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从戎著书

在战争中，你只会被干掉一次。而在政治中，可以很多次。

——丘吉尔

古巴之行收获颇丰

年轻人大多讨厌平淡无奇的岁月，渴求轰轰烈烈、新奇浪漫的生活。丘吉尔尤其喜欢冒险与刺激，他认为战争是立功的最好机会，也是实现抱负的最佳捷径。

丘吉尔这样想着，摊开了世界地图，在上面寻找硝烟弥漫之地。在本土330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大英帝国的版图上，竟然处处不见炮火的踪影，抢夺与镇压殖民地的战争正处于一个间歇期。

当视线像过筛子一般扫到西半球中部的加勒比海地区时，丘吉尔蓦然发现，古巴丛林中透射出烽火的点点红光，西班牙的殖民军正在同起义的古巴游击队交战。就像掘墓人挖到沉睡地下的财宝一样，激动的心一下子从胸腔跳到了他的嗓子眼。

英国同古巴没有联系，如何通过西班牙的中介架线搭桥？正好亡父老友亨利·沃尔夫在担任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以马尔巴罗公爵八世侄的身份，凭父亲的老关系，丘吉尔想去古巴的要求得到了沃尔夫的大力支持。

丘吉尔是个现役军官，突然离英赴古，亡父的老朋友、新任陆军总司令沃尔斯利元帅将他介绍给情报部。情报部为了给他提供方便，要他尽可能搜集有关西班牙军队当时使用的新式枪弹质量的情报，安排他以出公差的名义进行这次战地旅行。

当时在英国，骑兵军官可以享受的一大好处，便是每年有五个月的假期。1895年10月，在丘吉尔当上骑兵中尉之后八个月，他就轮上了一次休假。

他决定利用这次休假，和自己的同事雷金纳德·巴恩斯中尉一起，到正在发生激烈战斗的古巴去亲身体验一下“传奇般的生活”，获得实际的军事经验。

1895年11月下旬的一天，他们在黎明的曙色中登上哈瓦那海岸。冒险的生涯眼看就要开始，丘吉尔心中产生一种略带夸张的宏伟想法：

也许我会在这里成为举世闻名的英雄，也许我会默默无闻地死去。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会有人责备我好战，让世人去说三道四吧！

一个在和平年代生活而又渴望迅速成长的年轻军官，如果不企盼打仗，那才是难以理解的呢！

古巴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植物繁茂，土地肥沃，景色秀丽。

丘吉尔完全沉醉在这个岛国迷人的风光中，赞不绝口地说：“美啊！美啊！怪不得西班牙人称她为西印度群岛的珍珠。”

丘吉尔和巴恩斯被安置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被当作盟国的重要使节一般来接待。第二天，他们要求亲临战场。搭上汽车又坐船，还徒步穿越原始森林，经过几天行程，来到机动部队驻地。

11月30日，是丘吉尔的21岁生日，在这一天，他经受了第一次战斗洗礼。

在清晨行军时忽然队伍后部枪声大作，古巴游击队发起了袭击。浓雾散去，敌人已不知去向。西班牙军人拿着长刀，边走边砍除藤蔓杂草，在大森林中开路前进。天快中午才吃早餐，指挥官命令士兵坐在马匹旁吃随身所带的干粮食品。丘吉尔从参谋那里领来半只烧鸡正坐下撕着吃。

突然，一阵急促的枪声又从林中响起，他身后的一匹马受惊跃起，被子弹击中，鲜血淋漓，倒在血泊里。

“好险啊！”子弹的呼啸声停止以后，丘吉尔毕恭毕敬地向替死的马鞠了一躬：“谢谢你。”

另一天晚上，天气热得无法入睡，丘吉尔同两个参谋到附近的小河游泳。他头枕石块，浑身泡在清凉的浅水中，不觉昏昏睡去。忽然，一颗子弹从他头上飞过，把他吓醒。他慌忙提着裤子，躲进密林中去。

