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25]

我到卧佛寺来，这是第三次。第一次正当我们几个北大同人办《新青年》的时候，外边的人都说我们是三无主义者——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那时司徒雷登先生发起一个讨论会，就在卧佛寺举行，与会的有博晨光、戴乐仁、步济时诸先生。北大方面来了蔡元培、李大钊诸先生同我。各个人都先开诚布公地说他对于宗教的观念。信宗教的陈述他信宗教的经验，不信的也说出他无神的理由。第二步便讨论我们是否能合作。结果以为我们对于社会和国家的服务，既能抱着同一的热诚；无论个人的信仰如何不同，合作却是可能的。更证之于数年来的事实，我们的确已经合作了。所以这第一次的讨论会，我们彼此都觉得十分满意。第二次是协和医学的几个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洋人邀我到卧佛寺来谈话。这几个西洋人是科学者，他们很虚心地研究中国文化，曾组织一个研究会，时常请我同他们谈。这次是被邀来专谈佛教的：同几个西方科学者在西山明月之下畅谈佛学，实属快事，并且我们对这次讨论的结果也觉得满意。所以这一次来卧佛寺算是第三次了。我从前在美国的时候，也曾赴过两次夏令会。对于基督教我也有相当的敬重，但因为我个人的信仰不同，所以当时虽有许多朋友劝我加入基督教会，我始终不曾加入。近年来我对于灵魂与上帝还是不相信，不过我对于旁人的宗教信仰仍是一样敬重的。

这次承张钦士先生邀我来此讲演，这大题目我本百番推辞，终不获允。今天不得已特上山来与诸君谈谈。今天给我的这个题目“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实在太大，不是几点钟内所能讲得完的。中国人有句俗语“小题大做”，这本是说人的一种毛病，但用来研究学问，却是很好的一种态度。“小题大做”是无论研究何种细微的东西，必要从各方面下手；科学的种种发明便是好例。即论到作文章亦复如是。反之，“大题小做”，便会弄得糟糕自欺欺人。所以我宁愿用五万字来写一篇《〈水浒传〉考证》，而不愿用几千字来写一个大题目。

今天我被邀来讲这个大题目，本非我心所愿，但是既已到此，就不能将这个题目随便乱谈。所以我只好把这题目的困难及本题历史方面的研究法略谈一谈。

第一，什么是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下一个定义是不容易的。我也不试着去下定义。我只讲它历史上的变迁。梁漱溟先生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内讲世界有三种文化：以西方的文化是意志向前的，中国文化是调和持中的，印度文化是向后的。我以为文化是很复杂的东西，不能用分式来代表。

因此我不能拿一个简单的定义来概括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是一个很老的民族，在一个长期统一的国家里，在一个地大物博的环境内，向无很大文化上的劲敌的，所遗下的产物。这是历史上的看法，离开历史便无文化。这样的民族在这样的环境里所积的成绩有几样特色：

（一）因为是古老的民族，所以富于惰性，而尚保守。

（二）因为在长期统一的国家内，所以思想很是平庸，而不走极端。

（三）因为在地大物博的环境内，所以只求实际，而不尚玄妙；以故宗教观念及哲学皆不离伦理、物质及人生。

（四）因为无文化的劲敌，所以竞争进取心非常薄弱。

今天我所讲的中国文化，只限于精神生活——宗教——方面，而且只用历史的眼光谈一谈研究的方法。我着重谈以下四点：

（一）中国民族有何宗教？

（二）中国民族的宗教所经过的变迁是什么？

（三）这种宗教受外来的影响如何？

（四）受了影响之后的反动如何？

中国古代民族的宗教思想可以从几部古书里知道。《诗经》是代表民间以及一少部分士大夫的思想的。他们相信一个有人格的天，也叫做帝，又称为吴天，或上帝，承认他是最高的神，他有知觉，有意志，能喜怒，赏善惩恶。譬如“帝谓文王”，“有皇上帝，伊谁云憎“？”天监不远”，“在帝左以及祖先。到秋天的时候，他们行祭祀，使人扮做他们的祖宗，这叫做“尸”，同人谈话，跳舞，然后送他出门。这种作法，是民间最普通的事。至于谈到鬼，一部《楚辞》里已是不少了。所以总括起来说，古代民族的宗教是“尊天事鬼”的宗教。

到了二千五百年前——哲学时期——怀疑派的哲学家辈出，对于宇宙的运行就发生了许多疑问。

老子开始怀疑天是有意志，抑或自然的呢？人间的事实究竟背后有无主宰？老子怀疑的结果，是归之于自然。孔子对此也怀疑，但是他不谈出。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如在其上”，“祭神如神在”。这样看来，在二千五百年前中国民族的宗教即遭动摇了。当时有起来护法卫道的，这便是墨翟。他出自民间，极力提倡一种新宗教，以保存鬼神之说。他所谓天即是《诗经》里的天。他教人兼爱非战，因为天的意志是如此。他反对儒教不信鬼神，而反祭祖先。他这样诘问他们：事奉祖先，不是无鱼而张网么？然而当时孔老的学说深入人心，打算袒护有鬼神之说，必须用精密的逻辑学辩证，方能动人。所以彼时的逻辑学大为昌明，哲学方面遂得了一个极大的帮助。印度的因明学，希腊的论理学发生的原因，都是如此。到了汉朝董仲舒辈出，他们虽属儒家，而实言墨道。他们所讲的是受天应物，所行的是协理阴阳。带着儒家的假面具，其实与墨子所谈的鬼神相差不远。而这也是当时民间的宗教。到了东汉，始对于这种思想怀疑，以为人不过是很小的东西，怎能感动天地呢？他们以为人好比裈中的虱，怎能改变全身的空气呢？这是一班土大夫的说法，然而民间的宗教还是与从前的一样。又有道教出现，也是一种改头换面尊天事鬼的宗教，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其实老子本人并不相信鬼神，他们不过藉以号召而已。所以从历史方面看来，中国民族宗教的变迁实在不止一次，然而在它骨子里面，自始至终仍然不过是一种相信感应尊天明鬼的宗教。这种宗教是切实际的，有惰性的。他们拜神，不过求福避祸而已，绝无什么玄妙的思想。这都是中国民族的环境使然的。

