边疆、领土边疆以及多元边疆[29]。
“边疆”之“边”是相对而言的。边疆作为一个空间概念，其确定必须要具备相应参照物或者对应面。随着国家形态的变化及国家疆域的演变，确定边疆的对应面也随之发生变化。民族国家出现之前，边疆的对应面是传统疆域核心区；民族国家出现之后，边疆的对应面变成国家领土核心区；而到了全球化时代，边疆的对应面要分两种情况：一是国内，二是国外。前者的边疆对应面是领土的核心区，而后者的边疆对应面是国家本土。
总而言之，我们不能用中国的边疆观念来观照美国的边疆，中国的边疆观念主要停留在传统边疆范畴，而美国的边疆则是硬性边疆和软性边疆有机结合的边疆体系，既包含陆地边疆、海洋边疆、空中边疆等主权边疆，又包括利益边疆、信息边疆等超主权边疆。
二 边疆架构及其基本要素
“‘边疆架构’是一个描述和分析国家关于边疆的认识、现状和实践的概念，主要指一个由国家主导性的边疆观念、边疆的确定和调整、边疆治理，以及作为对这些方面进行总结和概括的系统化认识的边疆理论构成的整体，其意义在于把握一个国家在边疆问题上认识和实践的总体面貌。”[30]作为关于边疆的认识和实践的整体性概念，边疆架构具体包含边疆观念、边疆理论、边疆现实、边疆治理、边疆管控、边疆战略等基本要素。但是，边疆架构并不需要集合所有的要素，只要拥有几个基本的要素，能够整体描述和分析一个国家对边疆的认识和实践即可。
（一）边疆观念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31]。边疆观念指的是关于边疆的看法和认识，这种看法和认识既非空穴来风，更非凭空想象，而是来源于实践。任何人都可能形成对边疆的看法和认识，但在本书中，边疆观念的主体仅限定为政界及学界，主要原因是一个国家占主导性的边疆观念的形成主要来自政界和学界，其一旦形成还会影响边疆治理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就边疆观念的维度而言，主要集中在对边疆的性质、地位以及作用或意义较为稳定的认识。对边疆性质的认识相对稳定，但边疆的表现形式或者边疆的形态则不断发生变化。对边疆性质的认识是边疆观念的核心，而边疆形态则是边疆观念的表现形式，因此，通过对边疆形态演变的把握能够了解边疆观念的发展变化。
此外，边疆观念还存在稳定的内涵。边疆观念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构建起来的，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变化，边疆观念也在发生着演变，演变过程中的不变内涵构成了边疆观念的价值底蕴，体现着边疆观念的本质。从本质上说，边疆观念首先不过是国家治理中关于特定地理空间区域的认识和看法，和国家治理息息相关，占据着国家治理总体谋划中极其重要且具有全局性影响的位置。其次，边疆观念存在于国家整体治理和国家战略层面，体现着对国家发展和治理极其重要的政治地理空间思维。最后，边疆观念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植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当中并深受其影响，体现着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并构成边疆理论的核心内容。
（二）边疆理论
边疆理论是指人们关于边疆的系统化认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边疆的解释、说明和论证；二是对边疆治理经验的系统化总结和概括。边疆理论既是对人类历史上的边疆观念、边疆治理和管控等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也是对现实形态的边疆，以及边疆的构建或拓展对国家发展所产生的重要意义的理论阐释。
边疆理论源自与边疆相关的实践活动，反过来又指导边疆实践，如边疆开拓、边疆治理以及边疆管控等。边疆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看待边疆，着眼解决边疆问题，必须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出发。因此，边疆理论必须具备很强的解释性和指导性。解释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而指导是为了更好地实践。如果边疆理论不具备良好的解释力，不能够很好地指导边疆实践，就会缺乏生命力。在这方面，美国的边疆理论构建很成功。在陆权时代，伴随着西进运动的成功，特纳从边疆的视角对西进运动进行了崭新的解释，认为边疆的拓展推动了美国的国家发展，形成了“边疆假说”，不仅有力地解释了边疆之于美国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而且对之后美国的边疆拓展和有效的边疆治理产生了指导和启示作用。而到了海权时代，马汉提出了“海权论”，更是深刻影响了美国的海洋边疆扩张及治理。不仅如此，在美国历史进程中，高边疆、利益边疆、信息边疆等理论都不仅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解释，更为美国的边疆拓展、边疆治理和管控提供了很好的前瞻性指导作用，从而促进了美国的国家发展。
