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边疆内涵认知

何为中国边疆，是中国边疆研究的根本问题，也是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基本前提。依据上文笔者对我国边疆研究热点的梳理，以及当前中国边疆研究基本特征的总结分析，下文笔者将对中国边疆内涵这一基本问题，展开解读说明。

第一，中国边疆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突出表现在对边疆的治理和管控上。其实任何国家和地区的边疆都具备这一属性，边疆是政权统治下的边疆，没有了政治属性，边疆也就无从谈起，政治属性决定了边疆的存在与否。中国边疆是中国控制和管理下的边疆，无论历史上的王朝国家时代，还是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阶段，都是如此。对边疆的有效管控和治理，是政治属性的突出表现。这从边疆研究领域归类中最为突出表现在“边疆治理”能够看出，治理边疆的政策、对策、方法、手段、制度、观念、思想、意识都高度表现在对从属于中央政府的边疆有效管控上。再从边疆涉及国家（区域）与国际关系看，中国的边疆更是主权捍卫和利益角逐下的边疆，从古至今，尤其是近代以来，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在边疆问题上与临界国家，以及相关国家和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合作与博弈，目的就是维护国家利益、边疆安全。

第二，中国边疆具有时间和空间属性，突出表现在边疆是随时空盈缩的“动态”概念。[19]一方面边疆是个时间概念，这从上文的研究领域的总结可知，中国边疆涉及从秦汉至当代中国长时段的时间跨度，这一跨度涉及中国历史上不同的时段；另一方面边疆还是一个区域空间概念，从边疆地区与区域边疆、边疆重点地区、海疆研究领域的统计中可以发现，中国边疆涉及不同时期陆地和海洋空间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的疆域在历朝历代是不断变化的，那么依附在疆域上的边疆也就会随着疆域的变化而变化。这种随着时间和空间不断盈缩的边疆形态，是我国边疆的基本存在形式。同时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边疆还存在主体观念、想象意义上的文化延续与现实拓展的空间，即现实主体认识上的边疆。[20]以上这些边疆形态和属性都是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不断变化统一的。我们要用运动和发展的眼光审视不同时期的边疆问题，不能也不应该用“刻舟求剑”的思维去思考边疆。要在整体思维下去考察某一时段的个体边疆，更要在对所有时段个体边疆的整合与思考基础上，去反观我国的整体边疆的规律和体系。

第三，中国边疆与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从边疆研究的关注焦点看民族关键词较为靠前，其他诸如西藏、边疆史地、云南、边疆治理，以及新疆在内的中心性关键词也都不同程度地包含区域民族问题。从研究领域看，除去边疆民族关系与民族国家认同专题研究外，边疆治理、边疆关注地区、时段、涉及国家地区、稳定发展等方面，亦都与民族有着密切的关联。之所以存在这一特征，主要是因为我国边疆地区多为民族分布区，从古代先秦五方之民中的四夷，到当今的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区，可以说民族或族群一直伴随中国的边疆存在。需要说明的是边疆虽然与民族密切相关，但并不意味着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是相同的问题，民族问题不局限在边疆，而边疆本身拥有其特殊性。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边疆经略历程正是各民族不断交流、互动、交织、交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共同形塑了我国的边疆，形成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也共同维护着我国边疆的利益。

第四，中国边疆形态由二维向多维深化发展，但基本范畴依然是陆疆和海疆。我国的传统边疆主要是陆疆和海疆二维基本形态，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度发展，加之全面参与全球化治理，我国的边疆已经由传统的陆地边疆、近海海域向深海远洋、高空宇宙、信息网络等有形或无形的多维形态转变。由此出现了高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文化边疆、网络边疆等边疆概念。传统的边疆和全新边疆形态交织在一起，为新时期的边疆治理和利益权衡带来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适时更新边疆观念，应对新形势的发展。但是在边疆问题处理过程中不能脱离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基本内核，要明确所有的边疆新形态都是在传统边疆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这些新型边疆概念其实并没有离开陆地边疆和海疆的范畴。而目前学界讨论众多边疆概念，其中个别概念已经脱离或超越了边疆的核心意涵。此外，将我国边疆核心问题界定在传统意义的陆疆和海疆上，对于一些工作的开展和问题的处理相对要容易一些，否则就会陷入极为复杂的境地，并不利于边疆问题有效解决和利益的维护。

第五，中国边疆是中国话语下的边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边疆之所以强调“中国”，是因为中国边疆除去政治属性之外，还是中国话语下的边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边疆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是历经数千年逐步形成，不同时期特点不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对于古今中国边疆而言，我们必须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去认识、解读，并且中国自己也拥有自我的认知体系。然而，通过研究热点的总结时，笔者发现很多外国学者的边疆研究，尤其对中国边疆的研究，影响极为深远。这从边疆人物和边疆其他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拉铁摩尔、特纳、斯坦因、亚洲内陆等关键词可以看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国外相关研究的探讨和争论，并没有给我国边疆的研究，边疆问题的有效解决，乃至边疆话语体系的构建带来益处，反而使问题更为复杂化。不否认国外学者的思路和方法存在一定的借鉴之处，但我们更要擦亮眼睛去分辨其研究所秉持的立场和价值取向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更当有信心，也必将有能力去科学地开展我国的边疆研究，并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边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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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尖，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

[2]马大正研究员指出：“中国边疆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丰硕的成果，可用‘千年积累，百年探索’来概括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历程。”（参见马大正《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

[3]马大正：《思考与行动——以边疆研究深化与边疆中心发展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第23页。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32～33页。

[6]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7]李尚英：《边疆研究稔熟于胸——读〈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光明日报》2017年4月16日，第12版。

[8]李大龙、张振利：《中国边疆学构筑的新突破——〈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读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1期。

[9]李大龙：《新时代边疆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0]刘启元、叶鹰：《文献题录信息挖掘技术方法及其软件SATI的实现——以中外图书情报学为例》，《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2年第1期。

[11]赵荣英、李飞：《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国内外信息计量比较研究》，《情报科学》2013年第2期。

[12]这里的关键词是数据库提取统计结果，存在一些不含关键词文章，但在数据库中会自动生成关键词，这里一并统计。

[13]李国强：《开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新征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1期。

[14]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创办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刊载了“边众”的署名文章《新的起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工作回顾：1987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9年第6期），在文末呼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全体成员愿与全国边疆史地研究者和爱好者一起努力倾听时代的呼声，振奋精神、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为中国边疆学的建立尽己微力！”有学者研究指出“边疆学”何时由何人在何处首次提出，待考。作为学术意义上的“边疆学”一词，最早见于1933年6月出版的中国殖边社社刊《殖边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这一期的“边疆学图书一览”，列出24本专著，几乎全与我国边疆有关。同年7月出版的该刊第二卷第一期，也有“边疆学图书一览”，所列图书同样多与我国边疆有关（参见娄贵品《近代中国“边疆学”概念提出与传播的历史考察》，《学术探索》2012年第8期）。这应是学术概念的“边疆学”首次出现。故这里笔者使用了“再次提及”的表述。

[15]马大正：《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中国边疆学构筑的探索》，载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315～349页。

[16]邢广程：《关于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4期。

[17]参见该期刊载的吕一燃、边众、张博泉、周伟洲、杨建新、周清澍、戴可来、吴丰培、尤中等署名文章。

[18]李国强：《开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新征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1期。

[19]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20]吕文利：《何谓“边疆”——论中国“边疆”概念的三重空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