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时尚着装

抓住潮流的男人

维多利亚时代，男性的服装主要因裁剪方式、衣领、地域及裤子的宽窄程度而不同。

内衣

站在冰冷的卧室里，维多利亚男性会脱下睡衣，然后迅速套上衬衫和衬裤。这一时期的衬衫以长袖款为主，首要作用是保暖。鉴于能看见衬衫的除了家里人就只有洗衣女工，所以好不好看，时不时髦对男性来说都无所谓。衬裤同样也是为了保暖而存在，其长及脚踝，腰部和裤腿两处都要紧紧扎住（通常是用纽扣或者系带捆扎），以防滑脱。再加上一双好袜子，就是维多利亚男性日常生活中的一整套内衣了。

托尼·威杰（Tony Widger）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居住在南德文郡锡顿市的一位渔民。在一个雾气朦胧的早晨，托尼的房客看见他穿着长筒袜（有点古怪）、长裤和浅格子衬衫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给妻子准备早茶。托尼全身上下只有头和手露在外面，其他部位都被内衣覆盖住。尽管这种穿着方式一点儿也不正式，但被他的房客朋友和爱人看到，托尼倒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不过，要是让他以这副扮相踏出家门，他肯定不敢。男式内衣包含的性联想比女式内衣要少得多，但它们也有其他功能。维多利亚男性如果不在腿和西裤之间穿上条衬裤的话，会被人嫌弃。人们觉得这样很不干净，而且内衣相对外衣来说，洗得也更加频繁。

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气候让穿上温暖、毛茸茸内衣的想法都非常具有诱惑力。法兰绒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内衣面料，它是最便宜的毛料，质地柔软，多编成网状，具有天然隔热的功效。19世纪40年代后期，另一种毛料内衣出现了，不过，你得买得起才行。1856年的世界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上，出现了大量机器编织内衣。一时间，各公司之间竞争激烈，而产品的适体性、精细度和可洗性就成了众人关注的重点。最贵的牌子用的是精梳长羊毛，这种材质的产品不会对皮肤造成刺激，其按照人体曲线设计，不仅有保暖的效果，还不会使穿者显得臃肿累赘。这都是针对富裕的中产阶级男性设计的奢侈品。

一般而言，内衣舒适与否和款式、材质有很大的关系。法兰绒保暖性非常好，但人们发现它会导致皮肤瘙痒。天鹅绒作为一种易磨损的棉织物，是人们制衣的另一种选择，而且更加便宜。但由于它弹性较差，因此以其为原材料制作的内衣拘束感比较强，会限制人的行动。也许针对羊毛致痒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一些小小的“接触带”。羊毛材料造成的皮肤瘙痒问题最常发生在领口和袖口位置，所以，这两个部位的布料内侧缝一块宽宽的棉质布就能解决问题了。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在羊毛内衣上，这是当时最能保证弹性的解决办法，既能保证使用者绝对的行动自由，又不需要在身上穿一层又一层的多余布料。

内裤（或者按托尼·威杰的房客的叫法，“长裤”）也可以用棉质、法兰绒和羊毛等材料制成。对于像裤子这样的服装很容易给腰部造成不适。松紧腰带在那时并不常见，虽然衣用松紧带早在1820年就已经获得了专利，但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对这种材料的使用都仅限于手套和靴子上。鉴于此，就只剩下两种选择：将细绳系在腰部充当腰带，或者用一颗纽扣固定住束腰带。用细绳充当腰带的方式会在腰部留下痕迹，多少有点不舒服，所以大部分裤子的腰身都用纽扣固定，内侧还垫有棉布。裤脚处一般也会有棉布衬底，即使缠紧也不会摩擦或刺激皮肤。

短袜，以及在托尼的这个案例中出现的“长筒袜”，偶有丝绸制的，但大多数还是羊毛制品。使用针织机器编织而成的、商业化量产的袜类产品，其质量高，价位合理，但各个阶级家庭中仍能看见自家手工制作的短袜。无论最初的制作流程如何，但随着使用时长的增加，这类袜类最终都会因为局部的磨损成为手工缝补品。假使补丁缝得好，缝补处几乎看不见，而且就像之前一样舒适合脚，那倒好说。但假若补丁缝得不好，那穿着可就遭罪了，又粗又硬，甚至会像不合脚的鞋子一样，将脚磨出水泡。

19世纪末，一种混合型服装问世了——连裤内衣，将内衣和内裤合并到一起，包裹着全身，前部有开裆，后部有下拉帘（Drop-down Flap）。它因在与西部荒原有关的电影中多次出现而为人知晓。由此看来，这种内衣在美国非常吃香。它就像分开的内衣和内裤一样，覆盖住身体以保持温暖，同时在皮肤和外衣之间充当一层隔绝污渍的防护，便于清洗。在英国，连裤内衣只是一种挺时髦的选择，但还替代不了大众化的传统内衣裤。

