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投身于实际革命运动，首先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在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很快得到提高，工人运动开始出现蓬勃兴起的局面。从1922年初开始，到湘赣边区秋收起义爆发，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在江西的斗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安源工人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夺目的一页。无论是其斗争形式、内容还是产生的社会影响都是历史性的，在中国早期的工运史上独树一帜，奠定了安源在中国工人运动中的摇篮地位。
第一节 中国工人运动摇篮的形成
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上海、武汉、广东、湖南、直隶等省市和航运、铁路、采矿等行业相继爆发工人的罢工斗争。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了以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的第一次高潮，前后持续时间达13个月之久。在此期间，爆发的罢工斗争达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万以上。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锻炼了工人阶级队伍，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领导，加强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5月上旬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的盛会。到会代表来自12个城市，共173人，代表着110多个工会和34万有组织的工人。大会总结以往工人运动的经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把反帝反封建作为工人运动的基本目标。大会讨论并通过《八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和《惩戒工界虎伥案》等十项决议案，并公开发表《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宣言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遭受痛苦的根源，指出摆脱痛苦的道路，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削平行帮，消除隔阂，不分地域，不分党派，不分男女老少，联合成一个阶级战线，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大会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会的总通讯机关，并负责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党的二大对工人运动给予密切关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要求：各地党组织集中力量组织产业工人工会，如铁路、海员、五金、纺织工会等；工会工作必须把工人阶级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工会应该为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而努力；同时还必须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党的二大后，工人运动继续高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爆发的。
一、二十世纪初安源的社会状况
萍乡县位于江西省西部，东靠宜春县、安福县，南邻莲花县和湖南攸县，西接湖南省醴陵县，北连湖南省浏阳县。1916年，全县总人口为59万。19世纪末以前的萍乡生产力低下，经济发展落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业和手工业是萍乡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除从事农作外，农民还兼营小煤窑、石灰、陶瓷、造纸、鞭炮、夏布等开采业和手工业。清代中期，萍乡发现了较多的煤矿，各地小煤窑开始兴盛起来，聚集了一定数量的采煤工。清朝光绪年间，安源的商办小煤井增至300多个，这些煤井已经具备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9世纪末，从安源创办萍乡煤矿开始，当地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新的变化。
安源位于萍乡中部，毗邻湖南，历史上有“吴楚咽喉、赣湘通衢”之称。这里的百姓就是靠挖煤为生，据记载，明末清初开挖的土井就有260多个。19世纪末，晚清的官僚买办兴办起机械开采工矿企业，这里成为全国重要的煤炭产区。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创建了大冶铁矿；1896年，由洋务派盛宣怀督办汉阳铁厂，为解决炼铁所需焦炭问题，勘查到安源周围九十华里煤藏量丰富。1898年4月，萍乡煤矿局成立，清政府在此投资白银百万两，兴办了大规模的机械开采矿区。由于安源地处穷乡僻壤，交通闭塞，与外界的交通只有水路，所产煤炭往往难以及时运出。1899年到1905年间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分段修建了长达90公里的株萍铁路。
1908年，盛宣怀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矿企业之一。1914年，汉冶萍公司改为完全的商办，萍乡煤矿也进行了改组和改革，整个企业仍然被盛氏买办集团把持，他们将企业的资产作为抵押，向帝国主义大借外债。帝国主义对安源煤矿的控制就是通过与中国的买办阶级和当地的封建势力相互勾结，构成三位一体的上层统治而实现的。建矿初期所生产的财富，绝大部分流入了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的口袋。
从1899年开始，德国和日本相继控制安源煤矿。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在安源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在此初步发展起来。为了掠夺和榨取，帝国主义与官僚买办、地方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建立了一套军警严密的统治机构。萍乡矿务局有下辖的矿警队、法庭、监狱，赣西镇守使署和专员公署驻有一个团或一个旅的军队。开矿之初成立的巡警处有巡警300人，到1916年，改为矿警局，巡警最多时达到900人。萍乡煤矿从成立开始，就由德国人赖伦担任矿师，并陆续聘用德国人分别担任各工作处总监、监工、医师和会计等，“在矿局任职的德国人，1912年达25人，稍后有增加到30多人”[10]。他们在萍乡煤矿肆意虐待工人，为所欲为。“自矿长以至于各下级职员及工头管班等，无不可以殴打工人，工人对于彼等之无理命令，亦莫敢稍有违抗。工人稍不如意者，即滥用私刑，如跪火炉、背铁球，带篾枷、抽马鞭、跪壁块等，或送警拘留蛮加拷打。”[11]面对这样的严密控制和毫无人性的虐待，广大煤矿工人没有半点自由，过着牛马般的生活。
20世纪初，萍乡的农业生产方式，仍然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除个别地主自行雇工经营外，一般把土地分成若干小块租佃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农民租地耕种，还要缴纳苛捐杂税。1901年到1911年，萍乡全县的田赋征税有地丁（土地税和人头税）、南米（供应南方驻防官兵的军粮）。广大农民在重租的盘剥下，一年到头所剩无几，迫于生计农民只有向地主、富农借钱借谷度日。安源石塘冲17户人家有6户被逼得卖儿卖女。
萍乡煤矿从1898年开办以来，进行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1907年整个煤矿由土法开采变成西法机器生产，成为中国最早采用机器生产、运输、洗煤、炼焦的煤矿之一，进入当时“中国十大厂矿”行列。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国际市场对煤炭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萍乡煤矿的原煤年产量达到90多万吨，焦炭年产量达到20多万吨。1916年和1917年，煤炭产量连续达到95万吨左右。一战结束后，由于企业具有封建性和买办性，受制于外国资本，管理办法落后，导致企业内部管理混乱而引发贪污盛行，汉冶萍公司开始走下坡路。
