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古典小说(1)

第一节 小说历史

元代小说

元代小说是承袭六朝以来两种体制，即唐代传奇的文言小说和宋代话本的通俗小说的传统而发展起来的。但主要成就在话本小说方面。

从说话艺术发展而来的话本小说，分为短篇小说话本和长篇讲史话本两类。元代小说大多经明人修改，现存很少。陆显之编有《好儿赵正》，金仁杰编有《东窗事犯》。这些小说很难确定朝代，一般称为“宋元话本”。

保存至今的元代至正年间新安虞氏刊印的《全相平话五种》十五卷，显示了元代在古典小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这五种平话是：《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全汉书续集》和《三国志平话》。这五种平话所叙史事，多系真假掺杂、虚实并行，但为后来的长篇小说的发展积累了艺术经验。

明代小说

这一时期小说创作十分丰富，数量众多，留传下来的有五六十部之多，可大致分为四类：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和公案小说。

讲史小说有两种倾向，或成为通俗演义形式，或向英雄传奇小说发展。著名的作品有：余邵鱼的《列国志传》，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等。神魔小说最先出现的是吴承恩创作的《西游记》，成就最大，其次是《封神演义》，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世情小说中最著名的是《金瓶梅》，成就很高。到崇祯年间，描写世情的小说大抵都是才子佳人故事，如《吴江雪》、《王友玑》等。

话本在此时引起人们重视，文人模拟话本进行创作，后人称“拟话本”。最著名的是冯梦龙编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继“三言”之后，凌濛初所作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也很有名。拟话本中有大量的商人、手工业者作为正面主人公出现，市井生活刻画精绝，女子在追求爱情方面显得大胆和自由。

清代小说

清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代小说、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其中以《红楼梦》为最高代表。

清初的长篇章回小说，如陈忱的《水浒后传》、钱彩的《说岳全传》以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最为著名。到雍正、乾隆年间，长篇小说大放异彩，出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两部巨著。短篇文言的笔记小说，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

《红楼梦》是一部以爱情婚姻为主要题材的言情小说，但其艺术性及思想性上的成就堪称古典章回小说之最。作者曹雪芹，名霑，雪芹是他的号。曹雪芹的一生经历了家族由盛而衰的历程，而家境的急剧变化成为他写作的源头。小说共120回，后40回据说是由高鹗增补。

乾隆以后，章回小说较为著名的是李汝珍的《镜花缘》。

章回小说

章回实际上是一种故事的分段结构形式，它既取法于古代典籍的分章格式，又直接导源于说话（说书）艺术分次（回）讲完的需要。从古代典籍来看，分章行文很常见。列为十三经之一的《孝经》，就是依《开宗明义章第一》、《天子章第二》、《诸侯章第三》的章次展开的；诸子书如《墨子》也采取这种分章格式；小说意味甚浓的《晏子春秋》的分章题目如《庄公矜勇力不顾行义晏子谏第一》、《景公饮酒酣愿诸大夫无为礼晏子谏第二》等，更与后世的小说章回接近。

章回形式的产生，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说话艺术的特点。所谓说话，是宋元以来随着城市商品经济发展而勃兴的一种包括诸多门类、以讲述故事为主的民间说唱伎艺。宋元时期的说话艺人演说时，善于敷演“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一些长篇讲史故事更非一天一场所能了结。每讲演一段，为了收受钱财听资并吸引人们听下去，就在紧要关头宣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每回讲演的时间大体相同，故事的长短也基本相等。这一由宋元说话艺人为实际需要而创造的结构形式，既为听众所习惯，又便于情节安排，也就为后世创作小说的文人所承袭。

由此可见，章回小说萌芽于宋元说话艺术。一些流传至今的话本（即说话人所据以说唱的底本）虽无章回小说之名，而有章回小说之实。如《碾玉观音》分上下两回，《西山一窟鬼》可“变做十数回”，《张生彩鸾灯传》中也有“且听下回分解”的字样。至于长篇作品，内容繁富，规模较大，分卷分目，更为常见。元朝至治（1321～1323）年间刊刻的“全相平话”五种之一的《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即分为三卷，又各立小题目，依次叙述。作为《西游记》前身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则有《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第一章原缺）、《八大梵天王宫第三》、《入香山寺第四》等17个章目。这部作品被王国维认为是后世章回小说之祖。