衬衫通常穿在内衣外面，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既是穿在里面的内衣，又是穿在外面的外衣。因为那时的社交礼仪要求马甲和外套必须时刻穿在身上。但是在现代英国，衬衫作为一种非常得体的穿着被定期展出，即使在正式场合也不会失礼。这与维多利亚人对衬衫的看法完全不同。衬衫的领子和袖口独立于衣服主体，是单独加工而成，人们通常用纽扣或者饰钉将它们固定起来，露在外面。在西装马甲和外套下可以看见衬衫的胸口处，但若要脱下外套，露出衣袖，则只能是临时或是在非正式的情况下才可行。纵观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报纸杂志上的图画、绘像、雕刻，几乎没有不穿外套的男性形象。即使偶有这种情况，大多也是为了塑造一个居家男人的形象：在一天的最后时分，与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坐在炉火边。这时他们才可能脱下外套，尤其是在工人家庭中。处于运动或者争吵中的男性也经常不穿外套，同样，还有那些辛苦的体力工作者。

尽管衬衫大多隐藏在外套底下，但它可是颇为时髦的流行元素，有着令人惊叹的缤纷色彩和多种款式。早期，格子花纹、条纹和波点是精英人士最常选择的衬衫纹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青睐白色衬衫。纯粹的白色成为绅士的象征。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偏好则转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维多利亚统治初期，工人的衬衫还是白色的，至少是奶白色或者灰白色，但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富人的品味发生改变后，被他们抛弃的奇特式样却被工人们迎了回来。格子衬衫和条纹衬衫比纯白衬衫更耐脏，也给工人们平淡的衣橱带来了一些亮色。19世纪末，格子衬衫成了体力劳动者的徽章，像托尼·威杰这样的渔民也包含在内。

比衬衫的出镜率更高的领口、袖口和领结，成为男性着装的关注重点。小小的领子可以反映出主人的身份地位。如果领口处理得干净有型，就说明这个男人很爱干净；而从衣服的挺括程度，则可以看出浆洗衣服用了多少淀粉，也就能准确定位这个男人所处的社会阶层。无论是农业劳动者还是工业劳动者，基本上穿的都是没领子的衬衫，后者有一条布带紧紧地系在脖子周围，取代了领带。只要穿着带领子的衣服，不论是什么款式，都会把这个男人排除在工农群体外。当然，礼拜天除外，毕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哪怕是穷苦劳工也得额外费点功夫，花点钱打扮下自己。

翻领（Turned-down Collars），即我们在21世纪时常见衬衫款式，在维多利亚时代是非正式的穿法，而且只有有钱人在闲暇消遣时才会这样穿。硬挺厚重的立领（可拆卸）衬衫才是这一时期正式场合的规范穿着，是业务洽谈和办公室工作的必备服饰。19世纪40年代时，男人们的正式领子的前部比后部要高，硬挺的领边高过了下颌，靠着脸颊。稍晚一些的时尚潮流开始主张把靠着脸的那一部分领子折下来，就像现在搭配着蝴蝶领结的翼领衬衫一样。自此，领子的高度就保持低调了，而且保持了几十年，直到19世纪的最后10年，领子的高度才又开始一路飙升。

维多利亚时代浆洗衣领通常所需的淀粉量成谜。用这种谜一样的剂量浆出来的衣领又硬又尖，用来做面团分切机毫无压力。要弄出这样的衣领，在浆洗完之后还得再熨烫一遍，做最终定型。但如果要把已经熨平了的衣领强行立起来围住脖子，一个不小心就会开裂。想在家里浆洗出尖而硬的衣领几乎不可能，因此人们通常会把它送去专业的洗衣店，那里有圆形的蒸汽熨烫机，能给领子定形。至于那些做文职类工作的社会底层人员，即使经济拮据，大部分衣服只能在家自己洗，也会把衣领送到洗衣店去处理。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以及其他日不落帝国照耀下的遥远领土上，除了造型和颜色，男士衬衫的羊毛含量是另一个值得众人说道的指标。无论是在奥里诺科河（Orinoco River，在委内瑞拉境内，流入大西洋）上游航行还是在西藏攀冰，紧贴着男性皮肤的羊毛都越多越好。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耶格（Jaeger）博士成了该想法的倡导者和传道士。他曾自豪地称，1887年亨利·莫顿·史丹利(1)（Henry Morton Stanley）去非洲腹地搜索戴维·利文斯通(2)（David Livingstone）时穿的就是他提供的羊毛内衣。同样，耶格博士还指出几乎所有去往北极和南极的探险队，包括欧内斯特·沙克尔顿(3)（Ernest Shackleton）1907—1909年的南极历险和斯科特(4)（Scott）船长在前往南极点时不幸夭折的探险队，穿的也是他提供的产品。