边疆理论在边疆架构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可以说，边疆理论的创新是边疆架构创新的标志，是划分某个国家的边疆架构时代最明显的标志。它蕴涵了一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学界和政界对边疆及边疆治理的认知和思索，集中了那个时代的精英对边疆思索的智慧。在边疆理论当中，边疆观念是核心；边疆战略的制定和执行深受边疆理论的影响；边疆理论对于边疆治理和边疆管控同样产生重要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通过边疆战略的实施而产生的。
（三）边疆现实
边疆观念是存在于人们观念当中的边疆形态，而边疆现实与此相对应，是一种现实形态的边疆，是现实世界中看得见、摸得着的边疆。从这个角度来讲，边疆现实又可称为现实边疆。国家统治者或执政者从国家统治或治理的角度，将广阔的疆域中与核心区域存在异质性的边缘区域特意划分出来，并对其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治理，这个边缘性区域就是现实的边疆。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最开始形成的边疆可看作原生型边疆，它并非铁板一块，而是随国家发展和治理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的。
在前主权国家时代，不存在现代意义的边界。国家疆域的大小取决于国家权力所能影响或控制的范围。由于缺乏边界的外围框定，疆域无法精确下来，其面积只是个大概的数。疆域如此，边疆则更甚。远离核心区的边疆由于缺乏精确的外部边界线的框定，以及边疆与非边疆之间的分界线也模糊不明确，更具有模糊性。
在前主权国家时代，现实边疆的变化取决于国家权力的变化。当国家力量强大并积极向外扩张时，疆域随之外推，现实边疆的面积也随之扩大；反之，当国家实力下降或受到更强大的敌人侵犯时，疆域便内缩，现实边疆的面积随之缩小。此外，现实边疆的变化还受到边疆与核心区的同质程度的影响。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如果边疆地区和核心区域在发展程度上逐渐接近甚至同质，现实边疆便会缩小甚至消失，表现为区分边疆地区与核心区域的内部分际线逐渐向外，即向远离核心区的方向移动。
而到了主权国家时代，疆域逐渐被领土概念所取代，领土的确定必须依据国际条约，由条约来定边界，而边界确定既意味着领土确定，又意味着现实边疆的外部分界线确定。主权国家时代现实边疆的变化最终体现在外部分界线和内部分际线的移动，但其本质是国家权力与国家整体发展程度相结合的产物。在前主权国家时代，现实边疆的变化主要看国家实力的强弱及国家是否扩张。而到了主权国家时代，国际条约将国家的领土大致固定下来，边界很难再像前主权国家时代那样经常移动，所以，此时现实边疆的变化则取决于边疆与非边疆之间内部分界线的变化。
（四）边疆战略
边疆战略指的是一个国家对边疆的拓展和维护、划定和调整、治理或管控等方面的总体谋划。作为国家疆域边缘性部分的边疆，对国家发展起到重大作用，支撑并决定国家发展的未来，因此，一旦国家实力、国家意志、外部条件都具备，国家就会主动谋求疆域的扩大。而在面对已有的疆域时，国家又面临着维护边疆稳定的问题，尤其是当一个国家存在内外分裂势力的破坏活动时，必须运用国家力量来应对分裂势力以保卫边疆的完整和稳定。边疆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会随着国家发展和治理的需要对其进行重构，其表现形式就是边疆的重新划定或调整，或者将原先不属于边疆的部分疆域划定为边疆，或者将原先属于边疆的部分疆域划定为非边疆区域。作为远离国家疆域核心区的边疆，只有得到有效的治理或管控，才能发挥其支撑国家发展的作用，如果边疆社会动乱甚至被国内外分裂势力从国家版图中分离出去，则会影响国家核心区，甚至造成整个国家的动荡和崩塌，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少见。由于边疆的拓展和维护、划定和调整、治理或管控关涉整个国家的治理、稳定和发展，因此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谋篇布局、整体谋划，结合地缘政治环境及国家发展情况，前瞻性地制定并有效实施边疆战略，以实现边疆对国家发展的支撑和推动作用。
