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边疆学(第13辑)
- 邢广程
- 7字
- 2021-05-11 15:11:13
边疆学理论研究
“五方之民”的自然凝聚与文化认同
——由《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互动研究》引出的话题
高福顺[1]
摘要:游牧族群的游牧行国体制与农耕族群的王朝藩属体系之互动研究向来是中国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李大龙、李元晖的《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互动研究》在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视域下将游牧行国与王朝藩属之间的互动作为一个研究整体,在“藩属”“行国”“凝聚核心”“政治体”“自然凝聚”“文化认同”等学术概念的理论构建基础上,着重讨论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的碰撞、交融、重组所导致的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发展历程,阐明自然凝聚与文化认同是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永恒主题。
关键词:族群 行国 藩属 自然凝聚 文化认同
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总体结构特征表现为“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2],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的碰撞、交融与互动成就了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不断演进的交响变奏,自然凝聚与文化认同当然是推动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不断演进的内在动因。《礼记·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3]《荀子·儒效》曰:“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4]在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单元之内,“五方之民”皆因自然地理因素影响而各“安习其服”,虽“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但均有“积礼义而为君子”的理想愿景。正因如此,古代中国“五方之民”的“内”“外”二元结构所造成的碰撞、交融与互动构筑了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自然凝聚与文化认同的主旋律。在西方学界,古代中国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的碰撞、交融与互动被看作“南北对立”“征服王朝”,有意无意地遮蔽古代中国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的自然凝聚与文化认同,片面强调、放大古代中国游牧族群的民族特性,极力弱化古代中国游牧族群与中原农耕族群的“积礼义而为君子”的“一体化”认知,运用西方学界所提出的学术理念与研究范式阐释古代中国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的碰撞、交融与互动,导致“国外学者则有意或无意间长期存在着对两大族群之间互动关系的曲解,或将游牧行国看作是独立于多民族国家中国构建历史之外的族群或政权,或将两大族群的互动仅仅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关系,以朝贡贸易概括之,目的虽然没有明确说是割裂中国的历史,但‘长城以北非中国’等观点的出现则表达出了这一企图”。[5]在西方学界的学术理念与研究范式“横行”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研究的当下,中国学界如何吸收西方的学术理念与研究范式为我所用,以中国学界的话语体系去客观地阐释古代中国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自然凝聚与文化认同的客观事实,如何回应西方学界的古代中国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互动的研究范式,如何在世界学术话语体系当中完善中国学界的话语体系,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阐明中国学界的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研究的学术特色,这应是中国学界亟须重视与解决的重要问题。李大龙、李元晖著《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互动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8,以下简称李先生《互动研究》)就是一部“只将在北部草原地区建立过相对完善的‘行国体制’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以及蒙古列为重点考察对象”[6],有意识地专门关注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大背景下游牧行国(或称政治体)与王朝藩属(或称农耕政治体)之间的互动对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系统探究游牧行国的形成和发展及其与王朝藩属(农耕政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对多民族国家建构和形成的历史轨迹进行理论阐释”[7]的学术著作。李先生以游牧行国与王朝藩属两大变量因子为核心,“用‘游牧行国体制’和‘王朝藩属体系’可以概括推动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以游牧和农耕为主要生业的两大族群‘政治体’的特点”[8],将游牧行国与王朝藩属两个独立的研究主体“纳入到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大背景下探讨游牧行国与中原王朝的互动关系”[9],主张“这种互动带给游牧和农耕族群的内在变化是巨大的,不仅促成了族群的重组,而且‘中国正统’观念也得到了更多族群的认同,多民族国家自然凝聚的过程就是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不断向前迈进的”。[10]李先生提出的这一学术理念与研究范式,不仅让学界重新认知“自然凝聚”与“文化认同”是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永恒主题,而且强烈地回应了以西方学界的学术理念与研究范式观察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种种弊端。这样一部具有“把中国‘中国化’,即创造一种从中国经验出发、以回答中国问题为鹄的,从而最大限度地尊重中国特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材料、中国数据、中国案例的,而且有别于自由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崭新范式”[11]的学术著作,值得中国学界给予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