然而，用羊毛制内衣的想法早在维多利亚时代前就已存在。1823年，莫雷船长（Captain Murray）的“无畏号”（HMS Valorous，HMS是Her Majesty's Ship的缩写）在北拉布拉多区沿岸冰川带巡游两年的任务结束，光荣返英。那是一片能让水手们为哪怕只是衣服上多缝了一针一线，都感激涕零的极北寒域。回到英国后，舰队只在港口停留了短短几个星期就又向大海进发了，这一次，他们的目的地是西印度群岛，那里的气候将与他们前两年经历的截然相反。船长作为一个羊毛内衣万能理论的虔诚信徒，在几个星期内为船上的每个人都准备了两套法兰绒衬衫、衬裤，同时制定了每日检查机制，从而确保每个人都穿着这套标准着装。当他返回英国后，自豪地称，尽管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他的所有队员都活着回来了。借着这一实践，莫雷船长认为万能的羊毛内衣适用于任何气候条件，即使在热带也是如此。

羊毛内衣被如此推崇的主要因素是它的隔热特性，这显然只是针对寒冷气候。但大多数推崇者都情愿把它的隔热能力夸大，说它不仅可以防止体表热量流失，还可以防止外界高温侵入。不可否认，这多少有点依据。比如说，若你在火堆或者是熔炉面前工作，任何衣服都会成为你和高温之间的屏障，但羊毛织物在这方面的表现相对棉麻来说要好一些。羊毛能把你的身体与热流隔离开来，火星落在毛料上也只会引起一小缕烟后就消失不见了。羊毛也能减轻由阳光直射而产生的热度。沙漠中的人们通常认为裹住全身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由干燥的热浪和强烈的日光带来的伤害。同样，人们发现羊毛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比棉制品要好。

然而，与从热源直接产生的热量不同，高湿度环境下的潮热或大气均匀高温并不能直接隔绝。面对这个问题，羊毛内衣的支持者们指出了羊毛的另一个特性：透气。羊毛将肌肤上的汗液都吸收干净，使皮肤自然清爽，同时避免感冒。感冒对维多利亚人而言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恐惧，人们广泛承认无论是严寒还是酷热都不是最让人忧心的问题，真正威胁到健康的是从这两者之中的某一种突然转变成另一种。与21世纪的理解相反，维多利亚人相信正是突然的天气变化导致了“感冒”。

回到英国，从新潮流中赚得盆满钵满的耶格博士成立了卫生服装公司（Sanitary Clothing Company）。他在原来的羊毛内衣已知的优越特性上，又开发出解毒和瘦身两项新功能。他相信，被羊毛包裹的皮肤会受到其天然特性的刺激，放出更多毒素和水状油脂。“组织会自动地排呀排，排呀排，排出所有多余的脂肪和水。”据他说，这比单纯靠节食和运动要有效得多。

不过为了更加全面而有效减肥，耶格博士提出，光靠羊毛内衣还不够。内衣、外衣，还有床上用品，所有的物品都必须是纯羊毛。棉制品最好不要使用，即使是棉质衬衫、床单也不行（对女性来说，甚至还有束胸衣）。这才是完美的“卫生”服装系统。

耶格博士干劲十足，撰写并发表了众多论文和宣传册，还设计了服装（包括五指分离的袜子，俗称五指袜）和床上用品。他的服装公司，从最开始的一家，渐渐发展成了围绕其认证产品的连锁零售店。时至今日，英国还有名为耶格的连锁时尚商店。但遗憾的是，它们的货架上连件羊毛马甲也找不到了。

城乡衣着之异

位于加州北部雷丁小城的乡村历史中心（Rural History Centre）珍藏着一件农民穿的夹克。这是一件为维多利亚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正名的外套，其表面僵硬、结实，非常耐穿。它的颜色类似于“浅棕色”，过度使用后会褪色。袖口、口袋和所有的边缘都用棉布条紧紧包裹住，以防磨损。衣服里面油迹斑斑，可以清晰地看到汗渍。手臂部分的褪色磨损和褶皱形状只有经过数载的风吹日晒才能形成，日复一日的重复弯折摩擦才能在结实耐磨的布料上留下这种痕迹。夹克表面的布料已经褪色了，而那些已经永久变形的褶皱底部的颜色还十分清晰。夹克正面染上的油污更多，可能是擦洗马匹时留下的；而双肩部位可能直接遭受了多次雨雪风霜的折磨，是整件衣服褪色最严重的地方。

当身处同一社会阶级的托尼·威杰为一天的工作着装做准备时，他会穿上一条长裤和一件格恩西防水羊毛衫（Guernsey Jumper）。这种针织衫可谓渔民的制服，它是维多利亚社会中这一独特行业的从业人员的标志。

维多利亚初期，城市工作者与乡下劳动者的衣着有着显著差别。乡下人穿得都很厚实，主要是白色或者未染色的耐磨棉织物；而城里人穿的则多是深色的羊毛制品。

罩在乡村男性的马甲和长裤（所有阶级的男性都会穿）最外层的，不是大衣而是罩衫。这类服饰同样也是由紧绷、结实的未染色棉布做成。穿它时，你只需从头上套下去即可。它就像一件袍子，能把下面的服装保护起来。针脚是罩衫最为与众不同的部分，它能在其领子和肩膀处打出非常完美的褶子来。与大衣和夹克衫不同，罩衫对剪裁没有太多的要求——简单地扯一块长方形的布料用针线缝出型。尽管也有做得挺好看的，但是必须得说，其大多相当简陋。所以罩衫不需要专业的缝纫技巧，在家里都能做，很是经济实用。到了1840年，罩衫逐渐从英国市场淡出。只有在一些相对封闭的乡下地区，上了年纪的人还会穿它。很快，年轻人们已经穿上了夹克衫，就像在雷丁小城的乡村历史中心里展出的那件一样。

