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皖中抗日根据地建立

WANZHONGKANGRI GENJUDI JIANLI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11月,李世农遵照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指示到安徽,和从国民党苏州监狱获释后恢复了组织关系的张恺帆、黄育贤两同志组成了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负责在这一地区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领导群众抗日。

不久,便建立了无、巢、庐、桐、舒各县党的组织。从此,皖中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始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1938年4月,皖中工委改为以黄育贤为书记的舒城中心县委。这时,日寇相继占领芜湖、合肥、巢县等地,国民党部队纷纷向大别山腹地撤退,整个皖中地区人心惶惶,一片混乱。

为保卫家乡,迎击日寇的进攻,无、巢、庐、舒、桐等县党组织,组建了几支抗日自卫武装和游击队,安定了社会秩序,推动了群众抗日救亡活动。

在皖中人民积极参加抗战的时候,由我党领导的一支人民武装——新四军,正在积极逐渐之中。

1938年2月,红军第二十八军和桐柏山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

为了打击日寇,挽救民族危亡,集结在皖西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奉中共中央之命,挥师东进抗日。战士们翻山越岭,日夜兼程,于四五月间抵达无为、巢县等地,开始了抗日游击战争。

一进入皖中地区后,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决定,派第九团进入巢县的银屏山区,寻机打击日寇。

该团指战员大多是经过3年游击战争锻炼的老红军,虽然装备差,但政治坚定,作风顽强。而银屏山方圆百里,山岭险峻,有险可守,是隐蔽和出击的好地方。

第九团到达银屏山后,副团长高志荣即派侦察员深入察访,了解敌情。

他们从当地百姓那儿获悉,自巢县沦陷后日寇经常下乡“扫荡”,蒋家河口一带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该河口位于巢县东南5000米。河口杂草丛生,芦苇茂密。高志荣决定在此设伏,让侵略者尝尝新四军的铁拳。

为进一步了解敌情,高志荣特意让侦察员化装到蒋家河口暗中侦察了3天,通过反复侦察,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日寇每天上午八九点钟都要到蒋家河口一带骚扰。他们从巢县出发,乘一两艘汽艇或木船,人数为10人至30人不等,抢掠后于午饭前返回。由于从未遇到过抵抗,其戒备十分松懈。

掌握情况后,第九团拟定了详细的歼敌计划。

5月11日傍晚,部队像一把利剑直插蒋家河口。5月12日拂晓,战士们按预定计划完成了设伏。

上午8时左右,巢县方向的河面隐约传来汽艇的“嘟嘟”声,大家顿时警觉起来。这时天气晴朗,河面上没有来往船只,岸上也不见行人。汽艇渐渐驶近。战士们已能清楚地看到鬼子们头上的钢盔和步枪上闪亮的刺刀。

汽艇靠岸了!毫无防备的鬼子一个个倒背着枪,“哼哼呀呀”地唱着歌,大摇大摆地上了岸。见此情景,设伏的新四军个个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战士们手中的机枪、手榴弹一齐怒吼。鬼子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措手不及。他们不敢抵抗,企图后退抢占汽艇,但汽艇已被手榴弹炸了个底朝天。日寇被困水中,难以施展,被动挨打。

战斗干净利落,仅20分钟就歼敌25名,缴枪15支。新四军无一伤亡。蒋家河口战斗是新四军组建后在抗日战场上打的第一仗。首战告捷,军威大振。

5月15日,《新华日报》率先公布了这一消息。

除了蒋家河口战斗之外,第四支队还在安合公路两侧频频出击。

1938年9月,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第三营,从安徽省怀宁县东北的洪家铺出发,进至安庆西北的铁铺岭一带活动,破坏安庆至桐城公路上日军的运输。

13日中午11时许,从安庆方向开来3辆日军汽车。设伏之新四军以手榴弹将第一辆打翻在水沟内。

车内日军挣扎着爬出水沟。此时,第二辆汽车驶至,日军蜂拥下车,与从水沟内爬出之日军会合,共约20余人,退至老陈屋顽抗。

第三辆车也遭到新四军攻击,向后开动逃跑。设伏之新四军迅速迂回至老陈屋背后,将日军完全消灭。

整个伏击战历时半小时,击毙日军小队长一名、士兵28名,缴获长枪28支、手枪一支、日本旗一面、军用品一批。而新四军牺牲士兵4人,伤一人。

九、十月间,为配合武汉保卫战,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安合公路两侧多次伏击日军运输部队,缴获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一批。

1938年9月2日夜,新四军第四支队特务营和第七团第三营4个连及两个便衣班,从挂车河出发,拂晓进抵安徽省安庆至桐城公路上之棋盘岭埋伏。

3日上午9时许,日军汽车80余辆驶近棋盘岭隘口。便衣班首先将先头两辆击毁,第三辆汽车也被集束手榴弹炸翻,后面汽车相继停下,长约500米。

新四军迅速出击,日军下车乱窜,被火力大量杀伤,其余退至棠梨山顽抗。此次战斗历时半小时,共击毁日军汽车50余辆,击毙日军70余人,缴获步枪21支、子弹700余发、小太阳旗百余面、防毒面具20余套、指南针20余个、文件两挑、照相机两架、食品罐头200余箱及其他用品。而新四军牺牲干部一人、班长一人,伤7人。