这一夜，枪声时响时停。起初提心吊胆，不敢睡觉。但是想到游击队出没无常，防不胜防，又见西班牙士兵照样呼呼入睡，他便也在睡睡醒醒的状态中熬到天明。

丘吉尔把在古巴的见闻前后写了五篇通讯，刊登在《每日写真报》上。他和巴恩斯中尉都得到了西班牙政府的嘉奖，被授予红十字勋章，以表扬他们的勇敢。

古巴之行的收获激起了丘吉尔旅游异国并为报纸写通讯的浓烈兴趣。他想：如果能常到海外去增加军事阅历，赢得几枚勋章，肯定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有利。从事新闻写作还能使他名扬四海，因此还得想办法找机会出国。

回国后，丘吉尔在他的圈子里赢得了更多的名声。这位21岁的年轻军官不仅由于他刚从古巴战场回来，还由于他的战地通讯已得到很多人的赞赏，于是又成了各种宴会和舞会上的嘉宾，结识了不少各界名流。

古巴之行是丘吉尔自我设计、个人奋斗、急功近利、加快人生上升进程的发轫初试之作。他对自己这一习作自我感觉良好，他终于成功地办完了一件似乎绝不可能的大事，而且收获颇多。

他走向了海外，接触了实战，对于生死和功名的关系有了种种复杂的真切的体验。年纪轻轻就有如此重要阅历，实属难能而可贵。不过丘吉尔后来承认，这次行动有些年轻人常犯的轻率与鲁莽。

古巴之行，还给丘吉尔一生的嗜好和习惯留下两个鲜明的烙印。他在古巴染上了抽雪茄的嗜好。

直到老态龙钟，驼着背，拄着手杖，嘴里还叼着一支香烟。嗜吸雪茄烟，简直成了丘吉尔个人的“商标”。

丘吉尔的古巴之行还有另一个烙印，那就是向西班牙人学到了每天在最热的时候午睡的习惯。而且他还推而广之，有所发展，即使在寒冬腊月，也要午睡。他一天能做一天半的事，并说从不感到疲劳，就是得益于坚持午睡这一科学的作息习惯。

感悟了知识的真谛

1896年春天，英国政府决定将第四轻骑兵团编入印度驻防部队。这次万里赴戎机将长达十几年之久，为了让军官们出国前有充分时间处理私事，政府给了他们长达半年的假期。

这是丘吉尔有生以来休息时间最长的时光。但日子一长，对无意义的逸乐生活便产生厌倦。他也渐渐发觉豪门贵族与穷困大众之间存在一道明显的鸿沟。这种无所作为，平庸懒散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1896年8月，全团1200人乘坐运输舰从南安普敦港出航，经过二十多天波涛汹涌的颠簸，9月的一天，眼前出现耸立云天的椰子树和巍峨壮丽的宫殿，到达了印度孟买港。

换了小船，驶近码头。风从岸上吹来，卷起大浪，把摇荡的小船又冲离码头。经过几次努力，当船再靠码头时，丘吉尔飞快地抓住岸壁的铁环，一脚踏上石阶。

正在这时，又一个大浪冲来，小船猛烈地摇晃，在丘吉尔的手掌和身躯之间形成方向相反的拉力。他的右肩突然感到扭痛，上岸后才知道脱臼了！

以后，凡遇用力过猛，右肩就会脱臼，对于他喜爱的游泳、赛马和打球，行动颇为不便。不过，顽强加固执，使他宁肯脱臼，也不放弃这些运动。而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次的不幸，却在以后救了他一条命。

在恩图曼冲锋中，因右肩脱臼只能拿手枪而不能拿军刀，当时要是拿军刀，可能他早已阵亡沙场了。

他由此总结出一种对待逆境和困厄的积极的人生态度：

我们不应对于不幸心存沮丧，相反应勇敢地面对现实。更何况这种不幸，如果你能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也未尝不是一件幸运的事。