在这个时期中国民族的宗教虽经过几多变迁，却不曾受外来的影响。但是在二千年前，印度的佛教从西南各方侵入，传遍中国。中国民族本是平庸而含有惰性的，但自从佛教传入，于是八百年间宗教的狂热据有了一班民众，在宋朝居然四人之中有一个是和尚或尼姑。至于倾家荡产建筑庙宇更是平常的事，甚至焚手焚身，将自己献给佛菩萨，也是在所不惜的。从此一种实际的中国民族一变而为富于宗教狂热的民族了。不过数百年来佛教的势力横行中国，毫无忌惮，总带有“帝国主义”的色彩，于是有种种反动起来。反动之后，佛教又大加振兴。如唐武宗时，佛寺大被焚毁，到宣宗时，却又复兴，而更行光大。又宋徽宗时佛教一衰，而钦宗时又兴。并且当他们受反抗的时候，一般热心的佛教者，多到深山绝境去雕刻佛像，后人要想毁灭它们，可也就不容易了。譬如大同、龙门等处的石刻佛像，现在在世界上算是有名的雕刻，也就是当时留下来的遗迹。

到了宋朝欧阳修造本论，以为要抵制外来的思想，必须根本地提倡本国的思想，正如我们现在说要抵制外货，必先要提倡国货。直到朱熹等用浅近文言及白话注《四书》、《易经》、《书经》，于是连三家村的小孩都用了做课本。从此道士和尚皆倒霉下去了。民间的宗教，如同善社、拾字会、悟善社等，尚不外有两种元素，一是尊天事鬼，二是轮回果报。至于士大夫等，已多为自然主义及唯物论者，大部分对于宗教都抱着不关心的态度（indifference）。他们做官的只管做官；祭孔拜佛，不过是应酬差事而已。他们家的太太及少奶奶拜观音或敬太上老君，都随她们的便。中国民族虽然受过几百年佛教狂热的驱使，至终还是一个平凡的、切实际的、宗教性薄弱的民族。

我把本题的中国文化一部分如此讲来，诸君一定不会满意的，就连我自己也不能满意。不过我已声明在先，我今晚所要说的，乃是从历史方面将本题研究一下，不过求一个线索而已。其次，我要讲到基督教。

对于基督教，我假定诸君比我研究的更加深切；我现在只把我个人在历史上所看到的说与诸君一听。

基督教可分两个时期，一是宗教改革（Reformation）以前的，一是宗教改革以后的。这两个时期的基督教是截然不同的，至少我可以提出四点来示其区别：

一、古代及中古的基督教的特点：

（一）出世的承认现世是污浊的，盼望清净的来生。所以要求个人的超脱，拔救（PersonalSalvation）；因此不图肉体的快乐，只求精神的安舒。

（二）谦卑的讲无抵抗主义，不尚进取。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左脸，应转过右脸再给他打。”

凡事总尚谦卑，以为有公正万能的上帝为他们报复，所以说：“Vengeance is God.”

（三）反资本主义的《圣经》上最反对投资与放利，并不主张积资，以为财宝应当存在天上。近代西洋的经济主义当然不能与它同立了。

（四）反国家主义的或大同主义的——尤其是反帝国主义的保罗虽是威强的罗马人，但他不以此自傲，他在犹太人中，就作犹太人，在希利尼人中就作希利尼人。其他基督徒也常说：“我是世界的公民。”（I am a cosmopolitan.)就是在四福音书与使徒行传里也能找出许多关于大同主义的教义。

以上所说的四条都是宗教改革以前的基督教很显著的特色。可是自从经过宗教改革、文艺复兴、18世纪的国家主义、19世纪的工业革命，基督教已变成另一个东西了。与以前的基督教正正相反。

二、近代的基督教：

（一）入世的从前出世的思想现在已经改变。肉体的刻苦，一变而为讲求肉体的安舒，不仅是求精神的恬静就可满意的。所以青年会等等的组织要求德智体平行的发展。从前只求个人的解脱，现在却趋向于社会的服务了。

（二）进步的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欧战的时候，各国的主教及牧师差不多没有不为前线的将士祷告的。至于基督教徒的奔赴战场，更是当仁不让的。近来许多基督教的报章杂志多用进步奋斗这一类的名目，也是基督教改变的一个例证。（现在只有Quakers一班教徒比较的还颇守旧。）

（三）资本主义的除了英国的Morris这班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而外，其余都是资本主义者，而新教所带的资本彩色更加浓厚。日本富前德山说：“新教是资本主义的，是中等社会人民的，天主教却仍是平民的。”

（四）国家主义的欧战时各国的教士都为他本国祈祷，极可以证明他们爱国的热诚。即如近年来中国每次爱国运动，基督教徒从未有不争先恐后加入的。

总而言之，现在的基督教已经充分承认了现代文明，假如不是近代文明带了基督教的招牌，即是基督教容纳或利用近代文明的长点。基督教与近代文明已混合得不可分辨。除了各种医院学校及各种组织等，所余的不过信仰及仪式而已。

中国文化及基督教的历史的研究都是不可少的。世界上对宗教观念最薄弱的，就我所见，以中国人为第一。中国人虽然拜佛敬菩萨，那不过是一种交易，是大发彩票，绝非彻底的信仰。以一“无事不登三宝”、“僧道无缘”的民族，怎能惯于宗教的种种仪式呢？若必欲将宗教仪式供给中国人，又是在这种生活复杂的情况之下，那很使中国人作伪了。

据我的观察，将来基督教在中国民族中间的发展是很有限的。或者医院青年会等等组织，还有它们相当的位置，其余基督教的本身，则没有多少发达的可能了。在士大夫——智识阶级——一方面，因为中国自然主义同西洋科学思想的影响，所以对于宗教愈形冷淡，甚或加以抵抗。

我今日不过将历史的眼光及研究法略说一下，至于确实的答案我们现时不能预测，但我以为用历史的研究法是比较的可靠一些。

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26]

这篇讲演是要尝试解答一个最难解的中国之谜，就是中国停滞不进步这个谜。韦尔士先生在他的《世界史纲》里用最简明的话把这个谜写出来：

中国文明在公元七世纪已经到了顶点了，唐朝就是中国文明成就最高的时代；虽然它还能慢慢地、稳健地在安南传播，又传入柬埔寨，……从此以后一千年里，除了这样[些]地域的进展之外，使中国文明值得记入这部《史纲》的不多。