9月3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第三营在安徽省安桐公路之棋盘岭伏击取胜后,日军由桐城派出装甲车两辆,载100余人的步兵一个中队,每天来往巡查桐城至新安渡间公路。

新四军第七团第三营于9月17日再次在棋盘岭设伏。上午11时,日军骑兵60余人从新安渡北上,后有汽车百余辆跟进。接着又发现杨西桥附近日军装甲汽车向南驶来。

第三营对新安渡前来之敌坚决阻击,重点伏击两辆装甲汽车。第一辆被击毁,炸死敌10余人。

第二辆的日军仓皇下车,利用地形顽抗,双方相持约30分钟。新四军从右侧向敌迂回,敌向洪家山退却。新四军猛追,直扑堤岸,将敌大部消灭。

残敌30余人向杨西桥方向溃逃。其时,警戒班对北上的日军骑兵以机枪猛烈射击,阻止敌前进。

战斗共持续一个多小时,击毙日军联队长、中队长等军官4人、士兵80余人,伤6人,击毁装甲车两辆,毙马4匹,缴获步枪38支、手枪5支,左轮枪2支、军旗12面、子弹2000余枚。

战后安桐公路5天不通敌车,桐山、舒城、潜山之敌被迫撤退。而我新四军牺牲排长一人、班长一人、战士一人,伤副排长以下6人。

武汉沦陷后,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和东北流亡抗日挺进军越过淮南铁路,进入巢县、含山、和县、全椒、江浦等地开展抗日活动。

与此同时,在新四军第四支队的领导下,支队领导将新四军无为第二中队、桐城学兵连、舒城东沙埂游击队、庐江白石山游击队、巢南游击队等地方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领导下的游击第二纵队。

同年10月,第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领第七团特务营和手枪团一部在游击第二纵队的配合下,护送进步人士胡竺冰、翟宗文就任无为、庐江两县县长,惩治了既不抗日,又拒不卸任的无、庐两县县长韦廷杰、李自强,歼灭和解除了反动武装2000余人。

同年11月,第四支队第九团在顾士多团长的指挥下,又袭击了含山县运漕镇的日伪据点。在第四支队奉命开赴皖东抗日前线后。

1938年冬,第四支队游击第二纵队改为江北游击纵队,由孙仲德任司令、黄岩任政委、桂逢洲任参谋长。纵队活动于皖江地区,协助新四军第二、三支队等在皖中地区扩军,筹集粮款,积极抗击日伪和打击顽固势力,广泛地进行游击战争。

为了加强对江北新四军部队的指导,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于1938年11月率军部特务营由皖南到达皖中无为地区,将庐江、无为地区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抗战的任务。

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和军事斗争的顺利开展,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的成立和广泛活动,鼓舞了皖江地区人民抗日斗争情绪,掀起了群众抗日运动的高潮。

这一时期,桐、舒、庐、巢、无、和、含也先后建立了县委。各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抗日动委会,建立了各种抗敌协会,人民的抗日力量获得了很大发展,为在皖江坚持敌后抗日斗争,打开了良好的局面。

同时,也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为以后建立皖江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9年5月中旬,经党中央批准,在安徽庐江东汤池成立了以张云逸为指挥、徐海东为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1940年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成立皖中军政委员会,何伟任书记,统一领导皖中地区的工作。

就在皖中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在皖中制造摩擦,加紧进行反共活动。

桂系李品仙掌皖后,下令解散各县抗日动委会,并于1940年3月无故扣留从江南北渡至无为刘家渡的张云逸的眷属,杀害了随行人员20余人,活埋了我前往交涉此事的江北游击纵队宣传科长田丰。

同年4月,桂顽吴绍礼率部乘江北游击纵队后方空虚,袭击纵队所在地无为牌楼,参谋长桂逢洲牺牲,我军和地方党的领导机关撤至肥东、定远,只留少数武装人员就地坚持斗争。

牌楼时件虽使我暂遭损失,但皖江地区人民的抗日烈火,是扑灭不了的。

为打击日寇的疯狂进攻和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根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关于深入敌后,发展武装,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于1940年7月开始,胡德荣、廖成美、顾十多等同志先后率领游击武装重返无为、巢县及和县、含山一带开展武装斗争。

同时,林维先率领的第三支队第五团第三营也从皖南开赴无南、桐城、庐江一代进行敌后游击活动,这样,皖江地区的抗日形势又得以恢复和好转。至皖南事变前,皖中地区不仅有着机构健全的党组织,1940年9月15日,还建立了以后奕斋主为主任的和含巢无各区联合办事处的行政机构。

无为的三官殿、石涧、虹桥等地还相继建立了区、乡民主政府,在部分地区还推进了减租减息政策,排除了征收税赋的工作人员,皖中地区已初步发展成为抗日根据地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