厚重的帆布面料能做成质量上乘的裤子，非常适合乡村的男性。用斜纹针织法织成的裤子有足够的弹性，且款式多样。其中有我们今天很熟悉的牛仔裤，在美洲工人中尤其受欢迎。和法兰绒裤和灯芯绒裤一样，牛仔裤很快便凭其独特的布料而广为人知。即使是与便宜的丹宁裤(5)（Denim Fabric）相比，美国人也会更喜欢牛仔裤。但是，温暖的棉织裤更符合大部分英国工人的需求。出于同样的原因，斜纹厚绒布（Moleskin）在19世纪末成了最受维多利亚人欢迎的选择。斜纹厚绒布是一种纯棉编织布料，有抓绒处理，因而表面柔软，且具有一种毛茸茸的触感，你只有从内侧才能看得见针法。这种面料显然比牛仔布更保暖，不透风，又耐穿。

在如今的英国，想买斜纹厚绒布和灯芯绒的裤子也很容易，但两者间还是有区别：现代的版型只到腰胯；而维多利亚时代，尽管有不同的流行款式，但裤头都提到了胸廓上。这样，人们无论在外边得弯腰锄地干多少体力活，都可以保证腰背及以下部位十分温暖。

为了保护腿和腿上的裤子，劳动人民在他们的行头里加上了一副绑腿。精简版的绑腿就是一条长方形的粗麻布。他们通常是把麻布的一头系在膝盖下面，一头系在脚踝上。如果乡下人进了城，一定一眼就能被认出来。托马斯·哈代(6)（Thomas Hardy）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回顾19世纪早期的乡村服装式样，这些样式之后逐渐淡出历史，被城市服装的款式所替代。19世纪80年代，他在论文《多塞特郡的劳动者》（The Dorsetshire Labourer）中简洁有力地说道：“二三十年前，有一群浅褐色和白色的人，现在，他们就像伦敦人一样乌黑一片。”确实，到了19世纪80年代，当哈代正在撰写论文时，大多数乡下人都换上了黑色的斜纹厚绒布夹克衫和长裤，还有二手的绒面外套和粗花呢。

到了这个时期，农业和工业劳动者从着装上看已经基本没有差别了，至少表面是这样。一些老式的乡村服装成了时代的印记，唤起人们对那个年代的回忆，但注意了：这些我们期待中的真实乡村生活快照基本都不是真的。大部分，甚至是那些看起来自然、随意的场景，事实上都是刻意摆拍而成。艺术家和摄影师们叫上模特，穿上指定的服装，表现出一副他们心中向往悠然的田园景象。罩衫上衣和遮阳帽都是指定服装清单上的常客。

不过，如果说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下人更喜欢颜色平淡却耐穿的棉织物，那么城里人就更偏爱穿羊毛服装了——质量有好有坏，更特别的是，还有新旧之分。

尽管纺纱、编织和漂染技术都有了巨大的突破，但19世纪30年代的缝纫工作还是全靠手工，这当然对羊毛服装的市场定价和质量都有影响。毕竟，如果所有产品都是由手工缝制，成本也一样，那么用质量差的面料才有利益可图。相比之下，对于穷困的城镇居民来说，购买二手的高质量服装更为划算。在19世纪下半叶到来之前，大部分人都这么做。因此，一套衣服从裁缝的手中做出来，即使款式已不再时兴，但仍可以穿很久。

我接触过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男士服装，与我们现在穿着的衣服布料完全不同。当观那个时期的着装图画时，我们首先发现的一定是流行风向上的转变。至于制衣用的布料，多半无人问津。

如果你拿起一件1834年或1901年的男士大衣，你马上就能发现，撇开这两个时期的流行风尚不谈，两件大衣的布料和结构基本相同。羊毛被塞得满满当当（或者是羊毛毡），因而你完全看不见编织痕迹。与呢帽不同，这类服饰非常紧密而且至少有一毫米厚。由于编织得过于紧凑，因此哪怕只是放在一旁，不用任何支撑它就能立起来。这种布料很难折叠弯曲，与我们在21世纪常见的毛料完全不同，而且非常重。这样的布料做出来的服装结实又挺括，而且密不透风，除非是倾盆大雨才能把它沾湿。平常的水滴只会停留在衣料表面，在渗进衣料之前就已经被风吹干了。一直到20世纪，这种布料和大衣都还在继续使用。如果你接触过二战时期的军大衣，那你就能大致想象出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衣是什么样。直到20世纪60年代，警察和护士使用的斗篷和披肩还沿用着这种类似的面料。在戈尔特斯(7)（Gore-tex）、摇粒绒（Polar Fleece）和其他高科技聚酯材料织物诞生前，羊毛织物就是人们在户外遮风挡雨的保护屏障。

