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在俄罗斯互联网的搜索引擎上输入母亲的名字，不过是一场无意义的消遣。过去的几十年中，我总是一再尝试寻找她留下的足迹。我给红十字会和其他寻人组织^[1]写过信，给相关档案馆和研究机构写过信，甚至给乌克兰和莫斯科素不相识的人也写过信，我甚至在各种褪色的牺牲者名单和登记卡中翻找过，可是从来都徒劳无功，没有找到哪怕任何一条线索的一丁点蛛丝马迹。我找不到任何一个模糊的证明，证明她在乌克兰生活过，证明她在我出生前的确存在过。

“二战”中，她二十三岁，和我的父亲一起，被从马里乌波尔运送到德国服强制劳役。我只知道，他们二人被分配到莱比锡弗利克康采恩下属的一家军工厂。战争结束后的十一年中，她居住在西德的一座小城市，离无家可归的外国人聚居地不远。“无家可归的外国人”，当时就是这样来称呼曾经的强制劳工的。除了妹妹和我，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其他人认识她。而就算妹妹和我，其实也并没有真正了解过她。1956年10月的一天，她一言不发地离开家时，我们还只是小孩子。我十岁，妹妹才刚满四岁。她再也没有回来。在我的记忆中，她只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形象，我对她的感觉多过回忆。

几十年了，我早就放弃了寻找她。她是九十多年前出生的，只活了三十六岁。短短三十六年中，她饱经坎坷，经历了苏联的内战、大清洗和饥荒，之后是“二战”和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残酷岁月。她掉入过两大独裁者的粉碎机里，先是斯大林在乌克兰的，然后是希特勒在德国的。数十年后，在被遗忘的战争受害者的茫茫人海中找寻一位年轻女性的足迹，无异于幻想。除了姓名，我对她的了解所剩无几。

2013年的一个夏夜，我无意间在俄罗斯的互联网上输入她的名字，搜索引擎迅速出来了一个结果。我的惊愕只持续了几秒钟。寻人的困难在于，我母亲的姓氏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乌克兰姓氏，和她同姓的乌克兰女性成千上万。虽然屏幕上显示的人和母亲有着相同的父姓，且全名也叫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但是因为和我外祖父同姓雅科夫的人太多，我的发现似乎没有任何意义。

我打开链接读道：伊瓦申科·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1920年生于马里乌波尔。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条显示结果，它仿佛也在盯着我。即使我对母亲所知甚少，但我知道她的确是1920年在马里乌波尔出生的。当年的马里乌波尔，那么小的城市，难道同年有两个同名同姓的女孩降生人间，并且父亲都叫雅科夫？

俄语是我的母语，我从来没在生活中彻底丢掉它，而且，自从我搬到两德统一后的柏林以来，我几乎每天都说俄语。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确定屏幕上显示的是不是母亲的名字，或者这名字只不过是俄罗斯互联网里的海市蜃楼。互联网上的俄语对我来说几乎是外语，一种飞速发展的新兴语言，经常出现混合了大量美式外来语的全新词汇，即使转换成西里尔文音标也几乎难以辨认。而且，我现在正在浏览的网页名字是英文，叫“亚述的希腊人”。我知道马里乌波尔地处亚述海边，但是“亚述的希腊人”从何而来？我从来没听说过乌克兰和希腊之间有任何关联。如果我是英国人，我倒是能很应景地说一句：这些都是希腊文！^[2]

当时，我对马里乌波尔一无所知。在寻找母亲的过程中，我从没考虑过要去了解这座城市，了解她的出生地。马里乌波尔长达四十多年被称为日达诺夫，直到苏联解体后才重新恢复旧称。在我心中，从来没有现实的光照进过这座城市。一直以来，在我对世界的认知和想象中，那里是我的家。外界的现实会威胁这个内在家园的存在，所以我尽可能地逃避。

我对马里乌波尔最初的印象是，在我童年时，苏联内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区别，十五个成员国的所有居民全部是俄国人。这个印象根深蒂固。谈起乌克兰，我的父母就会提到俄国起源于中世纪的乌克兰，起源于被称为“俄罗斯的摇篮”的基辅罗斯。乌克兰是俄国所有城市的母亲。可他们说的却好像乌克兰源于俄国一样，父亲声称俄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一个强大的帝国，从阿拉斯加延伸到波兰，占据了地球表面的六分之一。与俄国相比，德国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个墨水点。

对我来说，乌克兰和俄国没有两样，每当我想象母亲在马里乌波尔的早期生活时，眼前总是她在俄国大雪中的画面。她身穿那件老式的带丝绒领子和袖子的灰色大衣，那件我见她穿过的唯一一件大衣，穿过灰暗的布满积雪的街道，走进一个深不可测的空间，那里永远刮着暴风雪。西伯利亚的大雪覆盖了整个俄国和马里乌波尔，一个永远寒冷的，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神秘国度。

我在孩童时期对于母亲出生地的想象，几十年来被我封存在内心的暗室中。即便我早就知晓俄国和乌克兰是两个国家，而且乌克兰和西伯利亚没有丝毫关系，这些还是并没有触碰到我心中的马里乌波尔——尽管我没有一次能确认母亲是否真的来自这座城市，或者我把她和马里乌波尔联系到一起，只因为我非常喜欢马里乌波尔这个名字。有时我甚至无法确定，是不是真的有城市叫这名字，或者这根本只是我的发明捏造，就像其他许多有关我出身的事情一样。

一天，我翻阅一份报纸的体育版，正想往后翻，瞥到一个词——马里乌波尔。我接着往下看，一支德国球队赴乌克兰和马里乌波尔伊利奇维茨足球队比赛。马里乌波尔还有支足球队！光是这件事就让我清醒过来，我心目中的马里乌波尔像一朵腐烂的蘑菇，顷刻间碎落一地。我对足球全无兴趣，可偏偏是足球让我第一次直面真实的马里乌波尔。我这才得知马里乌波尔是一座气候极其温和的城市，全世界最浅也最温暖的亚述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它有长而宽的沙滩，种植葡萄的山丘和无边无际的向日葵田地。德国足球运动员们在夏日接近四十度的高温下叫苦不迭。

我觉得现实比我的想象更不真实。自母亲去世后，她第一次成为我想象之外的另一个人。突然间，我眼中的她不在雪地里，而是穿着轻薄的浅色夏款衣裙走在马里乌波尔的街上，露出手臂和腿，脚上穿着凉鞋。一位不是在世界最寒冷最黑暗的地方，而是在克里米亚半岛附近，温暖的南部海边，在可与意大利亚得里亚海媲美的湛蓝天空下长大的年轻姑娘。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比把母亲和南方联系到一起更难以想象的事了，她和阳光还有大海也风马牛不相及。我不得不把对她生活的所有想象转移到另一种温度、另一种气候中。曾经的陌生人变成了新的陌生人。

多年后，一部我忘记了书名的俄罗斯小说展现了母亲生活时期的马里乌波尔的冬日实景：巴尔米拉酒店的窗外飘着潮湿的雪。百步之外是大海，我不敢说它是不是在沙沙作响。这片无足轻重、乏味的浅海在沉重地呼吸着，发出咕咕声。不起眼的小城马里乌波尔和她的波兰教堂及犹太教教堂紧靠在海边。发臭的港口，简易的仓库，沙滩上流动马戏团满是窟窿的帐篷，希腊式小酒馆和小酒馆门口孤独、暗淡的灯笼。对我来说，这像是对母亲的隐秘描述，是她亲眼见过的一切。她肯定不知何时经过巴尔米拉酒店，也许还穿着那件灰色大衣，也许就在那样潮湿的雪中，鼻子还闻到港口散发的臭味。

在我打开的网页上，我还获悉了马里乌波尔让人诧异的信息。在母亲出生的年代，这座小城还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把小城送给曾经的克里米亚汗国的希腊基督徒。直到19世纪中叶后，其他种族才被允许到马里乌波尔定居。直至今日，仍有少数希腊人住在城里。母亲的姓氏让我鬼使神差地进入了一个希腊裔乌克兰人的论坛。我心里有种隐约的怀疑在暗涌。对于母亲讲述过的她在乌克兰的生活，我只有一丁点记忆，极其微弱，几乎想不起来，但在记忆中，我却坚定地认为她的母亲是意大利人。当然，这么长时间后，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这到底是回忆，还是我大脑里偶然留存的一点沉淀。也许，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早在孩童时期我就虚构了一位意大利外祖母，并把她当成了我虚构的惊险故事的主人公。意大利外祖母也可能来源于我迫切的愿望，用来对抗我的俄罗斯-乌克兰裔出身，以此显得与众不同。而现在，我问自己，我是不是根本就记错了，我的外祖母不是意大利人，而是希腊人？然而，这是不是鉴于我现在获悉的马里乌波尔的真实情况方才想到的？是不是因为意大利是我少年时一心向往的地方，所以随着时间流逝，我记忆中的希腊人才不知不觉变成了意大利人？

我的出身来历又陷入了一片新的黑暗中，仿佛我突然扎根在一块更陌生、最终无法辨认的土地上。我对着屏幕上母亲的名字发呆，我感觉，在我迄今为止的生命中东拼西凑的身份，像个肥皂泡般破灭了。瞬间，我的一切全部化为乌有。直到我想起，只有证明这个被发现的希腊裔的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不是我母亲，我才能找回安全感。我从未从母亲口中听过greki一词，从来没有。我很确定。因为在我们那个既封闭又贫穷的棚屋世界里，“希腊”简直是不寻常的异国风情。另一方面，也是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点，母亲绝口不提她家乡的希腊往事。最终，我还是从论坛里才得知了她家乡的历史背景，在她生活的时期，马里乌波尔还是非常希腊化的。

“亚述的希腊人”也为寻找亲属提供平台，尽管我的搜索经常落空，但我决定还是发一条帖子。发帖得先注册。我还从来没有在俄罗斯的互联网上这么干过，我以为我不可能逾越技术障碍，但让我惊讶的是，程序非常简单，比在德国互联网上还简单。一分钟之后，我获得了准入许可。

在搜索情况询问条中，我除了母亲的名字和出生地外，什么也写不出来。我没有填写她的父称，雅科夫列芙娜。我只知道她的父亲叫雅科夫，但不知道她母亲的婚前姓。我还知道母亲有一兄一姐，但并不知晓他们的名字。我有一张乌克兰的结婚证书，从证书上得知，母亲是1943年7月在被德军占领的马里乌波尔嫁给父亲的。在一张由莱比锡劳动局签发的劳工证上记录着，她和我父亲于1944年被运送至德国。这就是我知道的关于她的一切。

现在问题是，我到底要找谁呢？她的兄姐尚在人世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使还在世的话，也是相当高龄了。就算他们有孩子，如果他们有孩子的话，那我的这些表兄表姐，也和我一样上了年纪。他们也许并不认识我的母亲，甚至根本不知道她的存在，也不会有谁和他们提到过她。当时，甚至几十年后，和我母亲这样的人有亲属关系是件危险的事——一个人不知何故被自愿运送至德国，或者至少没有成功从敌方的强制劳役中逃脱出来，没有像斯大林要求的真正的爱国者那样，必要时采取自杀手段——这样的亲戚是被视为叛国者的，因为害怕受连累，当时的人甚至不会告诉自己的孩子。

以前，在输入俄语时我要把键盘转为西里尔文，逐个字母逐个字母地艰难对照，而现在，我可以在一个神奇的电脑程序的帮助下，直接在普通的拉丁文键盘上打字，程序会自动把拉丁字母转化为西里尔字母。虽然我怀疑在俄罗斯网页上，经过转化程序输入的留言帖能否成功显示，但是几次点击后，帖子在“亚述的希腊人”论坛上显示了出来。我还在留言中写下了我的电邮地址，然后点了发送。不知留言会发往何处，也许会发到僵死已久的某个地方，一个电子化的虚无之处，一个从来不会有任何人发现我的漂流瓶的地方。

几周前起，我住在位于梅克伦堡的工作驻地。这个小寓所位于沙尔湖湖畔，我和我的一位女性朋友轮流使用。今年，湖边的整个夏日几乎只属于我一个人。朋友吉拉是一名演员，她正埋首于一个舞台剧项目，此刻不知身在国外何处，九月份才回来。我正好刚写完一本书，正在发懒。我已经回忆不起上一次发懒超过半天是什么时候了。我的素材冰冷地排着长队，不允许我休息片刻，它们越发提醒我生命有限。通常，我在完成一本书的第二天就会开始新一本的工作，于我而言，不写作也不和文字斗争一番的状态通常持续不了多久。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我几乎没有察觉。现在突然间，除了坐在外面露台上，感觉空气轻缓地滑过皮肤，眺望夏日蔚蓝的大海，我什么也不想做。到了晚上，暑热退去，我撑着北欧手杖在湖边漫步，在这片孤独的湿润地带中，大片的云和饥饿的蚊子全向我扑来。回家的路上，我在渔夫那儿买我的晚餐，那里有新鲜的白鲑鱼和红点鲑鱼。

沙尔湖曾经被东西德边境线分割。湖的一部分属于梅克伦堡州，另一部分属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几公里外有一个路牌，人们开车时往往会经过，上面写着：德国和欧洲在此处被分割，直至1989年11月18日16时。过去四十多年来，在东边的边境封闭区中，动植物自由自在地享受自己的生活，几乎从未被人类打扰，只有边境士兵才会经过这里。两德统一后，这片荒芜的地带被宣布为自然保护区，并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态保护区的名单，成为一片被管辖的野地。在此期间，来自汉堡的生态学精英们造访此地。在此处安家或在周末度假小屋居住的城里人为有机生态所动，开了有机产品商店、有机食物餐厅，经常举办有机集市，肯花五十欧买一股保护鹤类的股票，本地还建有一个名为“人与自然”的所谓未来中心。因循守旧的前东德居民依然只在廉价超市Penny和Lidl购物^[3]，他们成了这一地区的陌生人，把自己禁锢在自己的世界中，蜗居在翻修过的前民主德国的小房子里。

从房子的落地窗看出去，除了沙尔湖别无他物。一整天，我沉醉地望向蔚蓝的湖水。湖水看上去深不见底，无边无际的深邃和冰冷，人在湖中的话，将会不停地下沉和吞下湖水。远处传来孩子们的笑声和叫声，他们在水边嬉戏。现在正值假期，这声音，这气息，童年夏日的美好，让人觉得永远不会到头。幸好摩托艇是被禁的，湖面属于生活在此的水鸟，只是偶尔能看到一艘孤独的小舟或者撑着白帆的小艇。几百只燕子飞过天空，有时候飞得那么低，低到它们的翅尖差点拂过坐在露台上看书或者观湖的我。湖面上好似无数的镜子在舞动，反射着银光。雁子排列成几何队列飞过天空，仿佛有看不见的线把它们彼此连接。雨燕互相追逐，在空中进行着疯狂的嬉戏。黄昏时分，水鸟们的音乐会开始了，鸭子嘎嘎不休，天鹅尖声引吭高歌，从野地里赶来觅食，夜间聚集在湖边的鹤群发出小号般高亢的鸣叫。有时还会出现一只白尾海雕——这是湖里所有鱼和其他居民惧怕的国王陛下，它可以伸展开巨大有力的翅膀在水上滑翔，而水面纹丝不动。我听人说，有一次有人在湖岸边看到一只白尾海雕正在撕咬一只鹤。当时是冬天，一只鹤站在浅水处睡觉，大概是觉得那里远离天敌很安全，酣睡中脚被冻在了水里。当白尾海雕向它俯冲而去时，它没能挣脱，被撕碎在冰上。

我是如此喜爱夏日的沙尔湖，以至于晚上无法入眠。有时我整夜坐在露台上，呼吸着凉爽的空气，欣赏月亮在漆黑的水面上投下的一条银色大道，湖面的空寂声我永远也听不够，只是偶尔会有一两只水鸟藏在漆黑一片的芦苇丛中，睡梦中发出咕咕声。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和这个湖上一样的日出。刚过凌晨三点，地平线上的变化就已宣告日出即将到来。起初，湖面上方的天空中出现一抹几乎不易察觉的粉红色，渐渐地变成一次美得不真实的光影狂欢。让我惊讶的是，所有人都在睡梦中，看来除了我并无他人观赏这场演出。天空变幻出各种颜色，从淡绿色到金色、紫色和火焰般的红色，每天不尽相同，日日充满新意：太阳在空中进行光的演出，泼洒出超现实的绘画。我在露台这个宇宙包厢中，尽情欣赏每一分钟的变化。水鸟的叫声震耳欲聋，好似在等待世界末日的降临，等待一个人类感官范围之外的从未发生过的事件。天空的颜色越变越浓，浓烈到爆炸，然后开始消散，消失，幻化成白得熠熠生辉的光线，渐渐倾泻到湖面上。动物们停止鸣叫，危险已经过去，漫长而闷热的一天又开始了。我这才从露台的大沙发软椅上起身，刷牙，然后走进朝西的卧室。我在卧室窗外挂了彩色遮阳篷，以便遮挡白天的光线和暑气。即使在睡梦中，我也能听到湖面的空寂声，做着叙事诗般的梦。中午一醒，我便立刻跳下床，穿着睡衣奔向另一个房间的窗边，终于又见到湖面蓝色的波光。

距离我在“亚述的希腊人”论坛上发寻人帖已将近一周。正当我快要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收到了一封邮件，寄件人的名字无法辨认。我经常收到俄罗斯寄件人的电邮，但是这一次我的邮箱系统没有识别西里尔字母。一位有着希腊姓氏、名叫康斯坦丁的人请我提供有关母亲的更详细的信息。有人愿意帮我找人，他需要进一步了解要找之人。

我在寻亲过程中还从未到过这一步。一个远在马里乌波尔的男人愿意帮助我，并且，如果我能给他提供更多信息的话，他还会继续帮下去。可是，我没法再给他提供更多的信息，我知道的全部都写上了。我为自己感到羞愧难当，就像一个无能的证明，一个耻辱。我对自己的母亲竟然所知如此之少。但是与此同时，我像得知了她的消息一般。借一位陌生人之眼，我望向马里乌波尔，好像陌生人是母亲以前的邻居，他每天经过母亲的家，带着我一起穿过她走过的街道，看她见过的房屋、树木、广场、亚述海，也许还有一直挂着的希腊式灯笼。事实上，她生活时期的马里乌波尔，旧物旧景所剩无几。德国军队在战争中把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变成了瓦砾和灰烬。

我对这位友好的有着希腊姓氏的康斯坦丁表示了感谢，感谢他的热心肠，并向马里乌波尔送去了我的问候，同时我以为，在这一次失败的寻亲后，我的母亲将永远堕入黑暗。

事实上，我并不是出于偶然才在俄罗斯搜索引擎上按照母亲姓氏来寻人的。长久以来我有个念头，就是想写我母亲的一生，记录这位在我出生前居住在乌克兰，曾在德国劳动营里待过的女性。可是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她从未谈起过强制劳役的过往，她和父亲都没提过，至少我一次也回忆不起来。我记忆中她讲述的乌克兰的生活，也只剩下零星片段，如同模糊的磷火。我只能尝试利用诸如母亲生活过的时间和地点之类的已知事实，基于历史编纂来虚构她的生平。多年来，我一直在找一本过去强制劳工写的书，找寻一个文本化的声音，让我可以辨认方向，可一直徒劳无功。集中营的幸存者写出了世界著名文学作品，各大图书馆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书籍比比皆是，然而，靠劳役躲过了灭绝屠杀的非犹太裔强制劳工，始终沉默着。几百万强制劳工被运进德意志帝国，整个帝国的康采恩垄断集团、企业、手工工场、农场、私人家庭，按照份额随意奴役这些“进口的”劳奴，他们花最少的开销，榨取最多的劳动力。他们在非人道的、类似集中营的条件下，被迫完成本该属于德国男人们的工作。而德国男人们正在前线，在这些背井离乡的劳工们的家乡毁掉他们的村庄和城市，屠杀他们的家人。这些被劫到德国的男人女人，在战争中被折磨致死，而他们的数量至今仍是谜团。战后的几十年中，六百万至两千七百万强制劳工的遭遇——不同来源的数目相差巨大——却只是偶尔出现在教会简报或者地方周日报纸的一篇单独且简短的报道中。而且大多只是顺便和犹太人一并提及，成为犹太人大屠杀的一个注脚。

我大半辈子时间里完全不知道，我是强制劳工的孩子。没有人告诉过我。我父母没有提过，我身边的德国人也没有，在他们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过强制劳工这回事。几十年来，我对自己的出身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和我们一起住在各个战后聚居区的是些什么人，他们是怎样来到德国的：罗马尼亚人、捷克人、波兰人、保加利亚人、南斯拉夫人、匈牙利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阿塞拜疆人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大家虽然语言不通却能彼此理解。我只知道，我属于某种废物，战争遗留下来的某种垃圾。

在德国学校里，人们教我们的是苏联人侵略了德国，毁掉了一切，还夺走了德国人的半个国家。我坐在最后一排，英格·克拉博斯的旁边，虽然她是德国人，可也没人理她，她穿着脏兮兮的衣服，身上散发着怪味儿。女老师站在讲台前，讲苏联人用烧红的煤球烫坏了她未婚夫的眼睛，还穿着长靴踢小孩子。所有的脑袋全都转向了我，就连英格·克拉博斯也离我远了些。我知道，下课后，追捕又要开始了。

我撒的谎早就没法再帮我了，我不仅属于苏联野蛮人，而且还早被识破是伪装成体面人的骗子。为了能让自己在德国孩子中有面子，我和他们说，我引以为耻的父母根本不是我真正的父母，他们是在从苏联逃亡的路上，在路边的坟地里发现了我，然后把我带走的。其实我出生于富有的俄国贵族之家，拥有宫殿和财宝，可我疏忽了，没能解释作为贵族之女，我是怎样流落到街边的坟地里的。不过，在一天或者至少几小时内，我是被低估的神秘人物，享受着德国孩子们的惊叹和赞美。后来某天，他们看穿了我，然后开始驱逐我。这些没落的第三帝国的小复仇者们，德国战争寡妇和纳粹父亲的孩子们，把我当成苏联人一样追赶驱逐。我是共产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的化身、斯拉夫低等人，我是人民公敌，在战争中被他们击败了，现在要逃命。我可不想像南斯拉夫人的小女儿德舍米拉一样死掉，德国孩子们也驱逐她，后来有一天她掉到雷格尼茨河里淹死了。我飞奔着，背后一片敌人的号叫声。我可是个练出来的飞毛腿，我在跑步时从没有岔气的刺痛感，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成功甩开追我的人。我只需跑到采砂场，那里是德国人居住区和我们居住区的分界，采砂场后面就是我们的领土，一片“未知之地”，除了警察和邮差，没有一个德国人踏进过这片土地，德国孩子们也不敢闯入。采砂场前面，有一条从柏油路分出来的野路，通向“难民楼”。我不知道为什么德国人把我们的石头楼房叫作难民楼。可能是为了把我们和吉普赛人区分开，他们住在更远处的木头棚屋里。他们比我们还低一个等级，让我一想到就心生恐惧，可能就像我们在德国人心目中一样。

只要我越过神奇的边界线，就安全了。转弯后，追我的人看不见我了，我躺倒在草丛里，等跳得飞快的心恢复平静，等我又能重新呼吸。今天算是成功挨过了。至于明天，我现在还没去想。我慢腾腾地磨时间，能磨多久是多久。我在河边晃荡，拿些石头在雷格尼茨河上打水漂，把酸模草塞进嘴里嚼，从地里偷生玉米啃。我永远不想回家。我想离开，从我能思考开始就只想离开，我的整个童年只盼着长大，长大我就能彻底远走高飞了。我想远离德国学校，远离难民楼，远离我的父母，远离有关我的一切。这一切是个错误，把我困在其中。就算我能提前知晓我的父母是何人，以及和我有关的其他所有人都是谁，我也不想去了解，这些完全激不起我的兴趣，一点都不能。我和这些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想离开，把一切抛诸脑后，彻底挣脱，到外面的世界去过我自己的真正的生活。

