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非的昆明

我们的飞机降落在东非的一个高原上，距离赤道不应很远，但是高爽凉快，除了那些米老鼠卡通上常见的仙人掌树外，不像是热带。据说这是非洲的屋脊。我们在屋脊上跳过了两洲，不到10天，真不容易使自己相信。为了保守军事秘密起见，我们到一个地方就提一个中国名字：过了印度的青岛，就到东非的昆明。我没有到过青岛。不知道所谓印度的青岛提得切不切，可是东非的昆明我敢相信决不致有人反对。骤然的阵雨，连天的山峦，除了没有个湖，什么都使我们触景生情，使人反而更觉异乡的寂寞。我记起了小时候写在宫窗上的一首诗来：“长拟求闲未得闲，又劳行役出秦关，逢人渐觉乡音异，却恨莺声似故山！”这地方相似故山之处，何止莺声一项！

主持这军站的上校在我们到达之前已经知道我们要经过这地方。等我们住定了就开一辆小车来邀我们去便饭。我在上次通讯中已说过美国军队里的伙食，不管味道好不好，东西总是不差的。我们和很多弟兄们一起吃，有很道地的欧仆殷勤侍候。我们觉得很奇怪，在这个战地，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工。一问原来都是投降的意大利士兵，意大利人矮矮胖胖，本是最适合做这种工作，最难得的是他们高高兴兴地当差。上校对我们说，这些人真不差，又自由，又有事做。他们不但有工钱，而且还可以有在国内梦想不到的牛肉和牛奶吃。这种优待俘虏也使我们觉得相当惊异。意大利士兵本来对这次战争不起劲，在这些欧仆脸上已露出了法西斯蒂快要崩溃的预兆。

饭后我们先到上校自己的宿舍里去。他一样一样地指点给我们看，什么是美国运来的，什么是他自出心裁在当地制造的。一个巨大的冰箱真不知他们怎样运上这高原，可是后来参观了他们的飞机修理厂，才觉得这件小东西实在算不得什么。我们团团坐在沙发里，抽着他送给我们的雪茄，随意地谈起天来。

“我真想离开这地方。”他说，很正经地。

“是想家？”老金回头指着我向他说，“他没有出来就想回家，真是你的同志。”

“家当然想，但想离开的原因倒不是这个。”

“这个地方太冷了，不是？而且太高，也有不舒服的地方。”

“也不是。”

“是为了？”

“这地方都弄好了，没有意思了。我来的时候，这是个意大利的破军营。这一年，我一样一样地安置妥当了，现在就没有意思了。我想再去找个破军营，荒山也好，再弄一个军站去。”

我们不知道怎样接口。我想说的是：“这家伙真是。”可是我没有说，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异乡的怪味儿。这是美国几百年传下“向西去”的拓荒精神显然深入了他们的血液。新鲜，冒险，硬干，向前，加上了他们特具的组织力，在这短短的几百年中，开辟了一个新大陆。现在这精神又使他们在世界各个角落里得到表现的机会了。

“上校，你是西点军校出来的么？”

他笑了，“我本是个公司的经理。我在此地不是一样，在经理这几千个孩子的生活？”

这又使我们大家没有话了。在中国总好像从军就得是军校出身。做买卖的赚钱，平时赚钱，战时赚得更凶。念书的念书，开了战，头也埋得更低。我们似乎从没有想到过军事中同样是要有组织力的经理，有昆虫知识的专家。军事若成一门学问，这门学问一定比人类学更是包罗万状，无所不需的。

他说得高兴，“我们一起看看去，我们的洗衣房是世界最大的！”于是我们大家冒着突然下降的暴雨，从冷藏库一直看到修鞋厂。他满面笑容地告诉我们：“两万人在此不成问题。你瞧，这件军服洗得多么干净，烫得多平挺！”可惜的是那位洗衣房的管事却对我们说，他在美国经办那个厂比这个还要大十几倍。我们都同声否认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上校哈哈大笑。美国人一切形容词都要加一个est才觉得痛快。他们有最高的摩天楼，他们出最多的麦子，他们也有最凶的流氓和最漂亮的女人，只有一个他们却加不上最字，那就是他们的历史。最长既不是，最短也不是。

关于飞机修理厂，我还是不多说的好，多说了怕这封信又寄不到。若检查员让我说一句，这句话是：“望尘莫及。”只要这厂的1/10搬到中国去，就大得空前了。

参观了这一周，虽则有车坐，也已经够累了。你想：从猪圈看起看到他们怎样把旧的啤酒瓶改造成玻璃杯，怎能叫我们不筋疲力竭呢？我们回到宿舍，刚想休息，那位好客的上校又打电话来说，晚上有电影，他会派车来接我们。他们的娱乐是天天有的，那天晚上是电影，而且说主角是加莱柯柏。美国人精神真好，我们怎能扫人家的兴致呢？于是答应了。到晚，我们全体出席。

这回电影的片名我已记不起来，可是真巧，好像是特地为我们选的。故事是这样：有五六个教授合作编一部百科全书，他们自以为无所不知，每个字都能引经据典，原原本本地加以注释。可是有一天有个汽车夫不知怎地冲进了这间书房里去，一口土白，博学多才的大教授一字不懂。于是其中有一位就决心要去搜集活的文字。结果碰着一个女流氓，她因为要躲避帮里老头子的什么事，逃到了教授的家里。这两套文化碰了头，混闹了一场。这本是个喜剧，可是却正讽刺了我们这五个东方文人。

一回到房里，我们的夜话也就开始了。大家都忘记了要早些休息的话。

张先生摇着头说：“晚上这套文化，我们怎能要得！白天的那一套非把它弄来不成。”

“这是一套呀！要白天的也就非要晚上的不成。”这是老金的哲学。

“可是这怎么成呢？简直是胡闹，我们看着就不顺眼。”

“问题就在这里。你要他们的大工厂，就会有大都市，有了大都市，女人的腿就会架在教授的头上。你怎么可以截长补短。这本是一个东西，一套。要就要，不要就关起门来。门关不住了还是要开，你怎么办？”

我们人虽少，意见却很多。白天文化和晚上文化，机械生产和都市罪恶，有人说不但应当分，而且可以分。有人说非但可以分，而且非分不可。夜话不会有结果，也只能使教授们兴奋得不能入睡而已。我怕的不是得不到结论，而是白天文化没有生根，晚上文化却已深入。至少，我想，要有西方这样的大工业，四五十年还不一定有希望，可是要把上海造成一个罪恶中心，一两个月就得了。

夜深了，下一天半夜还要起程，一跳要跳过非洲，连着再一跳要跳过大西洋，还是早一些睡罢。年纪轻的人想睡时，怎么也睁不开眼皮。何况，西洋的文化还为我们预备下席梦思的垫褥，洁白的被单，等着我们疲乏的四肢和腰骨。第二天早上并没有刺耳的军号来搅人清梦。虽则是在军营里，我睡得比在学校里还香。

1943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