维多利亚时代，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相差并不大。大部分人，包括家境殷实的富人们，住的房子都比我们现在住的要冷得多。20世纪的羊毛衣裤，相对之前的要轻一些，也没那么硬挺，而维多利亚人却因为重量和质感上的变化，认为它只适用于英国的殖民地，只能在热带穿。不过想想我们现在每天待着的办公室基本都保持在18～24摄氏度，也就是这样我们才用到它们。因为我们现在就像是在热带中过日子一样。而冬天的维多利亚办公室，即使有炉火加热，室内也大概只有10摄氏度，墨水在墨水瓶里冻住在办公室和学校里都是常事。所以维多利亚时代的服装比起我们现在所穿的，对保暖性的要求要高得多。

时尚和技术

纺织技术上的变革影响着每一位维多利亚男性。从表面看来，他们的着装整体变化并没有女性那么显著，但尽管如此，1901年最穷困潦倒的工厂工人和他1837年的爷爷所穿的衣服完全不同，其生产和售卖方式也截然不同。

在维多利亚早期，对于有钱人来说，一套时髦的外装包括一条长裤——刚刚取代了半长裤成为下身着装，一件马甲和一件夫拉克礼服（Frock Coat）。夫拉克礼服基本都是用上好的绒面呢制成。这种面料在英国有着很长的历史，裁缝们都用得得心应手。博·布鲁梅尔(8)（Beau Brummell）以及其他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时尚领导者都以简洁大方的裁剪和完美贴身的绒面呢外套作为自己高雅品味的体现。在开始政治生涯之前，年轻的本杰明·迪斯雷利(9)（Benjamin Disraeli）的装扮是出了名的得体，他的夫拉克礼服收腰处采用的是一种最新的打褶方式，能在纤细的腰身处打造出完美顺滑的曲线。那时，很多年轻男性为了拥有当时在男士中时兴的纤细腰身，甚至穿上了女式胸衣。也有人猜想迪斯雷利是不是也有穿——一张1826年的烟卡上，22岁的迪斯雷利似乎穿了胸衣。他显然选择了明艳的色彩，穿着一件亮橙色的马甲，红色的长裤，短款的夫拉克礼服，还有一根手杖。备受青睐的夫拉克礼服暖和、贴身，有收腰（虽然倒是不都收得那么紧），长度刚好在膝盖上。

早期流行的裤子在膝盖上方都是紧身的，前面一丝褶皱也没有。裤脚没有卷边，在脚踝处向外展开，盖住鞋子，只露出脚趾部位。事实上，维多利亚人甚至用一根系带将裤腿固定在鞋子底下。这样面料就被拉紧了，还能防止裤脚在脚踝处晃动或者骑马时破坏造型。到了19世纪30年代，裤子的布料和颜色有了多种多样的选择。奶白色和米色最适合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条纹和格子也很常见，而深色面料尤其被那些需要经久耐穿的衣服的人群偏爱。与辛苦的乡下人不同，有钱人和城里人的裤子一般都是羊毛质地。法兰绒是非常受欢迎的选择，同样还有哔叽面料（Serge），它比绒面呢要轻薄许多，也更有弹性。但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前者还是太僵硬厚重了一些。

维多利亚男性在穿马甲的时候最为放松。绣花马甲价格十分昂贵，但是印染和纺织技术革新让一些漂亮面料的价格降低了许多。做件马甲不需要太多面料，哪怕是最华丽的设计，背后用的也只是普通的棉布。所以，只要花一点儿钱，就能给马甲做出花样来。一件羊毛马甲可以让外衣更保暖，丝绸马甲是奢华和高雅的象征，印花棉马甲是那些做了绣花工艺的奢侈马甲的替代品。维多利亚时代，运动风也很流行，尤其是在赛马场上，随处可见奔驰的骏马和着装精神、英姿飒爽的骑手。如今，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简称V&A博物馆）就收藏着一件由羊毛编织而成的马甲，上面绣着拿着长枪的骑士和独特的纹饰。同样被收藏的还有另一件方格图案的天鹅绒马甲，那鲜亮的色彩让人目眩神迷，实用且昂贵。花卉纹样同样受人追捧，花样大都是粉色。马甲上纷杂的色彩和繁复的纹饰似乎永无止境。总之，对于一件马甲来说，色彩再怎么明艳，装饰再怎么花哨都不为过，就算阴柔些也无所谓。

伴随着缝纫机的出现，男士服装的制作和销售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大部分维多利亚男性的穿着也受到巨大的影响。1845年，美国人伊莱亚斯·豪（Elias Howe）首创了缝纫机。接着，艾萨克·梅里特·辛格（Isaac Merritt Singer）对此改进，使男士服装一跃成为可以大规模生产的市场化商品。辛格在1856年开创了连锁店，随即男装的价格开始急剧下滑。