随着萍乡煤矿的开办和株萍铁路的修建，近代产业工人阶级在安源诞生和崛起。由于商井被兼并，原来不少在安源矿区各商井做工的工人转到矿上做工，大批附近各县来安源谋生的劳苦群众，都陆续加入了路矿工人的行列。据不完全统计，萍乡煤矿雇佣工人一万二千余人，株萍路局工人一千一百余人。路矿两局工人大约一万三千人。此外，安源矿区常有失业工人四五千人，以临时性工作为生。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萍乡籍学生张国焘、罗运磷等人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给家乡的父老乡亲邮寄进步刊物，宣传科学与民主，反帝反封建的风潮迅速席卷江西。帝国主义不断给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取缔学生爱国运动。江西军阀陈光远按照北洋军阀的旨意，封闭“南昌学生联合会”，解散学生宣传队，禁止学生上街演讲，派出武装军警包围各学校，镇压南昌爱国学生运动。萍乡中学是萍乡最早传播和声援五四运动的地方，他们集会演讲，罢课游行，散发传单，排演节目，反对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动员各界民众起来拯救国家。五四运动激发了萍乡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不少学生投笔从戎或外出求学，如萍乡中学彭树敏等十名学生告别家人，于1920年初入法国勤工俭学，探求先进知识和救国救民真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也极大地振奋了萍乡人民的爱国精神，使他们认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五四运动的发生、新思潮的传播，鼓舞了安源路矿工人。正逢此时，萍乡煤矿连续发生了德国总管和总监殴打工人的事件。于是，安源工人掀起了驱逐德国人的浪潮。1919年6月23日，总平巷德国总监乌生勃里克将窿工工头汪大全打伤成为工人群起闹事的导火索。100多名工人将乌生勃里克住所围住，另有100多名工人聚集在总平巷公事房门前讨要说法。矿长为平息事端私下开除了目击证人刘增余，以阻止其作证。工人的愤怒彻底爆发，决定看见德国人就杀。公司迫于形势，只好辞去全部德国雇员。然而，安源工人的生活境遇并没有得到改善，他们仍然生活在十八层地狱之下，随意打骂、种种剥削、拖欠工资的事情屡屡发生，1921年8月到9月，由于路局拖欠工资导致工人罢工，并在这次罢工中形成了“工人的团体”，只是这个团体很快就被破坏了。总体上，此时安源工人的组织与斗争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工人相比比较落后，在斗争中形成的团体规模较小并且松散，没有形成工会组织。斗争的目的仅限于驱逐几个洋人以泄愤，或争取拖欠的工资，要求比较低，没有阶级独立的政治要求。
二、安源工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全国兴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是其中一次最具影响力的工人运动。安源成为中共湘区委员会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是基于对安源的社会矛盾、阶级状况以及现状的综合分析。
第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历史大背景所决定。20世纪初，世界工人运动日益高涨，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中国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五四运动之前，工人的斗争还是自发的、不成熟的，大多属于为了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减轻劳动强度、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还提不出本阶级的独立要求和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决定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毛泽东在党的一大后回到湖南担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安源位于湘赣两省边境，安源工运隶属湖南党组织领导，因而安源理所应当地被毛泽东选择为工人运动的策源地。
第二，安源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存在的社会矛盾决定。与安源矿区相连的株萍路矿和萍乡煤矿，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尤其是湘鄂赣三省和长江中下游的社会经济政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社会矛盾状况来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典型。因而路矿所处的湘赣两省边境，也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地区，决定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在全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安源煤矿受压迫最深，反抗最强。安源煤矿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相互勾结的产物，工人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是中华民族苦难的典型缩影。矿工每天工作12到14小时，有时甚至连续两个星期不能出井，他们所创造的价值每月约70块钱（旧币），而工资每月仅2块钱，最多不过9块钱。矿工的人身安全没有任何保障，死人的事件经常发生。一次事故死人数量有时达一百多人。从1893年建矿到1937年的44年间由于饥饿、疾病、迫害致死的工人达八千多人。煤矿当局规定，死一个工人发抚恤金16块钱，而当时买一匹马则要50多块钱。因此毛泽东分析指出：“那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少见的；因此，他们在斗争中，比别的任何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第四，安源工人具有抗争精神和革命传统。安源工人从建矿的那天起，就不断为反抗压迫和剥削而斗争。从1901年到1919年，安源工人先后进行了七次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包括破坏机器、同工头清算工资、罢工、捣毁洋人住宅、痛打洋人监工、驱逐洋人等。1919年1月，在巴黎和会召开的当月，萍乡煤矿工人掀起了驱逐德国人的斗争。这些斗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嚣张气焰，开创了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先河，因而得到中共党组织的关注。
第五，安源煤矿产业工人集中，便于组织领导。当时，安源煤矿是江南最大的煤矿，又有株萍铁路相连，共有产业工人一万七千余人。1908年，汉冶萍煤铁矿厂有限公司资本总额为2000万元（旧币），工人及家属有十万多，是当时官僚买办资本中最大的工业企业。安源路矿工人“团结力十分充足”，便于组织领导。安源路矿工人革命运动发生发展的地区范围，除横跨湘赣两省醴陵、湘潭、萍乡三县的路矿之外，还涉及湘赣边境这三个县外加莲花、宜春等五县的广大城镇农村，参加运动的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形成工农运动相结合的局面。
为了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秋冬，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先后两次来到安源，第一次是住在八方井44号的老乡毛紫云家里。短短的一个星期里，他不畏辛苦，多次深入矿井、工棚、家属之中，先后到了总平巷、西平巷、餐宿处、株萍铁路安源机务段、洗煤台、锅炉房等48处，广泛地接触工人群众，目睹了安源工人的痛苦生活场景，掌握了工人的思想情况。面对长期过着奴隶般生活、受尽压迫、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的工人，毛泽东耐心地向工人讲解，穷苦并非命中注定，而是帝国主义、资本家压迫的结果。他用“小石头与大石头”“一根筷子与一把筷子”来向工人形象地讲解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和工人促膝谈心，启发工人的思想觉悟，号召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毛泽东的首次安源之行在工人心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安源，同行的还有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李立三。李立三以办学校为名，采取毛泽东的“争取合法斗争办平民教育”的策略，开始了在安源的工作。为了争取合法公开的地位，李立三等人在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介绍下，开始创办平民小学，学生大多是工人子弟，以家访的名义在工人中开展工作，筹办补习学校。1922年1月，在安源五福巷成立了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六十多名学生以路局工人居多。因为课程都在晚上进行，所以工人们称之为“夜校”。夜校名义上是教文化，实际上是宣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由于李立三本人是醴陵有名的富家子弟，当地的开明绅士又给予了李立三很大的帮助，因而开办平民学校的呈文很快得到县知事的批准立案，从而使工人运动得以在合法的掩护下进行。
为了使工人用简单的方法掌握通俗易懂的知识，李立三还组织编写了《安源旬刊》，这是中国创办最早的工人阶级自己的读物。工人夜校的创办，不仅使工人掌握了文化和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训练了工人的战斗能力，培养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在此基础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党组织决定在安源发展第一批党员并建立党支部。1922年2月，在萍乡煤矿的一个火车房里，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党支部成立了，李立三任书记，虽然党支部当时只有六名党员，但是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结构。