章回小说的正式形成是在明代。《三国演义》、《水浒传》是最早的章回小说。明代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分240则，每则的篇幅大致相等，各用整齐的七言单句作题。回目虽没有完全创立，但章回体制已大体确立。后来，标明李贽评吴观明刻本的此书即改240则为120回。万历十七年（1589）天都外臣序刻的《水浒传》也取消卷数，直接标目为“回”，又加上了对偶的双句回目。明中叶时产生的《西游记》、《金瓶梅》等都是分回标目，只是有的回目上下句对仗不工。

但是，也不能根据回目是奇偶句的区别，就断定小说创作时期的前后。《封神演义》成书年代在《西游记》之后，用的却是单句的回目。明末清初，采用工整偶句的回目才逐渐成为固定的形式。自此以后，直至近代，中国的长篇、中篇小说，普遍采用章回体制。清代的《红楼梦》是最完美的章回小说。

实际上，不仅中长篇小说，许多短篇白话小说也具有章回小说的特点。不但早期短篇话本的分段讲述是章回之所从出，而且它的“入话——正话——煞尾”的封闭式结构也为章回小说所袭用。所以，有时短篇话本可以看作压缩了的长篇小说，而长篇小说又不妨认作扩充了的短篇话本，《水浒传》就曾经作为一些短篇话本流传。还有一些长篇小说是由短篇故事组成的。同时，明中叶章回小说成熟以后，短篇小说的整理者如冯梦龙、凌闬初等，都按照章回小说的形式编辑小说集，如《警世通言》中的小说虽各自成篇，却又上下两篇互相对偶，《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对《庄子休鼓盆成大道》、《钝秀才一朝交泰》对《老门生三世报恩》等，只要需要，编者是不难将它们连缀成《儒林外史》那详情节联系不甚紧密的长篇小说的。如果进一步考虑，这些短、中、长篇小说在内容与表现手法上多有相通之处。故所谓章回小说，可以理解为包括短篇话本、拟话本在内的全部古代白话小说。

历史演义

在章回小说中，历史演义类小说特别发达。这类小说通常是以史实和传说相结合的形式，叙写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社会政治矛盾与风云人物，其开山之作当首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120回，约75万字，描写了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至晋武帝太康元年（280）110余年的历史故事，尤其集中于魏、蜀、吴三国的斗争。作者罗贯中，是元末明初时的一位多产作家，生平事迹多不可考。

《三国演义》写定于元末明初，但在此之前经历过长期的演变。远在魏晋时期，人们已开始传说三国人物的一些奇闻逸事。到了唐代，三国故事已变成了说话艺术的重要素材，李商隐的《骄儿诗》就记述了其子模仿说话艺人形容张飞和邓艾的神情、语态。北宋以后，说“三国”更为盛行，出现了专说“三分”（即三国）的行家。其“拥刘反曹”的倾向已极其鲜明和富于感染力。到了元代至治（1321～1323）年间，产生了一部《三国志平话》，很可能就是说话艺人的一个底本。它长达8万字，分成上、中、下三卷，然而还只是个提纲。可见三国故事，此时已洋洋洒洒地说起来了。此书已具有《三国演义》的轮廓，只是较为粗陋罢了。另外，在宋、金、元三代，三国故事还被大量搬上舞台，今天所知元杂剧“三国戏”的剧目就有近60种，内容丰富，几乎涉及所有三国故事的重大情节和人物。这些民间传说、讲史话本和戏曲，构成了《三国演义》成书的雄厚基础。当然，作者还广泛借鉴了有关的历史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西晋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