就好像命运坎坷的人，总比一帆风顺的人活得更有意义更能体验人生一样。

从孟买登上长途火车，第四轻骑兵团官兵于10月间进驻印度南部德干高原的班加罗尔，维持驻地一带的治安。

这里纬度很低，白天骄阳似火，由于海拔近千米之高，晚上却十分凉爽。营地周围盛开104种色彩绚丽的名贵玫瑰花，白天有蝴蝶在花丛中回旋飞舞，晚上有印度姑娘在月下翩翩起舞，环境富于浪漫情调。

但丘吉尔给母亲信中说这段生活“贫乏单调、枯燥无味、百般无聊”。尤其当他即将跨进23岁的门槛时，突然感到美好而宝贵的青年时期不久即将逝去，而他的知识库藏却还空空如也。思来想去，要实现追求功名的远大抱负，只有靠刻苦的自修，才能弥补知识的浅薄与不足。

决心既下，马上实行。时间有的是，他把同事们下午睡觉、打牌、品尝带苏打水的冰冻威士忌的闲暇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对他所喜欢的打马球，也有所节制。

在热得让人心烦意乱、昏昏欲睡的下午，他每天阅读四五个小时，全神贯注于书中丰富的内容和优美的文句中。

从名人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叔本华、赖基、马尔萨斯、达尔文、吉本、麦考莱，到世界著名的著作如《理想国》《政治学》《人口论》《进化论》《罗马帝国衰亡史》《英国史》，丘吉尔获得了大量知识，接受了哲学和历史学的基本观点。

他特别请母亲寄来一套《政治年鉴》，以便从中研究英国现代政治史。他仔细阅读，分类摘记。每次读到议会辩论重大问题的段落前，他就预先细想自己对此问题持何看法，阅读时再同与会者的各派观点进行比较。

他特别喜欢八大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手不释卷地读了不止一遍。作者吉本那华丽铺张、崇尚辞藻的文风对丘吉尔影响很深，后来丘吉尔也写了多卷本的《世界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语民族史》等史学煌煌巨著。

他钦佩麦考莱把历史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的本领，并因此原谅了他认为麦考莱对自己的祖先马尔巴罗公爵有所贬低的过错。为了尊崇和夸耀自己祖先的光荣，修正麦考莱书中给人留下的歪曲的形象，丘吉尔后来撰写了四卷本的《马尔巴罗传：他的生平和时代》。

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哲学思辨和历史教训，使丘吉尔怀着苏格拉底当年一样的心情来探讨英国的前途。他认为决定未来的是人才，而要造就人才必须革新教育，废除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和制度，让青少年身心得到自由而平衡的发展。

他也关心宗教问题。他读了温伍德·里德的《人类殉难记》，认为书中对基督教的批判很具体。以前在哈罗和军校，早晚祈祷是每天必修课程，他觉得这种仪式太形式化了。

他在现实生活中也目睹了不少牧师言行不一、令人气愤的伪善言行。不过，他还是从宗教教义中吸取了劝人为善、对人宽容的旨意，认为这样能使人在任何情况下获得和保持安详、宁静的心境，从而面对现实克服困难。

至于那些宗教传说故事、圣经语录以及各种宗教仪式习俗，他一生都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不相信、不宣讲、不参与，只在必要时才敷衍一下，这在国民普遍信仰宗教的国度的大政治家中，是非常罕见的。

经过这半年多集中时间苦读自修，丘吉尔从书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滋养，形成了他的才学根基和知识网络。这对于弥补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缺陷，日后成长为出类拔萃的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战地报道轰动英国当局

在班加罗呆了九个月之后，丘吉尔可以有三个月的假期。于是他经由意大利并稍作逗留后，回到了伦敦。

一天，丘吉尔在报上读到了印度西北边境爆发战斗的消息，大为兴奋，觉得一显身手的机会又来到了。他马上给当地的英军司令布勒德将军发去电报，要求将他调去。

布勒德将军回电说编制已满额，但欢迎他作为战地记者前去西北边境。于是，他先向轻骑兵团请假，接着同报馆联系，取得了伦敦《每日电讯报》和加尔各答《拓荒者报》记者的身份，急急忙忙赶到了印度西北边境。