我要提出的解答就是实在不承认这个谜，绝对没有一个中国停止不动一千年之久，唐代的文明也绝不是中国文明成就最高的时代。历史家往往被唐代文化成就的灿烂迷了眼，因为那些成就与光荣的唐代以前不止四百五十年的长期纷乱和外族征服对照，当然大显得优胜。然而仔细研究整个的中国文化史，我们便容易相信七世纪的唐代文明绝不是一个顶点，而是好几个世纪的不断进步的开始。

首先，七世纪没有印刷的书籍。雕板印刷是九世纪开始的，而大规模的印书要到十世纪才有。第一批烧泥作的活字是十一世纪中发明的，用金属作的活字更晚，试想这些大发明使唐初的书和手抄本时代以来文明的一切方面发生了何等可惊的变化！

甚至唐代的艺术，虽然极受人赞美，也只是一个开始，而且若与宋朝和晚明的艺术作品相比，只能算是不成熟的艺术。我们尽管承认唐画的一切宗教感情和精细的技巧，却不能不承认后来中国绘画的成就，尤其是那些有诗人气味的、有理想主义气味的山水画家的成就，大大超过了唐代的艺术家。

在文学方面，唐代出了一些真正伟大的诗人和几个优美的散文作家。但是没有史诗，没有戏曲，没有长篇小说，这一切都要在唐代以后很久才发展起来。最早的伟大戏曲出现是十三世纪，伟大的长篇小说是十六十七世纪。抒情的歌、戏曲、短篇故事、长篇小说，这种种民间文学渐渐大量发展，构成中国近代文明最重要而有趣味的一章。

但是七世纪以后最大的进步还是在宗教和哲学的领域。

古中国的文明在基督纪元的最初七百年里，遭遇两个大危险——蛮族征服北部，佛教完全支配全国。北方的蛮族是渐渐被本土人民同化了，然而佛教始终是中国最有势力的宗教。男男女女抛弃家庭去做和尚、做尼姑；在古代各种族中大概是最有理性主义倾向的民族竟变得这样狂热，所以自残自虐成了风气。着了魔的和尚有时用布浇了油，裹住自己的手指、臂膀，甚至于整个身体，然后自己用火烧，作为对佛教的一位神的奉献。

但是中国的民族心理渐渐又恢复过来了，渐渐对佛教的支配起了反抗，中国的佛教徒开始抓到这个新宗教的基本教义而丢掉那些不要紧的东西。快到七世纪末，从广州出来的一位和尚建立了禅宗的叫作“南宗”的一派，发动了佛教的大革命。近代的研究指示我们，这在根本上是一个中国的运动，凡这个运动自称“直接天竺佛教正统”的话都是很少历史根据的，或者全没有历史根据的。禅宗在十世纪十一世纪实际上已经压倒了一切其他宗派，对于一切仪式主义、形式主义、文字主义都要反抗，告诉人得解救的途径只在我们本身之内。最要紧的事是懂得人的天然纯洁完全的真正本性。九世纪的伟大的禅宗和尚们不怕把佛像烧掉，把“十二部经”当作废纸。这个唯智主义的禅宗离大乘佛教之远，正等于乔治·福克司的宗教离中古基督教之远。历史家当然不能忽视这个长时期的“禅宗改革”（700～1100）。在这段改革里，佛教本身堕落到了最恶劣的喇嘛教种种形式。摩尼教、袄教、景教、基督教以及别的宗教也正侵入中国，而中国人的头脑坚决摆脱印度的大宗教，铺下了宋朝的本国世间哲学复兴的路。

唐朝有一件可注意的事，就是完全没有独创的学术和现世的思考。唐朝最有名的学者如韩愈、李翱，只是平庸不足道的思想家，但是四百年的禅宗训练终于能够产生一个辉煌的哲学思考的时代。

禅宗虽然是唯智主义的，在根本上还是神秘主义的、超现世的；禅宗的中心问题还是靠知识解放、使个人得救这个问题。就这方面说，禅宗对于从来不大注意个人得救问题的中国[人的]头脑还不十分相合。因此自宋朝以下新儒家哲学的复兴便是更进一步脱开中国佛教的神秘主义，把注意力重新用到人生与社会、国家的实在问题上。

哲学的第一阶段的结束是朱子（死1200）一派得了很高的地位。这一派虽然承认潜思默想的价值，还是倾向于着重由“格物”来扩张知识的重要性。第二阶段（1500～1700）又有王阳明（死1528）

学派的神秘主义的复活。阳明的唯心哲学在中国和日本都有很大的势力。这两个学派，虽然都是明白[地]反佛教，却从没有完全脱掉中古中国佛教时代传下来的“宗教性”的人生观，这个人生观往往还妨碍新儒家哲学的基本上是理性主义的趋向充分发达。

然而十七世纪又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十七十八世纪有第一等头脑的人抛开了宋、明的哲学思考，认为那都是武断的、无用的，而把他们的精力用在纯粹靠客观方法寻求真理上。因此，顾炎武（死1681），开创中国科学的音韵学的人，在他的关于古音的大著作里往往用一百个例来证明一个古音。

知识必须是客观的，理论必须以实证为根据的：这就是那个时代流行的精神。我们有理由把那个时代叫做“科学的”时代，不是因为有摸得到的征服自然的成就，而是因为有真正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浸透了那个时代的一切校勘学研究、历史研究。正是前朝的这种科学传统使我们至少有些人在近代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里能够感觉心安理得。

我想，我所说的话已经够表示中国在近一千年里不是停滞不进步了。我们很高兴而且诚心诚意地承认，中国在这些世纪里的成就比不上近代欧、美在近二百年里所做到的奇迹一般迅速的进步。种种新的条件，都是乐天知命的东方各民族所不曾经历过的条件，都要求迅速而激烈的变化，西方各民族也的确成就了这样的事业。我们正因为没有这样逼迫人的需要，所以多少养成了不可破的乐天知命的习惯，总是用优闲得多的方法应付我们的问题。我们有时甚至于会认为近代欧洲走得太快了，大概正仿佛一个英国人往往藐视近代美国人，觉得他们过分匆忙。