不过，有钱人还是经常光顾裁缝店，他们更喜欢按照自己的尺寸定制衣服。对于裁缝来说，缝纫机的出现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因为制作款式修身的服装所涉及的复杂精密工作，还是纯手工完成更为简单。但对于其他人而言，缝纫机可以说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不仅带来了全新的消费体验，还带来了不同以往的一系列服装产品。

小规模的成衣产业（Ready-to-wear Clothes Industry）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主要制作宽松、简单的服装。成衣店除制作了内衣，还有价格低廉的长裤和外套，旨在以经久耐磨的面料做出“3个尺码万人穿”的大众服装。尽管这比传统裁缝量体制衣的方式要便宜很多，但其成品依然超出了很多工人阶级的经济承受能力。直到19世纪60年代，大部分维多利亚劳动人民还是会光顾二手市场，寻找合适的服装。

1850年，利物浦的一位工厂工人走进了帕迪市场。这是一栋两层楼的建筑，保存着最好的二手服装。帕迪市场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来往的顾客几乎迈不开脚。不论是单品，还是成套的服装，市场里都可以找到卖家。在这里，你的钱包里有多少钱决定了你能买到何种质量的货，从船运大亨只因臀部略有磨损就遗弃了的裤子，到兰开夏郡织布工人的破衣烂布，有的衣服看上去就像刚刚才从前主人的身上脱下来，但大部分还是经过了清洗、缝补和熨烫。交易进行得很迅速，而商品——即使是二手货，通常也都是高质量的衣服。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市场——曼彻斯特有诺特米尔市场（Knot Mill Fair）；贝尔法斯特有公开集市（Open Courts）；伯明翰有引以为傲的便宜货市场（Brummagem Market）；伦敦则有衬裙巷市集(10)（Petticoat Lane）。

然而到了1870年，利物浦工人就只会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对待旧衣服了。因为旧的成衣店在此时已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大街小巷新开的服装商场，在售的全是用最简单的板型和面料通过机器缝制而成的衣服。这一时期，即使是工厂工人也能买得起新衣服，只要他们还在岗位上拿工钱。伴随着这些崭新的廉价服装一同出现的，还有具有无限创造力和美好前景的崭新市场。“Ikey cords，cut up slap with the artful dodge and fakement down the sides， 10 bob”这句话印在东伦敦一座建筑外墙上，大致意思为：一条裁剪时髦，两边有条纹装饰的灯芯绒长裤，你只需要花裁缝店价位的40%就能买到。条纹是最新的时尚元素，但事实上，真正的绅士不会去裁缝那里做灯芯绒裤。

对于一位能在办公室谋到职位的男性来说，去新铺子意味着可以买到更多时髦的衣服。E. Moses & Son和H. J. & D. Nicholls是业内两家最著名的连锁店，它们提供高标准服务，店内有大大的镜子、透亮的玻璃还有锃光瓦亮的实木柜台。这里卖的衣服价钱连裁缝收费的一半都不到，但可供选择的款式却很多，而且紧跟上层人士的时尚潮流。这样的消费体验为身份卑微的男性提供了上层人士才有的着装体验。

在缝纫机械技术让男性服装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化学染色技术也在经历着一场革命。19世纪60年代，新型化学染料的上色力度和耐光性都比以往的染料好。由此，女性的服装几乎可用梦幻来形容，至于男装，则迎来了纯黑的时代。黑色在此之前一直是种很难染成的颜色，而且非常容易掉色，但维多利亚的城镇男性居民又不得不穿。从家庭炉灶和工厂里打着旋纷纷扬扬飘出来的煤灰，弥漫在空气中，附着到一切事物表面。在这样的环境下，浅色服装很快就会变得污浊，有钱人都愿意选择更加“耐黑”的颜色。因此，这种不掉色的新型黑色染料一经出现，立刻就受到了追捧，城镇男性居民开始以黑色为日常着装的主要颜色。

维多利亚末期，从19世纪60年代沿袭而来的黑色经典款成衣发生了一些改变：强调显露腰身的服装风格已经彻底消失，此时的外套从肩部开始变成直筒型，腰线处理非常模糊，甚至没有腰身。很多时候，衣服在剪裁时压根就没有经过收腰处理，从肉眼看来，就像一块衣料直直垂到了大腿下面。在这种宽大的直筒型宽松外套变成大众新宠时，夫拉克礼服变成了只有在正式场合才会穿的服装。裤子也同样进入了宽松时代，绕过鞋子固定裤腿的系带已不复存在。相反，人们更愿意看到裤腿在脚跟边晃来晃去。对于成衣市场来说，这种设计显然比之前的贴身剪裁设计更容易模仿。不仅如此，这类服饰穿起来也舒服得多。当非正式的休闲服饰变成了潮流，时尚的花花公子们在这一时期的绘像中也摆着轻松随意的姿势。格子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也似乎受到了前卫人士的喜爱。