作为历史小说的《三国演义》是文学创作，而不是历史记录。因此，书中的故事与人物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作品把刘蜀集团置于全书的中心，以刘蜀与曹魏两大集团的矛盾斗争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热情表彰了刘备“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政治理想，颂扬了他宽仁爱民、敬贤礼士的政治品质；而对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和残酷暴虐、狡诈专横的恶德劣行，则予以深刻的揭露和鞭挞。这种历史继承下来的“拥刘反曹”倾向，不仅寄托着宋元时代处于深重的民族压迫之下的汉族人民对历史上的汉族政权的依恋，而且表现了整个封建社会中人民拥护“明君”、反对“暴君”的思想感情，具有鲜明的进步色彩。

曹刘斗争最后以魏胜蜀败为结局，三国分裂而复归于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自然也不能违背这一基本框架。不过，艺术家的任务不只是模仿现实，还需要认识现实。这部小说的价值，并不在于如实地反映出事件的本来进程和既定结局，而在于揭示了历史运动的内在必然性和人物无法逃避的命运与归宿。从这一角度来看，《三国演义》是一出震撼人心的悲剧。其实质则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也就是说，刘蜀集团所追求和信守的某些传统道德和理性原则，如宽仁爱民、忠诚信义等等，并不符合那个群雄角逐的社会条件。他们总是幻想以常理来对抗现存秩序，只能给蜀汉事业一再带来挫折。相反，曹操之所以能够削平群雄，统一北方，鼎足天下，且又强于刘、孙，通过他的儿孙实现并吞蜀汉的夙愿，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是权诈的集中代表。正是这不可遏止的邪恶，粉碎了善良的人们企图恢复传统道德的梦想。

历史是人创造的。《三国演义》为人们提供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人物群像。除了三国的领袖人物，它还塑造了一大批英雄形象。其中，诸葛亮的形象最为突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诸葛亮是智慧的代名词，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小说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的结果。他自刘备“三顾茅庐”出山后，以卓越的政治家的眼光，为蜀汉制定了联吴抗曹的战略。他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妙计无穷，善于随机应变，在内政、外交、军事上都大显身手。同时，他心胸博大，忠贞不贰，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称古代社会“良相”的典型。关羽、张飞也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小说对他们与刘备名为君臣、情同骨肉、生死不渝的义气，极力予以赞美，尤其是关羽，更被塑造成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义”的化身，以致民间将其视为与“文圣人”孔子并驾齐驱的“武圣人”。清代关帝庙已遍设城乡。此外，作品对大义凛然、舍生忘死的赵云及忠于蜀汉集团的庞统、黄忠、王平、廖化、姜维等英雄，也作了热情的颂扬。同时，对忠于曹魏、孙吴集团的许多文臣武将，也给予了充分的描写和不同程度的肯定。

在艺术上，《三国演义》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它涉及的战争，大大小小，数以百计，却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表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描写战争的过程中，作者善于抓住重点，突出人物，把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结合起来，写出战争胜负的原因和各方将帅的性格、气度和谋智。如小说写赤壁之战共用八回篇幅，前七回都是写决战前各方之间的斗智，从舌战群儒、智激周瑜直到巧借东风，作者有条不紊地叙述各方的部署，在双方攻守之势的转化中，众多人物的性格特征都得到有力的揭示。作者还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表露自己鲜明的倾向。所以，当刘蜀集团处于不可逆转的劣势中时，他就突出其大败中的小胜和挫折中显示的美德，脍炙人口的“赵云单骑救主”、“张飞大闹长坂坡”和诸葛亮“空城计”皆是生动的例证。

《三国演义》的结构也很有特色。它把三国时期前后100年左右的历史变迁，和在这一历史时期活动的几百个人物有机地组织在一起，而且做到了布局严谨、脉络清晰、主次得体、曲折变化。对于一部没有什么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早期长篇小说，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三国演义》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成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雅俗共赏，历来为人称道。除了具体运用时的精炼、准确、生动、形象外，这种语言还造成了特殊的历史氛围，与题材和人物身份都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