丘吉尔期望的是大战斗，可是实际上那里爆发的只是小战斗，尽管也十分惨烈。

印度西北高山深谷，白浪滔滔的溪河在海拔一两千米的悬崖峭壁下蜿蜒而急湍地奔流。这里世世代代是原始的帕坦部族的家乡，每个山民都是英勇的武士，每座房屋都是战斗堡垒，每个村庄、院落都修建了墙垛、枪孔、吊桥和烽火台。他们使用大刀、长矛、土炮和从英军夺来的洋枪战斗，曾在1863年把英国远征军杀得尸骨成堆。

现在，西北边境上的游牧部落帕坦人时常袭击英印驻军的一些前哨据点，英军便进行报复。游牧部落也有新式步枪，因此虽然是局部地区的冲突，但有时战斗也很激烈。

当布勒德将军在军营中设晚宴为这位战地记者洗尘时，有一段时间大家只能熄了灯在黑暗中进食，以确保安全。

1897年9月16日黎明，丘吉尔随同一支“清剿”队向深谷前进。突然，隐藏在峭壁悬崖岩石间的帕坦人连跳带跑地冲杀过来，英军惊恐万状，不一会就有五个人已经倒下了，两人已死，三人受伤。三个受伤的人一人胸部被射穿，鲜血如泉涌；另一个腹部受伤，手抓脚踢地在地上打转；还有一个军官右眼被射出，满脸是鲜血，样子非常可怕。

英军抬起死伤者慌忙逃窜，帕坦人穷追不舍。其中一人挥刀向丘吉尔砍来，丘吉尔拔出长剑与他对杀。又一个敌人拾起大石头向丘吉尔扔来。丘吉尔一边躲闪，一边掏出手枪将他击毙。这时丘吉尔发现自己已陷入敌人重围，要不是逃跑得快，与后面赶来的援军会合，他几乎要被活捉。

双方激战了不长时间，伤亡不少，帕坦人朝山石后面退去，英印军也赶快撤离。丘吉尔又幸运地未受损伤，但几乎被游牧部落活捉。这次冒险所遭遇的风险实在太大，而且似乎并无必要。

不过丘吉尔并不这样想。他对这类冒险可能付出的代价是计算过的。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毫无隐晦地表达出这种想法：

我骑上灰白色的小马，沿着散兵线行进，而敌人却匍匐隐蔽在那里。这或许是愚蠢的，但我下了巨额赌注，好让人们看到，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勇敢或更有气魄的行动了。倘若失去了观众，事情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他把亲身经历的西北边境的战斗，写成通讯寄给报社。通讯写得很生动，但没有完全透露事实真相。他不愿承认英印军队曾一度受挫，落入敌手的伤员遭到屠杀。也不愿揭示英印军队抓到敌人伤员时也同样残酷对待。他没有向英国公众透露英印军队使用了杀伤力很强的达姆弹。不过他曾对亲友谈到过他对这件事感到不悦。

他还把战场经历写成一本书，名叫《马拉康野战部队纪事》，于1898年在伦敦出版。这本书生动地描绘了战场实景，并使读者能对远在印度西北边境的奇闻异事有所了解，因此获得很大成功。

报刊评论该书时，有的称赞他观察敏锐、论点精辟，有的说从他这本处女作中看到了他父亲伦道夫勋爵的笔触，令人注意到他的文笔酷似父风。

有一本供军官阅读的《联军杂志》还称该书为“最卓越的作品”，建议每位英国军官读一下该书。该杂志主编还约请丘吉尔写一篇谈论边境政策的专文，丘吉尔很快写成送去。

他在这篇文章中申述了他对所谓的“前进政策”的看法。他认为，在新开辟的殖民地区实施的“前进政策”，也许本来就不该推行，因为这一政策使得旨在征服那些适合开展游击战的山区地带的任务，困难不断，人财两伤。