建立党支部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筹建工人俱乐部。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宣告成立，同时宣布了“保护工人利益，减除工人压迫与痛苦”的宗旨。工人们积极响应，纷纷加入俱乐部。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俱乐部不断壮大，这里既是党对工人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和培养干部的学校，又是党领导对敌斗争的指挥所，将安源工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工人俱乐部成立的同时，安源工人还有意识地成立了工人监察队。为了对抗和预防军警的武装镇压，还扩大了工人纠察队，成立了工人侦察队，成为我党领导下最早的具有武装性质的工人组织。
安源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日益巩固壮大。当时路矿当局拖欠工人工资已经几个月，加上物价飞涨，工人怨声载道。1922年7月底，汉阳铁厂的工友为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反对武力封闭俱乐部，举行了罢工，并取得了胜利。消息传来，极大地鼓舞了安源工人，他们意识到不勇敢地与资本家作斗争是不可能有出路的。工人们来到俱乐部，纷纷要求俱乐部领导人带领大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举行大罢工。
路矿当局得知汉阳铁厂的罢工消息也惶恐不安，因为汉阳铁厂的罢工势必引起汉冶萍公司的连锁反应。为了将工人们的革命热情扑灭，他们先用金钱拉拢俱乐部的同志，遭到拒绝后便凶相毕露，诬蔑工人俱乐部是“乱党组织”，与萍乡县镇守使勾结，扬言工人俱乐部如不自行关闭就要武力查封，威胁工人俱乐部负责人也要离开安源，否则性命难保。安源的干部和工人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沉着冷静将斗争进行到底。
1922年9月，毛泽东从长沙来到安源。在听取了干部和工人代表的详细汇报后，毛泽东向大家讲述了全国各地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的形势。广州、香港、上海、湖南等地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举行罢工并取得胜利的消息给安源工人很大影响。毛泽东认为，安源路矿工人士气不可压，斗争决心很大；工人俱乐部在工人当中具有很高的威信，通过党团骨干，完全能够把绝大多数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安源煤矿产业工人数量集中，又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区，要是在安源举行罢工，对全国会有很大的影响。基于这些分析，毛泽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作出了总罢工的决定，并对罢工的组织准备工作作了全面而周密的部署。他要求共产党员站在斗争的前列，带领群众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
安源党组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积极进行罢工的准备工作，成立工人纠察队，党员在工人当中来回奔波，暗中串联工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1922年9月11日，刘少奇被派往安源，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哀兵必胜”的策略，和李立三共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刘少奇到达安源当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函路矿当局，提出了三项最低要求：第一，路矿当局须呈请行政官厅保护工人俱乐部；第二，路矿当局每月须补贴俱乐部费用二百元；第三，七天内发清欠饷。限两天之内做出圆满答复，否则立即举行罢工。9月12日，路矿当局迫于形势，不得不答应第一和第二两条，但对第三条却借口矿上财政困难，很难办到。此时，工人俱乐部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来信，信中鼓励全体工人要坚持斗争，不惜付出代价。9月13日午夜，中共安源支部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根据中共湘区区委的指示发出了罢工命令，并成立了罢工指挥部，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任俱乐部全权代表，组织工人纠察队，召开工人代表会，宣布罢工纪律，决定除发电厂、锅炉房、打风机、抽水机因关系矿井安全和安源全体人民生活不能停工外，其他各处工人一律停工，无俱乐部命令，不得上工。1922年9月14日凌晨四点，安源路矿一万三千多名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工人俱乐部发表罢工宣言，向路矿当局提出了改良待遇、开除工人需经工会同意、发还欠饷、增加工资、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以及废除把头制等十七项条件。“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哀而动人的罢工宣言和“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罢工口号取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长沙、上海等地报纸，纷纷报道了安源大罢工的消息，不少工厂和学校也来声援。
安源实现全面罢工后，路矿当局惊恐万分。一方面请求赣西镇守使署、萍乡县署出兵镇压，另一方面召开包工头会议，命令包工头去动员与他们有亲戚关系的工友下井、进班，并许诺只要进了班，坐着、躺着都工资照发。路矿当局的阴谋无一得逞。面对武力镇压，安源工人严阵以待，无所畏惧。9月17日，资本家仍然不答应复工条件，俱乐部决定采取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锅炉熄火！捣毁锅炉房！9月18日上午九点，路矿当局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意见，经毛泽东同意，双方代表在十七项条件综合归纳成的“十三条协定”上签字。签字仪式结束后，工人们当天下午举行了盛大的庆贺大会，大会后工人们才正式复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罢工的胜利，提高了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扩大了党的影响。这次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次壮举。
1922年冬，在斗争胜利的形势下，毛泽东又一次亲临安源，了解工人罢工后的思想状况，检查俱乐部工作。他指示安源党组织乘罢工胜利积极而慎重地发展一批优秀工人入党，壮大党的组织。安源党组织积极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将安源党支部由一个逐步发展到十三个，成立了中共安源地区委员会。团支部由一个发展到二十六个，成立了团地委，俱乐部成员由七百多人发展到一万三千多人，建立了株洲、湘东等三个分部。工人夜校由一所发展到七所，还设立了一个解决工人家属学文化、学职业技能的妇女职业部。
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然而安源工人运动依然巩固和扩大了胜利果实，成为当时全国工人运动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典范。安源工人运动不仅废除了压迫工人二十多年的包工制，大大改善了工人的生活，还建立了最早的工人消费合作社。1924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礼堂正式落成，整个建筑可容纳一千多人举行集会和演出以及游艺活动。为了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培养革命急需的无产阶级干部和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1924年秋，刘少奇在安源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党校。
1925年9月20日深夜，赣西镇守使李鸿程率反动军队开进了安源，敌人架起机枪封锁了安源的全部出口，包围了工人俱乐部、消费合作社、工人补习学校等地方，开始大规模的搜捕。逮捕了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及干事9人，工人们反抗敌人搜捕遭到军警的屠杀，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接着，汉冶萍公司宣布对煤矿进行整顿，开除工人，用刺刀逼着几千名工人离开安源，驱逐出萍乡，没有开除的也全部停工，失业者达一万多人。留在矿内商办的工人不超过八百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安源“九月惨案”，安源劳资双方近三年的和平局面宣告结束。
三、安源工人运动的特点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安源工人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幕。从1922年初开始，到湘赣秋收起义爆发，其间斗争不断，所产生的社会作用是历史性的。安源工人运动能在早期的工运史上独树一帜，在于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以和平的斗争方式与灵活的策略争取工人的权利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是第一次中国工人运动高潮中最具影响而又最典型的工人运动，其显著特色是其以灵活的策略开展斗争，以和平方式争取工人权利的发展道路。