然而这种差别只是程度的差别，不是种类的差别。而且，如果我所提出的历史事实都是真实的——我相信都是真实的——我们便还有希望，便不必灰心。一个民族曾证明它自己能够在人生与文明一切基本方面应付自己的问题，缓慢而稳健地求得自己的解决，也许还可以证明它在一个新文明、新训练之下不是一个不够格的学生。因为，用一个英国大诗人的话来说：

我们是大地的古[主]人，正当着时代的清晨。

于是睡着，于是又觉醒，经历新奇、灿烂、光辉的年岁，我们会采取吸收变化的花朵和精髓。

文化史上的山东[27]

Ⅰ.齐文化：原有的东部民族的文化。（天、地、日、月、阴、阳、四时、兵。）

八神将的宗教，——“阴阳”的起原。

“天齐”（天主），“齐”之所以为齐，以“天齐”也。

“太公”的传说。

Ⅱ.鲁文化：西来的文化。

1.“周公”——是一个东征总司令；鲁公继续其东征的事业，拓地直到山东西部。

2.“周礼尽在鲁矣。”——这话的解释是：“凡一种文化在其母国的保守性，远不如在其殖民地的保守性之大。在母国则缺乏自觉性，故随时变化而不自觉；在异地则因与他文化的接触，自觉心发达了，容易兢兢自守。”（比较东罗马帝国之保守性与西罗马帝国旧域内之文化骤变以至宗教革命。）

鲁国负着宣传本部文化的责任，在那东夷文化的包围圈里，遂成为一个自觉的文化中心，把西来的文化尊重保守。这是“周礼尽在鲁”的意义。

3.鲁文化在孔子以前已是很发达的，如《左传》所记叔孙豹说的“三不朽”，可证当日思想家已很高明；同一节里说臧文仲其人虽没[殁]，其言不朽，又可见鲁国当时已有很出名的思想家与著作家（？）了。此皆在孔子以前。

Ⅲ.鲁学：

（1）孔子。孔子是“殷人”，奉的是殷商民族的祖先教；但他又认“鲁国”是“父母之邦”，他受鲁文化的影响也极大。孔学是这两种文化结婚的产儿。①从那周鲁文化里，他得着了对历史文化的了解，承认文献的“史的价值”，遂给中国人开辟一个富于历史观念的学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周盛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周因于殷礼，殷因于夏礼。——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②从他那个殷人的血统关系上，他不知不觉地输入了殷民族的祖先宗教，在形式部分则有丧葬祭祀等等，在思想部分则有“孝”的宗教。（傅孟真说，三年之丧是殷礼。古书上的两件引证，武丁、孝己，都是殷人。而《孟子》记滕人说“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尤可见此非鲁礼。）孔学所以盛行，一因孔子授徒甚众；二因孔门研究古文献，操教育上的重要工具；三因孔学是一种“左倾的中派”，一面重视历史的文化，而一面又有怀疑与革新的精神，故能得多数人的信仰。（老为左派，墨为右派。）

（2）鲁文学。中国古代散文之成立，虽然不全靠鲁国，但鲁语实在最有势力，因为《论语》、《檀弓》、《孟子》一系的散文，平易通顺，遂成为纯粹散文的正宗。（《老子》还是韵文居多）有韵的文学自然以“三百篇”为老祖宗，而“三百篇”的提倡，似乎也是孔子的功劳。（诗三百；诵诗三百；小子，何莫学夫诗？不学诗，无以言。）

从这个伟大的鲁学里，我们得着我们的儒教与儒学。

Ⅳ.齐学：但是鲁学太朴实了，脱不了那内地农业国家村学究的气味，不能鼓动人类的好奇心与想像力。譬如白菜、豆腐，虽然可以充饥，究竟不能叫人满足。于是有更伟大的齐学出来，势力比鲁学比[更]大，内容比鲁学更光怪陆离。这也是山东的产物。

齐国滨海，日日与海上的生活接触，故富于想像力，敢于说大话，人人能说一些“海外奇谭”，故齐人有说大话的风气。庄子说“齐谐志怪”，孟子有“齐东野人之语”。大概齐人说荒诞的大话，是当时各国人所共知的。说大话的齐人，便产生了三大派说大话的思想。

（1）阴阳家：当齐威、宣王的时代，各国的君主卿相都提倡招集宾客，而齐国的财富更可以招徕天下的浪人策士。于是有所谓“稷下先生”的时代。这里面出来了一个怪物，叫做驺衍，他著了十几万字的书，现在流传的不满二百个字，但他的势力却笼罩了全中国二千多年，至今不衰！

驺衍发明了一个方法，叫做“类推”法。“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他的方法，只是从小推到大，从今推到古。

从“横”的方面说，便是地理，他说中国不过是全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从中国推到小九州，更推到大九州。

从“纵”的方面说，便是历史，他从今日推到黄帝，更推到天地未生时。这无穷长的历史，不是胡乱瞎碰出来的，其中有个一定的线索，有一个始终循环的定律，叫做“五德终始说”。

土（黄帝）——→木（夏）——→金（商）——→火（周）——→水五行终始，阴阳消息，可以解释一切历史的演变。你说他迷信，他说这不是迷信超自然的，这正是自然论。五行阴阳却是自然界的原质原力，消息终始都是自然界的现状，正不用什么鬼神主宰。你说他不迷信，他却把一切古今灾祥制度都归纳在这里面。

五行与阴阳两组的概念，可以解释人身的五脏百病，可以谈医药，可以算命，可以占梦，可以谈兵，可以论音乐，可以说天文，可以说明历史，可以笼罩政治盛衰，可以说明一切的一切。

驺子之说一出，轰动了全中国的思想界。《史记》说他到处受君主的欢迎。这一个学派，历史上称为“阴阳家”。

阴阳家的开山大师：

驺衍49卷（又56卷，等于[105]卷）之外，有驺奭（12卷），有公寘生（14卷），有周伯（11卷），这都是齐人。故阴阳家是齐学。

驺衍之后，一百年间，阴阳家的思想已流行很远。秦始皇的丞相吕不韦招集宾客编纂《吕氏春秋》，便把“月令”来做“十二览”[28]的总纲；还有《应同篇》，便完全采用了“五德终始”的学说。不久，秦始皇削平六国，建立秦帝国，便采用五德终始之说，定秦为水德。后来汉帝国成立，张苍主张汉仍为水德，公孙臣等主张汉为土德，后来又有人主张汉为火德。