到了1890年，如同哈代所追忆的那样，乡下人的着装也变成了黑色。一方面，这是因为耐光染料被发明了出来，但城市文化的带动作用是决定性的因素，尤其是伦敦。用棉和羊毛两种材质区分乡下人与城里人的方法现在已经不管用了，一件黑色斜纹棉布衣在城镇工人和乡下劳工身上的差别并不大。不过，他们之间还是有一些不易察觉的区别。比如整一个世纪，乡下人都穿着长筒橡胶靴，以避免裤子上沾上泥浆，而城里人就没有这种需求。相反，即使是在最寒冷的深冬，乡下人很少戴围巾，但城里人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在颈间围着围巾。所以，如果要追溯一个人的生活背景，我们是有迹可查的，但他若是混在人群中，那我们就很难察觉到了。

19世纪90年代，有钱人的穿着很容易被错认为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正装。普通西服（Lounge Suit）占领了主流市场，而夫拉克礼服、燕尾服和晨礼服则成了特殊场合的专用着装。现在的晨礼服市场依然很火爆，婚礼上可少不了它。

这一时期，富裕阶层和工人阶级穿着同样的衣服，但被模糊的可不仅是城乡差别。晃眼一看，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的工人和身穿休闲衣的富裕绅士可能很难区分。但若是在现实中，二十步之内你就能看出不同。裁缝手工制作的套装贴身又舒适，还能掩盖穿衣者体型上的缺陷，使其曲线顺滑。而批量生产的成衣的合身程度就不能与之相比了，这样的套装只能大概贴合身体曲线，而且面料穿过几个星期后就会变皱，好像穿了很久一样。

如今，想在博物馆里找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流行服装倒很容易，但想找到社会底层民众们所穿的衣服就要难得多。这些无人问津的物品经不住岁月的消磨。但庆幸的是，还有存留下的照片可以让我们看清其模样，比如那些1871年之后为囚犯们拍的照片。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其他照片不同，被拍摄的对象和摄影师不会为了照相而特意打扮。照片大多是罪犯们落网时抓拍的，他们当时穿着什么样的服装，拍下来就是什么样——通常都是他们的日常穿着，不是他们穿着做礼拜的最好的服装，也不是精心挑选过的道具服。罪犯们基本上代表了工人阶级中最落魄的一群人。画面中，他们的衣服经常满是褶皱，不仅磨损严重，而且极不合身，看上去不是大了三个码就是小了三个码。衬衫、马甲还有夹克衫也经常出镜，马甲常被搭在脖子上。马甲和夹克经常是一件套一件地穿，有些前襟处扣得严严实实，有些则大敞着。那些既高档又保暖的好料子是指望不上了，这些人只能把他们能够找到的所有能穿的都裹在身上。他们的衣服上总是补丁叠着补丁，看着邋遢极了。

以查尔斯·梅森（Charles Mason）为例。他是一名劳工，也是鞋匠，偷大衣被抓住时刚满30岁。照片中他穿着的这件羊毛质地的深色外套，已经变得破烂不堪——纽扣都已经掉完了，线头也脱了出来。外套里面是一件至少小了两个码的深色夹克衫，夹克衫下是件无领白衬衫，配着一条条纹大围巾，围巾的一端绕在他的脖子上，下端扎进了裤腰里。由于外套和夹克衫都没有被好好扣住，所以梅森只有靠这条大围巾来让胸腹稍稍温暖一点。其实这套衣服从形制上来说还是挺符合当时的穿着习惯。他的这身衣服堪称19世纪70年代男性的典型着装——虽然落魄了那么一点，但绝对与30年代甚至50年代的男士衣着不一样。这些衣服都来历不明，在梅森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被尽可能地修补好了。尽管这个可怜人为了驱除寒冷把找到的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想看上去和周围的人一样好看又得体。

帽子

就像夹克衫一样，帽子也很少在公共场合被摘下。英国是个帽子上的社会，对于男性来说，帽子只有在需要表示顺从和尊敬的时候才会被暂时摘下。很明显，帽子具有保持头部温暖的作用；同时，它还具有很强烈的文化意味，象征着自立和自爱。男人戴上他们的帽子，然后出门去面对整个世界，这是他们武装自己的一个必需品，就像化妆之于女人。

维多利亚人的帽子多样，不仅取决于时兴的款式和社会地位，还受到职业和穿戴场合的影响。常见的帽子有大礼帽（Top Hat）、草帽（Straw Hat）、圆顶礼帽（Bowler）、低顶圆帽（Flat Cap）、呢帽（Trilby）、猎鹿帽（Deerstalker）和运动帽（Sports Cap），还有贝雷帽（Beret）。

作为英国最负盛名的帽子，大礼帽最初的尺寸十分大，阔绰的年轻男人头上顶着的漂亮帽子约有14英寸(11)高。但在之后的10年里，这一高度降到了10英寸，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这高度顺眼多了。市面上有很多大礼帽，质量良莠不齐，只有行家才能辨别出哪些帽子是给商人戴的，哪些是为勋爵准备的。但大礼帽也不是谁都负担得起。工厂工人即使买一顶最平常的款式也得花掉大约2周的工资，而做工最精良的高档礼帽，配有便于储存和运送的专用小皮箱，这样一顶帽子要花掉工人3个月的薪水。这种帽子是财富的象征，它在上流社会一直风靡，任潮流几经变幻，依然占据了极重的地位。1837年的年轻人和花花公子经历了岁月的蹉跎后变成了一本正经的老古板。但夜礼帽（Opera Hat）仍保持着它最初的漫不经心。它是一种折叠式大礼帽（Collapsible Top Hat），基本由亮红色的丝绸缝制而成，诉说着那些风流，甚至是下流的阔绰生活方式。