我回忆起脑海中关于母亲的第一幅画面：我四岁左右，当时我们住在一家铁器工厂的简易仓库里，那是我父母在德国找到的临时避难所。离开工厂大院是要受罚的，但早在那时我就经常试图违反禁令。工厂大院后面，从宽阔的莱厄大街开始是另一个未知的世界。那里有店铺，有轨电车，有没有战后废墟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有像宫殿一样的房屋，石头造的，有大而笨重的门和高高的窗户，还挂着窗帘。还有一片草坪，上面长着野梨树。我从来没吃过梨子，我想知道梨子是什么味道。可是我太小了，我够不到树枝。我尝试用一块石头去砸，石头砸断了一根树枝又飞向了我，像回旋镖一样在我脸上砸了个洞，与我的左眼有一厘之毫。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走回家的，只记得我站在工厂大院里，不敢走进我们住的仓库。热乎乎的血从脸上流下来，滴在我的衣服上。透过仓库开着的窗户，我看见了我的母亲。她正低头用搓衣板搓着衣服，一缕深色的头发滑落到她脸上。她抬起头，看到了我，我看着她。那幅画面是留在我记忆中关于她的第一幅。画面始于她的一声尖叫，然后剩下的只有她的眼睛。充满恐惧的双眼。这双眼睛成了她的化身。那恐惧来自远处，远远地越过我，不可捉摸，深不见底。那恐惧，伴随着她的念叨：“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这句话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响在我的童年中：“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

我有两张她在乌克兰照相馆拍的肖像照。其中一张照片里，她很年轻，十八岁左右，旁边是一位温柔的白发女性，我不知道她是谁。我母亲极其瘦削，或许是营养不良，她身穿一条朴素的夏季连衣裙，浓密乌黑的头发剪成了短刘海发式，也许这样在当时很时髦。显然，摄影师试图展示他的艺术技巧，给我母亲加上点神秘感，在她的左半边脸上打了阴影。她看上去像个孩子，但她脸上的无辜和无助却带着惊恐之色。难以置信，这样一个纤细脆弱的人能承受那样的惊恐——如同千钧系在一发上。她身边的白发妇人尽管看上去温柔亲切，但带有一些阳刚气，看她的年龄应该是我母亲的祖母。她穿着一条白色尖领的灰裙子，姿态端正，表情严肃，脸上带着被压迫者和被侮辱者的倔强。这张照片大概是1938年拍摄的，正处于斯大林恐怖统治、饥荒和恐惧盛行的时期。

第二张照片中，母亲明显大了些，照片很可能是“二战”时拍摄的，在她被运送之前。她双眼望向深不可测的远方，忧郁中带着一丝微笑。乌克兰民间风格的头巾包裹住她的头发，露出面庞。也许她是为了留下在乌克兰的最后一张照片才去拍的，留作纪念。

每个看到这张黑白照片的人都会感叹，好一个美人啊！自我童年起，母亲的美丽就是一个神话。我经常听到别人赞叹，好一个美人啊。与此同时又感叹，好一个不幸的女人啊。美丽和不幸看上去都属于母亲，谜一般交织在一起。

我的旧物档案里还有第三张来自乌克兰的照片。照片上是位衣着华丽的老者，他有一双聪慧而忧郁的眼睛，高高的额头，短短的大胡子，一半胡子花白。他站在两位坐着的女士身后：一位身穿密不透风的高领裙，知识分子面孔，鼻子上戴着副夹鼻眼镜。另一位年轻的女士穿着白衬衫，小女孩般羞涩，眼神里透着无助之色。这张照片背面有一行母亲手写的德语：外祖父和两位友人。我不知道到底是谁的外祖父，我的外祖父还是母亲的外祖父？我也不清楚为何母亲要在照片背后写下德语，她总是拒绝和我说德语而坚持说俄语。

除了这三张照片，我还有两份之前提到过的官方文件。为了能看清父母的结婚证书，我得把这张明信片大小的纸放在镜子前。证书是一份神秘的影印本，黑底上是左右颠倒的白色手写体。靠着镜面的反向我能辨认，我的母亲，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于1943年7月28日在马里乌波尔和我的父亲正式结婚。证书是乌克兰语的，印章已经褪色，但是德语词Standesamt（民政局）清晰可辨。每次我都卡在这个词上不明就里。是德国人在马里乌波尔的民政局留下的吗？或者占领区的日常就是如此？对此我所知甚少。这份不起眼的文件简直是个奇迹，它不仅经历了战争、流放、劳改营，还经过了战后多个营地的艰难辗转跋涉，而且在我多次搬家后也没丢失。一份跨越七十多年、经久牢固的证明，证明我父母那段并不长久、灾难般的婚姻。

母亲的德国劳工证已经下落不明，可能不知何时在我写字台的某个黑暗角落里化成了灰烬，但是我记得，她的劳工证上除了名字，其余的和父亲于1944年8月8日在莱比锡拿到的一模一样。而父亲的劳工证还在。一张肥皂大小、对折的纸片，严重破损泛黄。父亲的姓名、生日、出生地，父亲口中说出的甲，到了德国文书耳朵里变成了乙。证上写着：

国籍：不详，东方劳工

来源国：被占领的东部地区

地区：马里乌波尔

住址：/

工种：金属作业帮工

工作地点：ATG机械制造责任有限公司，莱比锡W32，舜瑙尔大街101号

时效：自1944年5月14日起

两枚帝国鹰鹫的印章，一枚来自警察总局，一枚来自莱比锡劳动局，另外还有一张父亲的照片，他的西装翻领上别着劳工编号。劳工证背面印有两枚指印，分别是左手及右手的食指指印。下面标注了一句：此劳工证只用于上述企业，离开上述工作地点此证即失效。持有者须随身携带此证作为身份证明。有效期至另行通知前。保留撤销权。

两份历史久远的文件——结婚证书和劳工证，三张黑白照片和一尊母亲装在包袱里的古老圣像，就是我继承的全部家产。这尊圣像，纯金底上手绘的是俄国东正教最重要的圣人群像。每个细节栩栩如生，连圣人的指甲都看得一清二楚。

如果稍微仔细点，我还能忆起，母亲是怎样讲述她的家庭在乌克兰的贫困，还有长期饥饿的。在我的记忆中，对斯大林的恐惧和家庭贫困构成了她在乌克兰生活的基调。可是，贫困又如何和那尊从乌克兰带出来的贵重圣像联系在一起呢？这贵重之物竟也神奇地躲过了运送和劳动营，一路上既没丢失，也没损坏，没人把它从我母亲手中夺走或者偷走。在我们住过的每个棚屋里，圣像被挂在墙角，静默地闪烁着神秘的光芒，我曾向它献上我孩童时最热忱的祷告，当母亲又一次和妹妹以及我告别并决意赴死时，我绝望地请求神灵庇护她的性命。现在，这尊圣像挂在我柏林家中一张旧的天主教教堂座椅上方，椅子是我在阁楼里找到的。圣像也许是我拥有的最贵重的物品了。

我还有一些模糊可疑的回忆可以作为这份微薄档案的补充，一个孩子的回忆，可能根本不算什么回忆，而纯粹是些经过几十年发酵还留在记忆中的泡沫：

我记得一个俄语词“律师”——我的外祖父是律师。母亲总为他担忧，因为他有心脏病。有一天，当她被从学校课堂接出来的时候，她立刻明白过来，她的父亲死了。

我还记得“德·马尔蒂诺”这个姓——我的外祖母应该是这个姓氏。一位富有的意大利家族出身的女性，我不知道，在上个世纪或者上上个世纪，是什么风把她吹到乌克兰去的。家族的富裕和“煤炭店”这个词互相矛盾，而“煤炭店”和“德·马尔蒂诺”联结在一起。

还有“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这个名字，德语叫“熊山”。记忆中这个地名是和我的姨母联系在一起的。此外我对她一无所知。留存在我记忆中的只剩下我的外祖母有一天动身去“熊山”，去那里的营地看望女儿，中途“二战”爆发了，外祖母再也没有回来。这应该是母亲生命中最大的灾难：她不仅失去了母亲，而且还不知道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还活着，还是在德军的轰炸中死去了？我童年的幻想里，是“熊山”的熊把外祖母给吃了。

母亲有个哥哥，据说是一位有名的歌剧演唱家，母亲深爱着他。她为他流的眼泪，几乎和为自己母亲流的泪一样多。

其实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一切。富裕的意大利家庭、身为律师的外祖父、有名的歌剧演唱家，甚至还有煤炭店，全部可疑地指向我童年的渴望——渴望出身显赫，按照我当时的想法至少得是煤炭商人。歌剧演唱家也许来自后来的念想，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无比惊叹地发现了歌剧的魅力，我幻想自己有位叔伯舅父，吟唱我最喜欢的贝里尼和亨德尔的咏叹调。幻想有位姨母多半是来自孩童时期对于悲剧意义的渴求，或者单纯只是因为那个可怕的单词“熊山”，我把它和母亲给我讲的另外某个故事联系到了一起，可能是她给我讲过的众多童话故事中的一个。

可是，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母亲讲的关于一位女性友人的故事。她经常讲起这个故事，眼中带着令我害怕的恐惧。纳粹也在马里乌波尔捕猎犹太人，仅仅在1941年10月的两天内，纳粹就在城里射杀了八千犹太人。在犹太居民众多的乌克兰，到处发生着像在娘子谷那样骇人的大屠杀。^[4]母亲的朋友是犹太人，有一天她也被捕了。她被迫和其他犹太人一起挖一条长沟，然后面对着沟，背对德国人的机关枪站着。她成功在子弹打到她的前一秒先栽进沟里。一直等到黑夜降临，她才费尽全力从压在她身上的尸体堆里爬了出来，然后跑去我母亲家。她站在我母亲家门口时，浑身是血。

很长时间以来，我想破脑袋也想不通，战争中的母亲和德国占领者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被占领地区的所有居民必须为德国人劳动，无一例外。谁劳动，谁才能得到食物券，没有食物券就无法生存。可是战争爆发时母亲不过只有二十一岁，却得到了一份特殊的工作：被德国劳动局雇来专门招募送往德国的强制劳工。做这份工作，对于后来充当强制劳工的母亲，无异于自掘坟墓。况且，德国劳动局是德国占领者的重要权力及监管机构，每个人都必须在劳动局报到，没人可以逃过。那母亲在劳动局的具体工作是什么呢？难道她认为德国人可以战胜斯大林政权，解救大众，所以站在了德国人那边？她是因为信念在劳动局工作的，还是只不过是德国战争机器上一个偶然的微小齿轮？最终，她是像其他人一样被暴力遣送，还是自愿报名参加强制劳工运送的？她会不会也是无所不在的政治宣传下的牺牲品，轻信了去天堂德国就可以摆脱苏联统治下的贫困？但是，她怎么可能在1944年，也就是她被运送的那年，还相信这种政治宣传？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被送走后会面对什么：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抓，塞进运输牲口的车皮里运往德意志帝国。这个时候，不少人已经返乡，孱弱不堪，在德国严酷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身心双双被摧毁，成为纳粹再也不需要的无用的劳奴。倘若母亲真的是自愿被送走的话，很可能她知晓这一切，可是她别无选择。可以预见的是，就算苏联红军夺回马里乌波尔，她也只能逃走，因为作为德国劳动局曾经的职员，她很可能被视作内奸和叛国者而被处决。而且，有可能我父亲有更无法启齿的原因要离开苏联。也许，她不过是跟着他。他当时是母亲的保护者，是她唯一的慰藉。她自己或许太年轻，太不知所措，没法做出至关重要的决定来对抗所处时代的暴力。

现在，在美妙的湖边夏日里，伴随着惊惧的与日递增，我逐渐明白过来，我决意去做的是什么事。我几十年前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尝试撰写自传，但当时我对自己的生平并不了解，我还没弄清楚我的人生和其中的各种关联。母亲只是存留在我内心的形象，是我生平里模糊不清的一部分，为了这一部分我曾经虚构了各种政治的历史性关联，让自己置身于无人之境，成为一个无根无源的单一生物。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的父母是何许人，他们给我留下了怎样的“素材”。当下我的任务是弥补错失的过往，在我的书中，也许是最后一本书中，讲述我第一本书里就该讲述的故事。可是，我对母亲在生下我之前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完全不知道她曾经在德国劳动营里的经历。我两手空空呆立原地，只能发挥想象力讲故事，这对挖掘主题毫无建树。

当那些被海尔曼·戈林称为“东方劳工”的人，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赔偿要求时，东方劳工才进入德国公众的视野，或者至少是一半见光。在此期间，各种有关第三帝国强制劳役的专业书籍、报道和纪录片层出不穷，我读了许多，了解也有所加深。其间，我甚至找到了长久以来我一直找寻的那个文本化的声音，那是维塔利·塞明写的一本书，七十年代已出版问世，德文译本叫《一个标记的差别》。书中，这位俄罗斯作家讲述了一个未成年人的故事。他被从顿河畔罗斯托夫运送到德国服强制劳役，之后幸存了下来，因为他怀着一个信念，就是他不能让他目睹的和所经历的随着他一起逝去，他有责任向后世提供证据。在劳动营里，他写道，条件比集中营好，但是也仅限于不会被立刻杀死，而是被非人的工作量、饥饿、殴打和经常性的侮辱以及匮乏的医疗供给缓慢地置于死地。

我十分惊讶地发现，这本书的译者亚历山大·坎普菲，是我七十年代的朋友。他经常把他的翻译读给我听，很可能他给我读过维塔利·塞明书中的内容，而我回忆不起来是因为，我当时全然不知这本书的内容其实与我的父母有关，他们同样也佩戴过一个有别于他人的标记，衣襟上的OST标记（东方标记）把他们和种族上高一等的西欧强制劳工区分开。

我研究的时间越长，碰到的可怕事情就越多，而在此之前，我对这些事情几乎闻所未闻。对许多事一无所知的不仅是我，不少我认为通达、对历史有一定认知的德国朋友中也不知道，在曾经的第三帝国土地上，到底有多少个纳粹的营地，有人说是20个，有人说是200个，还有少数人说有2000个。华盛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研究数据显示为42500个，小的营地和附属营尚未计算在内。其中30000个是劳动营。2013年3月4日发行的《时代周刊》中的一篇采访里，参与研究的美国史学家杰弗瑞·麦加吉（Geoffrey Megargee）表示：多得可怕的营地数量意味着，几乎所有德国人都知道这种营地的存在，即便他们不了解此体系的庞大规模或者营地内部的状况。又是老生常谈：无人知情。遍布42500个营地的国家完全是一个古拉格。

在世界史里，在二十世纪妖魔丛生的悲剧中，我越来越晕头转向。关于第三帝国强制劳役的报道完全是盲区，充满了无稽之谈和自相矛盾。我的主题明显不是我能一手掌握的，我头昏脑涨。我自问，是不是已经太迟了？我还能够得上那口气，把这些浩繁的材料都弄明白吗？究竟有没有文字记录这一切，记录籍籍无名的母亲的生平，而她的命运是百万千万人的命运写照？

我早将“亚述的希腊人”论坛忘诸脑后，此时却收到了论坛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寄件人那栏是奇怪的象形文字，是一位希腊姓氏名叫康斯坦丁的人。我读道：

非常尊敬的娜塔莎·尼可拉耶芙娜：

我再次查证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档案里登记的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有非常大的可能就是您的母亲。请容我从头道来。19世纪，在马里乌波尔住着一位乌克兰大地主，来自切尔尼戈夫的一位贵族，名叫伊皮凡·雅科夫列维奇·伊瓦申科。他是您的外曾祖父。可能他是第一批迁居到马里乌波尔的非希腊裔居民之一。马里乌波尔当时还是亚述海边的一座商业小城，只有不到五千居民。他为自己和家人在米特洛波里斯卡亚大街上买了一栋房子，成了枢密官、船主和港口海关局的主事。渐渐地，他在城里购置了大量不动产，广开商铺，获得了很高的威望。他和一名叫安娜·冯·爱伦施泰特的女性结了婚。关于这位安娜，我们知道她出身于波罗的海东岸三国的德意志乡村贵族家庭，根据教区记事簿，她生于1845年，卒于1908年。

您的外曾祖父母有六个孩子，两男四女。大儿子是雅科夫，也就是您的外祖父，您母亲的父亲。据教区记事簿记载，他的弟弟莱奥尼德26岁时死于癫痫。关于叶莲娜和娜塔莉亚姐妹我们一无所知，但是我们知道，大姐奥尔加和著名的心理学家、哲学家格奥尔吉·切尔班诺夫结为连理，他家有希腊血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仅您母亲的名字，而且切尔班诺夫妻子的整个家族介绍全部留存在我们的档案中。

您外祖父的第四个妹妹，您的姑婆瓦伦蒂娜，是马里乌波尔知识分子圈中最优秀的人，直到现在她仍然在城里声名远播。您可以通过邮件附文了解她的更多情况。

可惜，关于您的外祖母，我们什么也不知晓，只知道她叫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您母亲的姐姐叫莉迪娅，教区记事录上记载她生于1911年。您母亲的哥哥名叫谢尔盖，生于1915年。他是一位歌剧演唱家，战时在前线唱歌剧，并因此被授予奖章。您可以在附件中看到获奖证书的电子版。

不久之前，一本关于格奥尔吉·切尔班诺夫的书出版了，书中多次提到他妻子的家庭，您的姑婆奥尔加饱受精神疾病之苦，43岁时在莫斯科跳窗身亡。我们会请此书的作者给您一本书。

您母亲的兄弟姐妹多半已不在人世。而且他们的子女也不好找，因为伊瓦申科这个姓氏太常见。关于您的姨母，我们除了知道她名叫莉迪娅，再无任何信息。寻找女性总是十分艰难，因为不知道她婚后姓什么。因此我建议您，首先把搜寻放在您的舅父谢尔盖以及他的子女身上。我们可以向《等着我》节目编辑部寻求帮助，这是一个同时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播出的家喻户晓的寻亲节目。

我看不明白这封邮件。这位康斯坦丁是谁？一个网络幽灵，一个爱胡说八道的人，还是一个投机取巧者？他是不是想给我弄个蓝血贵族的出身，然后为了继续证明他所言不虚，让我先给他钱？我是完全不会相信我母亲来自他描述的那个家族，来自高级阶层的。她是一个所有阶级之外的斯拉夫低等人，一个在大街上会被人扔石头的贫苦可怜虫。她当时哪怕能透露出一点贵族出身的影子，我都能在我贪婪渴求社会价值的绝望童年中好过一些。这封邮件的发信人如同窥见了我孩童时期的痴心妄想一样，他在向我讲述我曾经的谎言故事。很显然，我面对的是网络丛林中一朵分外可疑的花。

我打开第一个附件，文章的标题大写加粗：瓦伦蒂娜·伊皮凡诺夫娜·奥斯托斯拉夫斯卡娅——我们城市难忘的女儿。标题下方是一位女性的椭圆形肖像照。我的呼吸停滞了。我认识这个女人。从记事起我就认识她了。她是旧照片上的那个女人，我母亲在照片背后标注了“外祖父和两位友人”。我现在在电脑屏幕里看见的她，更年轻些，更瘦些，但是这张面孔不会错：高颧骨的知识分子的脸，面容严肃，略显骄傲的嘴角。在这张肖像照中，她也身穿深色、密不透风的裙子，戴着夹鼻眼镜。

我感到窗外的湖水在晃动。我身边的一切突然变得新鲜而陌生。我对着屏幕上的女人面孔发呆，像在慢镜头里一样，慢慢让自己明白过来这些意味着什么。这张照片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幻影般的证明，证明了我在“亚述的希腊人”论坛里询问并得到回复的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的的确确是我的母亲。照片里这位我认识已久，被我母亲称为友人的女人，事实上是她的姑母，我外祖父的妹妹。

我屏住呼吸迅速浏览这篇文章。文中写道，这位1870年出生的瓦伦蒂娜·伊皮凡诺夫娜创办了一所私立文理中学，专收出身贫寒的女孩。她是一位毕生致力于社会平等的斗士，她的付出值得感谢。由于她的努力，无数马里乌波尔女孩才能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摆脱无知和贫穷。她和她的哥哥雅科夫，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志同道合。我的外祖父大学攻读法律和历史，早在大学时代就已在地下和布尔什维克共过事。他二十三岁时被沙皇的秘密警察逮捕并流放西伯利亚二十年。

瓦伦蒂娜·伊皮凡诺夫娜，我母亲的姑母，与瓦西里·奥斯托斯拉夫斯基结为夫妇。丈夫瓦西里出身出类拔萃的富裕俄国贵族家庭，家族因重视教育、开放和思想自由而声名在外。大革命之后，她的丈夫和几百万乌克兰人一样，在严重的饥荒灾难中丢了性命。瓦伦蒂娜创办的中学在内战中烧毁，随后不久，她死于当时蔓延欧洲的西班牙流感，死时只有四十八岁。她们的儿子，伊万·奥斯托斯拉夫斯基是一位知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他的著作是全苏联所有学航空航天技术大学生的必修教材。另一张照片上是一位较年长的男人，看上去像圣伯纳德教派的教士，面部表情粗野，可双眼聪慧闪亮。瓦伦蒂娜的女儿伊莲娜·奥斯托斯拉夫斯卡娅高居公共教育部副部长之位，但在斯大林时期被作为人民公敌逮捕，流放西伯利亚。

邮件中我还获悉了其他一些事。我的外曾祖父伊皮凡是来自切尔尼戈夫的大地主，在马里乌波尔酗酒，逐渐散尽了家产。某天，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撇下了他的妻子安娜·冯·爱伦施泰特和六个孩子，没留下任何钱财。有传言说他坐上一艘曾经属于他的货船逃往了印度。

我需要再给我一颗脑袋来装下所有这一切，接受并理解它们。我至今为止的经历全是，事实被证明是谎言。而现在，可笑的是，我童年的谎言却被证实是事实。

最让我震惊的是落差如此巨大。为什么母亲从没提过她的出身，而且是只字未提？为什么她甚至要否认和她姑母瓦伦蒂娜的亲戚关系，而把她称作友人？在我眼中，母亲一直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平民女性，她真正的出身，到现在对我来说还像个荒诞的发明，给她的命运带来一层全新的残忍。我没法理解。

我用发麻的手指打开第二个附件。屏幕上是一份泛黄变色文件的数码影印本，我多次放大才能辨认出上面严重掉色的打字机写的俄语。我读道：

兹授予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伊瓦申科红星国家勋章。他于1915年生于马里乌波尔，党员。1939年加入红军，战争开始第一日即响应号召，毫不犹豫地从基辅奔赴前线。

作为红旗合唱团的独唱家，伊瓦申科同志为俄罗斯经典音乐传播做出了贡献，他在前线为部队官兵们演唱俄罗斯歌剧中的唱段。他演唱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歌剧《萨德柯》中的《印度之歌》和亚历山大·鲍罗丁的歌剧《康斯坦丁伯爵》中的咏叹调，成为部队中最受喜爱的曲目。他从来不因危险和天气恶劣而退却，即便在最糟的逆境中他也继续演出，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前线的士兵们爱戴他、尊敬他，因为他的演出始终保持最高艺术水准。伊瓦申科同志以堪为榜样的职业道德和遵守纪律而出名，他忠于列宁、忠于斯大林，忘我地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他曾因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功绩被授予奖章。苏联政府特此授予他红星国家勋章。

新闻宣传部部长B.F.普洛科夫耶夫上校

连续多天我一直处于一种惊愕状态。我继续做着之前的事。我坐在露台上，在海边散步，煮吃的，但是这个人不是我，我旁观着这个人做所有事。我观察她接连几个小时望着墙上的光影发呆，或者毫无来由地放声大笑。后来甚至发展到，我突然开始在心里、在我自己也不能理解的对话中，和看不见的人指手画脚、激烈地争辩或者赞同地点头。旁观者肯定会认为我疯了。

我反复回看康斯坦丁发来的邮件和附件，我必须一再告诉自己，这不是梦。我惊讶的目光停留在了外祖母的名字上：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一个名叫玛蒂尔达的女人，父亲姓约瑟夫。这是一个我在俄语中还从没听过的女性名字。康斯坦丁有查看马里乌波尔教区记事簿电子版的权限，他告诉我，玛蒂尔达的宗教信仰一栏填写的是罗马天主教。宗教信仰结合玛蒂尔达这个名字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外祖母来自意大利，尤其是，她的父姓约瑟夫是意大利姓氏朱塞佩的俄语变体。但是，这些信息在我的意识中还很边缘化，信息一下子来得太多了。

我感到自己仿佛找到了外祖母一样。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母亲为她流了那么多眼泪，她去找被流放的女儿莉迪娅，再也没有回来。我的发现如同逆转了母亲不幸的那一部分，她当时深陷母亲失踪的痛苦，几乎没法继续活下去。我一再地想象自己飞奔向母亲，告诉她：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你的母亲，我找到她了！玛蒂尔达，你还能再认出她来吗？我真的找到她了，在这儿，你看……