《月令》本是阴阳家的“分月施政大纲”，——一种政治月份牌。但杂家的《吕览》收了他，道家的《淮南子》收了他，儒家的《小戴礼记》收了他，《逸周书》也收了他，久而久之，人[们]就以为这是周公的著作了。

（2）神仙家：齐国滨海，飘海的人带来了许多海外奇谭，海上的居人也造出了许多海外的神仙传说。海上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之说便起于燕齐海上的方士。齐威[王]、宣[王]、燕昭王，都曾派遣方士人海求神仙。于是燕齐之间起了一种学派，叫做“方仙道”。方是药方之“方”，包括求神、祠神仙、炼金丹等等。

秦始皇时代，齐人徐巿（福）等把秦始皇哄的溜溜转，大发船只，装了几千童男女，出海去求神仙。

汉武帝时代，海上方士来上条陈请祠神求仙的，竟有万人之多！其时最得宠任的著名方士，如李少君、缪忌（济阴人）、少翁、栾大、公孙卿，都是齐人。故神仙家是齐学。

（3）黄老之学（道家）。古无道家之名，也无“黄老”之学。“道家”之名始见于《史记》。

“黄老”之名也起于《史记》。什么时候才有老子和皇帝拜把子、认通家呢？我可以对诸位说：黄帝是山东人造出来的，“黄老之学”也是山东人造出来的。“黄帝”不过是传说里的一个古帝王，事实既不可靠，那有著作可说？然而如今《汉书·艺文志》里明明[记]载着黄帝名下约五百八十篇书，其中[有]：

道家有98

阴阳家有20

兵家阴阳有49（内有33为黄帝臣）

神仙有61

五行有130

医经有55

经方有30

房中有20

天文有33

历谱有33

占梦有11

小说有40

共12家580篇

黄帝一个人名下有五八〇篇书，真是天文医学、阴阳五行、占梦行兵，无所不晓，岂不阔哉！阔哉！

原来齐学的大师驺衍造出历史哲学，每事必“先序今，以上至黄帝”，于是黄帝成为一个绝重要的人物。五行终始论用黄帝的土德开始，这是阴阳家的黄帝。

神仙家跟着如法炮制，也造出六十一卷黄帝的神仙道，于是黄帝又成了神仙家的祖师。

风气既开，你也代黄帝立言，他也代黄帝著书，于是黄帝便成了诸葛亮借箭用的草人了，十万支箭，箭箭射在草人上。人人做假书，部部书都挂在黄帝的账上。医生也来捧黄帝做老祖师，讲房中术的也要拥护黄帝做发起人，算命的、占梦的、讲天文的也都抢着叫黄帝做祖宗。就同现在一样，什么东西都得硬扯上一块“三民主义”的招牌，才够得上时髦。

这时候，山东境内，在现在的胶济铁路线上，胶西高密一带，有一班老先生，大都是亡国遗民，不肯老着脸去替秦始皇求神仙、看星气。他们躲在这海边上，关起门来研究老子，讲讲什么“自然”，什么“无为”。他们却也挡不住时代的潮流，觉得单谈老子是不够作宣传的了。有意的或无意的，他们也只好请出黄帝来，放在老子的上面；又造出了许多黄帝的道书，《艺文志》里便有七十八篇之多。

这样先把黄帝变成一个老子信徒，然后请他和老子合伙开一个“黄老合资无限公司”，于是老子之学便成了“黄老之学”了！

我这段话，有什么证据呢？

《史记·乐毅传》的末尾记着黄老之学的传法表，最可注意：

河上老人安期生毛翕公盖公（胶西）

安期生是齐东野人神话里的神仙，这可证这一系起于齐人。乐瑕、乐巨都是秦始皇时人；盖公活到汉初，做了曹参相国的老师。时代不出几十年，地域不出于高密、胶西一带。这不可证实黄老之学是齐人创造出来的吗？

一班江北老（屠狗的、卖缯的、吹箫送葬的）打平了天下，建立了第二帝国，却不知道怎样去安定它。最讨厌的是汉高祖的一班无赖朋友，平时杀人放火惯了，于今做了开国功臣，也还忘不了他们的老习惯，往往在宫殿上喝醉了酒，拔剑斫柱，大叫大骂。皇帝有什么法子收拾他们？杀吗？杀不了那么多。于是山东的叔孙通出来，请了一班山东儒生，制定朝仪，叫皇帝说“吾今日才知皇帝之贵也！”

汉代的开国第一名将曹参做了齐相国，打听得胶西有个哲学家盖公，请他来教导他怎样治齐国。

盖公教他清静无为，齐国遂大治。后来曹参召回去做汉帝国的丞相，也用无为的方法。这一段故事打开了西汉七十年的无为政治，奠定了两汉四百年的基础。

汉武帝起来，想发奋有为，大抬儒生方士，尊崇孔子，罢黜百家。但他请来的儒生已不是纯粹鲁学了。最大的儒者董仲舒便推阴阳，谈灾异，名为儒生，其实已完全变成了阴阳家。这时候的鲁学已渐渐“齐学化”了。一部《汉书·五行志》，便是挂了儒教招牌的齐学。我们看董仲舒站在城楼上，依着阴阳五行的原则去求雨止雨，不免要叹口气，承认鲁学完全被齐学征服了。

孔子曾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位大圣人预料错了。历史上的事实全和这预言相反。

事实是：鲁一变至于齐，齐一变至于道。这就是说，齐鲁儒生一变而为燕齐[方士]才是。燕齐方士一变而为后世的“道士”了。

但无论是鲁是齐，左右都是山东。支配中国二千多年的文化的，简单地说来，只有儒、释、道三大宗教。佛教来自印度，但鲁学的儒、齐学的道，都来自山东。山东人支配了中国二千多年，阔哉！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夜青岛

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29]

——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近年来我曾刊印数篇讨论中国和日本现代化运动的文章。今日我仅是将我这些年来对这个烦人的问题所写的思考，作一简括的重述。