首先，“哀而动人”是争取工人权利的总策略。在罢工之前，毛泽东等根据安源的实际情况，吸取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上海纱厂、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斗争等经验教训，提出了“哀而动人”的策略思想。当时毛泽东在给李立三的信中对这一策略作了解释：要依靠工人群众，有坚实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有勇有谋地领导工人与当局斗争。事实证明，这一策略取得了较好效果。一方面争取到安源商会“对工人取同情态度”，充当了调停人，还成功争取了一些行会、帮会对工人斗争的同情和支持，使整个罢工斗争朝有利于工人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所提出的口号，所进行的宣传都表明罢工运动是有理有节，以合法形式开展政治和经济斗争的。
其次，安源工人运动注重发展群众团体组织和活动。在安源工人运动初期，运动的领导者就认识到群众团体组织对吸引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活动的重要性。从办平民教育入手，成立了中共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安源路矿党支部，随后组织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同年7月又创办了工人消费合作社。至此，以安源路矿党支部为核心，工人俱乐部为主阵地，各种群众组织和工人活动空前活跃。这些群众组织后来成为安源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充分发挥了群众团体组织的特色，其作用贯穿在整个安源工人运动的始终。
最后，罢工斗争无伤亡地取得胜利成为工人运动的辉煌成果。列宁在总结1872年到1904年工人运动的特点时指出：“它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西方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12]这个时期及以后的工人运动称为现代工人运动。可见，安源工人运动跟当时全国其他工人运动有着明显的区别，整个运动着重于工人自发组织和斗争，重点在于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争取经济和政治权利，体现了现代工人运动的显著特征。
第二，以工人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基本诉求作为斗争内容
中国早期的工人运动普遍是为争取经济权利即生存权的斗争，大多属于为了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减轻劳动强度、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还提不出本阶级的独立要求和政治纲领。安源工人运动首先争取的就是工人的生存权利。刘少奇在《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一文中指出：“工人任何时候都离不开要求其经济上之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斗争之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之发展。”然而，安源工人运动与其他同时期工人运动相比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它反映了工人发展权的诉求。当时，安源煤矿工人大多数是附近农村家庭困难的农民，他们没有文化，思想觉悟低，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重重剥削和压迫，他们从农村到矿山挖煤是为了生存。安源工人运动不仅带给他们生活的希望，还给他们带来了对自身价值的认识，罢工斗争提出的“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基本口号是来自工人内心的呐喊，以“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为主要目的罢工宣言，反映了工人对当时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诉求的基本内容。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围绕工人的诉求举办夜校，成立工人俱乐部和消费合作社，成立党团组织，提高了工人的思想觉悟。工人们在各种群众团体组织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实现自身价值的舞台。在工人自己写的《劳工歌》中“世界兮我们当创造，压迫兮我们须解除”，唱出了自己的心声。毛泽东等运动的领导者告诉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矿工们“要填饱肚子，就必须革命；要改变命运，就必须革命”的道理，给安源工人指明了奋斗的方向。为了生存工人们拿起了斗争的利剑，为了自身价值的实现工人们保持着不懈的斗志。安源工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团结起来奋斗，从而创造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少有的成功范例，书写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辉煌的一页。
第三，对周边广大农村地区的开放和进步产生了辐射效应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根据中共三大和四大以及第二次劳工大会的决议，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分赴萍乡周边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广泛地促进了广大农村地区的开放和进步。湖南全省和江西赣西地区的农民运动取得显著成效，与安源工人运动密不可分。当时一千多工人分散到湘东、湘南和赣西各地从事农民运动。1923年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派交际股股长谢怀德到湖南衡阳岳北地区开展农民运动。谢怀德到岳北后，仿照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形式，成立了岳北农工会，开展广泛活动，举办学校训练班，宣传破除迷信、反对封建、实行平等、减租减息、扶贫救困，还向妇女进行反礼教、反三从四德的宣传，领导广大农民从政治上、经济上向封建经济和文化发动了猛烈的冲击。“九月惨案”后，安源工人深入萍乡近郊及莲花、安福等地推动农民运动，并先后在上栗、东桥、湘东、赤山等地创办了农民夜校，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和文化教育活动。由于安源工人中的绝大多数来自附近各县，安源工人同农民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和广泛，因而工人和农民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工人运动带动周边农村和农民运动是必然的。安源工人运动在推动农村社会运动、促进中国广大农村社会发展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我党后来开展农村社会变革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经验。
第四，涌现了一批我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杰出人才
安源工人运动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除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外，蒋先云、毛泽民、林育英、李求实、陈潭秋、贺昌、肖劲光等党的著名活动家和优秀干部曾被派到安源任职。党、团中央和湖南区（省）委及湘东特委的领导成员高君宇、李维汉、蔡和森、林育南、恽代英、夏明翰、滕代远等曾到安源巡视指导工作。秋收起义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红军将领曾率红军部队到安源活动和扩军。在党的领导培养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在安源工人及其家属中以及在安源党组织领导下的路矿周边各乡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涌现出朱少连、刘昌炎、涂正楚、朱昌炎、袁德生、高自立、孔原等群众领袖和党的重要干部。他们在安源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安源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形成和积累了许多重要而宝贵的经验，并及时为全国主要工运地区提供借鉴和指导，安源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