姓名是有魔力的。母亲的姐姐和哥哥突然变成了鲜活的人：莉迪娅和谢尔盖。一切是那么理所当然，他们就应该叫这个名字而不是其他名字，让我惊讶的是，我自己怎么没想到。莉迪娅和谢尔盖，这两个名字好似母亲名字的天然互补。我的姨母莉迪娅和舅父谢尔盖。我一再地重读谢尔盖的荣誉证书，他被授予红星国家勋章的证明，试图从中找寻他人生的蛛丝马迹，寻找母亲人生的线索。

每次，当我想象那位幻想中的舅父，歌剧演唱家时，耳边就会响起男高音，像威尔第《茶花女》中的咏叹调《沸腾激动的心灵》或者《友善的森林》那样高亢，但是荣誉证书中的部分内容透露出，他是贝斯般的低音。在我脑海中和眼前出现的立刻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体形巨大，大腹便便，嗓音柔和而低沉。一位前线歌唱家，一名党员，红旗合唱团里的独唱家。荣誉证书夺去了歌剧演唱家舅父在我眼中的光环。很明显，他被授予国家勋章不是因为他的演唱功底，而是为了褒奖他忠于党的路线，给苏联人民做出了榜样。康斯坦丁认为这非比寻常。一个出身贵族家庭的人，能在当时加入苏联共产党，还能被授予国家勋章，按照康斯坦丁的说法，简直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那么我母亲的哥哥到底是谁？他究竟做过些什么，能够“穿过针眼”？而且，姐姐莉迪娅之所以被流放到劳改营，毫无疑问是被视为人民公敌的人，对于弟弟谢尔盖来说，针眼又细了一半。还有，我母亲怎么可能那么爱他的哥哥，我能肯定她是把苏联共产党视为魔鬼的。我再仔细回想，父母对苏联政权的仇恨，对斯大林的仇恨，可能是他俩最大的共同点了。母亲从来没放下对苏联政权手眼通天的恐惧，在她眼中，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苏联人是她生活一败涂地的罪魁祸首，苏联人杀人无数，毁了她的家园，逼迫她背井离乡。

现在的事实却是，连她的父亲也是社会主义者，是最早的布尔什维主义者，他因为信仰被沙皇政权流放二十年之久。我头脑开始混乱。这到底是个怎样的家庭？母亲的父亲是个布尔什维克，被长期流放，她的哥哥是个受褒奖的党员，她的姐姐还有她自己都是变节分子，姐姐被流放到苏联劳改营，而妹妹是苏联死敌的强制劳工，潜在的通敌者。这个家庭里面难道有个无底洞？母亲是怎样做到对苏联政权恨之入骨，同时又深爱着为苏联政权服务的父亲和哥哥的？

我对母亲家族的想象一片混乱，既不现实也不合情理。现在我知道的反而更少了。唯一知道的是，母亲跟我一直以来认为的完全不是同一个人，而我自己也不是我认为的那个自己。

她的父亲大学攻读的是历史和法律，倒是符合我记忆中“律师”这个词，但是这个词在我心目中是和一位可靠的中产阶层先生的画面联系在一起的，他整日坐在房间里，用俄国式的铜茶炊喝着茶，接待委托人，戴着长柄眼镜翻阅卷宗。二十年的流放生涯颠覆了这位“先生”的画面。他不再是个稳重的大学生，拼命补习法律条文，为他的职业生涯精心准备，而是一个年轻的，参加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的反叛者，还是一位女士的哥哥，这位女士为出身贫寒的女孩们创办了文理中学。一对为社会平等而抗争的兄妹，为团结被沙皇政权压迫的人民和废除贵族阶级而奋斗，而他们自己却出身于这个阶级。为此，我的外祖父付出了沉重代价，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不知何处的蛮荒之地长达二十年，这二十年可能占据了他生命中很大的一部分。这样一个遭受残酷命运的人，和我童年想象中的“律师”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根据教区记事簿的记录，他生于1864年。如果他是二十三岁时被流放的话，那他1907年重获自由时已经四十三岁。十三年后，我母亲才出生，那他当时已经五十六岁了。这是我和母亲一个引人注意的共同点：我也有个年纪较大的父亲，他足足比母亲大了二十岁。那外祖父和我父亲一样，也是娶了一位比他年轻很多的妻子，不然也不会有我母亲的出生。可能他从西伯利亚回来后，娶了年轻的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四年后生下了莉迪娅，我母亲的姐姐，又过了四年生下我母亲的哥哥谢尔盖。我母亲是三兄妹中最小的，一个迟来的孩子，最小的女儿。尽管当时，1920年，安乐窝很可能已经不复存在，家产早已被征收，也许还遭到了严重的报复，至少我母亲的哥哥和姐姐还经历了大革命前的最后几年，短暂地享受过来自他们出身的优越特权。与此相对，我母亲只经历了毁灭，从未享受过任何优越生活。她在内战、恐怖、饥饿和迫害中出生。这些贯穿了她在乌克兰生活的自始至终，除此之外，她没见过其他。

渐渐地，我终于理解了为何她绝口不提她的出身。在她生活的苏联时期，没有比贵族出身更糟糕的事情了。这种出身是一种罪行，一种原罪，是最大的耻辱，会置她于死地。也许她把恐惧、自我鄙视和羞耻混淆在一起，因为她慢慢地让自己相信了，像她这样的人是社会的低等赘瘤，不具有生存的权利，属于历史的垃圾。她不是在德国才被视作低等人的，早在乌克兰时她已被归为此类。我可怜的、矮小的、疯癫的母亲，她来自残忍嗜血的二十世纪最黑暗的年代。

另外一个版本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没有人告诉她，她到底是谁，身边的人为了保护她而选择了缄默。可能她像我一样，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出身来历。或许她没有听人说起过她的长辈，因为在苏联时期的乌克兰既不许“道听”也不许“途说”，况且她的社会阶级早在她的童年时期就被彻底铲除了，她在现实社会中根本不可能接触到。

可能她之所以在乌克兰带出来的照片上标注“外祖父和两位友人”，是因为她真的不知道照片上的两位女性是谁。第二位年轻些的、脸上带着羞怯微笑的女性，很可能也是她的一位姑母，是她父亲的姐妹之一。也许，那个时代的巨大毁灭将所有人抛入混乱，把人连根拔起、冲散，切断了一切联系，以至于谁也不认识其他人。或者，她在给照片标注时只是简单地想，照片中的两位女性对于妹妹和我来说没有意义，因为我们反正也不认识而且也不可能认识她们，因为她们生活的那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陌生的德国安全保存下来。

然而，根据我现在所知晓的一切，其中一件事是清楚的：照片中的男人不是我母亲的祖父，而是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母亲是从妹妹和我的视角来给照片标注的。不过比起我最近的想象，外祖父的形象更符合我以前想象中的他。我在他身上没法看出任何曾经的革命者和西伯利亚流放犯的样子。事实上，他的确让我回忆起很多我孩童时期想象中的那种中产阶级令人尊敬的律师的模样。他散发着沉静和温暖，有聪慧而温和的面容，还有和我母亲一样的充满忧伤的双眼。可能不只是因为他的年龄和心脏病，让我母亲担忧的还有第三个危险因素，这超出所有的生理因素：一个政治人物随时会坠入斯大林的死亡磨坊。没人可以从中逃脱，特别是像他这样不仅身负出身贵族之原罪，而且在沙皇时代已显示出反抗、不服从精神的人。在斯大林看来，任何对权力的反抗都是可疑的，无论反抗什么权力。康斯坦丁给了我查看马里乌波尔教区记事簿电子版的权限，当我重新查看时，我留意到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其他家庭成员登记的死亡日期后面，都登记了死亡原因，只有我外祖父没有。仅能知道他的死亡年份是1937年。这或许是苏联历史上最可怕的一年，是大清洗的顶点，是人类历史上最骇人的政治大屠杀之一。当时，我的母亲十七岁。

后来，当我尝试厘清我活到现在却完全陌生的亲戚关系网，并且对比年份时，我意识到，作为外祖父最小的孩子，母亲不仅出生于充满暴力和毁灭的时代中，而且也出生于一种强大的虚无中。当时，不单她上一辈人的世界消失殆尽，她的上一辈人也所剩无几。枝繁叶茂的乌克兰-意大利家族几乎没有剩下任何人。她的姑母瓦伦蒂娜，女子文理中学的创办者，在她出生前两年死于西班牙流感。另一位姑母奥尔加，十四年前就已跳窗身亡。她的祖母安娜·冯·爱伦施泰特已长眠地下十二年；祖父伊皮凡，来自切尔尼戈夫的大地主，在很久以前离家远去。她的叔叔莱奥尼德在她出生前二十年死于癫痫。只有她的姑母娜塔莉亚和叶莲娜的死亡时间没有记载，教区记事簿上只记录了她们的出生日期。她们俩比我母亲早出生很多年，即使还在世，我母亲认识的她俩也是老者了。

罕见的奇迹在我身上发生了。生命的黑匣子在我年华老去时打开，向里望去，我看到一个新的黑匣子，而这个黑匣子里面可能还藏了一个黑匣子，然后里面又藏了一个，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即便到了最后，我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答，而是又回到了原点。我第一次明白，我并非身处人类历史之外，而是在历史之中，和其他人并无二致。然而，到目前为止我获悉的一切，全是有关我的外祖父家族。外祖母家族那边，康斯坦丁和我始终徒劳无功。教区记事簿里既没有她的婚前姓氏，也没有她的出生年月，只有她的名字、她的父称以及宗教信仰。信奉罗马天主教的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估计是个意大利人，她是我整个方程式中最大的未知数。

湖边的秋天悄然而至。黄叶出人意料地飘落到阳台，厨房里，我与之斗争了数周之久的蚂蚁们突然消失了。傍晚，当温和倦怠的阳光拂向镜面般的湖水时，空气仿佛凝滞，不再有任何一片树叶飘动，就连聒噪的水鸟也不再发出声音，安宁得让人吃惊，那么不真实，让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再身处我居住的世界。

我把行李搬上车时，内心突然涌上一阵莫名的恐惧。我觉得，我在这里找到的一切会随着我的离开而消失。我没法想象，一切将随着扁平毫不起眼的笔记本电脑一起被我带回家。我担心康斯坦丁也会因为我离开这个通信地点而离我而去。通信期间我得知，康斯坦丁，这个具有希腊血统的乌克兰人根本不住在马里乌波尔。他虽然出生在乌克兰，但是很久以前已搬到了俄罗斯北部的切列波韦茨，在当地的一家钢铁厂做工程师，另外还管理着一个专为有希腊血统的乌克兰人而设立的论坛。他已婚，有四个儿女和众多孙辈。其中一个儿子居住在美国，是位历史学家。

他为什么愿意帮助我寻找母亲，我不知道。遇见他简直是我最大的幸运。他不仅对俄国历史了如指掌，也不仅仅是个电脑怪才，而且还是一个狂热的系谱学迷。孩童时期，他的最大爱好就是绘制分支尽可能多的家谱树状图。他自己家族的家谱树状图，他一直追溯到十六世纪，直到追溯不到为止，他找到的先人名字长达几米。

他的侦探杰作是，战后六十多年，他在不知何处的野外找到的一架坠毁的布满枪眼的战斗机机翼上，辨认出了战斗机的编号，而驾驶员是他失踪的叔叔。像在战争中失踪的其他苏联人一样，他叔叔也被怀疑是逃兵。康斯坦丁把真相公之于世，引发轰动。他的叔叔在身后得到平反，此前叔叔的儿子由于父亲被疑为逃兵失去了工作资格，一直在乌克兰乡下靠一个贫困的农场艰难度日。平反后，才得以在晚年领到一份微薄的抚恤金，终于付得起一副假牙的钱。康斯坦丁甚至还挖掘出，是一个名叫胡贝图斯·冯·博宁的德国战斗机驾驶员、骑士勋章获得者，击落了他叔叔的伊留申战斗机。博宁曾是“二战”期间德国最好的歼击机飞行员之一，后来在一场空中战役中阵亡。我瞬间在网络上搜索到博宁的一个侄子，把康斯坦丁写的邮件翻译成德语发给了他。这个骑士勋章获得者的后人看上去不太明白康斯坦丁找他所谓何事，也许他怀疑康斯坦丁这个凭空冒出来的陌生人想找他算账，因为七十年前，他叔叔在空战中杀了康斯坦丁的叔叔，他甚至很可能以为，康斯坦丁想通过这种手段索要一笔私人补偿金。反正，他把康斯坦丁的所有话，都用他的普鲁士礼貌堵了回来。我为康斯坦丁感到遗憾，他不过是想闲聊几句，他很好奇，击落了他叔叔战斗机的德国飞行员是个怎样的人，而且如果对方回问有关他叔叔的问题，他肯定会十分高兴。可是，对方连一个问题也没有提。尽管如此，大侦探康斯坦丁还是得胜了。七十多年后，他单凭他叔叔伊留申战斗机上的枪眼就找到了德方歼击机飞行员的后人，还和他来往了几封邮件。现在，不找到拼图的最后一块就不会停下的他，唯一缺少的就是所谓的击落报告。多年前，他已向德国军事博物馆提出了申请，没有得到回复。现在，我再次向军事博物馆求助。在康斯坦丁的帮助下，我填写完一个复杂的表格并转账三十欧。等了将近两个月，我收到一个小邮包，里面有一卷铅封的电影胶片。战后，旧的影像资料被美国的一家军事档案馆收购，回到胶片的生产地。虽然影像的画质很差，但是康斯坦丁从中看到了他想看的一切，他需要的最后的证据。

我相信，康斯坦丁不只是在帮我寻亲。他一下班到家，就往他的数码控制台前一坐，开始把破碎的线索拼在一起。这是他的爱好、他的偏执、他内心必不可少的事情。他把消失的人带回现实世界，绘制大型复杂的家谱图，和孩童时期做的一样，只不过现在他是利用电脑来完成。我猜想，互联网给了他周游世界的机会，尽管他一辈子没能出门远行，而当终于可以出门时，又没钱环游世界。但在虚拟世界中，他可以毫无阻碍地去他寻找的所有地方旅行。最终，他也为我绘制了一张家族树状图，不只是树状图，而是一整个森林般的图谱，我经常在其中迷路。我这个从来没有过长辈先人的人，突然有了这么多亲人，以至于我经常把他们弄混，搞不清楚辈分。我把这张家族树状图放大，贴在了写字台上方，有时我坐在图前，像研究世界地图一样凝视许久。

其间我了解到，我绝非唯一一个在寻亲的人。大革命后，贵族和地主被杀或被驱逐，农民被没收财产，带到营地，无数知识分子在古拉格和流亡中不知所踪，战争中又有两千万人丧生，某些统计中还更多。二十世纪发生的这一切，切断了代际的自然关联。现在，在近百年的恐惧和沉默之后，苏联的大量民众开始寻找亲人，寻找失踪的、被逮捕的和再未归来的人。他们在找寻自己的出身、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根。在伊瓦申科的家族志中，1920年出生的母亲是最后一个被记录的人。在她之后，家族历史就此中断。她是整个家族消失前的最后一线光，就连她的哥哥姐姐们的孩子也没有被提及，更不要说她自己的孩子了。

没有人比着了迷的搜寻者康斯坦丁更让人不可或缺。他在丛林中辟出空地，我跟随着他，而他也跟随着我，这是最让我不能理解的一件事。他跟随我一起经历寻找路上的高低起伏，每当一个找到的线索又落空时，他分享我的狂热，还有我的失望。有时候我在想，他才是我挖掘到的最大宝藏。没有他的话，我很快就会迷失在俄罗斯的互联网丛林中，没有他的坚持，我早在搜寻遇到死胡同时就放弃了。但是，康斯坦丁毫不气馁，他总是不断继续下去，他是搜寻的动力，而且拉着我一起。他是魔法师，而我是他的助手，一位侦探大师的帮手。他是我搜寻之路上的唯一一个谜，可他从未帮我解开它。

家里有一本书在等着我，就是康斯坦丁之前承诺寄给我的那本，有关乌克兰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格奥尔吉·切尔班诺夫，我母亲的姑母奥尔加的丈夫。互联网上能找到关于我母亲的一个词条完全归功于姑婆奥尔加。通过德文版维基百科，我已了解到，格奥尔吉生于1862年，卒于1936年，是一位新康德派哲学家，建立了俄国第一座实验心理学研究机构。他撰写了一系列书籍如《大脑和精神》《逻辑教科书》《实验心理学导论》等。母亲有可能还认识他，因为他的妻子奥尔加自杀之后，他还经常回到他的故乡马里乌波尔，也许他会利用回乡的机会拜访他的内兄，我母亲的父亲。

装书的小邮包用一根绳子捆住，邮包的其中一面从上到下贴满了小面值的邮票，看来切列波韦茨的邮局没其他面值的邮票了。一张白色的小方块纸上有几行小字，是我曾经在邮件中写过的。康斯坦丁为了防止出错，没有自己手写地址，而是把我的邮件打印了出来，剪下地址后贴在上面。我费劲地解着绳子，把这根磨损的、明显用过多次的黄麻绳——这种绳子我只在小时候见过——贸然剪开简直是一种亵渎。一本中等厚度的书露出来，封面闪亮，是乌克兰国旗的颜色，天蓝色和麦黄色。几张拼接着马里乌波尔和莫斯科的照片上方写着书名：格奥尔吉·切尔班诺夫，生平与作品。

从康斯坦丁那里我已得知，这本书中并没有提到我母亲，可是第一次如此接近她生活的时代，我有些眩晕。我翻开封面，目光立刻落在了卷首的一张照片上。照片并不是切尔班诺夫，而是他妻子奥尔加·伊瓦申科的家庭照。照片的拍摄地点是母亲的祖父母家，我这辈子没动过半点念头思考过他们的存在。我第一眼就认出了瓦伦蒂娜，女子中学的创办者，细看之下我又发现了另外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是母亲从乌克兰带出的那张照片中坐在瓦伦蒂娜旁边的女性。图片说明告诉我，正如我猜测的，这位也是我母亲的姑母——娜塔莉亚。这张家庭照没有标注拍摄时间，但是我可以大概估算一下。我母亲唯一的叔父莱奥尼德还在照片中，那照片应该是1901年之前拍摄的。1901年，莱奥尼德死于癫痫，时年二十六岁。照片中，他身穿深色西装、系着领带站在姐姐们身后，手上拿着东西，可能是根香烟，完全没有预感到死亡即将到来。

我已经知道了关于这个家庭的那么多事情，这让我自己都惊讶不已。我很清楚，这张照片上还少了三个人。伊皮凡，我母亲的祖父，这个时间段极有可能已经抛妻弃子坐船逃走了。奥尔加，我母亲的大姑母，同样已离开了马里乌波尔，和她的丈夫格奥尔吉·切尔班诺夫生活在莫斯科。还有我母亲的父亲，我非常想再看看他生活中的另一面。而世纪交替之际的他，远在西伯利亚的流放营地。照片中，很明显是还居住在马里乌波尔的家庭成员聚在了一起。从贵重的旧家具和地毯可以推测，照片摄于家族经济状况更好的时期，也就是祖父伊皮凡还没变穷，还没有永远消失的时候。照片背景中有一棵室内棕榈树，在被精心安排好座位的家庭成员上方伸展着枝叶。

照片中的娜塔莉亚，脸上还没有那种虚妄的笑容，看上去年轻很多，充满少女气息，无忧无虑。她的头发松散地盘上去，穿着蓬蓬袖长裙，手上拿着一把扇子。瓦伦蒂娜还是我熟悉的女校长穿衣风格，细长消瘦，背挺得笔直，坐在她母亲身边的软躺椅上。瓦伦蒂娜旁边的扶手椅里坐着她的丈夫瓦西里·奥斯托斯拉夫斯基。他年轻英俊，衣着高贵，一副富有的俄国贵族的气派，怎样也看不出来他后来会死于饥馑。这是我第一次在照片中见到叶莲娜，我母亲的三姑母，她是所有人中最时髦的。她身穿一条紧身剪裁的绸缎裙子，膝盖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照片的正中，端坐着安娜·冯·爱伦施泰特，我母亲的祖母，来自波罗的海东岸三国的德意志人，身边簇拥着居住在马里乌波尔的孩子们。她个子矮小，看上去有些像农民，穿着一条朴素的深色裙子，一丝不苟梳起的头发盘在了脑后。

我童年害怕的鬼怪之一，是父亲跟我讲的母亲的一个亲戚，得了无法治愈的精神疾病，尽管请了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医生，也没能治好。父亲深信，母亲和我都遗传了这种精神病。我的整个童年和青年时代一直在等遗传的精神病赶紧发作。后来，在我早已抛开父亲恶毒的遗传理论之后，我问自己，这种理论背后，隐藏更深的是否是父亲对自己会精神错乱的恐惧，这种对发疯和躁狂的恐惧症在俄国广泛流传。普希金曾在他最有名的诗中描述过它。后来，在我长大成人之后，童年的精神创伤开始以一种莫名的、荒诞的恐惧感将我吞没，我动弹不得。有时我在想，父亲可能是对的，我精神的崩溃植根于我的长辈，就像匍匐冰草，即使旁人愿意，也只能把它扯下，而没法连根拔起，我不可能有机会把自己从童年的毁灭性影响中解放出来。

这个所谓的有精神病的亲戚，现在已经再清楚不过，只可能是我母亲的姑母奥尔加。在书中，她被描述为有精神疾病，并正如我之前从康斯坦丁处听到的一样，四十三岁跳窗自杀。而我父亲口中的那位无法治好她的知名精神病医生，除了奥尔加的丈夫切尔班诺夫，不可能是其他人。

书中除了切尔班诺夫，还有同一时期其他俄国哲学家的无数照片，还可以看到许多他妻子的照片。我端详着照片中的人，我童年的鬼怪。的确有这个亲戚，她不再是我童年里的虚构，而是有血有肉的真人，是我的姑母。她一头深色头发，满脸温柔天真，身材娇小，特别秀气，一双眼睛大而严肃。其中一张照片里，她身穿一条奢华的晚礼裙，浓密的头发上装饰着花朵，另一张照片里身着时髦的旅行装站在丈夫身边，第三张照片中，她和家人一起在夏季别墅的露台上，周围绿树成荫。这本书的作者把她描写成一位特别聪慧、博学且感情丰富的女性。作者引用了她在马里乌波尔写给未婚夫的书信，还有后来在莫斯科给父母信中的话。她用俄式小名和爱称称呼自己，温柔且满含深情。她想念母亲和弟弟妹妹，特别是远在西伯利亚的弟弟雅科夫。早期给未婚夫的信中显示出她的不自信：她迫切地建议未婚夫再次考虑婚事。正因为他如此优秀，受人喜爱，当时已站在通向最高级科学机构和莫斯科顶级沙龙的门前，他本应该有另一位更好的妻子。她觉得自己既不美也不配，一直以来身体又不好，未老先衰，并且经常无法摆脱乖张消极的念头。

然而，婚礼还是举行了。奥尔加生了三个孩子，依靠保姆和一位女管家的帮助，操持着一大家子，家中时常宾客如云，全是莫斯科知识界和文化界的精英。她应该是位温柔的母亲，全心全意地、忘我地爱着丈夫，而且她很早就已预料到政治局势将会给丈夫带来灭顶之灾。她经常陪伴丈夫出游国外，去纽约、瑞士、莱比锡拜访德国知名的实验心理学家威廉·冯特，丈夫和他合作密切，夫妇二人还多次前往柏林，造访夏利特医院。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她饱受偏执的困扰，总是害怕她的孩子和丈夫会出事，她的注意力不断围绕着根本无法解释的事情打转，她对每个极微小的不公平都高度敏感，经常毫无来由地突然哭起来。1906年她跳窗自杀一事没有被详述，作者强调此事没有任何佐证。

康斯坦丁认识这本书的作者，他住在乌克兰南部偏僻的农村，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所有试图联系他，向他询问奥尔加以及他描述奥尔加的依据的尝试，全部落空。他既不回康斯坦丁的电子邮件也不回我的。

我对这些故事思考得越久，就越感到毛骨悚然。切尔班诺夫，这个“遗传”理论的拥趸者，是不是从他妻子不稳定的精神状态中看出了天生的精神病？奥尔加会不会沦为了他实验心理学的牺牲品？是不是所有人，奥尔加、我的母亲还有我，都具有这种先天精神疾病基因？我是不是找到了疯狂念头的始作俑者，他不仅促使奥尔加自杀，也造成了我母亲的自杀？切尔班诺夫延续了百余年的先天论，是不是先被我父亲接受，最后也侵入我的思想中？奥尔加那双娇小秀气的脚总出现在我眼前。一百年前，就是这双脚穿着系带的旅行靴，走在柏林的街道上，走在造访夏利特医院的丈夫身边。当初的她离我那么近，夏利特医院离我现在柏林的家步行只需二十分钟。