一

最先我们要对这个问题所特别引起我们好奇的两方面来研究。一般说来，这问题最烦人的第一方面，为什么在日本现代化运动很成功，而为什么在中国却不成功呢？

但是近年来这一方面的问题却大有变化。经过一世纪的犹豫和抗拒后，中国终于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在物质方面，中国仍然不够西化；但是对于人生观和人生意识，却完全是现代化了。换句话说，日本七十年的迅速现代化之后，却突然发现其国民生活的基本方面并没有改变。最同情日本的艾伦（G.C.Allen）教授和《转变中的日本》一书的作者艾弥儿·李特勒教授和艾蜜·李特勒·塞特勒（Pro.EmilLedererand Emy Lederer Seidler）均指出日本虽在物质方面有长足的进步，可是却仍保留其传统的精神和习惯，又说那是因为日本古老传统已达到一成不变完善的形式。

总而言之，最近所产生的问题和前述的问题恰巧相反。问题变成为中国为什么终于推翻其古老的文化和达成中国的文化复兴，而日本在七十年现代化后却仍无法抛弃其古老习俗的坚实的核心。这是上述问题的第二方面。

这个问题的第一方面的解答有赖于第二方面的解释，反之亦然。

二

这个问题的第一方面疑难之点是：为什么日本的现代化成功了，而中国却失败了。于一九三三年，我曾想法解答这个疑难之点。当时我提供的解释：中日文化界对于现代化的反应截然不同。我描写日本的现代化是在一个中央集权的控制下实施的，特别是由于一个统治日本封建的军国主义阶级所促成的。从这个阶级产生了几个维新的领袖。他们不但决定要改变什么，决定不改变什么，而且还拥有实现该等决定的政治权力。我又在另一方面指出中国缺少这样一个统治阶级，而且中国社会组织系完全民主化的，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只能走一条又缓慢又费力的路。中国走这条文化变化的路，是经由思想和实际的逐渐普及渗透和逐渐同化而达到的。首先往往是几个人发动，慢慢赢得信从的人，最后大家相信这些新东西是合理的、方便的，或有效的，终而普及和同化的。

日本式的现代化运动之优点是有秩序的、经济的、继续的、安定和有效的。但我也看出其不利之点来。日本为保护其传统的精神和对人民控制的严密，所以采用军事外壳来防止新文化侵入到日本传统的中古文化里面去。固然日本所保存的传统文化有很美丽的地方，有些地方还具有永恒的价值；但是也有一些原始的和孕育着火山爆发性的危险所在。

中国式的逐渐普及和同化的文化变化不利之点很多，因为这种变化是缓慢的、零落的，并且往往是浪费精力的。

但是中国式的变化也有其不可否认的优点。因为从口红到文学革命，从鞋子到推翻帝制，都是自愿的。广义的说，都是经过“推理”的结果。中国并不需要特别保守什么以免为西方文化所侵入。也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阶级坚主保守什么制度，以免为外来文化所感染。简而言之，这种缓慢长久的文化变化过程往往有基本和永久改变的结果的。

三

上述的理论能解释上述疑难问题的四个方面吗？可以解释日本何以迅速西化仍保存中古的传统吗？可以解释中国西化的失败，其后又渐成功吗？我不但认为可以，而且认为这是唯一可以满意解答这些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四方面问题。

按照我的理论，早期和迅速的明治维新是一个统治阶级有效的领导和有力的控制所促成的。这个统治阶级恰巧就是最渴望采用西方战术和军械的军国主义阶级。李德勒教授曾指出说：“在这个早期阶级简直预料不到第一个步骤会不可避免的引至第二个步骤。”他又说：“既然一个现代国家需要变成为工业化之后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军备的国家，所以日本必须要朝那方向发展。但是工业和其他各种生产又有经济上的相互关系，所以工业也意味着其他与进行战争并无重大关系的工业部门的发展。

与军国主义一样无法仅限于其本身发展的是工业的工艺系统，此种工艺系统也深远的牵连到社会制度。”日本的西化也就是李德勒教授所称为“军国主义的工业制度”。

所有欧洲以外的国家学习欧洲文化中的军事方面最成功的是日本，并且日本是在其他非欧[洲的]国家学习这方面的文化失败时单独成功的一国。主要的解释是其他非欧[洲]的国家不像日本有一个统治全国达一千四百年之久的军国主义阶级来主其事。

但是，这个军国主义的阶级却并非是一个开明和[的？]知识阶级，其领袖勇敢、实际、爱国，有时还表现出一点政治家的风度，但是他们对远景和新文化的了解很有限。他们如小泉八云所说的，是认为西方军械力量可构成一道防线，保护日本德川时代的传统价值免于受到损害和改变。

对日本和全世界都是不幸的是：日本对俄国和中国的军事胜利正是这些短视的领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结果这个不断在改变的世界所产生的新思想与实际情形无法打进日本中古时代的传统文化里去。利用现代严格控制的教育、宣传和新闻检查，和利用特殊属于日本对天皇崇拜的教育，加强了统治和孤立日本两百五十年德川幕府中古文化的坚实不破。使日本工业化和军事化，并且使日本传统更加坚固的，就是这个中央集权的领导和控制。

同样的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中国西化的失败，就是由于中国缺少使日本西化成功的因素。中国领袖也像日本一样希望采用西方的坚兵利炮和工业系统。他的口号是“富强”。但是中国既没有军国主义的传统，也没有一个有效的执政阶级来领导这个庞大的事业。中国在二十一个世纪以前就脱离了封建制度；社会制度变成完全民主化。所有政府的政策、宗教、哲学、文学和社会的习俗，全都反对黩武主义，并轻视武人。所以在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九年的中国新海陆军就注定失败的命运。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海军全灭后，一切用以支持海军的新工业，如船坞、商船和政府经营的钢铁工业，都逐渐变成毫无发展。一八九八年维新运动和一九〇〇年的“拳乱”，使满清政府和朝代失去人民的信任。从那个时候起，中国主要的努力[是]摧毁那个无知和反动的中心——帝制和其他附属制度——并建立一个政治权力和领导的新中心。