乡村教士们还戴着老款的帽子，4英寸高的帽顶加上宽宽的帽檐。这种过时的装扮给人一种严肃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就成了一种虔诚保守的风格。

圆顶礼帽诞生于1849年。当时，威廉·鲍勒（William Bowler）和托马斯·鲍勒（Thomas Bowler）两兄弟正经营着一家零售店，他们的客户威廉·科克（William Coke）要求他们设计一款结实又好戴的帽子。科克（也可能是他的亲戚爱德华·科克，在这一点上争议颇多）想定制一顶特别的帽子给自己的猎场看守戴。由于看守们戴的大礼帽在猎场里总是会被低矮的树枝钩住，所以他想要一顶在户外活动中不会被弄坏的结实帽子。这样既显得时髦，又能给看守们提供保护。鲍勒兄弟做出了一个样品给他过目。据说科克立刻就拿着那顶帽子走出门，然后把它扔在地上踩了两脚，以此来测试它的耐用性。

短短几年后，圆顶礼帽就成了热爱打猎的绅士，以及猎场看守的必备行头。由于比大礼帽便宜耐用，它逐渐成为银行家和文员们优先选择的顶戴。最后，连庄稼人头上有时也会戴着它。事实上，这一时期唯一真正没有戴过圆顶礼帽的人群是工厂工人。当圆顶礼帽被银行家、文员还有经理人广泛接受为日常佩戴的帽子时，它也就成为城镇里中产阶级的标志。如果工人阶级胆敢戴上他们中产阶级“长辈”的帽子，可能就会被其他人孤立，然后发现自己不知怎么就失业了。但如果在乡下戴圆顶礼帽，文化含义就完全不同了——它通常和乡村运动联系在一起，并且在上层阶级和工薪阶层间通用。

草帽是男人们的另一个备选行头，但显然不适合在城里佩戴。庄稼人在田里劳作时用它们来盖住头顶，顺便给脖子也遮遮阴；上层人则是戴着它们度假，在河边、海边游猎打闹或是去看板球赛。草帽很结实，拿它在街道上滚都没问题。草帽编织产业分布在贝德福德郡卢顿市周围，那里生产出了风格各异的男帽和女帽。我的几位女性祖先就做着被称为“草帽折叠工”（Straw Plaiters）的工作。硬草帽（Boater）是男性草帽的主流风格，用小麦秸秆缠成长长的草辫，然后以螺旋针法将顶部编织成螺旋形状。与许多其他草帽不同，硬草帽由多层螺形花纹构成，且一旦完成就固定成型了。一顶好的硬草帽可以用上大半辈子。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是作为奢侈品而存在的。不过，到了约1880年，自中国进口草帽出现后，国产草帽行业遭到了很大的冲击，也让我可怜的祖先穷得揭不开锅。忽然之间，便宜的草帽就出现了，身份卑微的文员们也可以和他们阔绰的同胞一样，在午后或休息日的公园戴上这独特的假日行头了。

如果说划船和乡间休闲的专用行头是硬草帽，那么其他运动也应该有其专用帽子。小药盒帽（Small Pillbox Hat）在参与田径运动或体操运动时会用上，早期的自行车俱乐部也把它作为制服的一部分。这种帽子小巧轻便，就像个小小的放药片的圆盒子。即使男人们在做剧烈运动时，它也会乖巧服帖地戴在脑袋上。小药盒帽是用软布做成，要在上面缝上徽章或奖章也很合适。19世纪末，商业公司为配送人员配置了这种帽子。时至今日，美国的侍者也还在佩戴这种帽子。

鸭舌帽（Peaked Cap）作为一种运动型帽子，有着悠久的历史。18世纪的骑师就戴着亮色的鸭舌帽，同样，竞走运动员和19世纪前20年间全民运动热潮中的“行者”（Pedestrians）也戴着这种行头。1837年，拉格比公学(12)（Rugby School）开始为其英式橄榄球运动员免费提供鸭舌帽。1850年左右，板球玩家开始追捧鸭舌帽，足球运动员的帽子也成了类似的风格。鸭舌帽能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被工薪阶层的男人们如此广泛地接受和喜爱，很可能也归功于人们长久以来在体育着装方面养成的习惯。到19世纪80年代时，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乡村，工人们都对呢帽青睐有加。圆圆的帽顶配上圆弧形的帽檐，这种帽子在雨中很快就会软塌，但那松软的形状倒不妨碍它为男人们的脑袋遮风挡雨。到了20世纪初，城里的工人们突然一致把注意力转向了低顶圆帽。而还没适应城市节奏的乡下人还有更多其他选择，所以低顶圆帽就成了城里人最具代表性的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