第五，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从1920年11月下旬到1922年9月初，毛泽东曾先后五次来到安源，向工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为罢工斗争制定了“积极准备，坚决斗争，保障工人利益”的方针和“哀兵必胜”“哀而动人”的策略。在此期间，李立三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在安源路矿创办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支部，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筹备委员会，筹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安远地方委员会，创办了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实行股份合作制，参与发起成立湖南劳动立法同盟，拥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的劳动立法运动，使安源工人有了明确的斗争纲领。第一次罢工胜利后，毛泽东根据中央所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以及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制定的工农暴动夺取政权、完成土地革命的总策略，又先后四次到安源指导工作，使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安源路矿工人从最初以中共党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依次经过第一次大罢工“二七惨案”后的坚持和发展，实行国共合作，团结农民和其他民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直接和间接地配合广东革命政府北伐，武装进攻长沙和据守安源，秋收起义，创建工农武装割据，支持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直到1930年参加红军，将工人运动的主力转移到农村和战场。这就是安源路矿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逐步改造社会，不断成长的轨迹。这一过程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发展基本进程即“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创立共产党——统一战线——农民运动和其他民众运动——革命战争——工农武装割据”是一致的。[13]
第二节 安源精神的内涵
安源精神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安源工人运动的产物，它伴随着安源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胜利，也激励着安源工人阶级积极投身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毅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安源工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开拓创新
安源工人素有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闯劲。他们不拘泥于条条框框的限制，没有任何顾虑，敢想敢干。原因在于安源煤矿开矿引进的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采矿技术和设备，还引进了实业救国派人士开拓进取的务实精神；安源煤矿不少人来自外地，带来的许多新事物、新观念也注入了这个穷山沟，株萍铁路也为安源工人接触外面的世界打开一条通道，所以这里的工人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很快能够适应西方先进采矿技术的需要，从中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这里曾被称为“中国的小莫斯科”，不断创造安源工人运动的辉煌。
安源煤矿开办后，安源工人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创造了诸多的“全国第一”：建立起全国第一个采用西法采煤的煤矿和全国第一个使用电车运输的煤矿；安源煤矿是全国第一家使用锅炉发电的矿山，是全国第一个耐火砖、煤砖生产地；是全国第一所煤炭技术学校——萍乡煤矿矿物学堂和江西第一条铁路——萍安铁路诞生地；拥有全国第一个获得世界级奖项的煤焦产品——安源焦煤，等等。安源煤矿不仅是近代全国十大厂矿之一，还享有“江南煤都”的美誉。
安源工人运动中，在路矿工人党支部的领导教育下，安源工人团结一致改变被奴役剥削的现状，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敢想敢闯的开拓精神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探索新的道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诸多“第一”。安源在全国最早成立了产业工人党支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中唯一“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取得预期胜利的一次罢工；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是中国工人运动中最早成立的工人经济组织，所发行的股票和纸币是中国共产党金融事业的最早尝试；安源地委成立的党校（团校）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地方党校（团校）；1924年的安源党组织是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人成分最多的地方支部，支部党员约占当时全国党员的五分之一；1927年9月秋收起义时安源首先举起中国工农革命军旗帜；等等。安源由此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无产阶级大本营”。
二、敢于斗争
安源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登上革命舞台就表现出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优秀品质。安源路矿党支部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团结工人实行“主义的结合”，使工人明白了“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的道理。从毛泽东来到安源开始，安源工人坚信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自己的主义，不管是面对血与火的阶级斗争，还是迎接困难与挫折，都能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义无反顾地去斗争。
1921年秋，当毛泽东到安源考察，在工友的陪同下来到总平巷，听到矿工们认为所受的压迫是命中注定时，就告诉工人说，受苦不是什么命中注定的，而是资本家剥削压迫的结果，只要工人自己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就能够解除痛苦和压迫。从此，安源工人认定了共产党，在矿区闹工潮，在乡村搞农运，最终和毛泽东同志一起上井冈山，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安源大罢工中，他们注重策略，坚持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斗争，按照“哀而动人”的策略，喊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罢工口号，争取多方同情与支持。在全国工人运动处在低潮时制定了“弯弓待发”的策略，开展一系列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从而取得了自己的成就。在秋收暴动中，“攻打萍乡、醴陵、浏阳，血战数百里的领导者和先锋者，就是素有训练的安源工人。……可以说秋收暴动颇具声色，还是安源工人的作用”[14]。
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时，戒严司令李鸿程威胁工人代表刘少奇说：“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就地正法。”刘少奇毫不畏惧地反驳道：“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斩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邓贞谦曾经担任中共安源市委所属湘东区委书记、安源市委委员。1928年4月，他奉命到井冈山茨坪会见毛泽东，回来路上不幸被敌人逮捕，在狱中他从容留下遗嘱：“要革命就要很坚决地很勇敢地毫不犹豫地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去，杀戮一切豪绅统治阶级，满腔热血已经沸腾，作一最后的战争，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这充分表明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敢于斗争的大无畏英雄气概。秋收起义失败后，安源工人没有被敌人的血腥屠杀所吓倒，他们不论是回到家乡还是转移到湘东赣西乡村都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如陈桂林在上栗成立了萍北独立团，刘型在东桥搞农民运动，刘先胜等同志到湘东南特委的游击营参加战斗，等等。留在安源的工人也在湖南省委的领导下，举行罢工和暴动等活动，支援井冈山斗争，充分表现出面对任何艰难困苦敢于斗争的革命品质。
三、实事求是