因此，日本在其封建军国主义阶级领导下的西化运动最先成功时，中国却需花费三、四十年来推翻帝制，然后来击败新兴起的军国主义者。大家认为要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其先决条件就是达成政治革命。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的革命，终于推翻帝制，驱走满清。这个政治革命从任何一方面来看都可说是社会和文化的解放。在一个没有统治阶级的国家，推翻帝制等于毁坏了社会与文化，改变由中央集权化统筹办理的可能性。但是也创造了一种自由接触、自由批判、自由评价、自由主张和志愿接受的气氛。

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这种自由气氛的自然结果。这种气氛也促成了各种文化改革的实现，结果中国达成了社会、政治、文化和宗教等生活的现代化，比所谓“现代日本”在这些方面达成更深远的改革。

时间只准许我引述一个重大和基本的事实为例来说明，那就是中国文化改革的性质。前面所述的自由和不必畏惧的批判精神，是中国领袖所用以研究和审查其自己的政治、历史和宗教制度的精神。

最近四十年，许多懂得以批评的眼光来了解中国传统的东西，并且勇敢和无情的批评中国弱点的人，如梁启超、蔡元培、吴敬恒、陈独秀等，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中国的传统并不是神圣的、全不可以加以移易或批评的东西，甚至孔子、老子、佛教、朱熹、帝制、家庭、宗教，都不是不能置评的东西。就是以这种准许批评和不畏刑责的态度和精神来说，中国之现代化已经超过日本。

四

假如这篇讲辞有什么值得向在座博学之士贡献的寓意，那就是接触和选择乃是文化改革和传播的最主要的条件。凡是两个文化相接触之后，人民自然的倾向（自然律）乃是向对方学习自己所缺少和不如人的地方。

如果这种自由被剥夺了，如果人为的把整个文化或者某一个特别宝贵的那几方面加以孤立和予以特别保护，那这个文化就成为古老习俗坚实的核心，缺乏辩证和充沛精力的现象。这就是现代日本的现象。

所以，日本一直保持其古老传统并不是一件神秘的事。但是，假如说日本文化能够达成完善形式所以一成不变，也是不对的。譬如说，男女衣帽的式样比较起来，男的总不像女的变化之快，我们能说男人的衣帽已达到完善的形式吗？又譬如说，席地而坐，在中国废弃已久，以至于历史家至今还难于断定中国最先使用桌椅的时间，而日本至今还是席地而坐，我们可以说这个习俗已达到完善的地步而无法改变吗？

可是，假如说日本人的了解力是天生笨拙和对其生活是保守的，所以学不到现代文化的精神，也仍然是不对的。缺乏了解力绝不会阻止一个民族接受新流行的东西。日本接受佛教时，或许很不了解佛教教派的学说。（当然，中国在佛教之传入时，仍然不懂其教义。）而且，一个民族总可以学习。

欧洲某观察家曾说日本在十七世纪根本不懂数学，尤其是艰深的部分。但是我们知道，有些日本人可以成为很好的数学家。

至于日本人的保守性，我们看他们从前和朝鲜、中国和欧洲接触时的摹仿，可以证明日本人是相反的，绝不是保守的。他们向外国学到一切东西，甚至社会、政治和宗教制度，都不例外。山森在提到耶稣会在日本传教成功时说：

虽然有些人热烈、且不畏艰险的真正皈依天主，可是吾人不得不有个想法：一般信教者之皈依天主仅是因为想摹仿外人的一切习俗，包括宗教在内，是日本全国时尚的现象。吾人所获悉的是日本许多非基督徒也买念珠和十字架，甚至丰臣秀吉本人也买的。穿外国衣服和念几句拉丁祷告辞，当时也成为一件时尚的事。

所以我不得不下这样一个结论：说自由的因素有一天会像打破中国传统一样，打破日本古老习俗坚实的核心。

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30]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发表出来的是《眼前文化的趋向》，后来我想了想恐怕要把题目修改几个字，这题目叫做“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有他的自然的趋向，也有他理想的方向，依着自然趋向，世界文化，在我们看起来，渐渐朝混合统一的方向，但是这统一混合自然的趋向当中，也可以看出共同理想的目标，现在我先谈谈自然的统一趋向：

自从轮船与火车出来之后，世界上的距离一天天缩短，地球一天天缩小，人类一天天接近，七十年前，有一部小说叫做《八十天环游全世界》，这还是一种理想。诸位还记得，今年六月里，十九位美国报界领袖，坐了一只新造飞机，六月十七日从纽约起飞，绕了全球一周，六月三十日飞回纽约，在路共计十三天，飞了两万一千四百二十四英里，而在飞行的时间不过一百点钟，等于四天零几点钟，更重要的，是传播消息，传播新闻，传播语言文字传统思想工具。电报的发明是第一步，海底电线的成功是第二步，电话的发明是第三步，无线电报与无线电话的成功是第四步。

有了无线电报无线电话高山也挡不住消息，大海也隔不断新闻，战争炮火也截不断消息的流通。

我们从前看过《封神榜》小说，诸位总记得“千里眼、顺风耳”的故事。现在北平可以和南京通电话，上海可以同纽约通电话。人同人可以隔着太平洋谈话谈天，可以和六大洲通电报，人类的交通已远超过小说里面的“千里眼，顺风耳”的神话世界了！人类进步到了这个地步，文化的接触，文化的交换，文化的打通混合，就更有机会了。就更有可能了。

所以我们说，一百四十年的轮船，一百二十年的火车，一百年的电报，五十年的汽车，四十年的飞机，三十年的无线电报，——这些重要的交通工具，在区区一百年之内，把地面更缩小了，把种种自然的阻隔物都打破了，使各地的货物可以流通，使东西南北的人可以往来交通。使各色各样的风俗习惯，信仰思想，都可以彼此接触，彼此了解，彼此交换。这一百多年，民族交通，文化交流的结果，已经渐渐的造成了一种混同的世界文化。

以我们中国来说，无论在都市，在乡村，都免不了这个世界文化的影响。电灯，电话，自来水，公路上的汽车，铁路上的火车，电报，无线电广播，电影，空中飞来飞去的飞机，这都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不用说了，纸烟卷里的烟草，机器织的布，机器织的毛巾，记算时间的钟表，也都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甚至于我们人人家里自己园地的大豆，老玉米，也都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大豆是中国的土产，现在已成为世界上最有用的一种植物了。老玉米是美洲的土产，在四五百年当中，传遍了全世界，久已成为全世界公用品，很少人知道他是从北美来的。

