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经济学理论适用性与边疆研究展望

中国边疆经济发展道路，就是一条“有为”政府不断建设与“有效”市场不断完善且融合的道路，与西方国家深度依赖和“迷信”市场机制有本质不同。经济学理论在边疆研究中的应用，应考虑到中国国情特色和边疆地区的特殊性，应进行中国化改造，避免盲目使用。

（一）边疆地区特殊性与经济学理论改进

基于地理区位、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特殊性，边疆地区无法完全复制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基础上，还需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原因在于：首先，技术传播存在障碍，除了来自发明专利的保护，还有边疆地区对技术的接受程度。边疆地区教育水平落后，在接受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后，难以找到适合的劳动力从事生产工作。此外，边疆地区工业化程度落后，缺乏现代化产业工人，无法应用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其次，产业转移受到阻碍。在产品标准化阶段，企业的目标主要是降低生产成本，虽然边疆地区生产要素如土地和劳动力使用成本相对较低，但是边疆地区远离主要的消费市场，运输成本较高，再加上劳动力生产效率低，也阻碍了产业的进一步迁移。除此之外，边疆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发达地区的高污染企业被限制转入。

因此，在经济学理论应用过程中结合边疆特色，第一，应充分考虑边疆地区地缘优势，运用全球化思维、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与周边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第二，利用比较优势，因地制宜，生产地方特色产品；第三，根据地区的自然环境承载能力，选择主导产业，避免走沿海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第四，边疆地区的产业发展应综合考虑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以发展促进边疆地区的稳定。

由于经济失灵，无论根据比较优势力量还是产业转移理论发展主导产业，都需要政府在培育市场方面进行干预。第一，边疆地区经济基础薄弱，需要政策和税收方面优惠，降低企业在边疆地区投资设厂的成本；第二，边疆地区劳动力技能偏低，需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强居民的劳动技能水平，提高生产效率；第三，边疆地区远离经济核心区，运输成本高阻碍了一些厂商选址的意愿，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缩短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第四，注重产业发展的软环境建设，提高地方政府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

（二）展望

中国边疆经济发展道路，就是一条“有为”政府不断建设与“有效”市场不断完善且融合的道路，与西方国家深度依赖和“迷信”市场机制具有本质不同。然而，随着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要素流动性不断提升，人口流动阻碍的降低以及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将面临人口流失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挑战，为更加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未来应进一步吸纳劳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的优秀成果，运用计量经济学、统计学以及数理经济学等构建边疆经济发展模型，加强经济学理论将对边疆地区发展中的贡献，为政策建议的提出提供思路以及理论依据。同时，我们也要不断强调“有为”政府的作用，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纠偏”机制建设，让政府“有为”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有效”这只“无形的手”共同发挥作用，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经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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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人口流失、城市收缩与边疆经济发展路径”、新疆智库项目“新疆精准扶贫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王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

[3]李大龙：《新时代边疆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4]李国强：《笔谈二：夯实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基础》，《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5]吕文利：《新世纪中国边疆学的构建路径与展望——兼论中国边疆理论的三个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

[6]马大正：《从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到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光明日报》1999年1月8日；马大正：《中国边疆学构筑是当代中国学人的历史担当》，《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7]邢广程：《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新思路》，《边界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2期，第5～17页。

[8]林毅夫、姚洋：《中国奇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9]吴印佳：《偏远地区怎么留住高学历人才——以新疆地区为例》，《科技通报》2020年第3期；于明珠、卢婕：《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合作经济与科技》2020年第8期；唐丽桂：《西南地区乡村衰落具体表现及诱发问题研究》，《中国农学通报》2020年第10期。

[10]廖惠兰、黄雪莹：《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来自广西大化的实践与探索》，《特区经济》2020年第4期；戴宁宁：《新疆南疆地区内生动力难题及其应对措施探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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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许建英：《新边疆观视野下的产业援疆新思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21日。

[13]贵浩、王铮、王磊：《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产能合作研究——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宏观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单琳琳：《“一带一路”倡议下新疆农产品出口贸易分析》，《时代经贸》2020年第9期；宁艳杰、尤春明：《黑龙江口岸城市发展边境外贸企业的对策分析》，《北方经贸》2020年第4期。

[14]胡伟、于畅：《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中国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研究》，《区域经济评论》2020年第2期。

[15]R.J.Barro， and X.Sala-i-Martin，“Economic Growth and Convergence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90.

[16]D.T.Quah，“Empirics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Convergence，”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6.

[17]王垚：《中国边疆经济70年：政策演变与发展挑战》，《当代经济管理》2020年第3期。

[18]具体为：四川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19]国家计委、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计规划〔2002〕259号），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3/content_62545.htm。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

[21]《发展改革委：〈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正在完善 按程序报批后印发》，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04-4365056.htm。

[22]《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会议》，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guowuyuan/2019-06/06/content_53981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