边疆战略具有全局性、谋略性、实践性及应对性，它是国家意志在边疆地区的投射，是边疆实践的总体方案，指导着边疆实践[32]。所谓的全局性指的是边疆战略不是就边疆而论边疆，而是要将边疆放置于国家整体发展当中来看待，边疆战略的制定必须从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全局出发，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发展，实现边疆对国家发展的支撑和推动作用。目标的全局性要求实现目标所动用的资源也必须是国家整体的力量，必须运用国家权力，否则，所动用的资源与目标不匹配，势必影响战略目标的实现；谋略性指的是边疆战略的制定必须经过周密、谨慎、科学的谋划过程，这是一个指向未来愿景的过程。谋略的目的须紧紧围绕着战略目标的实现。谋略性还必须和全局性紧密相连，在谋划过程中必须着眼于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全局。实践性亦可称指导性，边疆战略应能有效指导边疆实践活动，包括边疆的拓展、维护、划定、调整、治理以及管控等国家层面的实践活动。实践性是边疆战略的关键，如果边疆战略不具备实践性或指导性，则边疆战略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应对性是指边疆战略的制定是为了有效应对国内外情势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竞争对手带来的挑战，国家发展状况或阶段性变化，边疆出现的重大变化等方面。积极有效地应对这些变化，尤其是前瞻性地制定及实施边疆战略，对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意义重大。
（五）边疆治理
生活在边疆上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明显区别于国家核心区域或内地社会，这样一种社会可用“边疆社会”[33]来指称。而在边疆社会这个特殊的环境中产生的问题，即边疆问题，国家运用公共权力解决边疆问题的过程，就是边疆治理。只要边疆存在，边疆问题就会一直存在。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边疆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伴随一些边疆问题得以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加之旧有的边疆问题还会发生变化，导致边疆治理具有长期性。国家必须通过边疆治理来不断回应和解决各种各样的边疆问题。
边疆问题虽产生于边疆，其影响却不仅限于边疆，而是关涉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对于边疆问题，不能就边疆而谈边疆，而必须将其置于整个国家甚至国际层面来加以考量，通过制定系统的边疆战略，有针对性地解决边疆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边疆问题的解决需要运用国家权力，离开国家政权和国家权力，离开国家的资源配置，边疆问题将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同时，在解决边疆问题的过程中，除了发挥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外，还需要发挥边疆地方政府和边疆社会的作用。
边疆问题普遍存在，复杂多样且不断变化，不同的国家面临的边疆问题也不一样，产生边疆问题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总体而言，影响边疆问题产生的因素具有某些共性，主要包括四点。第一，边疆自身的状况。边疆所处的区位、环境条件、民族构成、文化历史等都是产生边疆问题的重要原因。第二，边疆地区与中心区域或内地的关系。边疆地区与中心区域存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紧密联系，但如果二者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差距过大，也会造成一些边疆问题。第三，国家的边疆政策。边疆政策是因边疆问题而制定的，但如果政策本身存在问题或者执行不当，不仅解决不了边疆问题，而且有可能使其变得更严重，甚至会导致新的边疆问题。第四，境外因素的影响。边疆地处国家相接地带，因此，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周边国家关系的紧张、境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境外民族宗教因素的影响、境外毒品的输入以及境外人员的偷渡，都可能产生新的边疆问题，这些问题与旧的边疆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边疆问题更为复杂、更加难以解决[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