奥尔加死后十年，大革命爆发后不久，她丈夫这颗科学领域的星斗渐渐黯淡了，正如她之前预见的一样。他被指责为搞神秘主义、理想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他失去了莫斯科大学的教席，他被禁止进入自己创立的学院，写的书也在各大图书馆中消失了。他的大女儿是忠于党的路线的艺术家，以建造雄伟的英雄雕塑而出名，二女儿嫁给了法国哲学家布里斯·帕兰，移居巴黎。女儿跑去资本主义国家，更加败坏了切尔班诺夫的声誉。他的儿子，一位日耳曼学家和古典语言学家，参与编写出版了一本德俄大辞典，却在辞典面世后被批判为反革命和法西斯。辞典的三名出版者，其中包括切尔班诺夫的儿子，全部被判死刑并枪毙。他自己却奇迹般地逃脱了肉体上的毁灭。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孤独穷困，在以前的学院入口处徘徊，问经过的人还记不记得他。如今，他被平反恢复了名誉，他的书得以出版，人们为他著书立传并予以研究。

我一再地仔细研究伊瓦申科那张有棕榈树的家庭照。我母亲见过这张照片吗？她是不是曾经把它拿在手上？照片上会不会有她看不见的指纹？我盯着照片的时间越久，越觉得不真实——她居然会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在她身上察觉不出任何关于出身的痕迹，一丁点儿也没有。尽管她恐惧不安地否定自己的出身，会不会至少有些东西还是会显露出来？一个人是怎样做到完全隐藏自己的？或者，只是因为我在童年没法解读一些信号，并忽略了它们，而这些信号，我可能今时今日立刻就能看穿？

我在寻找我母亲的祖母，一个来自波罗的海东岸三国的德意志人，但是我只在网上找到了一条没什么启发性的词条，出自1826年的奥地利贵族百科全书：瓦拉赫第一陆战队团部上尉雅克布·茨维拉赫被封爵，1798年被封为贵族冯·爱伦施泰特。只要“瓦拉赫”不是源自瓦拉几亚的瓦拉赫，而指的就是瓦拉几亚，那么不言而喻，被封爵的雅克布·茨维拉赫就是我外曾祖母的亲戚，可能是她的父亲或者祖父。很可能外曾祖母是按照他的名字雅克布来给她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祖父雅科夫取的名。当时，位于现今罗马尼亚的瓦拉几亚大公国是俄罗斯帝国的保护国，其领域包括了现今的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所以爱伦施泰特家族和伊瓦申科家族的活动范围无论如何都是在同一国家内。安娜·冯·爱伦施泰特应该是在很年轻的时候跟随伊皮凡来到马里乌波尔的，因为根据教区记事簿的记录，她十九岁时在马里乌波尔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奥尔加，间隔不长又陆续生下了两个孩子，分别是我的外祖父雅科夫和叶莲娜。五年之后，又生下了瓦伦蒂娜、娜塔莉亚和莱奥尼德。如果说最痛苦的莫过于丧子之痛，那我的外曾祖母这辈子经历了两次。她五十六岁时，最小的儿子莱奥尼德死于癫痫，五年后，大女儿奥尔加又跳窗自杀。或许，那个时候她已是孤身一人，因为丈夫伊皮凡离开了她。奥尔加死后第二年，她也离开了人世。我猜测，很可能她在死前见到了二十年流放期满后回到马里乌波尔的儿子雅科夫，这对她来说是极大的慰藉。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去看我的外曾祖母，她看上去是那么眼熟。终于，我恍然大悟：在这张百年前的马里乌波尔的老照片中，我认出了我自己。我酷似她，甚至连用胳膊肘撑在沙发扶手上的姿势也一模一样。外曾祖母比我早出生整整一百年，她的基因跨越了两代到了我身上。难怪我和我父母在外表上毫不相像。也许这一显眼的生理差异，让母亲对我强调，我不是她亲生的，我的母亲其实另有其人。她总是这么和我说，以至于我成年之后也没搞清楚，我到底是不是她亲生的。现在，这么多年过去后，这张有我外曾祖母的家庭照，打消了我的所有疑虑。我是她的曾外孙女，更是我母亲的女儿。我不清楚这个证明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当我注视外曾祖母的时候，我心里第一次涌起了我有生以来完全陌生的一种感觉，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血脉相连。大概这是人类这一物种最深层的归属感。

在我看有关切尔班诺夫的书期间，康斯坦丁把我给他的乌克兰旧照片的其中一张贴到了他的论坛里，母亲年轻时站在一位白发妇人旁边的那张。一个来自哈尔科夫名叫伊莉娜的女人，长期寻找她意大利的先辈，她也找到了康斯坦丁的论坛，看到照片后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论坛里的那张照片，和她自己家族照片集里的一张完全一样。她从小就认识这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两个女人，按照她的说法，“痛苦得再熟悉不过”。

寻亲中有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写字台抽屉里的这张老照片才刚见光，就有一位远方的亲戚冒出来，很可能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之外唯一一个拥有同样的家庭照，也从小看着这张照片长大的人。

然而和我截然相反，她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她写道，我母亲身边的白发妇人是我的外祖母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我简直没法相信，因为那位头发雪白的妇人年纪也太大了，我估计至少有七十岁，而我母亲当年不过才十八岁。但是伊莉娜还健在的祖母不容置疑地告诉我，那就是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她的意大利祖母安吉丽娜·德·马尔蒂诺的姐姐。

我搞不清楚伊莉娜和我到底算哪一层亲戚关系，她给我讲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玛蒂尔达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曾外祖父朱塞佩·德·马尔蒂诺，出身那不勒斯一个贫穷的石匠家庭。他十二岁当见习水手，一步步往上爬，最后成了船长。他曾在香港感染了天花，但是活了下来，还曾是环行非洲的第一个意大利人。有一天，他驾驶着一艘商船来到马里乌波尔。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位意大利富商的女儿，十四岁的特蕾莎·帕切莉，她爱上了英俊的船长。一年后他们举行了婚礼。十五岁的特蕾莎带着她的洋娃娃上了船，陪伴她的丈夫开始继续旅行。他们一共生了十六个孩子，当中只有七个存活了下来。其中一个就是玛蒂尔达，我的外祖母。她和她的六个兄弟姐妹在马里乌波尔的亲戚家长大，而他们钟爱洋娃娃和意大利船长的母亲依然在海上航行。当我的意大利外曾外祖父最终停止航海，和外曾外祖母定居马里乌波尔后，迅速富了起来。这个移居乌克兰的意大利人经营有名的乌克兰小麦、酒，还有顿巴斯地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煤炭。朱塞佩·德·马尔蒂诺选取煤炭出口到世界各地，成了百万富翁。运送煤炭的海船船主，正是朱塞佩·德·马尔蒂诺未来的女婿雅科夫的父亲——我的外曾祖父伊皮凡·伊瓦申科，和安娜·冯·爱伦施泰特结婚的乌克兰人。两个家庭关系很好，所以我母亲的父母就此结识：意大利煤炭出口商的女儿玛蒂尔达和乌克兰海船船主的儿子雅科夫。

伊莉娜给我发了一打我们共同的意大利先辈的照片。其中一张是还年轻的意大利外曾外祖父母，两人明显正在乡下度假。船长和妻子看上去并不起眼，同时又很古怪，两人都身穿黑衣服，像要去教堂做礼拜。特蕾莎身着一条黑色的塔夫绸裙子，似乎能听到裙子发出的窸窸窣窣声，让我想起维斯康蒂电影里年轻的西西里寡妇。她幸存的七个孩子中，我只看到了玛蒂尔达和安吉丽娜两姐妹的照片。安吉丽娜有种天使长般雌雄同体的美，她嫁给了马里乌波尔最富有的男人，一个希腊人。他们住在一栋被称为“白色别墅”的大宅里，尽管那里只是一个城堡，和夏季别墅并没有共同之处。照片拍于苏联时期，希腊式石柱上面是富丽堂皇的栏杆，栏杆之上飘着苏联国旗，外面的花园里站着两个穿着白大褂的护士。大革命后，这栋大宅被改为工人肺病疗养院，并以列宁的夫人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命名。

其余镶了金边，还用小花饰装点的照片上，是我的姨婆安吉丽娜的三个女儿，我母亲的表姐妹。她们垂下的头发上佩戴着巨大的俄罗斯蝴蝶结，坐在名贵的座椅中，如同玩具娃娃一般。有的照片里，她们被波兰女保姆抱着，包裹着毛皮大衣和皮手笼。还有冬天滑雪的照片和穿着图图裙上芭蕾舞课的照片。另外一张照片里是个身穿大衣、头戴帽子的时髦男人，这是母亲的希腊舅父，也是一位歌剧演唱家，据伊莉娜所知，他是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的男高音。

我惊讶地看着这些陌生人的照片，哑然失笑。我小时候根本没有说谎，我说的甚至还打了折扣。事实上，我的确是个大资本家的曾外孙女，煤炭生意可能大得和金矿一样，就像今天的石油。这些人靡衣玉食，而与此同时，大多数乌克兰民众在艰难困苦中挣扎过活。

但是，我的外祖父雅科夫，怎么可能在因革命思想被流放二十年后娶了外国百万富商的女儿？他是不是在年轻的激情中接触到了布尔什维主义，其纲领恰好是推翻他自身的阶级？劳改营让他回心转意了？他回到马里乌波尔是重返以前的富裕生活，回到年轻时期的女友玛蒂尔达身边吗？也许他在被流放前已经爱上了她？能够入赘一个有钱人家对他来说是否是件幸运的事，因为他自己家在他被流放期间变得穷困潦倒了？

我一次次地打量我年轻的母亲和那位据称是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德·马尔蒂诺的老妇人的合照。尽管根据教区记事簿的年份登记，玛蒂尔达很晚才生下我的母亲，当时她四十三岁，那么可想而知，我母亲在被强行运送时，不是随便带了几张照片，而是带了母女合照。但是，我还是很难相信，这位几乎年迈的白发妇人是个十八岁年轻姑娘的母亲。她会不会是我母亲的意大利外祖母特蕾莎·帕切莉呢？

伊莉娜把我对母亲的想象又一次完全打乱了。她的母亲是不是一个在海上出生，却不在船上的父母身边，而被陆地上的亲戚养大的船长之女呢？她是个被容忍多于被疼爱，被父母抛弃的孤独的孩子，她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家吗？这样一个女人，后来会给她自己的孩子安全感吗？突然间我发觉，我母亲那种无家可归的感觉不是在德国才有的，而是早在乌克兰就开始了，她不是从安乐窝里走出来的，她根本从来没有过安乐的家，因为她的父母就没有安乐窝。玛蒂尔达被父母抛下，而雅科夫也被父亲抛弃——他的父亲，曾经富有后来潦倒的海船船主，某一天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雅科夫在被流放西伯利亚二十年后变成了无家可归者，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陌生人。我母亲的父母，两个无根无源的人，两个被排斥的人，相遇后在对方身上找到了自己？倘若乌克兰从来不曾是我母亲的故乡摇篮，那我现在是不是得重新讲述她的故事？

童年记忆的可靠性让我感到惊诧。最近得知的，全部是我很早以前以为是痴心妄想的事情，那些我心里一直认为是真实的东西，现在被证明的确是事实。德·马尔蒂诺这个姓氏的确真实存在于我的家族史中，我的母亲真的是意大利人的女儿，连煤炭商人也不是我幻想出来的，而在家族中真实存在，即便说的完全是另外一个煤炭商人，那也和这个词有关。

伊莉娜继承的照片中，有一张上面有谢尔盖，我母亲的哥哥。严重褪色的照片拍摄于1927年，当时他十二岁。照片是在第聂伯河的港口城市赫尔松的河岸边拍摄的。我母亲的一位意大利舅父在那里有一座葡萄酒酒庄。照片把我带回到了1927年夏日的一天，母亲还是个七岁的孩子。迷人的大自然，河岸边一艘船，一棵巨大的老树。看得出来，照片上的人不是随便坐的，而是彼此和树形成了一种极具艺术感的构图，他们之间的距离又恰到好处。正中间的树杈上，坐着一个楚楚动人的年轻姑娘，伊莉娜不知道她是谁。照片下方树根旁，站着三个女孩儿，这是安吉丽娜的三个女儿，我母亲的三个表姐。三个小美人明显比之前的照片里大了不少。她们扎着长辫子，穿着浅色衬衫。向河水处伸展的一根树枝上坐着一个正在笑的男孩，他有一对招风耳。男孩穿着短裤戴着水手帽，光着的两条腿悬在空中。

据伊莉娜所知，这个男孩是谢尔盖，我母亲的哥哥，是康斯坦丁和我至今也没搜索到踪迹的人。当时还不流行拍照时微笑，至少在乌克兰还没有。目前为止我见过的所有照片里，人们都一脸严肃，连孩子也是，可偏偏我母亲的哥哥在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笑让我感到失望。偏巧是他，和我母亲极其亲密的他，我认为他应该是深沉的、敏感的、忧郁的，或许我把他当成了和我的母亲对称的男性角色。可是，偏偏是他坐在树枝上，在空中摇晃双腿，还对着照相机开心地笑。一个乐观的、有些粗野的，看上去皮实的男孩。另外，外表上我找不出他和我母亲有任何相似之处。这真的是我母亲的哥哥？还是伊莉娜记错了，是另外一个男孩？

靠近岸边的船上，能看见两个人的轮廓，其中一个人拿着船桨。我不禁问自己，会不会是我母亲和她的姐姐莉迪娅？难道不应该是她们俩吗？为什么谢尔盖一个人和表姐妹们在岸上？这张照片难道不是孩子们一起在第聂伯河边，在他们的意大利舅父那儿度假时拍摄的吗？

我经常盯着船上的两个人看，一直看得眼睛都流泪了。我在屏幕上一次次地把这张照片放大，又缩小，因为照片被放大到一定尺寸后开始模糊不清。我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还把照片以各种尺寸打印了出来，但是船上的两人实在太小，距离太远，照片也褪色得太厉害，即使利用现代科技也分辨不出来，我想窥探母亲童年时期的尝试失败了。

伊莉娜从哈尔科夫写信告诉我，我母亲的大姐莉迪娅，和表妹玛露斯佳关系亲密，就是树下三个小姑娘中最漂亮的那个。莉迪娅和玛露斯佳十八岁的一天，两人约好一起自杀。自杀的原因无人知晓。伊莉娜认为，她俩相约自杀是因为，在新体制下她们看不到未来的出路——因为两人的出身。没有被大学录取的玛露斯佳气得揪自己的黑色长发，诅咒生活，最后陷入了严重抑郁。莉迪娅的情况可能也类似，总之她们有了自杀的念头。两个姑娘不知从哪里弄来了毒药，约好了日子和准确的时间一起服毒自尽。玛露斯佳遵守约定，服毒死了，很可能死前痛苦万状，而莉迪娅在最后一刻害怕了，没有服毒，因此活了下来。

这恐怖故事听上去像源自俄式的戏剧天赋，然而我内心却升起暗暗的恐惧。她们一个个按照顺序：母亲的姑母奥尔加跳窗自杀；母亲的表姐玛露斯佳，也是自杀；母亲的亲姐姐莉迪娅，在自杀前最后一刻才放弃；最后轮到我的母亲。她们是不是都有切尔班诺夫所说的那种先天精神问题，而自杀属于家族传统？当时我母亲才九岁，是不是已经听闻了这些悲剧？还有，莉迪娅是怎样继续活下去的？自己打破了死亡约定，却放任表妹相信两人的约定就此服毒身亡？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也许在当时，惩罚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已经悬在了她的头上？

我本可以自己在网上查找，但是不知为何我还是觉得那个词对我来说太私人了，没法把它输入匿名的搜索引擎。我问康斯坦丁是否知道一个叫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的地方。他回复如下：

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是卡累利阿铁路线上的一站。很久以前，医科大学中期考试之后，我被分配到彼得罗扎沃茨克工作。我在那里生活了几年。骑自行车前往160公里外的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要一直穿过森林。如果您姨母真的是被流放到那里的劳改营，那她自然死亡的可能性很低。劳改营的犯人要人工开凿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一条230公里的水道，以连接白海和波罗的海并打开圣彼得堡到巴伦支海的海路。犯人们要砍掉成千上万的树，他们没有现代科技手段的帮助，须徒手挖出一条运河。这项浩大工程（即劳改营）的行政中心就在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这个劳改营是白海群岛上臭名远扬的索洛韦茨基劳改营^[5]的外营。以前索洛韦茨基是家著名的修道院，十八世纪中叶成为沙皇时期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国家监狱。苏联政权下，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提供了古拉格的样板。没人知道，开凿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工程中死了多少人，估计从5万到25万不等。许多犯人直接死在劳作过程中，他们陷入烂泥爬不出来，至今仍埋在河床里。

迷人的卡累利阿，拥有无边无际的森林和大海，宁静而隐秘的木质教堂，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就在其中。“熊山”。原来真的有这个地方，我小时候连名字也记对了。母亲的姐姐不可能在劳改营里幸存下来，我之前也这么想过，但是现在我看见她，和在工地上工作的其他人一样，劳作至死，被踩进河床。长达230公里的河床下满是尸体，其中就有我的姨母……

我翻阅地图册。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距离马里乌波尔2300公里，有15000居民。这座城市掩映在一片浩瀚无边的森林海洋中，林海从白海、北冰洋的陆缘海一直绵延至芬兰。一望无际的针叶林、沼泽，还有无数的狼、熊，一年超过一半时间被冰雪覆盖。极夜漫长，而短暂的温暖季节中又有数不清的蚊虫。极权政权不仅利用距离，还利用非人的自然条件为他们的惩罚体系服务。我尝试计算，在当时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走完2300公里的路？有多少个日日夜夜，莉迪娅在去营地的路上？我第一次意识到了这个巨大帝国的距离和在广阔空间里迷路的可能性。按照距离故乡的远近来看，对莉迪娅的处罚算是相对温和的，其他劳改营距离马里乌波尔要遥远得多，10000公里或者更远。

如今，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成了有温泉的知名疗养地。旅客们惊叹于极光的变幻以及冰雪覆盖的白夜，他们游览白海群岛上古老的、被永恒之墙环绕的修道院和另一处景点。俄罗斯网站上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的林区中，曾经有无数犯人死于开凿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当时他们被称为运河士兵。参观那里的纪念墓地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悲伤、恐惧和无力感交织在一起。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墓，只有树，树上挂着有死者照片和生卒年月的牌子。非常非常多的树，整片森林那么多。森林在风中飒飒作响，像成千上万死去的人在对我们诉说……

母亲的姐姐也曾是运河士兵的一员吗？为了找到她，我是不是应该去卡累利阿一趟，寻找属于她的那棵树？我在某棵树上，能见到我迫切想看到的东西吗，比如一张母亲姐姐的照片？

后来，经过又一番研究我才明白，我是不可能在那里的树上找到莉迪娅的照片的。运河开凿于1931至1933年间。德国攻击苏联是从1941年6月开始，那么我的外祖母玛蒂尔达，在德国攻击苏联前去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探望莉迪娅，已是运河建成后第八年了。这意味着，莉迪娅幸存了下来，或者她是1933年之后才被遣送到劳改营的，当时，卡累利阿的树林已经被砍伐下来以作他用。也许她也像不少犯人一样，刑满后在流放地定居下来。有些人永远留在荒野中，还有些人宁愿远离政治中心，或者在漫长的流放期后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其间，我和康斯坦丁互通了几百封邮件，有时候一天就有一打或者更多。数月来，在我们共同继续调查的过程中，我除了读他的邮件和给他写邮件以外，没做其他事。尽管如此，还是找不到有关母亲的哥哥和姐姐的线索。莉迪娅像在世界历史的纷乱中消失了一样，我们对谢尔盖的搜寻也止步不前。康斯坦丁想出的，在一档以俄罗斯战争诗人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著名诗作《等着我吧》命名的家喻户晓的电视寻人节目上寻找谢尔盖的主意，由于节目组接到的寻人请求太多而失败。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人找节目组寻亲，排队等待时间超过一年，另外每个寻人的背景故事也需要足够轰动才能吸引眼球，而我们提供不了这样的故事。我们向中央党史档案馆请求帮助，谢尔盖作为党员应该有他生平事迹的记录，然而我们并未收到回复。康斯坦丁把所有目前居住在马里乌波尔，姓伊瓦申科的人的地址全部找了出来，我给他们写了四十八封信，只收到两个回复，均称无亲属关系。我们还给马里乌波尔的户籍登记处写了信，也石沉大海。我们跟随一条线索找到亚述海边的一个乌克兰小乡村，我和一个年轻人通信，他坚称他还健在的曾祖父母认识谢尔盖，但是在这个大有指望的消息之后，也听了他对乌克兰悲惨现状的一通抱怨，之后他又一言不发了。我们研究基辅一条街上的居民，因为有个模糊的迹象显示，谢尔盖曾经在这条街上居住过。康斯坦丁甚至请一位住在基辅的朋友去帮忙寻找，可是一无所获。最后，他给苏联最主要的几家歌剧院写信询问，终于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明斯克的一家名为“莫斯科大剧院”的白俄罗斯剧院告诉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伊瓦申科是歌剧合唱团的一流独唱家。据了解，他和一位医生结婚并有一个女儿，名叫叶芙根尼娅。1958年，他从明斯克转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国家大剧院。从阿拉木图方面，我们只得到了很少的消息，他于1962年又换到了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国家大剧院。消息至此中断了。

谢尔盖生于1915年，我们确定他不会在世了，但是毕竟我们现在还是掌握了一条至关重要的信息——他有一个女儿，名叫叶芙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绝对还健在。可是我们从哪里开始继续寻找下去呢？倘若谢尔盖生的是一个儿子，那找起来会方便很多。女儿却很可能已经结婚，换了夫姓，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战时加入前线红旗合唱团一事让我把他视为一束光，但是他作为一流独唱家任职的剧院，却反驳了此事。我和歌剧之间有个说来话长的故事。在我年幼时，我对世界的认知还仅限于安置强制劳工的战后营地。有一次，我偶然走进了正好刚开业的慕尼黑国家剧院。当时正上演《唐·卡洛》，我还看不懂剧情，但是当年迈的菲利普二世在夜晚的埃斯科里亚尔渐渐微弱的烛光中唱出《她从来没有爱过我》时，我仿佛一下子经历了成人仪式。我孤独，饿得病恹恹的，我从来都不知道，还有这种精神食粮的存在。我第一次在生命中感受到了自我，第一次从外部世界触到了由内而发的自我。歌剧，这个声音的世界，成了我的第一个家。也许我是慕尼黑国家剧院观众席站位里最孜孜不倦的听众。我热切地渴望我是剧院的一块石头，这样我就再也不用离开这栋建筑，不会错过这里演唱的任何一个音节。我听过当时所有伟大歌手的演唱，从瑞典歌剧女高音比尔伊特·尼尔森到希腊裔加拿大籍女高音特蕾莎·斯特拉塔斯，从德国男高音弗里茨·温德里希到“二战”后最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尼克莱·吉奥罗夫。每场演出后，我都会颤抖着站在演员出口处，希望能得到一个签在入场门票背面的签名，能够近距离地看到几秒钟我的神明。有没有可能，我自己的亲舅父也是神明中的一位呢？他会不会当时也站在光线黯淡的舞台上，用他低沉的声音演唱西班牙国王的咏叹调，唱出一位对权力厌倦的帝王、一个不曾被爱过的男人最深的苦楚？他的声音，是否曾经有一瞬间把我从孤寂中解救出来，并把这一瞬变为永恒？

在俄语中，取名通常不是代表对某个名字的偏爱，而是表达对某位特定之人的喜爱，大多是对一位亲近的亲人的喜爱，那么毫无疑问，谢尔盖是以我母亲的名字给他女儿取名的。我真想再次飞奔向母亲，告诉她这一最新发现：你的哥哥谢尔盖没有忘记你，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你的爱。我有证据，你听，他给他的女儿取了你的名字……

在康斯坦丁和我继续调查时，我的朋友奥尔加从基辅来看我。东西德合并后不久，她从贫困的乌克兰第一次来到柏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库达姆大街上的餐馆正在给客人上一份巨大的烤肉。她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地下工程师在柏林干了许多年清洁女工的活，为了不让她的外孙饿肚子，她把挣来的钱寄回乌克兰。橙色革命^[6]后不久，她回到基辅，和已经离婚的丈夫，一个来自克里米亚的犹太教卡拉派教徒，还有她的外孙一起住在旧公寓里，那是一间36平方米的平房，在那里能看到第聂伯河上的日落。她女儿早在很久前选择了流亡荷兰。