他还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已推行了很久，遽然抛弃必将产生严重后果，因而只有节约开支，谨慎从事，限制边境地带碉堡的总数，并逐渐将英国的控制力量扩大到荒凉的阿富汗边境。

《马拉康野战部队纪事》一书获得的成功，使得不少政府要员也对丘吉尔瞩目，这正符合丘吉尔的心愿。

可是他原来想再次赢得一枚勋章的愿望却没有实现，布勒德将军只是在电文中表扬了他在战斗中的勇敢和坚定。

1897年10月间，他又回到了班加罗的第四轻骑兵团。

创作小说引起广泛评论

《马拉康野战部队纪事》一书出版后，丘吉尔养成了“写作习惯”。由于他未能获准参加新的远征军，他决定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小说创作。他写的小说名叫《萨伏罗拉》。

从当时直到后来他在政坛失利后的蛰伏岁月，丘吉尔虽然从事了大量的写作工作，却从来没有把自己仅仅局限于写作领域，更没有打算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他有着更为宏大的理想抱负。

然而他也清楚，文学与政治并不是毫无联系的；有时文学还可以作为政治的进身之阶。比如，一度成为保守党人崇拜偶像的著名政治家迪斯雷利，就是以写小说起家并从文学领域走向政治生涯的。而迪斯雷利的“民主托利主义”思想，最初也是通过文学著作阐述出来并影响民众的。这或许是丘吉尔打算在文学创作上一试身手的主要动机之一。

事实上，在这部丘吉尔写作生涯中不多见的文学作品中，作者无疑写出了当时英国政治生活中的许多特点。

作者在描写主人公对待政治问题的看法时，所表述出来的也不折不扣是丘吉尔自己对政治问题的观点。

许多评论者认为，这部名为《萨伏罗拉》小说，其实是年轻的丘吉尔的政治宣言。

《萨伏罗拉》是虚构的地中海上劳拉尼亚国一位年轻的反对党领袖，他具有英勇、机智、博学、善辩等优良品格，在公众的支持下发动内战，推翻军事独裁政权。

书中描写了劳拉尼亚人民开展的争取人民解放的运动，成功地推翻了反动政权的独裁统治。

这篇小说先在《麦克米伦杂志》连载，1900年2月出版，以后几次再版，直到丘吉尔80岁时还出了一版。

《萨伏罗拉》在艺术上显得有些抽象和粗糙，丘吉尔以后再也没有出版过小说。但它还是能引起不少人的兴趣。因为从书中某些形象身上，可以看到丘吉尔本人和他的父亲、保姆的影子。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他的政治宣言，勾画出了他青年时代的内心世界。

值得引起读者注意的是，丘吉尔在场景描写的基础上，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对其内心世界的揭示。书中描述了在总统府门前的广场上枪杀游行群众的场景，紧接着又以深入细腻的笔触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作了充分展示。丘吉尔写道：

不久前他目睹的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场面不能不激发他的火一样的热情。压抑只能使他内心的火越烧越旺。值得那样干吗？斗争、劳动、一连串的事变、舍弃轻松愉快生活的许多东西，这是为了什么？人民的幸福，他很少感兴趣。

他非常明白，他做一切事情的主要动力是虚荣心，他无力抵御它。他理解并珍惜一个艺术家在生活中追求美好事物的喜悦，也理解并珍惜一个运动员从自己的活动中得到欢快的乐趣。

生活在寂静之中，像艺术和书本描述的那样，怀着哲学家的平静心情生活在美丽的公园里，远离人声嘈杂的地方并且完全摆脱各种事物，这当然安逸、舒适。

但他还是认为，他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他的天性是狂暴的、强悍的、勇猛的。充满抱负、动荡和不安的生活才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生活。他应该勇往直前。