安源工人运动是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人灵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他们通过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结合具体情况，制定出开展工人运动的战略决策。安源精神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与斗争过程中逐步形成、发展，不仅成为安源工人阶级的精神力量，也是安源工人运动成功的保障。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从事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毕生倡导的根本工作方法。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期间，正是通过调查研究活动，获得对中国革命的正确认识，从而做出实事求是的决定。1921年秋，毛泽东到安源走访了餐宿处、火车站、制造厂，并下到总平巷矿井进行社会调查，通过一个星期的调查访问，和工人兄弟打成一片，和工人吃住在一起，亲口品尝像“猪狗食”的饭菜，查看工人穿的“千层衣”、盖的“油渣被”，使中共湖南省委湘区支部最终确定把安源列为湖南湘区支部工人运动工作的重要区域。毛泽东在和郑洞国交谈中回忆这段经历时谈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当时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之后，总认为自己是个革命者了。哪知道一去煤矿和工人打交道，由于自己还是一副学生腔，先生样，工人不买账。”“后来想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过来，思想立场还没有转变过来嘛。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立场转变了，才会认为我们要自觉放下架子拜工人为师。也真灵哩，后来我们和工人一起聊天，谈心，工人同志才慢慢地和我们接近起来，心里的话才愿意和我们讲。” 毛泽东和工人谈话时用一个小石子和一块大石头的比喻，说明工人只要团结起来，就能推翻压在头上的大山。1921年冬，毛泽东和李立三再次来到安源进行调查研究，商量组织团体事宜，由李立三常驻安源指导一切日常工作。李立三利用合法身份，兴办职工子弟学校和职工夜校，通过公开活动，接近工人群众，发现积极分子，有计划地将他们逐步训练和组织起来，而后建立了中共安源路矿支部和路矿工人俱乐部，成为凝聚安源路矿工人的核心。
大罢工准备过程中，毛泽东根据安源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哀而动人”的罢工策略。安源党支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结合路矿工人的生活状况，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既反映了工人内心的诉求，便于激励广大工人群众的战斗决心，又容易获得社会的同情。事实证明，罢工开始后，安源市民、地方绅士和各界人士都同情安源工人，罢工也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同情和声援。这些策略来自领导者调查研究后实事求是的决策，通过制定的最佳策略建立了统一战线，极大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有了罢工的胜利。
安源大罢工胜利后，有些同志滋长了一些“左”的情绪，他们只讲进攻，不能妥协，认为这样才是很好地代表了工人的利益。不考虑全局利益的进攻，只能最终损害工人的利益。为了掌握具体情况，刘少奇亲自下矿井调查研究，听取工人的意见后再与资本家谈判，针对实际情况，写了《整顿萍矿意见书》和《救护汉冶萍公司》两文。一方面鼓动工人团结起来同资本家斗争，维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一方面讲究斗争策略，支持矿方搞好生产，尽量维持和稳固萍矿产业，维持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由于策略正确，在全国工运低潮时期，安源工人俱乐部斗争成果能够保存下来继续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保存实力的堡垒。
四、团结一致
安源工人运动是我党工人运动史上的里程碑，同时期我党在其他地方领导的工人运动多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安源的工人运动能硕果仅存？安源工人运动也有过挫折，安源党组织能够在失败后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并且创造出一流的业绩，就是因为工人特别团结，敌人不能分化他们。所以安源工人内部的团结、工人组织的高度统一是安源工人斗争胜利的重要原因。
由于产业特点，安源工人尤其是煤矿工人较为集中，且多来自湘赣交界处，地缘联系紧密，本身具有极强的团结性和凝聚力。加上在罢工过程中，罢工领导者们在工人当中拥有极高的威望，因而实现了对罢工成功而理性的领导。罢工中能够引导和顺应工人的诉求，切实关注工人的切身利益，为工人的团结一心提供了基础。
罢工开始前，帮会以义气为纽带，以保护穷人为名目吸引了大批产业工人，在工人中的势力很大，能否把工人从帮会中解放出来，这是摆在工人领袖面前的重要问题。为此，李立三审时度势在罢工前采用了统战政策，通过走访帮会头目，讲明要罢工的情况，指出罢工的作用和影响，利用帮会讲义气的特点劝说帮会头目予以协助。这一策略得到了帮会对罢工的支持，在罢工期间关闭鸦片馆、赌摊，并且不发生抢劫案，罢工期间，社会秩序的良好使整个社会对罢工刮目相看，为赢得社会的广泛支持打下了基础。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参加人数达13000多人，面对上千荷枪实弹的军警，安源工人毫不畏惧，团结一致地听从俱乐部的指挥，以铁的纪律赢得了“罢工五天，未伤一人，未败一事”的胜利。1925年，资本家盛恩颐勾结军阀封闭俱乐部制造“九月惨案”后，安源的工人运动由星星之火以燎原之势蔓延湘粤赣乃至全国。
1926年北伐军进驻安源，安源煤矿当时还没有恢复生产，工人生活十分艰难。矿区的一千多矿工在党的领导下，一面恢复工人俱乐部，一面组织工人开展自救。工人们自己管理矿山，建设矿山，不断提高矿井的产量，改善经济生活。同时还积极支援北伐斗争，先后成立侦探队和破坏队，配合北伐军攻打汀泗桥与贺胜桥。原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周士第回忆这一情况时曾称赞道：“安源工人此次同独立团并肩作战，表现很勇敢，很有纪律性，组织性，真是拿起镐是劈开大地的英雄，拿起枪是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1927年9月上旬，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布置秋收起义武装斗争工作。安源工人首先举起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秋收起义爆发后，安源工人为主力的第二团攻打萍乡，攻占醴陵，攻克浏阳，一路勇往直前。中共湖南省委在向党中央汇报时，高度评价了安源工人团结守纪、特别能战斗的精神，称赞参加秋收起义的工人参加这次暴动非常热心并极勇敢，表现出训练有素的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
第三节 安源精神的时代价值
安源工人运动见证了安源工人阶级勇于开拓创新、团结奋斗的精神，大批安源工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早期的组织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有力地推动和帮助了湘赣两省农民运动的开展，为革命军队输送了兵源。这场工人运动的胜利不仅标志着我们党发起工农斗争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方法不断走向成熟，也催生出了开拓创新、敢于斗争、实事求是、团结一致的安源精神。历史虽已过去，但留存的安源精神与今天的历史使命相结合，必将熔铸成新的时代精神，鼓舞人们的斗志，开创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新局面。
一、开拓创新的英雄气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
安源工人运动发生在中国工人运动刚刚启动之时，如何在当时复杂艰难的社会环境下，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走出一条工人阶级改造社会的新道路，无论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安源工人阶级，都是一项极富冒险性和创造性的工作。面对挑战，安源工人阶级用自己的行动为全国工人运动做出了表率，他们发扬敢闯、敢作为的英雄气概，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和中共党史上的诸多先河。在持续将近十年的革命运动中，安源工人阶级没有满足已取得的成绩和停止自己的前进步伐，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开创新的工作方式。大革命失败后，安源路矿工人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秋收起义中成为起义的主力军和先锋队，在全国第一次举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誓与国民党决裂。安源工人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开拓创新的气魄为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们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开拓创新的时代。开拓创新是与时俱进的本质要求，是时代精神的核心内容，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关键是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统揽全局、把握全局，不分心，不偏向，不争论，不动摇；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要有敢闯、敢试、敢“冒”的胆略和气魄，敢于闯不合时宜的政策法规的“禁区”，敢于闯前人未敢涉足的“盲区”，敢于闯矛盾错综复杂的“难区”。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树立创新意识，就是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就是要树立起发展、开放和改革的意识。历史经验启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对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充满信心，决不能因为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而摇摆不定、踌躇不前。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始终保持足够的底气和自信，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承和发扬安源精神敢为人先的品质，打破思维定势、冲破禁锢，敢闯敢试、勇于担当，不回避问题和矛盾，在攻坚克难中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加强制度建设，努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始终具有应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