反过来看，在世界别的角落里，在欧洲美洲的都市与乡村里，我们也可以随地看见许多中国的东西变成了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的磁器，中国的铜器，中国画，中国雕刻，中国刻丝，中国刺绣，是随地可以看见的，人人喝的茶叶是中国去的，橘子、菊花是中国去的，桐油是全世界工业必不可少的，中国春天最早开的迎春花，现在已成为了西方都市与乡村最常见的花了，西方女人最喜欢的白茶花，栀子花，都是中国去的，西方家园里，公园里，我们常看见的藤萝花，芍药花，丁香花，玉兰花，也都是中国去的。

文化的交流，文化的交通，都是自由挑选的，这里面有一个大原则，就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释成白话是“我要什么，我挑什么来，他要什么，他挑什么去”。老玉米现在传遍世界，难道是洋枪大炮逼我们种的么。桐油，茶叶，传遍了世界，也不是洋枪大炮来抢去的，小的小到一朵花一个豆，大的大到经济政治学术思想都逃不了这个文化自由选择、自由流通的大趋向。

三四百年的世界交通，使各色各样的文化有个互相接近的机会，互相接近了，才可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才可以自由挑选，自由采用。

今日的世界文化就是这样自然的形成，这是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要说的第二句话是“眼前的世界文化”。在刚才说过的自由挑选的自然趋向之下，还可以看出几个共同的大趋向，有几个共同的理想目标，这几个理想的目标是世界上许多圣人提倡的，鼓吹的。

几个改造世界的大方向，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几百年的宣传，现在差不多成了文明国家共同努力的目标了。到现在是有那些世界文化共同的理想目标呢，总括起来共有三个：

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

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生活的程度。

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的独立的人格。

先说第一个理想用科学的成果来增进人生的幸福减除人生的痛苦。

这个世界文化的最重要成分是三四百年的科学成绩。有些悲观的人，看了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看了最近几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常常说，科学是杀人的利器，是毁灭世界文化的大魔王。他们看了两个原子弹毁灭了日本两个大城市，杀了几十万人，他们就想像将来的世界大战一定要把整个世界文明都毁灭完了，所以他们害怕科学，咒骂科学。这种议论是错误的。在一个大战争的时期，为了国家的生存，为了保存人类文明，为了缩短战争，科学不能不尽他的最大努力，发明有力量的武器，如第二次大战争里双方发明的种种可怕武器。但这种战时工作，不是科学的经常工作，更不是科学的本意，利学的正常使命是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才智来求真理，求自然界的定律，要使人类能够利用这种真理这种定律来管理自然界种种事物力量，譬如叫电气给我们赶车，叫电波给我们送信，这才是科学的本分，这才是利用科学的成果来增进人生的幸福。

这几百年来的科学成绩，却是朝着这个方向做去的，无数聪明才智的人，抱着求真理的大决心，终身埋头在科学实验室里，一点一滴的研究，一步一步的进步，几百年继续不断的努力，发明了无数新事实，新理论，新定律，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一个科学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人类的病痛减少了，人类的传染病在文明国家里差不多没有了，平均寿命延长了几十年。科学的成果应用到工业技术上造出了种种替代人工的机器，使人们可以减轻工作的劳力，增加工作的效能，使人们可以享受无数机械的奴隶服侍。总而言之：科学文明的结果使人类痛苦减除，寿命延长，增加生产，提高生活。

因为科学可以减除人类的痛苦，提高人生的幸福，所以现代世界文化的第一个理想目标是充分发展科学，充分利用科学，充分利用科学的成果来改善人们的生活。近世科学虽然是欧洲产生的，但在最近三十年中，科学的领导地位，已经渐渐地从欧洲转到美国了。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是世界公有的，只要有人努力，总可以有成绩，所以新起来的国家如日本，如苏联，如印度，如中国，有一分的努力就可以有一分的科学成绩，我希望我们在世界文化上有这种成分。其次谈到第二个理想标准，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生活程度。

我特别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一个名词，因为我要避掉“社会主义”一类的名词。“社会化的经济制度”就是要顾到社会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经济制度。最近几十年的世界历史有一个很明显的方向，就是无论在社会主义的国家，或在资本主义的国家，财产权已经不是私人的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切经济制度的基本条件。美国英国号称资本主义的国家，但他们都有级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前四年的英国所得税，每年收入在一万镑的人，要抽百分之八十，而每年收入在二百五十镑以下的人，只抽百分之三的所得税。同年美国所得税率，单身人（没有结婚的）每年收入一千元的，只抽一百零七元；每年收入一百万元的，要抽八十九万九千五百元，等于百分之九十的所得税。这样的经济制度，一方面并不废除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一方面节制资本。征收级进的所得税，供给全国的用度，同时还可以缩短贫富的距离。这样的经济制度可以称为“社会化的”。此外，如保障劳工组织，规定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用国家收入来救济失业者，这都是“社会化”的立法。英国民族在各地建立的自治新国家，如澳洲，如纽西兰，近年来都是工党当国，都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立法。英国本身最近在工党执政之下，也是更明显的推行经济制度的社会化。美国在罗斯福总统的十三年的“新法”政治之下，也推行了许多“社会化”的经济政策。至于北欧西欧的许多民主国家，如瑞典，丹麦，挪威，都是很早就在实行各种社会化的立法的国家。

这种很明显的经济制度的社会化，是世界文化的第二个共同的理想目标。我们中国本来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我们更应该朝这个方面多多的努力，才可以在经济世界文化上占一个地位。

最后，世界文化还有第三个共同的理想目标，就是民主的政治制度。

有些人听了我这句话，也许要笑我说错了，他们说最近三十年来，民主政治已不时髦了，时髦的政治制度是一个代表劳农阶级的少数党专政，铲除一切反对党，用强力来统治大多数的人民。个人的自由是资本主义的遗产，是用不着的。阶级应该有自由，个人应该牺牲自由，以谋阶级的自由。这一派的理论在眼前的世界里，代表一个很有力的大集团。而胡适之偏要说民主政治是文化的一个共同的理想目标，这不是大错了吗？

我不承认这种批评是对的。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就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自由大潮流，大方向。

俄国的大革命，在经济方面要争取劳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可是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一个人的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