奥尔加每次来都会给我带基辅蛋糕，一种用蛋白脆饼、榛果和黄油霜做成的独一无二的美食，这次也不例外。乌克兰政权更替后，这种蛋糕被称为波罗申科蛋糕，因为蛋糕出自新总统名下企业的工厂之一。^[7]我一直有“波罗申科腹痛”，因为我一吃蛋糕就停不下来，吃得太多肚子疼。奥尔加这次来不纯粹是出于友情，她来是因为她的大姐塔玛拉在柏林的一家犹太养老院中去世了。葬礼已经举行完毕，奥尔加是来取骨灰盒的，将它带回乌克兰她们姐妹俩一起长大的村子，葬在乡村墓地。乌克兰恰好刚刚爆发了内战，地点就在独立广场。那里开始还一片祥和，现在已开始交火。

这种怪象实在是蹊跷：我对母亲的找寻和乌克兰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同时发生。当我看着电视里内战的画面，内战在她出生的地方进行，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她当年经历的一幕幕。战火很快蔓延到了马里乌波尔，而那里烧着的第一栋房子偏偏是建在我的姑婆瓦伦蒂娜创办的女子文理中学原址上的那栋。乌克兰媒体报道称该处是“三次着火的房子”。第一次还是瓦伦蒂娜的中学，在内战的战火中烧毁。后来仍然在同一地址——格奥尔基耶夫斯卡亚大街69号，德国占领者在这里设立了劳动局，为了毁灭此地作为遣送机构的证据，在撤出马里乌波尔时一把火烧了这里。

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我需要首先找到它的答案。我的推测是，瓦伦蒂娜的中学在失火后又重建了，后来我母亲作为已逝世的学校创办者的侄女，也在这所中学教课。德国占领者关闭了学校，在学校的中心建筑里设立了劳动局，并且征用了学校的教职工。所以，母亲才成了德国劳动局的职员。她既不是自己找的这份工作，也不是被聘用的，而是进入了一个自动的官僚主义程序。纯粹偶然地被选用到这个工作位置上，工作地点还正好是她姑母曾经的中学，这个猜想无论如何都不太可能。

不久前，德国还几乎没人听说过马里乌波尔，一夜之间，内战把聚光灯投射到了这座城市。我在琢磨母亲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这座城市的景象，这个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她走过的街道，她熟悉的房子，一个也许当时已经存在的小型停车场。尤其是那栋一再失火的浓烟滚滚的房子，格奥尔基耶夫斯卡亚大街69号，现在是被袭击的马里乌波尔警察局总局所在地。我家族史的中心地就这么突然成为德国电视报道的焦点。这栋建筑上的纪念牌幸免于火，还可以看到：

1941年至1943年德国占领期间，此处为德国劳动局。超过六万名马里乌波尔居民被从此处强行遣送至德国，被奴役。每十人中就有一人在无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死去。

奥尔加的姐姐塔玛拉，在柏林以高龄离世，她也属于被从乌克兰强行遣送到德国的劳工之一。二十岁时，她被从基辅遣送至维也纳，在一家罐头工厂服劳役。返回乌克兰后，虽然躲过了被当作叛国通敌者枪毙和被送往下一个强制劳工营的命运，但是，和大多数人一样，她终生饱受因在德国服强制劳役带来的折磨。返乡者中，没能成功抵抗敌人强行遣送的人不再为社会所接纳，他们中的大部分在饥寒交迫中苦熬到死。塔玛拉不能读大学，也找不到工作，就连最低等的工作也找不到。她被迫多年来靠父母接济艰难度日，而父母也在饥饿边缘挣扎。最后，她父母的一个友人，一位上了年纪的生物化学教授爱上了她，向她提亲。她并不爱他，但是结婚救了她，至少保证了她能活下去。然而，她勇敢的丈夫也未能完全免于处罚，作为犹太人，横竖都会遭到污蔑。长时间来，他一直是整个基辅唯一一位连房子也没分到，还要和妻子及两个孩子一起挤集体公寓的教授。

我认识的奥尔加的姐姐沉静、稳重。看上去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影响到她，她的脸上永远是一副云淡风轻的表情。八十年代中，她的丈夫去世了，她的两个儿子移居德国，她就跟随他们一起过来——作为犹太孩子的母亲，她得到了居留许可。她生命的最后一段，还很漫长的一段中，她自愿选择回到她曾经被奴役的世界，领取救济金，住在柏林威丁区的高楼里。她坐在单间公寓里，收看俄罗斯电视台的节目或者玩俄罗斯填字游戏。她耳中仿佛听不到德语，也感知不到窗外陌生的国度。可是与此相反的是，她却把在维也纳的岁月称为她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光。当她说起维也纳时，她昏花的眼睛突然开始发亮，苍白如同蜡像般的双颊泛上一层粉红色的光泽。奥尔加坚信，她姐姐在维也纳遇到了她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情，而且她的情人是个德国人。如果的确如此，那她冒了极大的风险。因为和德国人交往的斯拉夫强制女劳工，会被处死或者送入集中营。就算她在乌克兰和一个德国人相爱，那也会变得众所周知，她将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很可能赔上性命。除此之外，她的整个家族都将遭到报复。塔玛拉对这些心知肚明，所以她终生保持沉默。显然，她在她的意识中抹去了对强制劳役的所有恐惧，生活在虚幻的回忆里。她活到快九十岁才去世，死在了世界的另一端，多年前她在这里留下了她的心。最终，她把她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奥尔加还必须完成一些领取骨灰的手续，所以会继续再待几周。我们整夜地在YouTube上听歌剧，每次她来看我都是如此。早在我们的友谊开始时，大概二十五年前，我对歌剧的激情就感染到了她。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听来自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俄罗斯男中音德米特里·赫沃罗斯托夫斯基演唱，如今他已成为世界巨星。他曾说过：“我歌唱，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为了给你们带来舒适感，我歌唱，是为了感动你们，让你们痛苦，然后和我一起哭泣。”他演唱《啊，我永远失去了你！》（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的歌剧《清教徒》第一幕第二段），还演唱《我们曾经多么年轻》（专辑《莫斯科之夜》中的歌曲），他轻松地用他的歌声让我们感到痛苦，奥尔加和我坐在屏幕前泪流满面。

每天，我仍然花数小时时间找寻我的舅父谢尔盖和他的女儿，我的表姐叶芙根尼娅。有一天，当我再次按照“试试看—错误提示”的方法在谷歌引擎输入叶芙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伊瓦申科，跳出来一个未定义的页面，显示基辅的一个地址：Krutoj Spusk，26栋5号公寓。奥尔加认得这条街，德语直译为“陡坡”。这条街地处基辅老城区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街区中，在独立广场背面。这条地址后面还有一个电话号码。在我终于平复心跳拨通这个号码后，自动回复录音用乌克兰语和英语说这个号码已不存在。

对亲人的担忧一直是苏联国土上广泛存在的现象。混乱无序的日常生活中，危险无处不在，犯罪率居高不下。现在，基辅仍旧有骚乱存在，按照奥尔加的说法，如果她二十三岁的外孙离开家，早就死了一千遍了。她从来不允许他去独立广场，尽管他想去那里捍卫乌克兰的自由。但是，奥尔加被我寻亲的执着所打动，她在我的电脑上用Skype叫来了她的外孙，千叮万嘱后，派他去我在网上找到的那个地址侦查一番。

时间过去了两个半小时，对奥尔加来说简直有永远那么久，她的外孙回来了。在按照网上地址找到的公寓里，他没碰到任何人，旁边的公寓里也没有人回应他的门铃。楼房管理员告诉他，几年前是有一位老妇人住在5号公寓，可是已经死了，名字也记不起来了。公寓的主人已换过两任，目前公寓正在翻修。

临行前，奥尔加把骨灰盒用两块手帕包起来，放进了她的箱子。我把她送到位于城市另一端的火车站。她的姐姐塔玛拉，一名曾在一家维也纳罐头工厂度过最快乐时光的强制劳工，将第二次回到乌克兰——这次不是一辆运输牲畜的铁皮车，而是一辆舒适的有空调的长途客车。这次回乡之后将不再离开。

回到基辅，长途旅行后的奥尔加连懒觉也没睡，不受传统科技影响的她灌下两杯用长柄咖啡壶煮的黑咖啡，然后点了支烟，出门直奔地铁站。每个在后面或者远距离看到她的人，都会以为她还是个年轻人。她苗条矫健得像一只狍鹿，七十二岁了还在乡间的园子里爬树摘水果。

这次，“陡坡”大街26栋5号公寓里还是没人，但是邻居在家。从邻居那里奥尔加得知，老妇人叶芙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伊瓦申科，以前的社区医生，根本没死，而是几年前搬家了。基本上可以确定，她就是谢尔盖的女儿。很多女人叫叶芙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伊瓦申科，但是既叫这个名字，又是一位女医生的女儿，且本人也是医生，应该只有她一人。尽管如此，奥尔加还是询问邻居，她是否碰巧也知道叶芙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的父亲。

“我当然知道。”邻居答道，“她父亲来自马里乌波尔，是位有名的歌剧演唱家。”她把旧邻居的新电话号码给了奥尔加。

苏联时期，大家都在厨房里聚会。后来，基辅出现了一大批餐馆和咖啡店，取代了厨房，成为社会文化空间。不过，我的表姐叶芙根尼娅之所以不在家里接待任何人，是因为正如她在电话里和奥尔加解释过的那样，她狭小的两间公寓里住了六个租客。而这在拥挤成灾、连一条缝都能租出去的基辅，也并不常见。

我知道，苏联医生的薪水很低。在我的想象中，她是一位疲惫不堪、忧虑憔悴的社区医生，一辈子在一间供不应求、破旧寒碜的社区医院操劳，现在在自己狭小的公寓里经营着类似夜间收容所的生意，只靠退休金根本没法过活。完全是一位苏联解体后穷苦度日的老妇人缩影。

和她见面后的奥尔加，讲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奥尔加碰到的，是一位衣着时髦、化了妆且神情古怪的女人。按照奥尔加的说法，她的身材和样貌，和我很是相像。奥尔加在她塞满东西的小公寓里花了大半夜的时间找出了我的照片和书，就是为了给我表姐看，可是她只瞟了一眼。奥尔加每次试图向她讲我的情况或者询问她的过往，全被她扼杀在萌芽阶段。叶芙根尼娅滔滔不绝地讲着她的父亲，显然父亲是她的神明。两个小时后，温柔而有耐心的奥尔加逃走了——电脑那头的她看起来那么筋疲力尽，头发蓬乱，就像她和我表姐发生过肢体冲突一样。

第二天，当我给叶芙根尼娅打电话时，我立刻明白了奥尔加遭受了多大的折磨。不过短短十分钟我就明白了，我几乎说不上话，我根本没法问她我之前准备好并且写下来的问题。在她一声刺耳的惊叫后——这算是和我打招呼，她立刻开始高谈阔论，我甚至不能确定，她到底知不知道是在和谁通话。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认真听并且尝试在她滔滔不绝的话语中，找出一点我想知道的信息。

我希望她认识母亲的微弱希望落空了。叶芙根尼娅出生于1943年，正好是母亲永远离开马里乌波尔的那一年。从她的讲述中我知道，亚述海边村子里给我草草写了封信又消失了的乌克兰少年，的确是一条正确的线索，很可能他的曾祖父母真的认识谢尔盖。在这个村子里，叶芙根尼娅作为前线休假官兵的孩子，在一次疏散中出生。她三岁时的一天，一个陌生人走进房间对她说：“我是你的父亲。”然后她立刻明白过来，这是真的，她的父亲只能是他，而不是别人。父女俩从一开始就“狂热”地爱着对方，她总是一再提起此事，每次都把“狂热”这个词中的第二个元音拖得很长，像女海妖唱歌一样。

从她口中，我第一次听说一位名叫托尼娅的保姆，她革命前已在我母亲家里，并且历经各个时期的各种灾难之后还留在母亲家中。据这个托尼娅称，母亲在战时和一个美国军官结婚，还和他一起去了美国。

我早见识过俄罗斯人编造传奇故事的热情，在我寻亲过程中遇到过几次，但是这次，我惊讶于她竟然忽略了每个苏联人熟知的历史事实。虽然，我的确听说过有苏联的强制劳工在重获自由后嫁给了美国士兵，去了美国，但是这种事情通常发生在德国。“二战”中，一个美国士兵在苏联的土地上，还能和我母亲在马里乌波尔相识，这种情况完全不可能发生。就算这个保姆托尼娅真的散布了谣言，那也令人诧异，谣言能传到我表姐的耳朵里。

但是，有关保姆的消息填补了一处我想象中母亲生活的空白。我总是苦苦猜测战争爆发时母亲的生活状况——她的父亲已经去世四年，哥哥在前线，姐姐被流放，母亲在去流放地的途中不知所踪。我一直猜想，她在这个可怕的时期完全孤身一人，因为除了她的直系亲属，我想象不出她身边还能有谁。现在我了解到，很可能保姆托尼娅陪伴在她身边，一个也许自她出生起就认识的人。或许托尼娅在已被摧毁的城市里找到些取暖材料，点起炉子，弄点吃的，在防空警报响起时和母亲一起跑进防空洞。

我的表姐告诉我，谢尔盖的确是以我母亲的名字来给自己女儿取名的。表姐还说，他把妹妹奉若神明，一直到死还时常谈起她，说她美丽非凡而且聪慧过人，他从未停止过寻找她的消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见，有一个人爱着我的母亲，我认识的她，只是一个被轻视的人。第一次有外界投射到她身上的目光是包含爱的，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她在德国沦落到多么不被爱的地步。而我的表姐现在明明有机会可以听到她父亲白白等了那么久也没有等到的消息，关于我母亲真实的命运，可是她一个问题也没问我。她不允许我摧毁她有个姑母在包含无限可能的国度的幻想。可能她甚至以为，我母亲还健在，我是从美国打来的电话。

关于我俩共同的祖母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德·马尔蒂诺，她所知道的是，玛蒂尔达并没有在战争中丧生。然而，她没有从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返回马里乌波尔。至于其中的原因，我表姐一点也不知道，她只知道，玛蒂尔达最后居住在沃斯克列先斯克，离莫斯科不远的一座城市。1963年，她八十六岁时离世，比我母亲晚了七年。

如果母亲知道我现在得知的事情，也许一切会变得不一样。倘若她当年日思夜想的是她还活着的母亲，她在德国也许能不那么备受煎熬。或许，母亲还活着的消息能够打消她自杀的念头。可能雷格尼茨河用她母亲的声音在召唤她，让她以为走进河里就能见到死去的母亲。

我的表姐只见过祖母两三次，却清晰地记得她去世的日期。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我在德国县城满十八岁的那天，我的外祖母在遥远的沃斯克列先斯克去世。沃斯克列先斯克在俄语里是“星期日”和“崛起”的意思。她是不是也相信，自己的女儿在美国过着幸福的生活？

表姐形容我们的祖母冷漠，不易接近而且喜欢冷嘲热讽。一个矮小、骨瘦如柴的老妇人，满头雪白的头发，还有长长的鼻子，只吃面包屑，像一只鸟。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有些怕她，包括谢尔盖，她总是批评他的歌声，从来都说还不够好。她这辈子只爱过一个男人：她的弟弟瓦伦蒂诺·德·马尔蒂诺。莉迪娅是她和她弟弟乱伦的产物。除此之外，表姐对莉迪娅没有任何说辞，也从未见过莉迪娅。她的父亲谢尔盖在莉迪娅被捕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也没有提起过她。我表姐认为，莉迪娅很可能在劳改营中死了。

据叶芙根尼娅强调，我母亲的父亲雅科夫是自杀的。知道自己将被逮捕并且会被强迫告发他人的他，在被捕前夜饮弹自尽。发现他尸体的，应该是我的母亲。说也奇怪，这听上去很熟悉，像我曾经从我母亲口中亲耳听到的一样。同时，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母亲是怎样告诉我，她的父亲死于心脏病发作。直到今天，我依然能惊吓得起一身鸡皮疙瘩，像我母亲当时感受到的，当她被从课堂里接出来，她立刻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听叶芙根尼娅这么一说，就像我母亲的父亲死了两次，她经历了两次丧父之痛。他死亡的两个版本都符合我的回忆，怎么可能会是这样？我想起来教区记事簿里雅科夫的死因是没有记录的，是不是意味着他的确是自杀身亡？死因空白是不是说明了，“自杀”一词不允许出现在教区记事簿里？

大多数时间中，我的表姐都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她的父亲谢尔盖。她说，她父亲会说十二种语言，是那个年代最伟大的歌唱家，拥有典型的演唱意大利歌剧的歌喉，别人给他端茶倒水都不配。谢尔盖还在基辅上大学期间，就引起了当时乌克兰国家元首斯塔尼斯拉夫·科西奥尔的注意。科西奥尔是三十年代大饥荒的罪魁祸首之一。他注意到谢尔盖的时候，已经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基辅疗养院的一次音乐会上，他听到了谢尔盖的演唱，从那时开始提携他。科西奥尔应该非常迷恋谢尔盖，因为他不仅支持他的歌唱家事业，还多次邀请他去家中做客。一个政治局成员让一个大学生进入自己的私人圈子，几乎前所未有。可是没过多久，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科西奥尔就成了他服务的体系的牺牲品。斯大林命人把他抓了起来，上刑折磨他，逼他招供。因为他挺过了刑讯逼供，就有人把他的女儿抓了过来，当着他的面强暴了她。科西奥尔招供了，他的女儿跳窗自杀，他被枪决，骨灰扔进了莫斯科顿斯科伊墓地的万人塚里。这样一来，谢尔盖的命运就注定了。他是众人皆知的国家公敌的宠儿，科西奥尔的阴影跟随了他一辈子。多亏了他出众的歌声，叶芙根尼娅说道，他仍然受聘于苏联的大型剧院，但是真正的名声只能通过莫斯科大剧院才能传播，而大剧院的门，永远不会向科西奥尔曾经的宠儿敞开。

我想起康斯坦丁说过的关于谢尔盖让人啧啧称奇的党员关系的话。现在我明白了，骆驼是如何穿过针眼的。只有斯塔尼斯拉夫·科西奥尔可以做到这点，可能他只要稍微动一下手指就足够了——前提是，谢尔盖必须和他被流放的姐姐脱离关系？我眼中的舅父是个懦弱、胆小的人，和权贵串通一气，并为此付出了毕生的代价。他需要一个强硬角色在身边，所以选了个女人结婚，叶芙根尼娅在电话中称其为“穿裙子的斯大林”。

“叶芙根尼娅从来没结过婚”——简直胡说八道，她反驳道，婚姻对她来说一文不值。她只为父亲活着，而她父亲明显继承了祖父雅科夫那颗脆弱的心脏。为了能够自己医治父亲，她成了医生，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从一个国家换到另一个国家，从一座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谢尔盖到哪里工作几年，她就搬去几年。她总是只能住在临时公寓里，三个人常年挤在一间剧院的客房。她到处采买新鲜水果和蔬菜给她父亲，还从国外购买心脏病药品，甚至未婚怀孕，就是为了满足父亲抱孙子的渴望。儿子已经成人并结了婚。她之前和儿子儿媳住在“陡坡”大街的公寓里，因为和儿媳合不来，才把大公寓房换成了两室小公寓房。

谢尔盖五十二岁时心肌梗死过一次，之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不得不放弃演唱事业，全家搬到了基辅，最终实现了毕生的梦想——住进属于自己的公寓房。尽管他作为歌唱家的职业生涯成就显著，但是退休金却少得可怜，他不得不挣钱贴补。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成了游乐场的看门人。“他死在了大街上。”叶芙根尼娅说，“有一天他在从游乐园回家的路上跌倒，死了。”可她认为，有人谋杀了她父亲：她父亲在游乐场里目睹了一场旋转木马事故，事故中死了几个孩子，因此他被当成目击证人灭口了。我该相信这个吗？或者是我表姐不能忍受神明般的父亲就这么普普通通地死去，他可能死于第二次心肌梗死，就算是她也救不回来，尽管她特地大学学医，还曾是个医生？

我表姐和我讲述的远比我期望的还要多得多，将近两个小时的通话中我基本没说上话。挂了电话后，我突然感到彻底的空虚。我坐在有许多分支的家族树状图前。图是康斯坦丁给我绘制的，我放大了贴在写字台上方——现在，我又能给它加上另外三条分支了，我表姐、她的儿子和儿媳。可是我不知道，这样好在哪儿。我已经不清楚，我到底是在找寻什么。这些陌生的人，和我有什么关系？又是什么把我和他们联系在一起？我一辈子都因为没有家而饱受其苦，可是，这种痛苦恰恰是因为我不知道没有家族的累赘和包袱其实有多幸福。前段时间，我有时被深不见底的悲伤笼罩，因为我不想认识我的乌克兰-意大利家族，我开始变得害怕这个家族。我再也不想听令人害怕的事情，所有这些黑暗的，无稽的爱、恨，还有疯狂的故事，故事中几乎没有一个长辈是正常死亡的。一切全在我的脑袋里翻滚，全是一个半疯的、活在自我封闭和恋父幻想中的老女人的虚构和谎言，现实和幻想混淆难辨。我根本不知道，我能够相信哪些，不相信哪些。我怀念之前宁静而幸福的时刻，看着黑白照片上那些逝者，他们美丽而有趣。可是现在，他们失去了吸引我的魔力，全变成了我表姐那副嘴脸。也许，她也经历过很多可怕的事，比一个人一生能经历的还要多，很显然，她从来没有找到过自己的人生，而是一辈子躲在女儿这个身份背后。她的只是被作为外孙而生出来的儿子，会面对什么样的命运呢？

最让我迷惑不解的是叶芙根尼娅对我们祖母玛蒂尔达的描述。我母亲会为了一个冷漠、不易接近，喜欢冷嘲热讽的女人，哭得眼睛要瞎了吗？她向我讲述的她母亲的样子，难道是被悲伤美化过了的，像我们经常为了永远失去的事情而制造出来的假象？是不是玛蒂尔达作为船长夫人特蕾莎·帕切莉抛弃的孩子，无法给自己的孩子保护和安全感，因为她自己根本从来没感受过这些？

大海贯穿了母亲的家族史。她的乌克兰籍祖父伊皮凡，海船船主，选择海路永远消失了。她的意大利籍外祖父，船长朱塞佩，一生中大多数时间和他的夫人一起在海上度过。他的夫人把玩偶带上船，却抛下了孩子。可能她的孩子玛蒂尔达和瓦伦蒂诺不是在同一家亲戚家长大，而是分到了不同的家庭，也许这两个人互相之间足够陌生，以至于会有一天爱上对方。或者，从共同的孤寂中滋生出的亲近有一天点燃了兄妹的激情，在这激情中，生下了莉迪娅。莉迪娅真的是近亲乱伦的产物吗？之后又成了局外人，被赶出家门，所以不仅谢尔盖，而且她的妹妹，我的母亲也对她只字不提？所有的一切是不是全部联系在一起的——天生的耻辱烙印，和表妹玛露斯佳的死亡约定，劳改营，最后在营里消失？事实真的如此，还是我的思想跟随了我匪夷所思、偏执成狂的表姐心中的暗涌，她把自己对父亲崇拜式的爱投射到了其他人的乱伦故事中？

如果她说的关于莉迪娅的事情属实，如果我母亲的姐姐真的在劳改营中身亡，那我走到了寻亲的尽头。从潜在的、关系更远的其他亲戚身上，我几乎不指望能再得到关于母亲的消息。我的表姐叶芙根尼娅把我扔在了一片荒漠里，抛下一堆问题，比我以往的疑问还要多，也许我再也得不到答案。我的母亲离开了我的视线，仿佛永远消失在了真实和虚构的深渊中，消失在闪烁光亮却触不可及的虚无中。我挖掘出的关于她的一切，最后不过只是些推测和假定的素材，可以编织一个童话的素材。

我和叶芙根尼娅通过电话的几天之后，奥尔加在独立广场上遇到了她。虽然广场在当时真的成了城市的“焦点”，但是基辅毕竟还有将近三百万居民，所以几乎不太可能，刚刚认识的人几天之后又偶然在路上碰见。奥尔加吓了一跳，赶紧躲到了人群中，不过我表姐估计没有认出她来。之前见面时，她连看都没正眼看奥尔加一眼，而是接连不断从各个角度展示了自己的酒窝，讲述她父亲是多么爱这对小酒窝，而她又是多么自豪。现在她站在稍远处，穿着一件时髦的菘蓝色大衣，头戴一顶大大的黑帽子，唱着歌。声音有些沙哑，发亮的眼睛看向天空，她在战争的骚乱边缘唱着马斯内《挽歌》的俄罗斯版本，乌克兰每个人都知道这首歌，她父亲肯定曾经演唱过：“要去向何方，爱恋的时光，甜蜜的梦，美妙的鸟的吟唱……”