二、敢于斗争的品质为执政党的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从安源工运中脱胎而出的安源精神，其敢于斗争的品质不仅体现在敢于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还蕴含着治党从严的建党思想。作为一个年轻的政党，要在当时反对势力压迫重重的环境里，组织发动一场空前的取得绝对胜利的斗争，如果缺乏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严格要求，就必然会形同散沙，凝聚不起强大的战斗力，革命胜利也就无从谈起。随着安源工人运动斗争高潮的掀起，少数工友及领导干部中也出现了一些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散漫自由、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为清除贪腐、净化风气、凝聚力量，安源党支部和工人俱乐部正视问题，毫不回避，绝不姑息，及时进行严肃的教育、批评、处理和整顿，出台并执行《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办事公约》《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办事细则》等文件，以硬制度、铁手腕对权力加以规范，进行整治，开展了我党最初反腐倡廉的积极探索。安源党支部及俱乐部的领导人也率先垂范，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当好旗帜标杆，发挥楷模作用，充分展现了我们党从严治党、反腐倡廉的政治勇气和卓越胆识。
安源工运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在于整场活动组织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性，所有参与工运的工人群众遵守纪律，号令严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讲述了安源工运“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惟一重要的是纪律，凡是给各种会议的决议案，都应该绝对遵守”。
弘扬安源精神，就是要践行严守纪律的忠诚，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是忠诚于党的行动表现。要做到“心中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拥护、贯彻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经济上的清白人、道德上的洁白人。要唤醒纪律意识，重申党纪常规，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挺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前面。要勤于修枝剪叶，自觉改造提高，用正反两面镜子对照言行，学习正面典型，汲取反面教训，打扫思想灰尘，祛除不良习气，纠正错误言行，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三、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黏合剂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以拯救千万劳苦大众、推翻腐朽落后的社会制度、建立自由民主文明的国家为己任。正是肩负着这样的使命，1922年毛泽东等一批年轻共产党人来到安源，以大无畏的精神、勇于担当的责任和舍我其谁的气概，凭借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调查研究，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组织罢工斗争，争取权利自由，启蒙矿工思想，唤醒民众觉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面对反动势力的威逼恐吓和劝降利诱，年轻的共产党人信念坚定、意志坚决，把为广大劳工争取正当利益的斗争进行到底，实现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铮铮承诺，体现了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价值追求和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在安源组织工人运动时，经常下矿井、进工棚、走车间、串宿舍、访贫问苦，与工人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兴办平民学校，同矿工们一起劳作、交谈，把自己当作基层劳工中的一分子，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民众身上了解当时社会最真实的资料状况，用最朴素的语言和最生动的事例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原理，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掌握有效的斗争方法。这种脚踏实地、善接地气的实事求是之工作方法，有力地把革命理论与斗争实践完美结合起来，开创性地奠定了我党求真务实的良好作风和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安源工运能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党始终以实现人民大众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密切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安源工运从一开始就明确了“保护工人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的宗旨。安源工人俱乐部代表广大工人成功地开展了以争取工资待遇、维护工人权益、树立工人尊严、兴办教育事业等为主要内容的罢工斗争，安源工人空前团结，众志成城，参加俱乐部的人数从700多人激增至1万多人。正是因为代表、实现和维护着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安源党支部得到了民众强有力的拥护和支持，工人群众热烈赞成、积极参加和誓死保护工人俱乐部。
当前放眼神州，国家综合实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执政资源不断扩大，党的执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但与此同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错综复杂的利益潜流涌动，多样多变的思想交融激荡。无论是排除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还是扩大深化改革的公约数，凝聚攻坚克难的正能量，都需要有群众的充分理解和积极参与，需要发挥群众的智慧力量。坚持群众路线，就是把党的事业植根于群众，接地气、通灵气、有生气，从群众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汲取破解发展难题的无穷智慧。要求党员、干部始终牢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时时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人民群众的期待鞭策自己，以党的优良传统激励自己，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政治信仰，把责任和使命落实到工作中。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大力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牢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巩固党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血肉联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锤炼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政治品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不能得到群众的真心拥护，就看这个方针政策能不能真正地为着群众利益考虑。用实事求是的思想统领全党，就要做到从群众的实际出发，把群众的情况查清问实，把群众的意愿摸准吃透，把群众的期盼和需要作为制定和调整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多做老百姓关心的实事、多解决老百姓牵挂的难事。
