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是当今生态危机的价值根源

所谓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是指认为人类是生物圈的中心，具有内在价值，是唯一的伦理主体和道德代理人（moral agency），其道德地位优越于其他物种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认为，只有人作为理性存在物具有内在价值，其他存在物都没有内在价值，仅具有工具价值，它们存在于人类伦理关怀和伦理共同体的范围之外。

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是在近代的机械论世界观，以及牛顿力学和笛卡尔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由于它片面强调分析方法，片面强调主体、客体二分法，片面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分离和对立，极力倡导人类征服自然、主宰自然，无视自然界其他生命体的存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一切均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把人类的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的开发利用基础上，因此，这种伦理价值观具有明显的“反自然”性质，它已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引入了绝境。

人类中心论哲学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亚里士多德认为，大自然是为了人类而创造的。他指出，植物的存在是为了给动物提供食物，同样动物的存在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大自然不可能毫无目的地创造任何事物，因此，所有的动植物都是大自然为了人类而创造的。这种目的论哲学显然是幼稚和荒谬的。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笛卡尔认为，伦理学与“人—自然的关系”无关。笛卡尔认为，动物不应获得伦理关怀。因为，动物是无感觉、无理性的机器。它们像钟表那样运动，感觉不到痛苦。由于动物没有心灵，动物不可能受到伤害。动物只是一架自动机，其行为完全可以用机械原理加以解释。笛卡尔坚信，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康德也认为，动物不是理性存在物，因而把它们当作工具使用是恰当的。就动物而言，我们没有直接的义务，我们对动物的义务只是对他人的间接义务。

以上这些学说都认为，作为理性存在物的人类具有内在价值和目的，大自然是为了人类而存在，其他生物没有内在价值，它们不能成为伦理共同体的成员，人类对自然环境不负有道德上的义务。

西方国家一些思想家开始探寻现代生态危机的价值根源。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近代科学的发展以及人们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传统价值观念的丧失，是导致现代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他认为，从生态伦理的意义看，近代的机械论世界观以及以这种世界观为基础的近代科技革命，共同促成了近现代人类对自然的掠夺。

在生态运动的巨大影响下，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国家的基督教开始了“绿色化”（greening）的过程，出现了生态神学，提出了一些革命性的观点。生态神学家理查德·巴尔（R.A.Baer，Jr.）认为，世界属于上帝，而不属于人类。上帝是地球上的最高权威，因此，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任何成员都不能“支配其他成员的命运”[2]。自然是上帝所创造的，因而也具有神圣性。所有的被造物都是上帝荣耀的显现，是上帝的荣光和伟大的见证。因此，对上帝而言，自然中的所有事物都具有内在价值，它们都是由上帝创造这一事实本身就赋予了它们某种权利，这种权利是人类必须予以尊重的。保尔·闪特米尔（P.Santmire）认为：“在上帝的眼中，大自然拥有它自己的价值，拥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3]他还用犹太—基督教的上帝之国（Kingdom of God）这一古老观念来支持其伦理范围的扩展。他们认为自然和人类都是上帝之国的共同公民，它们都享有某些不可让渡的、由上帝恩准的权利。因此，人类虽然有权治理甚至利用自然，但人类在这样做时必须充分认识到作为上帝之国组成部分的自然的内在价值。持托管（stewardship）理论的生态神学家还对基督教的信条作出重新解释。他们认为《创世记》第一章第28节所说的“治理”（domination）并不意味着专制，而是委托管理。上帝把第一个人（指人类始祖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中，叫他“耕种它，看守它”[4]。这是一条保护大自然的指令，而不是掠夺大自然的许可证。

有的生态神学家认为，人类作为上帝财富的诚实托管人，应当避免那种傲慢的人类中心主义式的统治，不能把自然界仅仅看成是一个具有工具价值的实用客体。相反，人类应当把环境设想为某个主人的家园，而把人设想为一位客人。地球“不是人类的财产”，人类不过是租用了一个被称为自然的公寓，上帝才是这座公寓的真正主人；上帝希望人类在使用他的创造物时要遵守基本的“礼仪原则”；人类并不拥有征服和掠夺那最终不属于他的事物的绝对自由。[5]

有的生态神学家还试图提出超越“人际公正”，追求“种际公正”。认为人类的消费应当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既能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又尊重非人类存在物栖息和延续的权利。生态神学家对基督教教义的新注解，表明他们正试图超越传统基督教的观念，使其具有时代气息，以顺应当代生态运动的潮流。

在基督教的绿色化、生态化的过程中，比较有影响的事件是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声明。1989年12月5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向世界宣读了一份“上帝需要和平，世上万事都需要和平”的文件，表明了教会对生态运动的态度。文件指出：“世界和平不仅受到地区冲突和人类与自然界之间不公正待遇的威胁，而且也受到对自然界的不尊重，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活质量迅速恶化的威胁，每个人都要对生态危机负责。”[6]全球生态危机正说明由于人类的“贪婪和自私，个人和集体已经破坏了世界原来的秩序”[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