在我们通话的最后，她还是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她想知道，我有没有去过马里乌波尔。我的确应该在这个时间去亲眼看看我母亲的出生地，但其实本质上，我和我表姐没什么不同。她躲在她父亲背后不愿直面生活，而我躲在写字台后面。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和康斯坦丁也有不少共同点。不只是他用互联网代替全世界，我也是如此。

我再没和表姐说过话。

沙尔湖湖畔的一月。还从来没有过如此漫长、冰冷的黑暗包围着我，即使是白天也几乎不明亮。我像陷入了极夜，进入一片外太空般的寂静，在夜里只能听到湖面冰层的破碎声。有时候湖面咕噜作响，轻轻地发出咕咚声，像从调车场发出的一样。我想象湖的深处有冰块碰撞在一起，相互交叠。只剩下房前的街灯，让我想起还身处繁华的人世。尽管这些街灯有时会开始闪烁，好似它们疲倦了，随时会永远沉睡过去。在闪动的光中，雾像白色、无法穿透的烟雾聚拢起来。当空气变得清朗时，可以看到微小的雪花在空中漂浮，飘撒在结冰的褐色草上，好似锯木屑一般。现在夜里能经常听到水鸟在叫。它们在冻结的湖面上蜂拥成小岛般的一团，试着守护冰层上的开口。然而时间一长，它们幼小身躯的热量就不够抵御冰雪了。它们潜水的洞口冻住了，封锁了水鸟的食物源泉。它们夜间的叫喊呼应着我心中的动荡，好像不可避免的灾祸正在向我逼近。

我汽车的马达仓里住进了一只鼬，它在里面睡觉，躲避寒冷，还把至关重要的电线咬坏了，不过这些是修车厂的人后来告诉我的。看来现在的鼬靠塑料和铜线养活自己，而我的汽车除了钥匙插进点火器的声音外，再也发不出任何声响。我天天计划打电话给德国汽车协会，但一天拖一天。可能是漫长的黑暗让我变得懒惰，也许我根本不反对与世隔绝一阵子。我的皮肤干燥得起了皮，每时每刻都疲惫不堪，想爬到洞里找只熊和它一起冬眠的冲动吞没了我。

有一次，快到早晨的时候，我被电脑的屏幕反光惊吓到了。我的第一反应是肯定有什么灾难发生了，莫非对面湖边起火了？可我第二眼看到的，更是令人费解。一条血红色的带子笔直穿过了黑暗，镶在对面湖边。既不像火也不像光，因为两者都不会有如此清晰的边缘，像用尺子画上去的。我问自己，是不是盯着电脑屏幕太久，出现了幻觉，或是自然法则失灵了。但是几分钟后，只剩一片阴森可怕的黑暗。显然是黑色云层中一道裂缝，露出了黑暗背后的火烧云。

其间，我已经开始着手写先前计划好的关于母亲的书。我前所未有地全心全意，还带着一种和写作题材并不相符的幸福感，同时，看似我要挖穿整座山，却永远也抵达不了尽头。我如同身处井下，通宵达旦，用睡觉来度过短暂昏暗的白天，醒来立刻坐到电脑前继续，甚至泡好茶之前我还在写。我主要描写找到的家庭成员，他们把我带向截然不同而且经常是完全相反的方向，把我卷入矛盾中，引我走入再也无法走出的迷宫。我几乎找不到可见的线索可以把这些人彼此联系起来，他们只能古怪地在各自空间中孤立，可是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和母亲有着我不甚了解、仅限推测的关系。

康斯坦丁的论坛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源泉。论坛中有一个老马里乌波尔的档案，从中我能获取母亲生活年代的信息——在她四岁至十六岁之间发生的事件：

为了缅怀逝世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2500名马里乌波尔工人聚集在一起进行哀悼活动。4月28日举行苏联共青团火炬游行。

海啸中，城市的下半部分被淹没。120个家庭失去了家园。

地区征收委员会决议，剥夺大地主克瑞施特尼茨卡亚、克拉辛扬斯基、舒滕科和帕斯特列夫的土地使用权，并将他们逐出马里乌波尔。

马里乌波尔8—11岁的儿童中，25.6%没有上学，属于文盲。

《亚述的无产者》编辑部用大型抽奖来招揽读者。主要奖品有男士套袖大衣、布料、鞋、橡胶套鞋以及《列宁全集》。

右侧海岸招志愿者。建造亚述钢铁炼钢厂至少需要1000名志愿者。拼搏进取参与志愿活动是对我们每个人荣誉的考验。

冶金联合企业伊里奇将建一个文化宫，在亚述炼钢厂和港埠兴建文化俱乐部。除此之外，还计划建造全新的度假屋，并扩建东部疗养院。

对马里乌波尔党校教师的政治审判开始。他们被指控成立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团体。

在一次马里乌波尔尖兵女工聚会中，分发了金额为150、200和250卢布不等的奖金。此外，每位代表还得到一小桶腌鲱鱼。

工人影剧院购买了新的音响设备，并将于2月10日至12日第一次在我们城市播放一部根据高尔基小说《母亲》改编的有声电影。

母亲出生的城市当时是什么样子？我看到报纸上讲马里乌波尔的足球赛时，印象中的冬日景象已被驱赶走了，这座城市和海边的南部城市并无二致。我对这座城市的想象又变了一次。早在十月革命前，马里乌波尔已经是一座工业城市。苏联时期，工业化更进一步，尖兵工人还创造了劳动生产率的世界纪录。城里耸立着大型工厂冒烟的烟囱，有毒的废气笼罩了夏日蔚蓝的天空，夜以继日落在街道上和行人身上。托戈瓦亚大街有很多摊位和售货亭，十月革命后再也没有多少东西卖了，只剩下凝乳、肉、一些私人菜园种的番茄和土豆——大多数饥饿的老百姓根本买不起。枫丹娜大街有一口水井，一直到世纪之交人们还从井里取水自用或给家畜饮用。至于格蕾切斯卡亚大街，也许我母亲的表姐们在被赶出她们的宫殿前就住在那里。还有意大利人大街，或许我意大利外曾外祖父的大宅曾经就在那条街上。马车在支离破碎的石头路面上颠簸前行，然后到了1933年，母亲十三岁时，第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有轨电车开始运行，一条轨道开往两个方向。

市中心背后是荒郊野地。没有固定的街道，只有人们踩出来的迷宫般的野路和小道。附带迷你菜园的小房子一个连着一个，相互交错。石头小屋，小木屋，黏土小屋，棚屋，亭子，简易仓库，简易棚，到处都住着人，城市居民的平均居住面积只有3.5平方米。由于没有排水系统，这里满是污垢和垃圾，到处散发着恶臭。瘟疫、伤寒、疟疾肆虐。在内战的混乱中失去父母的孩子无家可归，四处游荡，他们翻捡垃圾，偷窃，冬天就睡在路边的柏油桶里，而白天建筑工人刚在桶里搅拌过柏油。

还有大海，全世界最平静的亚述海，简直就是为了我不会游泳的母亲而存在的。她有没有在海里洗过澡？她经常去沙滩吗？和其他女孩一起去时，有男孩一起吗？她会穿什么样的泳装？那时候的人有泳装吗？还是她们穿着裙子泡在水里，或者只穿内衣？抛却生活中的不快，母亲是否也享受过自由自在的美好时光，也拥有年轻人的青春朝气？她喜欢诗歌和最新的流行歌曲吗？有喜欢的男孩吗？她冬天去溜冰场吗？那里可以租到溜冰鞋，还有一个交响乐队演奏，年轻人跟着乐队的旋律在冰上起舞。她会去文化宫看戏剧演出、听音乐会，或者参加舞蹈活动吗？可能有很多迷恋她的人，其中会有一个是她中意的吗？或者她暗中喜欢的，恰好是一个不喜欢她的人？她会不会做梦梦见他，给他写一堆从没寄出的信？又或者，我的父亲是她的初恋？她到底有没有爱过他？

当我在无数的想象和假设中迷失，在关于老马里乌波尔的文章中寻找可以拼凑母亲生活的断瓦残片时，康斯坦丁在继续寻找母亲的姐姐莉迪娅。他已经徒劳地跟踪了无数的线索，而且终于收到了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劳改营纪念馆的回复：没有查到关于我姨母的记录。我失去了希望。然而，康斯坦丁要是放弃的话，那就不是康斯坦丁了。他锲而不舍，在网上找到一个名单：1923至1953年，苏联政权下的牺牲品。仅在这三十年中，就有超过四千万人遇难。伊瓦申科这个姓在名单中出现39次，其中一个是莉迪娅·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

在这个网页上，还有一个叫阿尔弗雷德·克拉默的男人的邮箱地址，此人住在敖德萨，为寻找牺牲者提供专业帮助。康斯坦丁又在网上找到了一条关于他的介绍：克拉默是德裔俄罗斯人，在敖德萨许多机构中都有涉足，并以一种不透明的方式参与到政治中。我们给他写邮件，第二天他就回复康斯坦丁，他在敖德萨的国家牺牲者档案里翻查过了，找到了莉迪娅的卷宗。按照他的说法，来自德国的委托人要通过西联汇款给他汇200欧，然后便能在几日内收到卷宗的电子版本。

康斯坦丁建议我先别着急汇款，我们首先需要证明，我姨母的卷宗的确存在。敖德萨人克拉默告知我们，牺牲者的出生地登记的是华沙。康斯坦丁感谢了他的费心，然后我们开始想下一步怎么办。可几小时后，敖德萨人又展示了卷宗里的另一个细节：牺牲者的母亲名叫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伊瓦申科，婚前姓德·马尔蒂诺。

我这辈子第一次转账到乌克兰，然后开始等待。毫无耐心的我一天查看二十遍邮箱。我们当真找到了她，这个百寻不到、谜一般的莉迪娅，德·马尔蒂诺的姓氏扫清了我们的所有疑虑。尽管莉迪娅的出生地立刻带来了新的谜团，但是康斯坦丁再次照亮了黑暗。1911年，即我姨母出生那年，不仅乌克兰，还有波兰的一部分都属于俄罗斯帝国。因此，莉迪娅是在俄国国境内出生的。现在只剩一个问题，为什么她出生在离马里乌波尔那么远的地方？我心里马上冒出一个想法，偏远的出生地是因为她是乱伦的产物。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想，但是我设想玛蒂尔达是逃到华沙的，为了远离她的社交范围，把禁忌之爱下生出的孩子带到人间。同时，我又觉得自己疯了，还在跟随啰唆疯癫的表姐的疯狂思路。

距离我汇款已经过去了两周。阿尔弗雷德·克拉默确认了汇款到账之后，我再也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基本可以确认，我是上了骗子的当了。根本不可能有人随便拥有进入国家牺牲者档案馆查看的权限，还以此来做私人生意，把卷宗的影印本发给远在外国的委托人，更不用说委托人除了邮箱地址没有留下任何其他信息。但是，我又一次在用我的德国式头脑考虑问题。康斯坦丁猜测，阿尔弗雷德·克拉默把从我这里拿到的钱的一部分给了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以便翻查和复印卷宗——这不过是世界某些地方很常见的方法，只是这种东欧式的生存法则超出了我固有的西方眼界。然而，时间飞逝，敖德萨方面还是一如既往地音信全无。我再次询问后，得到的解释是，卷宗处于一个出人意料的荒凉之地，需要花费大量工作辨认五百页褪色的字迹，需要分类，还要按照正确的顺序排列，我可能需要再继续耐心等待一番。我从中读出了温和口吻的言下之意，如此大的工作量意味着还要继续给钱。可是两三天后，我陆续收到了十六封邮件，每封均附有ZIP格式的附件，数据量大到邮箱发出了警报。这的确是项浩大的工程：整理这么多纸张，而每张明显有一半字迹不清晰，再一张张放进机器扫描。我为我先前的不信任羞愧不已。我转账的200欧，敖德萨的德裔俄罗斯人还需要和别人分，对于他们完成的如此浩繁的工作来说，这简直是一笔少得可笑的报酬——除此之外，我得到的更是没法用金钱来衡量。

卷宗的第一页是一张剪切歪斜、皱巴巴的硬皮纸，上面贴着五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警察局标准照。他们全被故意照得看上去像危险的罪犯。八个被告照片中唯独缺了莉迪娅的照片。显而易见，照片是被揭走了，只留下一个空白夹在几张照片中间，下方还能看见莉迪娅的名字。我失望得简直要哭出来。

接下来是潮水般的审讯记录、裁定、指示、处分、拘捕令、搜查令、起诉书。数不尽的审讯记录。我在电脑屏幕前仿佛闻到了历经八十年的旧纸上那股发霉的味道。在敖德萨的档案馆地下室里还有成千上万的受难者档案在等待着被挖掘。

莉迪娅的卷宗显示，她的确是在华沙出生，和父母一起在华沙生活到五岁。在举家迁回马里乌波尔后，她住进了我的意大利外曾外祖父母家中，一直住到她去敖德萨上大学。

每当我尝试去想象母亲是在马里乌波尔怎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时，我都会落空，现在我可以确定，她也在意大利外祖父母家中住过。考虑到朱塞佩·德·马尔蒂诺通过煤炭生意积累起来的财富，他住的应该是一栋巨大的豪宅，但是在我母亲出生时毫无疑问已经被收归为人民财产。可能大宅里挤满了陌生人，被剥夺了财产的人民公敌在他们曾经的家里只剩一个角落。很可能母亲是在仇恨她的人中间长大的，她对这些人来说就像准许捕杀的猎物，他们不仅霸占这座大宅，而且还霸占家具、餐具，也许还穿着大宅主人的衣服，会在共用厨房里往曾经的统治阶级——蓝血贵族和他们家属的汤里吐口水，可能就算随时杀了她也完全无罪。

我从卷宗中获悉，莉迪娅在敖德萨完成文学专业的大学学业之后，回到了马里乌波尔并在《亚述的无产者》日报社短期工作，我正好在“亚述的希腊人”论坛的档案里见过这个日报的名字。1933年11月5日，刚满二十二岁的莉迪娅被逮捕。她被指控加入了一个名为“解放无产阶级小组”的反苏联社团，从事反人民、反革命行动。这个所谓的1931年在敖德萨成立的社团，是乌克兰成立的多处据点之一，小组成员以反对社会主义、建立反工人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为纲领，目标很明显是为了推翻苏联政权。小组成员一律是文学专业的大学生，他们通过在尽可能多的乌克兰工厂里兴办文学社团，逐渐启蒙工人们，将他们争取为反革命势力。根据我读到的信息，小组的谋反集会是在小组成员家中举行的，多次在莉迪娅家中，她当时住在她父亲的妹妹，姑母叶莲娜家。叶莲娜，穿着立领锦缎裙子的时髦女人，我在那张背景有棕榈树的家庭照中见过她，现在却在法庭卷宗中再次看见她的名字。

1933年11月5日那天，逮捕一位才二十二岁的年轻姑娘，在我眼中她几乎还是个孩子，到底是怎样一种情景？抓捕的人是什么时候到的？夜里还是清晨？抑或为了正好在所有人还在熟睡时，抓住睡梦中毫无防备的牺牲品？那个夜晚，我十三岁的母亲是不是也被无法回避的，让当时千百万人夜夜惊恐万分的敲门声吵醒了？有没有人事先知道，或者至少预料到莉迪娅将被逮捕，还是抓捕一事完全出人意料？我母亲是不是也经历了房间搜查，亲眼看着自己的姐姐被铐上手铐带走？我不由得想起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你被带走正是黎明时分/我跟在你的身后，像送殡一样/儿女在狭窄的房内啼哭/神龛前是一支滴泪的烛光……

判决前，莉迪娅在马里乌波尔、敖德萨和顿涅茨克监狱的待审拘留所度过了半年，一半时间都被关在地下室中。将近三百页的审讯记录，按照康斯坦丁的话来说，简直是一出滑稽剧。被告的口供是伪造的，被操控的，是通过威胁和暴力胁迫给出的。而且，仅仅因为一个笑话就可能被枪决——所以口供是在无时无刻的死亡恐惧之中产生的。审讯者强暴女被告并不罕见，她们被刑讯或者被放上所谓的审问流水线，在强迫剥夺睡眠后很快就搞不清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这些根本无足轻重，因为审讯记录不是被口授的，就是出自审讯者笔下。而审讯者在上层只许成功的压力下，必须按照顶头上司的意思提供令上头满意的审讯结果。真相没人感兴趣。这些，全部只是为了填补毁灭机器的每日需求，为了满足斯大林贪得无厌地牺牲他人的欲望。

事实上，莉迪娅的口供一点也不像一个身处死亡恐惧中的人说出来的，根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所有记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全部是一些事先写好的样板化的说辞。据说莉迪娅供出了所有同志，她供出了名字和住址，讲述了小组的生活背景和各项活动，详细地描述了小组成员的性格。从一份记录到另一份记录，全用令人昏昏欲睡的单调和荒诞的叙事回放了小组中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相关的讨论，细数了小组成员共同的读物，描述了密谋和鼓动的行为方式，小组编写的十条政治宣言总是一再被引用。突然，毫无征兆地，莉迪娅重申她早已和她高贵的出身脱离了关系，她批判她的外祖父朱塞佩·德·马尔蒂诺，这个顿巴斯煤炭的大出口商，是乌克兰人民的剥削者。至于她自己的父母，她保证，从来没有拥有过任何财产，仅仅只是大宅的房客。这是众多审讯记录中唯一让我觉得真实可信的一处，也许是莉迪娅绝望的尝试，通过和自己的出身划清界限，以求死里逃生。所有的记录全以相同的招供结尾，可能是一个善意审问者的表述：

我早在很久前已经认识到，我的同党和我的反革命活动给苏联人民带来了巨大危害。我的行为除了出于政治上的天真和无知，还深受我们的首脑贝拉·格拉泽尔的影响。她以她特殊的教育背景和超凡的魅力对我施加强烈影响，把我引诱到错误的思想和行动上。面对苏联无产阶级政权，我在审讯记录中诚心诚意地交代了我知道的有关解放无产阶级小组的所有事情。我知道，我对苏联政权的罪行不仅存在于我在小组内部错误的信仰和行动中，而且还体现在我对所有事情的隐瞒上。我最深切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罪过。我希望，能用尊重事实、开诚布公的口供弥补我的部分罪过，能够允许我在将来为我的祖国苏联挥洒热忱。

最后一位沙皇被推翻后，时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可是对背叛者的刑罚却还是一成不变。小组所有被告被判处去位于“乌克兰边境另一边”的刑罚营服刑三年。鉴于他们是妄图推翻整个社会体系，反对国家的阴谋策划者，这个判决莫名其妙的宽容。只有贝拉·格拉泽尔难逃一死。这位女性领袖还在西伯利亚的一座刑罚营里继续她的政治活动，后被转送到其他营后判处枪决。我打量着警察局标准照上的她：一位年轻女性，显然是一名知识分子，戴着贝雷帽和一副圆角的托洛茨基式的眼镜，卷宗上说她是犹太人。如果苏联秘密警察没有先杀死她的话，十年后她也很可能会被德国纳粹杀害。

莉迪娅到底是不是一个反苏联的积极分子，解放无产阶级小组究竟有没有存在过，或者根本是秘密警察的编造？也许不过是一个托词，为了处罚像莉迪娅这种出身的人？她是斯塔尼斯拉夫·科西奥尔党派的宠儿的姐姐，是一个因为信仰被流放二十年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女儿。这一切都没有答案。但是，如果莉迪娅真的胆敢反对斯大林的独裁，那她绝对和我母亲是完全不同的人。这两姐妹看上去性格完全相反。莉迪娅坚强、勇敢，也许几乎是亡命之徒；而我母亲，我再清楚不过了，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她就是个异常敏感、胆小，毫无抵抗能力的人。莉迪娅至少在她生命最初的几年中是个吃得饱，被妥善照顾的孩子，而我母亲除了饥饿和恐惧，其他任何事都不知道。也许正是这一点，造成了两姐妹的本质区别。

卷宗显示，莉迪娅并没有死。和我基辅的表姐推测的相反，她在流放中幸存了下来。在卷帙浩繁的纸堆中我找到一份平反申请书，是她在流放刑罚结束五十五年后于1992年提交的，正好在苏联解体后。那时她已是八十一岁高龄了。这份申请经过短暂的处理后被认可。莉迪娅因被流放三年得到115425卢布的补偿金。据康斯坦丁计算，在当时，这笔钱只能买到大约500个白面包，算下来流放一天还不值半个面包。另外，后苏联时代的通货膨胀达到顶峰，钱贬值的速度快到莉迪娅这笔少得可笑的赔偿金可能几天之后就一文不值。

平反申请书是手写的，字迹小而倾斜，令人惊讶的是，如此优美工整的字体来自一位八十一岁高龄的老人。页首有地址：1992年提交申请书时，莉迪娅居住在克利莫夫斯克，距离莫斯科五十公里的一个小城。我把地址输入谷歌地图，出现在我眼前的不仅有街道，而且还有——我惊诧地揉了揉眼睛——莉迪娅住的房子的卫星地图。我一直放大，看到房子的窗户，看到莉迪娅曾经进出的房门。一座典型的苏联五十年代的建筑，非常漂亮，哑光粉色的外表，冬天的小花园，凉廊，一点也没有东欧式的荒芜破败。街对面是一小片梨树林，保有城市中的一片宁静。紧靠树林是一个超市，莉迪娅可能会在里面购物。我不知道哪些窗户属于莉迪娅的房间，可是我知道我看见它们了。真是一项神奇的技术，让人在写字台前就能看到地球上最偏僻的角落，让我看见我姨母的家，至少她八十一岁时还住在里面。我感到一种灼心的遗憾。作为翻译，我经常到莫斯科。1972年我第一次去莫斯科，那时莉迪娅才六十一岁。原来，我和母亲在乌克兰的过往从来没有天渊之隔，而是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莉迪娅当时已经居住在克利莫夫斯克，我从莫斯科坐地上铁只需一小时就到她家了。

现在我也得知，玛蒂尔达在“二战”前夕去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看望女儿时，莉迪娅已经结束流放五年了。到底是什么让莉迪娅在重获自由后还是留在了那个世界尽头的不毛之地？是一个男人，她嫁给了他？从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劳改营的木板床到莫斯科附近配备中央供暖和热水的五十年代城市建筑，中间发生了什么？莉迪娅被捕后究竟有没有回过马里乌波尔，或者她之后再也没有踏足这座城市？她成了家、有后代吗？我能找到他们吗？她的平反申请书里写的还是她的未婚姓，真感谢这份申请书，让我找到了她。一位俄罗斯老妪的形象浮现在我眼前，她在沙皇时代出生，经历了革命、古拉格、战争和接踵而来的所有灾难，并幸存了下来。一位矮小年老的女性，饥饿教会了她永远在柜子里存一块面包。她看上去宛如圣人，好似纯白的纸，几乎如空气一般。她的躯体与死神抗争过多次，仿佛她是不死之身。如果她还在世，现在已经一百二十岁了，她仍然活着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如今我可以轻松算出，莉迪娅去敖德萨上大学时，我母亲应该正好是八岁或者九岁。而其实此一别即是永别。虽然莉迪娅在完成学业后回到了马里乌波尔，但是时间并不长。1933年她被捕时，我母亲十三岁。也许我母亲在德国时已经没有关于她姐姐的鲜活记忆了，尤其是大家在莉迪娅被捕后可能只能背地里提起她。作为反革命分子的莉迪娅，对所有认识她的人来说是一枚炸弹，而家人首当其冲。估计我母亲早在乌克兰时期就对姐姐闭口不提，到了德国又继续保持缄默，这源自深入骨髓的恐惧，不受理性控制。

我对于母亲的哥哥姐姐的了解几乎超过了对她本人的了解。另外，我还知道了，大学里谢尔盖学的是声乐，莉迪娅学的是文学。这让我感到和他们之间的一种神秘联系。我的确和他们是同出一宗，因为跨越我们所在的不同时间和地域的鸿沟，我和他们分享的两个世界，也正是我的精神家园——和莉迪娅分享文学的世界，和谢尔盖分享音乐的世界。可是，我和我的母亲分享什么呢？为此我想破了脑袋，她大学选的是什么专业？但是每次回忆好似触手可及时，又再次陷入空白。我只记得，母亲的大学结业考试成绩是优秀，至少父亲经常满怀自豪地提起此事。尽管按照他的看法，母亲患有精神疾病，根本无法和取得任何知识成果联系到一起。