四、团结一致的担当意识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保证
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安源工人以自己的智慧和实践，孕育了安源精神。近一个世纪以来，安源精神与时俱进，引导人们以团结一致的担当意识创造性地做好各项工作。在全国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弘扬安源精神中团结一致的担当意识，有助于人们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安源工人阶级在党的教育下，在革命的实践中，充分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在罢工过程中，始终能够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英勇斗争。在大罢工中，13000多名路矿工人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纪律性和团结奋斗精神。俱乐部命令，胜过军令，如有事故，一呼百应。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期间能够“秩序极好，组织极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光辉篇章，辉煌的成果无一不是团结一致奋斗的结果。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只有志同道合的人才能抱团结群。司马迁就曾感慨道：“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56个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奋斗、共同发展而成。要使各民族团结一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同道之人，最根本的力量来自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因为价值观的认同是凝聚人心的核心力量。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和国家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一致，国家和民族就会空前地团结一致，否则就成一盘散沙。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凝聚着全党全社会的价值共识，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相融合的产物。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全国各族人民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使各民族凝神聚气、团结和谐的根基。因为只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才能使各民族人民最大限度地达成一致的社会理想、一致的生活愿景和一致的奋斗目标，最终达到志同道合，团结一致，共同前进。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使全国各族人民达成一致的社会理想。在当今价值多元的中国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呈现多元化倾向，对社会理想的认识和追求也不是一致的，这就导致人们判断社会好坏的标准出现差异。各个民族之间由于民族习俗、宗教等原因更容易出现较大分歧，出现不和谐因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了社会建设的价值标准：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人们如果认同这些价值标准，就会自然将自己对社会的是非曲直的判断统一到这些标准上来，达成共识。
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使全国各族人民达成一致的生活愿景。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每一个民族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各民族共同创造和发展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我们曾经拥有共同的美好的生活愿景。但是近百年的沧桑巨变，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使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和追求出现多元化趋势，极端个人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滋生，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做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为我们确立了个人生活的价值标准。各民族人民要认同这一层面的价值观，达成一致的生活愿景，友善待人，自觉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休戚与共，能“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使全国各族人民达成一致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国各族人民认同这一价值标准，就能达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各族人民有了一致的社会理想、生活愿景和奋斗目标，自然就会想到一起，走到一起，民族团结的局面自然就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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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林玲，马里安.安源工人运动的辉煌历史[J].福建党史月刊，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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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毛泽东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这个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这一部分人比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而且因为近年以来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军阀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所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们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和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这个断定是不错的。
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包含：（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五）小贩等五种。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贫农。因为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小手工业者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虽然自有简单的生产手段，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他们也常常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其经济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贫农相当。因其家庭负担之重，工资和生活费用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和贫农亦大致相同。店员是商店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物价年年增长，薪给往往须数年一增，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贫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
无产阶级。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中国尚少新式的资本主义的农业。所谓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