如果母亲的确曾在姑母瓦伦蒂娜的女子中学教书的话，那她大学应该学的是师范类专业。会不会是日耳曼语言文学或者德语呢？因为她父亲是波罗的海三国德意志人安娜·冯·爱伦施泰特的儿子，和她说过德语？她到德国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好得异乎寻常的德语，难道她早在乌克兰时就已学过这门语言？不像我的父亲和其他住在营地的大多数人，她在德国从来不是一个张口结舌的人。她所有方面都处于劣势，只有在陌生的环境中才胜过我父亲，处于优势地位，因为她能理解别人的话也能被别人理解，她明白周围世界的各种信号，比父亲强许多。对于我父亲这一辈子而言，德国永远是一本被七个封印封住的未解之书。在说德语的外部世界中，我父母的角色对换了。在德语世界里的官方办事机构中和其他所有窗口前，我的父亲又聋又哑，只能依赖我的母亲。像他这种男人估计不会原谅我母亲，也许他为此还厌恶她。

母亲在战争开始前还相当年轻，已具有了任职教师的学历，可两者并不冲突。在当时的苏联，愉快的大学生活根本不存在。上大学是一项特权，大学生必须通过勤奋和成绩来证明自己，以尽可能快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因此，我母亲才二十出头就已站在课堂里授课了。

许多我要解的谜还有现在像走迷宫般艰难寻找的信息，很可能全部能在一堆文件里找到答案，那堆文件就放在我们的地下室里。当时我们住在德国一个小县城的边缘，安置曾经的强制劳工的飞地上，那里是母亲人生的最后一站。她从乌克兰带来的文件中有她的证书，和其他文件一起都装在一个铁皮盒子里，盖子上饰有德国城堡的浮雕，在德国也许没有人会对这些感兴趣。我经常在地下室里盯着这些闻上去一股陈腐气味，写满西里尔文的纸张——一些词我已经能够读懂，因为母亲在我上德国学校前就教会了我俄罗斯字母。可是有一天，我大概八岁，我突然决定，我们不需要这些陈旧的破纸堆了，无论如何我不再需要它们。当我又被差遣到地下室取煤时，我犯下了童年最可怕的罪行之一：我把装着文件的铁皮盒子扔进了地下室楼梯下的垃圾桶里。我是那么憎恨我的出身，所以不能存在任何证明，它们应该永远消失。后来，母亲去世后，父亲找这些文件，他当然不会知道文件落到了哪个垃圾填埋堆里，也许早已变成了废料。他以为有人把文件从我们的地下室里偷走了，可能是某个苏联间谍。间谍们到现在还在监视他。

康斯坦丁和我在寻找莉迪娅的后人。由于苏联大多数的房子属于个人财产，人们不像西方国家流动性那么强，很少搬家，因此康斯坦丁断定，克利莫夫斯克房子里的人应该还认识莉迪娅，甚至很可能是她的亲人继承了她的房子，在她过世后搬入。康斯坦丁建议我寄一封信到莉迪娅平反申请书上留下的地址。信封上我应该写莉迪娅的名字，并加上“亲人/邻居”的收信人标注。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克利莫夫斯克的市政厅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请他们提供关于我姨母及其后人的信息。我觉得这个尝试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就算在俄罗斯，也有数据保护的底限，政府机构不可能向陌生人提供本国公民的信息，更不用说给一个从未谋面的外国咨询者了，而且对方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和被寻找人的亲属关系。反正我们经常给政府机构写信，从来没得到过答复，我们在此期间已知的所有信息全部是通过其他途径得来的。但是我还是听从了康斯坦丁的建议，因为我不能错过任何可能性。然后，奇迹又一次发生了。在寻亲过程中我几乎已经习惯了遇见奇迹。几天后，我收到了克利莫夫斯克户政处的一封电子邮件。我读道：

非常尊敬的娜塔莉亚^[8]：

您通过互联网向市政局提出的询问，我们向您告知以下信息：克利莫夫斯克户政处的资料显示，莉迪娅·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于2001年8月22日过世。她的女儿叶莲娜·尤里耶芙娜·齐莫瓦于同年10月10日过世。如今，罗什青斯卡亚街5号的房子里住的是基里尔·格里高尔叶维奇·齐莫夫，他是莉迪娅·伊瓦申科的外孙。很遗憾，我们没有更多的信息。

致以恭敬的问候，

斯维特拉娜·丽恰绰娃
户政处处长

最让我目瞪口呆的是最后一句话。还有什么消息能比我从这封邮件中得到的更多呢？还有什么能比莉迪娅外孙的地址“更多”？如果这一刻有人问我那个经常被提到的问题，谁是俄罗斯的灵魂人物，我会毫不迟疑地报出克利莫夫斯克户政处处长斯维特拉娜·丽恰绰娃的名字。她的做法不只出自一位公务员的使命感，更是一个人的同理心，她将一把打开莉迪娅生活的钥匙放在了我这个来自德国的陌生人手中，而这把钥匙很可能也可以打开我母亲的生活。

莉迪娅去世的日期说明，她在提交平反申请后还活了十年，一直到九十一岁。而十二年前，我本该有机会在克利莫夫斯克梨树林对面那栋外表漆成哑粉色的五十年代楼房里见到她。她比她的妹妹，我的母亲多活了五十五年。她最后一次见到妹妹，可能是在她被捕的那天。时隔将近七十年，在离世前，她还能想起妹妹吗？她应该结过婚，无论如何她有个女儿，我的表姐叶莲娜，可是她随后也过世了。

我把从克利莫夫斯克户政处收到的电子邮件转发给康斯坦丁，之后的所有事情得来全不费工夫。他立刻在俄罗斯流行的社交网络“同班同学”上找到了一个名叫基里尔·格里高尔叶维奇·齐莫夫的人。这个男人住在克利莫夫斯克，四十一岁。两个信息指向此人应该是莉迪娅的外孙。康斯坦丁给他留言，附上了我的邮箱地址，还给我发来了一张他在社交网络上的头像。我大吃一惊。在寻亲过程中，我早已习惯我的亲人们都是相貌端正、受过教育的人，现在显而易见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看着照片中男人迟钝的、无精打采的面孔，脸还是肿着的，看上去像一个巨婴。他分明是俄罗斯无产阶级的一员，他的外祖母莉迪娅最该解放的非他莫属。他坐在一张破旧的沙发上，身后是又脏又旧的壁纸，壁纸上是老套的俄罗斯式巴洛克图案——典型的后苏联时期的住房，里面住的多半是酗酒之人。

假如这是我得到的来自我母亲家族的第一张照片，我真的不会有一丝半点的惊讶：因为在我意料之内。和母亲生活的德国相比，这张照片散发出舒适安逸的气息，带有家常的安全感，我在孩童时期就向往这种感觉。但是，我怎样把眼前这个男人的样貌和我目前为止看过的其他照片上的人联系到一起呢？这是家族不幸的例外吗？

直到现在，当我第四遍或者第五遍逐字逐句细读克利莫夫斯克户政处发来的电子邮件时，我才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细节。莉迪娅是2001年8月22日离世的，她的女儿同年10月10日离世，仅仅七周之后。这意味着什么？年迈的母亲如果是因为白发人送黑发人而过世，这不难想象。但是为什么九十一岁的老母亲死后不久，女儿也离世了呢？她是不是也上了年纪，身患重病，经受不住母亲离世的打击？无论如何，很难让人不去猜测两人相继离世之间是否有什么关联。

其间我像个心急火燎的孩子，反复问自己，这背后是不是藏着某种新的家族灾祸，尤其是我在克利莫夫斯克户政处的电子邮件中还发现了另一个让人迷惑的细节。如果我计算正确的话，我和我的外甥基里尔·齐莫夫有一个奇怪的共同之处：我俩的母亲虽然死亡时间相隔四十五年，但是都死于10月10日。我没法抗拒一个想法：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一切通过某种幽灵般的方式联系到了一起，冥冥之中不知何处又打上了一个凶多吉少的结。

可是，我还抱有一丝微弱的希望，希望网页上的照片不是莉迪娅的外孙，而不过是个同名同姓者。但是，寻亲路上的好运忠心耿耿地跟着我。我又找到了一个亲人。我的笔记本显示我收到了基里尔·齐莫夫发来的一封邮件。我读道：

娜塔莉亚：

您好！

我收到了留言，得知了您的母亲是我外祖母的妹妹，您在等我的回信。我知道我的外祖母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分别叫谢尔盖和叶芙根尼娅。我对谢尔盖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个歌剧演唱家，我外祖母有一张他的唱片，经常放给我听。您的母亲叶芙根尼娅，我听说她嫁给了一位美国军官，去了美国。我的外祖母莉迪娅找了她很长时间，但是杳无音讯。当时还没有互联网。

我的外祖母有两个孩子，我的母亲叶莲娜和我舅父伊戈尔。我的母亲去世了，我的舅父住在米阿斯，但是可惜我没有他的地址。我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住在外祖母的房子里，随信附上一些照片给您看。

致以恭敬的问候，

基里尔·齐莫夫

我打开附件。那正是莉迪娅，消失了很久的，所有人以为早已不在人世的莉迪娅。就在不久之前我还猜测，卡累利阿的某一棵树上挂着一小块写有她名字的纪念牌。她和我母亲并不很像，可是她看上去匪夷所思地亲切——如同我在端详一幅我想象中给她绘的画。一位严肃的、纤细的、自豪的女性，眼神刚直，充满好奇，很难说清这眼神是连刀也不畏惧，还是本身就是一把刀。这眼神好似正在和看不见的对方较量，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先败下阵来。她的深色卷发剪得很短，身穿一条朴素的夏季长裙，白色领子。我猜不出这张照片中的莉迪娅多大年纪，照片摄于劳改营之前还是之后。如果这张照片是在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流放之后拍的，那她已经战胜了它，而且毫发无损地活了下来。

第二张照片上的她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看上去她五十岁左右，愤怒，严厉，捉摸不透，像一座无法攻克的要塞，一尊斯芬克斯。正如我所见，照片中的是毁灭机器中的幸存者，此外又经过了漫长岁月，饱经使人低落的苏联日常生活的锤炼和磋磨。这张照片中的她有某些苏联人的特质，和她外孙一样。照片里大约三岁的外孙在外祖母身边，一个胖胖的严肃的孩子，像用白色棉花糖做的。他将来的笨重已经初露端倪。

第三张照片里的莉迪娅已是老妪。所有的严厉、苦涩之态在她身上又消失殆尽，她又变成了一位矮小、温柔可亲的老妇人。她的头发雪白，但是发量依旧充盈，干皱的皮肤却焕发出年轻的光彩。她笔直地坐在一把扶手椅中，衣着和发型一丝不苟，脖子上戴着一条珍珠项链，穿着尼龙长筒袜的双腿以一种淑女的精准姿势放在身前。

基里尔写邮件告诉我，莉迪娅在离婚之后还独自生活了三十多年，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依旧能自理。直到去世前她还非常敏捷和自律，每天做操，每顿饭永远在固定时间吃。差不多到七十周岁她仍担任教师一职，教授俄国语言和文化，始终精神矍铄。2001年7月她在家中跌倒，摔断了股骨颈。不久，她因心衰在医院离世。

有关她在劳改营的往事，基里尔只知道她在罪犯流放地给犯罪的孩子和青少年当老师，很可能因此才幸存下来。她在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结了婚，在劳改营中生下的儿子伊戈尔，现在应该七十五岁了。基里尔和他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但是他知道伊戈尔住在乌拉尔山背后的西伯利亚城市米阿斯。

至于玛蒂尔达，基里尔的外曾外祖母，他并不认识，她在基里尔出生五年前已经去世。但是，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孩童时期的他和外祖母莉迪娅一起坐火车从克利莫夫斯克到沃斯克列先斯克，只为了在外曾外祖母的墓前放上莉迪娅手工制作的木十字架。我眼前立刻出现了这样一幕：一位老妇带着一个小男孩，坐火车运送一个木十字架，然后在沃斯克列先斯克搬着十字架走向墓地。制作十字架的木头可能是莉迪娅从森林中取的，也许就是卫星照片上看到的梨树林。一个业余人士自制的俄罗斯东正教的木十字架，装着传统的横梁，如今竖立在沃斯克列先斯克，这个意为“星期日”和“崛起”的城市墓地里。十字架上肯定还固定着一个小牌子，写着玛蒂尔达·德·马尔蒂诺或者玛蒂尔达·伊瓦申科，配有搪瓷的圆形雕饰，上面是照片，就像俄罗斯常见的那样。

得知了玛蒂尔达的墓地所在地，我倍感欣慰。和母亲相反，我现在确切知道玛蒂尔达的所在之地。我终于知道，她并没有在战争中被德国人的炸弹炸得粉身碎骨，而是以八十六岁高龄自然死亡，然后长眠于沃斯克列先斯克的墓地中，躺在她女儿亲手做的木十字架之下，十字架上写着她的名字。

在此期间，我的邮政信件也到了基里尔家。邮递员的确还认识莉迪娅，而且知道基里尔是她的外孙。这也是一个俄罗斯式的奇迹。只是康斯坦丁和我已经幸运地得到了克利莫夫斯克户政处处长斯维特拉娜·丽恰绰娃的帮助，而不再需要邮递员帮忙了。

我和基里尔提起那张录有谢尔盖歌剧的唱片，据他所称莉迪娅在他小时候放给他听过。其实应该不可能，因为就连把她父亲的歌声奉为天籁的我的表姐叶芙根尼娅，也总是一再抱怨没能留下父亲歌声的任何录音。就连康斯坦丁也费了很大劲上天入地地翻找过，希望能找到他的声音记录。可是，尽管谢尔盖在苏联的多个著名剧院演唱过，但他像被从俄罗斯歌剧史册上一笔勾销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基里尔还是坚持他的说法，谢尔盖的声音犹如在他耳边，他甚至还记得深蓝色唱片封面上的烫金印刷体。莉迪娅去世后，唱片一定是在收拾房间时弄丢了，很可能因为疏忽进了垃圾堆。

其实，基里尔根本不是什么坏人。我没法把他的电子邮件和他的照片联系到一起，那张照片可能是一张没突出优点的抓拍。他是一位软件工程师，俄语极好，彬彬有礼，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堕落到“俄罗斯国民毒品”——酒精的泥沼中。他发了许多他孩子的彩照给我看，那是学龄前的小男孩和小女孩，看上去他非常爱这两个孩子，十分注重对他们的教育。我看到两个孩子在厨房里用手指蘸颜料画画，吹灭生日蛋糕上的蜡烛。

另一处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客观和循规蹈矩。他一丝不苟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每个问题，但是从来没流露出任何情感。只有一次，他想把他母亲的照片扫描给我看，但从相册中把相片拿出来时不小心撕坏了，这让他激动异常，我错愕不已并产生了负罪感。

关于他的母亲，至今为止他只向我提过，她的婚姻没有维持多久——在他两岁时，父母就分开了。他的父亲还健在，他定期会去看望他。当我小心翼翼地问，为什么他的母亲如此早逝时，他回道：

我被以一种和俄罗斯其他孩子截然不同的方式教育长大。我的母亲和外祖母不想和苏联社会扯上任何关系，她们给我灌输了一种完全错误的观念，一种关于俄罗斯人和我的同龄人的观念。她们认为我身边的其他孩子是未开化的，退化的。我被迫远离他们，活在数学的虚拟世界中，因为我孩童时期就显示出了数学天赋。像我这样被教育长大的人，根本不可能建立家庭，生下孩子。我之所以成功上完学，是因为海军士兵的身份。您问我母亲早逝的原因，因为我杀了她。我被判无刑事责任能力，然后在精神病院待了四年。

夜已深。湖面上的冰层已经停止发出咔嚓的声响，现在湖上漂着破裂的浮冰小岛，夜间的主宰还是一成不变，无边无际的黑暗。我呆呆地对着眼前的邮件，问自己，基里尔·齐莫夫是不是把我当傻子。尽管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存在各种各样的凶犯，的确有杀害自己母亲的凶手，但是怎么可能其中的一个恰巧是我的亲人，和我这个一辈子无亲无故的人有血缘关系？我咒骂自己。是我自己开启了寻亲这条路。寻亲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什么？为什么我要这样对待自己？我想到了康斯坦丁，这个点他早就睡了，更不用说切列波韦茨比我这里还晚两小时。现在我的朋友中肯定也没人是醒着的，我没法给任何人打电话。我逐渐明白过来，照片上基里尔麻木不仁、迟钝的目光，他程式化的礼貌以及毫无感情，他提到孩子教育时用的“正确”一词，因为母亲的照片被撕破而异乎寻常的激动，所有这些背后隐藏的一切。由于我知道他母亲的忌日，我可以轻易地算出，基里尔·齐莫夫是年满三十后杀死了自己的母亲。按照他的讲述，在他经历了人生中唯一的学校，海军学校，同时也是俄罗斯军队里最残酷的部队的一系列洗礼后，他还具备行为能力进行凶杀吗？毫无疑问，在被送到精神病院之前，他已经患有精神疾病了。况且，俄罗斯的医院并没有给他提供精神治疗，而只使用药物疗法，然后把行尸走肉的他放出了院。很可能他现在仍在服用大剂量药物，对我来说，他仿佛一颗嘀嗒作响的定时炸弹。想到他的妻儿我不禁胆寒。到底是怎样一个女人，会和这样一个男人结合？难道她不担心自己的孩子，还有自己？

我首先想到的杀人动机，是关于房子：俄罗斯国内灾难般的住房紧张从未缓和，导致了许多人一辈子都和整个家族困居在最狭小的空间中，其中不少人被逼得精神错乱。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早在他的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中就让撒旦说出，莫斯科人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既不更好，也没更糟，只不过房屋紧缺让他们堕落。房屋紧缺也让莉迪娅的外孙堕落了吗？难道他是在和母亲的争吵中杀死了她，因为莉迪娅去世之后房子里只剩下母子二人？这就是莉迪娅母女二人几乎同时离世的原因吗？无论如何，只要莉迪娅还在世，她就能镇住外孙。她的死应该是解开了外孙的束缚。

不知什么原因，我确信基里尔是掐死了他母亲。我的表姐叶莲娜仿佛近在眼前，巨婴那双粗大的手掐住了她的脖子。在基里尔寄给我的一张照片上，叶莲娜看上去和她娇小秀气的母亲莉迪娅截然相反，她是一位魁梧有力的女性，而且十分性感。也许她曾激烈地反抗，很可能发生了一场耗时的殊死搏斗。这一切发生在我母亲去世的当天——姨母和外甥女两人都在10月10日当天因暴力而死，一个是因为外界的暴力，另一个却是对自身施暴。

我想起了克利莫夫斯克户政处的斯维特拉娜·丽恰绰娃。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给我的信里写道，她没有更多的信息。恰恰是因为她知悉所有信息，她才写下了这句话。户政处不仅出具结婚证明，还出具出生及死亡证明。斯维特拉娜·丽恰绰娃不单是户政处的职员，还是克利莫夫斯克的市民，她肯定知道内幕。在俄罗斯，母亲被视为神圣的女性，弑母案必然转眼间在一个小城市里人尽皆知。也许我该感谢斯维特拉娜·丽恰绰娃对茫然无知的我给予的同情，她也许早已料到，我会从莉迪娅的住址中得知往事。

我不知道基里尔为什么要向我坦白，我不过是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远房亲戚，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这到底是他的忏悔还是因为他肆无忌惮，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罪过？也许，这是他的行为惯例，是俄罗斯的经历——首先是俄罗斯海军，然后是俄罗斯精神病院教会他的，是人们堂而皇之地把他推上了犯罪之路？还有莉迪娅，我找寻了许久的我母亲的姐姐，和自己的女儿统一战线控制了这个孩子，就因为她不想他成为一个苏联人？难道莉迪娅被灌输了不可动摇的阶级思想，看不起苏联人？在家族的自由思想和社会责任心背后，其实隐藏着贵族阶级对于普通人民的蔑视？难道莉迪娅身处苏联政权的八十余年间，一直在坚守她的阶级思想？抑或是恰恰相反，她在自己都没有觉察的情况下，成了被战胜的人，变成了集权体系的一部分，然后和自己女儿一起把外孙纳入控制，孤立他，摧毁他，就像集权体系把她纳入统治之下，孤立并摧毁她一样？基里尔，在经历了俄罗斯海军学校之后，通过弑母，再次推翻了贵族这一腐朽的社会阶级，而他自己，却也属于这不幸的社会残余的一分子。即使为了能够结婚生子，他为什么一定要做出这些事？他和他的母亲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把我的想法全部告诉了康斯坦丁。我知道他每天早晨起床后总会快速地查看邮箱。有时候他甚至在走出家门，走进令人望而生畏的冰天雪地去上班前，还给我回信。我把基里尔给我的邮件附上留言转发给了康斯坦丁，这下子我们真的是进入了侦探小说——我们以前常这样戏称我们的寻亲工作。

窗外一片漆黑，只有台灯的光映在窗前。我盯着那片黑暗，好奇母亲到底出生于一个怎样的家庭。苏联和后苏联时代的失败，从未结束的俄罗斯的命数——既无法从集体噩梦中苏醒过来，又困于沦为仆从和无政府状态之间；被痛苦和暴力裹挟的混沌黑暗的世界，一部充满了软弱无能、统治、专制和死亡的家族史；不幸的俄罗斯如同永恒的圣母玛利亚，强硬地拥抱着她的孩子们。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我本能地做了自认为正确的事情，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不过是整个历史中微不足道的一环。现在，我被一种感觉裹挟，即我的反叛不起任何作用，我依旧出自有毒而且堕落的家族土壤，家族里甚至还出了一个弑母者。

我的笔记本竟然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时间点发出一声提示，有新消息进来了。新消息来自“亚述的希腊人”论坛。康斯坦丁曾经写信告诉我，在我们历时已久的交流中，他学会了读懂我的想法。他现在一定是在睡梦中读到了我的念头，又爬了起来。这一夜他没回去睡觉，我们写了一整夜邮件。在他眼中，基里尔是一个不幸的、值得同情的人，是我找到的一个“死人”，我向他伸出了双手。但是康斯坦丁高估了我。我不具备他的人道思想，也没有他那种包容一切的乌克兰-希腊式的精神。基里尔让我害怕，甚至相距如此之远仍让我感到心惊胆战。“我不放弃希望，我相信最终我们将会找到一位您可以拥抱的人。”康斯坦丁在清晨的最后一封邮件中写道。早在很久以前他就幻想，当我们找到所有人时，我们就在马里乌波尔见面，盛宴庆祝。我不确定我到底还想不想继续寻找下去，可是能和康斯坦丁在马里乌波尔见面并拥抱他，多么美好的憧憬！

我开始害怕我会找到的人，对寻亲之路上如影随形的幸运也开始感到恐惧。可是我当然不会忘记，在西伯利亚的某处还有我的一位表兄，如果他还在世的话，他很可能是我的家族史最重要的见证人。偏偏是杀害我表姐的凶手把我引向了他。我从基里尔·齐莫夫那里得知，这位名叫伊戈尔的表兄，出生在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的劳改营中，生于1931至1933年间，那么很可能他认识我的母亲，即使当时他还是个小男孩。

在我们开始寻找这位表兄之前，康斯坦丁还成功地使出了一记绝招。基里尔没记错，的确有一张唱片记录了我的舅父谢尔盖的歌声。康斯坦丁在网上找到了这张唱片，尼古拉·李森科的歌剧《查波罗什的哥萨克》，录制于1956年。这张唱片是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录制的，其中低音部分由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伊瓦申科演唱。康斯坦丁立刻把唱片录音发给了我。

我倾听着舅父的歌声，听着数码化录音播放出的绝佳音色，忘记了这声音来自久远的年代和遥远的世界。才听完最初的几句，我就被催眠了。几十年来，自我在慕尼黑第一次听歌剧开始，我就在寻找这样的声音，而现在我在自己的家族中找到了它。我总想，这样的一位演唱者，他根本不是在演唱，而只是简单地在呼吸，或者在哭泣。

我端详着那张拍摄于1927年夏天的照片，照片中活泼的半大小子，光着脚，头戴一顶水手帽，坐在第聂伯河边的树杈上。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男孩的喉咙里会流淌出美妙绝伦的低音，正如所有伟大的演唱家一样，这种声音不是来自喉咙，而是来自人间之外的某个地方。唱片是1956年录制的，谢尔盖当时四十一岁，正是这一年我的母亲离开了人世。我试着想象，母亲清亮的女高音和舅父的低音一起合唱会是怎样。在我的幻觉中，舅父的歌声似乎倾泻在房间的四壁上、家具上，还有窗前的枫树上，这正是很久以前母亲也曾听过的歌声，是她在马里乌波尔生活的一部分。

现在我能以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我的表姐叶芙根尼娅了。谁若拥有如此美妙歌喉的父亲，那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沦陷。对于她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父亲这件事，我也不再感到惊诧。即使现在，父亲仍旧是她存在的核心意义。为了保证生活如常进行，人们在极美的事物面前会保护自己，以防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叶芙根尼娅没能保护自己，她无法抗拒，她也许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我总是一再播放谢尔盖的唱片，我自己也说不清，在我心中，究竟是找到亲人的喜悦之情强烈，还是对于错过太多的痛苦更强烈。其实，很久以前我本可以在乌克兰见到谢尔盖，如果我当时知道他是我舅父的话。谢尔盖去世前一年，我和我当时的男友开私家车去莫斯科拜访我们的俄罗斯朋友。在当时，私人旅行还很不常见。回程途中我们途经乌克兰。我在基辅的独立广场上吃冰淇淋，徒步走过那些古老的、高低起伏的街巷，也许还从谢尔盖家门前经过。我错过了他。三十年前，他是公园看门人，在回家的路上倒地死去。然而他的声音还活着，我真的找到了这声音，就在我的电脑里。每当我想听，我就立刻可以听到。我在寻亲过程中遇到的所有奇迹，这一桩是最让我难以置信的。

康斯坦丁之前在“同班同学”社交网站上找到了基里尔·齐莫夫，现在他又找到了一个来自米阿斯的十三岁西伯利亚少年。和莉迪娅的儿子姓氏相同，个人主页照片上，他头戴一顶滑稽的红帽子，手腕上戴着一只貌似昂贵的手表。事情很快水落石出，少年正是伊戈尔的孙子。他甚至还能记起曾祖母叫莉迪娅·伊瓦申科。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这个十三岁少年能否成为联系他祖父和我之间的关键一环，还是我们这些白发老人只会让他厌烦。庆幸的是，他很合作，而且聪明伶俐。仅仅几天之后，他就给我发来消息，附有一个电话号码。他写道，他的祖父十分惊诧，他正焦急地等我的电话。

在此期间，我那辆被鼬咬坏电线的车已经修好了，我想着用手机往西伯利亚打电话不仅花费高昂，而且很可能因为距离遥远导致通话质量糟糕，我当天就收拾行李，驾车返回了柏林。我生平第一次拨通了西伯利亚的电话号码。十三岁少年给我的电话号码看来是对的，至少我听到了电话接通的提示音，电话立刻被接了起来。电话另一端的男人的声音在颤抖，他问我，我们应该以“您”还是“你”来相称。“我们找了你母亲很久，”我的表兄说道，“很久以来，我们一直在等，等着是否有迹象表明她还活着。”我的声音也开始颤抖，努力搜刮脑中的词汇来开头。

通话中我才得知，基里尔·齐莫夫不仅杀死了自己的母亲，而且也毁了伊戈尔的生活。十三年前，伊戈尔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刚离世，紧接着他的妹妹叶莲娜又被亲生儿子杀死，他不堪打击而中风，此后再也没有完全康复。他已七十八岁，几乎一切都要依赖他的妻子，而妻子在患癌之后行动也十分不便。

六十年来，伊戈尔作为测绘师，管理着一家大型建筑企业。他有两个孩子、三个孙子和一个曾孙。他的儿女成了新俄罗斯成功的企业家，整个家族应有尽有。多亏卫星地图，让我可以看到伊戈尔和他妻子居住的时髦高楼，按照西伯利亚的条件来看，很可能是绝顶奢华了。宽敞的内阳台上，他可以俯视乌拉尔郁郁葱葱的山脉，也能观察室外温度计上极大的温度变化，水银柱短短几分钟内能上升或下降十五度之巨。

可惜伊戈尔不认识我的母亲，他从没去过马里乌波尔，而我母亲也从未到过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此外，我很快发现，他根本不是我期盼的家族史见证人。作为一个在劳改营中长大的孩子，像劳改营中的许多人一样，他早在儿时就学会了自我封闭。他像格言里著名的三只猴子一样生活：闭上眼睛，捂住耳朵，紧闭嘴巴。他也许真的对家族过往一无所知，或者，沉默已变成他的天性。他从来不直接说出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名字，他总是以“那两个留着髭须的”来代称。另外，外甥基里尔的名字也被他从字典里一笔勾销。我提的关于基里尔的问题他听也不想听。

有一次他去外面散步，接我电话的是他的妻子柳博芙。她告诉我，基里尔夜里爬起来，溜进他母亲的房间，用枕头捂死了她。之后，他还到厨房用勺子舀了一杯蛋黄酱吃，吃完又躺下睡了。据我从柳博芙口中听到的，基里尔的母亲爱他的父亲胜过一切，在她被抛弃之后，她把全部的爱转向了儿子。她把儿子奉若神明，毫无节制地爱他。因为儿子有数学方面的天赋，她就把他当作神童，不断地给他制造天才光环。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儿子变得越来越暴虐专横，长成了一个庞然大物，经常威胁自己的母亲，以至于她多次逃到西伯利亚米阿斯的哥哥伊戈尔家里。有一次，他砸烂了莉迪娅的所有家具，因为他认为莉迪娅已经活得足够久了，该死了，好腾出位置来给他。这肯定不是有关我的表姐叶莲娜和她儿子基里尔故事的全部，不过，故事的完整真相我可能根本不想知道。

我从伊戈尔贫瘠的言语中拼凑出，莉迪娅是一个粗暴的、难以接近的人，显然和他一样沉默寡言。他已经回忆不起来，他的母亲有没有拥抱或者疼爱过他。至于表妹叶芙根尼娅所说的，莉迪娅是母亲玛蒂尔达和亲弟弟瓦伦蒂诺乱伦的产物，伊戈尔将其斥为无稽之谈，他说这是叶芙根尼娅的胡编乱造，他俩之间已经多年没有联系。

在他的外祖母玛蒂尔达到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后，祖孙俩长时间居住在同一屋檐下。战争中，全家被遣散到哈萨克斯坦，勉力在那儿生活了五年，直到伊戈尔的父亲得到了俄罗斯沃斯克列先斯克市的总工程师一职。玛蒂尔达再也没有回马里乌波尔，而是和他们住在一起直至去世。最后她几乎全聋，只用眼睛来示意。绝大多数时间，她坐在厨房的桌边，独自摊摆纸牌。从伊戈尔的描绘中基本可以推断，她也是一位不易亲近、冷冰冰的、落落寡欢的人。先前谢尔盖的女儿叶芙根尼娅对她的描述，和伊戈尔的完全吻合。

为什么母亲向我描述的完全是另一幅画面，她的母亲是一位圣母般带着无限善良和慈爱的女性？也许玛蒂尔达对我母亲不一般，因为母亲是她最小的孩子？难道母亲，当年那个柔弱无助的小姑娘得到了玛蒂尔达全部的爱，这份爱玛蒂尔达从未对他人表露？是不是只有母亲认识的玛蒂尔达是一位感情充沛、温柔可亲的女性，正如她向我描述的一样？

既没感受到母亲的爱，也没感受到外祖母疼的伊戈尔，十六岁无忧无虑地离开家前往莫斯科上大学，通过国家考试后，被派往西伯利亚担任土地测量员一职。他告诉我，就是在西伯利亚，他开始酗酒。要不是有柳博芙，他不知道自己哪天会一头栽倒在街边的排水沟里，再也爬不起来。

我提出的关于舅父谢尔盖的问题，他没法回答或者不想回答。他只告诉我，他曾经有一次在阿拉木图看过谢尔盖的歌剧演出《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当时他还是个孩子，害怕听到舅父雷声一般低沉的声音。他顺便提到，谢尔盖在战后作为前线歌唱家去过德国。我心中立刻浮现出母亲和她哥哥意外相遇的画面：哥哥作为一名红军，要为占领德国的苏联士兵演唱俄罗斯歌剧的咏叹调，而妹妹作为强制劳工，曾为敌人劳动过。这对兄妹是会热烈拥抱对方呢，还是会互相仇视，永远不饶恕对方？如果母亲知道她的哥哥也在德国，可能就在不远的地方，她会怎样？倘若母亲当时知道了我方才知晓的事，她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和哥哥一起回乌克兰，反正当时她已经清楚，留在德国不会有任何未来？如果是这样，她的人生是不是会有另一种转折呢？

我又一次收到了家庭照片，伊戈尔用他儿子的电脑发来的：他的孩子还有孙子在芬兰、意大利、美国度假的照片，还有他儿子在米阿斯的富丽堂皇大宅的照片。那座配备了一个西伯利亚式的桑拿房的大宅，坐落在一块巨大的长满一株株云杉的土地上。还有家庭聚会的照片，宾客满屋，桌上堆满了美食佳肴，俄罗斯式排场，洋溢着欢快。

在伊戈尔存留的旧照中，我惊奇地发现，不仅有年轻的戴着头巾的母亲的照片，还有那几张背后写着“外祖父和两位友人”的照片。不过“友人”不是两位，而是三位。原来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发现，我手上的照片是被剪裁过的。伊戈尔的照片上，除了娜塔莉亚和瓦伦蒂娜，还有叶莲娜，母亲的第三位姑母，我在有棕榈树的照片上见过。在三位“友人”的完整照片的边缘，垂直写着一排花式字母：敖德萨卢米埃照相馆。我现在明白了这张照片拍摄时的情况了。从莉迪娅的档案中我获悉，她的姑母叶莲娜在敖德萨生活过。我的外祖父雅科夫和他的两个妹妹瓦伦蒂娜以及娜塔莉亚去敖德萨看望她。利用这次机会，四兄妹一起到敖德萨一家名为卢米埃的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只有奥尔加不在，当时她和丈夫在莫斯科，或者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为什么我母亲手上的照片中，叶莲娜被剪掉了？康斯坦丁的解释是，大革命之后，无数人在照片上消失了。他们不是自己把自己的照片剪掉，就是被旁人剪掉，因为被人在照片上看见是种危险。这么说来，是不是不只莉迪娅，她的姑母叶莲娜也是个危险的政治犯？或者，在叶莲娜被抹掉的背后，又是隐秘的家族仇恨？

我打开下一张照片，第一次看到了谢尔盖成年后的模样。其中一张照片上，他身着红军制服，上面别着红星奖章，还十分年轻，衣冠楚楚，一张光滑的面孔还带有几分孩子气。另一张照片估计是二十年后的他，一个充满阳刚气、魁梧的男人，深色卷曲的头发，强有力的下颌，却有一双和我母亲一样忧郁的眼睛。一系列的艺术照上，他既是《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格列明亲王，又是《黑桃皇后》中的托姆斯基伯爵，《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主人公，《鲁斯兰与柳德米拉》里的基辅大公，还是歌德《浮士德》里的梅菲斯特。由此看来，谢尔盖不仅是一位极具天赋的歌唱家，还是一名伟大的演员。每张照片上他都如同换了一个人，他应该还有更多的面孔没有在这些照片上展现出来。他具有一种内在的令人生畏的力量，魔力般抓住人心。

当我看到一张照片标注着“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德·马尔蒂诺和雅科夫·伊皮凡诺维奇·伊瓦申科的孩子：莉迪娅、谢尔盖和叶芙根尼娅”时，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我打开照片，看到的画面却令我十分不解。我一眼就认出了莉迪娅，照片中她大约十八岁。十三岁左右的男孩毫无疑问是谢尔盖。但是我的母亲叶芙根尼娅在哪里？只剩下一个陌生的小女孩，头上戴着一个巨大的俄罗斯式蝴蝶结，看上去好似顶着个小螺旋桨。非常缓慢地，我一点点地反应过来，这个陌生的小女孩正是我的母亲。第一眼见到的小女孩和我记忆中的成年女性形象相差太远，尽管在她的小小面庞上可以清晰辨认出母亲的五官，她的眼睛、额头，还有下颌。她当时应该八岁左右，穿着一件看上去昂贵的白色蕾丝裙，乌黑的头发剪成了整齐的儿童刘海，扎着短马尾辫。

我从来没有设想过她是这副模样，连与此相近的形象也不曾想象过。这么一个出身优渥、盛装打扮、精致讲究的孩子。也许为了拍这张照片，家里人把剩下的所有家当都拿了出来，并送她去理发店。她的哥哥姐姐是望向镜头，而她则是望穿镜头。那双目光游离、乌云密布的眼睛，虽然只是孩子，却已是忧郁的化身。毋庸置疑，她正是我的母亲，同时又是一个陌生的，无法接近的孩子。她是那么的娇小纤细，那么脆弱，我不敢去触碰她，也不敢去拥抱她。她如同一位来自悲伤星球的、被白色蕾丝花边包裹的小公主。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已知晓的一切促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或者是人们在她幼小的时候已预料到她将面临毁灭，她无法经得起那个时代的惊涛骇浪。很难相信，在那个一切都不利于她、以消灭她为目标的年代，这么一个清澈见底的人，竟然活到了三十六岁。也许这张照片属于莉迪娅的遗物，后来，辗转到了西伯利亚她儿子手中，现在又出现在柏林，我的电脑屏幕上。三十年后，母亲突然消失，直到人们从雷格尼茨河把她打捞上来。寻亲过程中，我一直追溯到她的幼年，可能再也不可能找到比这张童年照片更早的踪迹了。

伊戈尔从米阿斯发来的最后一张照片上展示了母亲从小到大居住的房子，即我的意大利外曾外祖父母特蕾莎及朱塞佩·德·马尔蒂诺的大宅。为了探寻先人的足迹，伊戈尔的儿子和儿媳几年前去过马里乌波尔，拍下了这座衰败得厉害的建筑。苏联时期，我母亲还住在马里乌波尔时，这条街叫列尼娜大街，历经数年又恢复了旧名，大门口一块深蓝色的牌子上，白色字体写着街名——尼古拉耶夫斯卡亚大街，以创造奇迹的神圣的尼古拉命名，他是旅行者、囚犯和孤儿的庇护人。

大宅有两侧厢房，延伸到后面看不到的庭院中。照片上只能看到大宅面向大街的两处正面，由一个拱门连接。老旧的建筑呈现出一派后苏联的忧郁衰败之象。甚至可以闻到陈腐的气息，还有尿味、垃圾的怪味以及墙壁间的霉味儿。被岁月以及工业废气腐蚀的石块，提醒着人们这座大宅的过往。百年前母亲出生时的时光在眼前立体起来。稍加想象，还能辨认出房屋立面窗户上的精美装饰，充满艺术感的锻铁编织装饰。迷人的花式屋顶窗如今已被杂草和灌木包围，远远看上去如同鸟巢。连接两侧厢房、由切割为同等大小的灰色石头组成的拱门，被剥蚀风化得厉害，看上去好像随时会坍塌。生锈的屋檐水槽、老旧不堪的天线和耷拉下来的电线胡乱堆在多孔砖瓦铺成的屋顶上。砖瓦有蓝色和粉红色两种颜色。

大宅的照片让母亲在马里乌波尔的生活在我脑海中鲜活起来。我仿佛看到还是小女孩的她在拱门后的庭院中，和其他孩子一起嬉闹玩耍，一起的还有她的哥哥谢尔盖。我仿佛听到保姆托尼娅在身后叫她，我看着她背着书包，穿过当时颜色还鲜亮明快的拱门。她走过的每条路都从穿过这个拱门开始，从这条街开始。照片中支离破碎的、一半被杂草覆盖的石块路面或许还是当年的。可以猜测尼古拉耶夫斯卡亚大街当时应该属于意大利人聚居区，也许母亲还时不时去相邻的希腊人聚居区拜访她的表亲。也许在她的日常生活中有乌克兰人、俄国人、意大利人，还有希腊人。即使今天，意大利人还居住在城里，至少尼古拉耶夫斯卡亚大街附近意大利餐厅遍布，我在卫星图片上能看到，但是可能这些餐厅是新时代的产物，而不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我眼前屏幕上看到的更遥远，更难想象了。

我和表兄伊戈尔的通话很奇怪，因为我们可以谈论的内容很有限。伊戈尔不仅沉默寡言，而且像大多数俄罗斯人一样，总是反复诉说时代的巨大伤痛，却把个人的痛苦深埋心中。另外，俄罗斯人的行为准则中规定了，不能向对方提出可能会引起不适的问题，向他人倾诉自己遇到的困难也不常见。基本上，我和伊戈尔通话的实质性内容近乎无。我们没有共同的话题，我们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我依然感到，在这个孤独的，连话都不愿意说或者不能说的老人身上，藏着深邃而敏感的灵魂。渐渐地，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温柔的爱。

伊戈尔总是焦虑地等我的电话，如果我间隔三四天没打，他就会担心。而我也担心他，时常担心他那条细细的生命线会不偏不倚地在我刚找到他的这个当口，突然断掉。在我们通话间隔的几天中，我会挂念他，而我感觉到，他也在挂念我。

俄语中，表兄叫dwojurdnyj brat，“第二亲的哥哥”，通常人们不说“第二亲”，直接称呼“哥哥”。“我哥哥在干什么呢？”每当伊戈尔的妻子接电话时，我都这么问。每次说出这个对我来说全新的词的时候，我总是尽情享受它带来的快乐。哥哥，简直不可思议，我有了一个哥哥，而我是他的妹妹。我的哥哥，他现在正在做什么呢？我每天问自己很多遍这个问题。而伊戈尔对于我的意义，远比成为我的哥哥要大得多。尽管他几乎从来没说过有关家族的事情，但是他是我和长辈之间的纽带，是我们这个乌克兰-意大利家族的纽带，尽管我曾经诅咒这个家族。有那么一些瞬间，我甚至觉得，他的存在像我母亲又死而复生一般。反之，我的出现对他来说，就好像他又找回了他失去的妹妹叶莲娜。妹妹被亲生儿子杀死的惨事对他的打击之大，使他的生命之火只能黯淡不定地一忽一闪着。唯一令人宽慰的是，他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十来年，生命之火虽然黯淡，但一直闪烁，也许还会长时间闪烁下去。我无法替代伊戈尔的妹妹，然而我时常感到，不仅他之于我，而且我之于他也是一份礼物，意外地让他和整个世界重新连接起来。

康斯坦丁为我许下的愿望实现了。最后，我到底还是找到了一位可以拥抱的亲人，一个远在西伯利亚的将近八十岁、重病在身、沉默寡言的哥哥，我的生命线和他的交织到了一起。我的寻亲之路走到了尽头，对我而言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找寻的了。我几乎不敢相信。可是我的确追查了母亲整个家族所有人的踪迹，不仅故去的人，而且还有健在的人。在远房的亲戚那里，我也不指望能打听到关于母亲的新消息。伊戈尔是我寻亲的终点，我曾经在湖边的一个夏夜里任性地开始的这场寻亲，结束了。可是，没料到竟然还有些东西在等着我。

伊戈尔中风后和他的妻子搬进了舒适的、配备电梯的楼房，以防万一，他仍然保留了位于一栋旧宅四楼的私人公寓套房。如今，住在米阿斯的他的两个孙子中，年长的那个宣布要结婚了。长孙虽然不用面对俄罗斯大多数年轻人婚后要和父母蜗居二居室的命运，他父亲的大宅里有的是房间给他住。但是他想离开父母，和新婚夫人一起搬到祖父的私人公寓套房里。清理公寓套房中的废旧物品时，他们在一个柜子顶上发现了两个本子，上面积满了已变成絮状的灰。经过辨认，原来是莉迪娅的日记。伊戈尔毫无头绪，日记本怎么会出现在柜子上，差点和旧家具一起报废处理掉。

伊戈尔的眼睛不行了，没法读日记，也可能他根本不想去读。作为苏联时期出生长大的孩子，他到现在还墨守不能复印的规定，全然不知，在俄罗斯，人们早就可以轻松走进一家复印店，拿着任何一个原版复印多少页都没问题。他让儿子把两本珍贵的日记本邮寄给我。我整天心惊胆战，担心路途遥远，危险重重，担心好不容易找到的见证人的记录会丢失。这些年来，日记本躺在柜子上落满灰尘，仿佛是在等我的出现，好像莉迪娅是为了我，才把日记本放在儿子的柜子上一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担心成了事实：邮件没有抵达。我每天都在等邮件，我房子前厅的邮箱里总是塞满了广告和其他无用之物，可是来自西伯利亚的邮件一直没到。难道日记本没通过审查，被没收了？或者难道邮件在岔路上耽搁，然后丢了？我不由得想起我以前翻译过的一本书。书中，女大学生假期中打工充当邮递员。她们从邮局取出沉重的装满要送件的邮包，把所有信件倒进离邮局最近的垃圾桶，然后愉快地度过一整天。难道我寻亲路上珍贵的发现也落得相同的命运？

最后终于发现，邮件没到并不是俄罗斯邮政系统的偶然事件，而是因为其他原因。德国邮政局把日记本转送到了我沙尔湖畔的住址，尽管我从来没有提交过邮件转送申请。四月中狂风暴雨的一天，我抵达沙尔湖畔的住所，从信箱里滑出一个潮湿的信封，信封上还有被盖住的我在柏林的住址。这封信很可能几周来一直躺在这个孤单的金属箱子里，历经了屋外的风吹雨打。

我迅速把行李搬进干爽的室内，匆忙拆开信封，好像母亲姐姐的声音在最后一刻还会陡然消失似的。两本日记本有一点潮湿，但是没有损坏，一本是绿色的，另一本是棕色的，两本大概A5大小，线装，边缘有些歪斜，不像是机器而像是人工装订的。这两本并不是日记，而是回忆录，是莉迪娅八十岁时写下的，也就是她去世前十年。方格纹图案的内页上，是我曾经在她的平反申请书上见过的小而倾斜的字体。令人惊叹的是，一位八十高龄的老人竟写得如此工整，而且一气呵成，几乎没有改动的痕迹。

绿色册子的第一页写着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一首诗：

俄罗斯是幸福，俄罗斯是光明。

也许并没有俄罗斯。

太阳从未照亮涅瓦河，

普希金也从未倒在雪地里死去，

彼得堡从不存在——

只有田地，被雪覆盖的田地。

只有雪，只有雪……和漫漫长夜

永远只带来新的霜冻。

俄罗斯是灰烬轨迹的沉默。

也许沉默由颤栗组成。

冰冷的黑暗、子弹和绳索，

还总有疯狂的音乐。

营中的清晨，阳光照耀大地，

这片世间无名之地。

我用羊毛毯把自己裹住，坐在窗前的大沙发里。窗外湖面上狂风暴雨，一片灰暗。我开始读起来。回忆录的开头是一则引言，引自《摩西五经》的第五册：“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咽了咽口水，屏住呼吸等着母亲第一次在回忆录中出现。莉迪娅虽然记录了她的出生，但是除此之外，有关我母亲的记录就几乎再没出现过。我应该知足，能在字里行间寻找我的母亲，她曾经生活的世界，她的亲姐姐亲眼见过的世界，现在以最近的距离展现在我面前。

注释

[1]战争中或因逃亡失踪的军人和老百姓的组织。——译者注

[2]意为：这简直就是天书！——译者注

[3]德国超市分为廉价快捷超市、综合连锁超市、大型超市和洗化用品超市。其中廉价快捷超市一般规模小，经营理念就是廉价，主营食品，也有少量日化产品。Lidl和Penny均为德国知名的廉价超市，也常被贬称为“穷人超市”。——译者注

[4]娘子谷位于基辅西北郊外。1941年6月底，德军在此进行了“二战”中最迅速最残酷的大屠杀之一，短短两日内屠杀了至少3.4万犹太人及其他当地居民。——译者注

[5]1923年，位于距离北极圈仅165公里的索洛韦茨基群岛上建立起了第一个特别劳改营，用来关押那些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政治犯及不同政见者。可悲的是，其中大多数是曾经帮助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及宗教界人士。——译者注

[6]2004年乌克兰总统大选中，由于出现了严重贪污、选举舞弊现象，乌克兰全国发生了一系列抗议和政治事件。由于橙色为本该领先的尤先科的代表色，人们就把这次事件称为“橙色革命”。——译者注

[7]乌克兰前总统为彼得·波罗申科，故有此称。波罗申科创建的如胜糖果公司现今已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糖果制造商之一，他也因此被誉为“乌克兰的巧克力大王”。——译者注

[8]此处指的是本书作者娜塔莎·沃丁。娜塔莎是娜塔莉亚的爱称，此处为表正式，便称娜塔莉亚。第103页同。——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