有的传记作家认为，这段心理描述勾画出了丘吉尔的完整形象，他在23岁写作《萨伏罗拉》时是这样，他在半个世纪之后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时也是这样。

如果说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丘吉尔本人的思想和性格特征，那么在书中的几个次要人物身上，则反映出与年轻的丘吉尔生活经历的紧密联系。

书中有一位名叫贝蒂妮的老保姆，“她从萨伏罗拉出生之日起就忠心耿耿地细心照料着他，一直未曾间断过”。这与当年埃夫列斯特太太照料小丘吉尔的情况何其相似！

还有一位名叫狄洛的中尉，他渴望参加战斗以赢得勋章，爱好打马球，忠于自己的信念。人们认为这个人物是处于早年军队生涯的丘吉尔的化身。萨伏罗拉本人身上所具有的品格与才能，不仅反映出丘吉尔本人的理想化的追求与向往，也是与他对父亲的回忆分不开的。

而书中有一处情节，叙述了英国政府在接到劳拉尼亚政府义正辞严的照会之后，派遣“侵略者”号军舰去进攻这个国家。“侵略者”号这个军舰名称显然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英国的御用评论家们曾为这个舰名而感到难堪，为了解嘲，他们杜撰说，在丘吉尔写这部小说时，“侵略者”一词可能还没有现在那种令人反感的含意。

评论界对于《萨伏罗拉》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当然也不乏一些批评。《学院》杂志认为这本书是“一部令人惬意的和振奋的作品”；《曼彻斯特卫报》认为该书“充满生气和活力”；《展望》杂志评论道，该书至少是“有趣的，给人们的闲暇时间增添了色彩”；《星期六评论》认为：“他所描述的事件是真实的，而他刻画的人物则是抽象的”；《泰晤士报》评论说：“在萨伏罗拉身上体现出来的好的方面，本质上都是与战地通讯相关的”。

尽管有一些批评意见，认为此书“十分明显只不过是一位业余作者的作品”，“并不是一部优秀作品”，但这本书仍然在后来几次再版。这或许是丘吉尔成为伟大人物后的名人效应。

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们则从自己的角度来认识这本书的独特价值，认为它对于理解青年丘吉尔的内心世界是不可多得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发表对战争的独特见解

尽管丘吉尔已在极短的时间内接连出了两本书，但他仍然有着一种紧迫感，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这是一个上进的年代，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推进之。”

1898年夏天，他又获得例行休假，便立即赶回伦敦，请求母亲设法帮他尽快调往英军驻埃及的部队，参加对苏丹的战争。而且，他已经预先雇好了仆役，收拾好了行装。

他的请求遭到了英军驻埃及部队司令基奇纳将军的拒绝，但丘吉尔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人。他直接求助于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首相则请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克罗默勋爵帮忙。由于基奇纳要依靠克罗默勋爵的密切配合，同时他需要将第二十一轻骑兵团作紧急调动，于是同意给丘吉尔以新的任命。

8月初，丘吉尔乘船沿尼罗河上溯，去新的骑兵团报到。临行前，他同新结交的朋友、保守党《晨邮报》老板的儿子奥利弗·博思威克商定，以每栏报道15英镑的稿酬，给该报撰写苏丹战争的战地通讯。

丘吉尔加入第二十一轻骑兵团后，随部队向南推进，在沙漠里长途跋涉，一天得走三十公里左右。许多士兵在酷暑中病倒。

丘吉尔身体状况较好，在艰苦条件下仍能挺住。甚至有一次因为追赶部队时天黑迷了路，他被困在茫茫的沙漠中，一天一夜未曾吃喝，也没有倒下。但他担心的是在战斗中受伤，在给母亲的信中，他请求道：“一旦我负了重伤，您最好出面，设法把我弄回去。”

不久，恩图曼战役打响了。丘吉尔随部队挺进。9月2日清晨，丘吉尔在执行巡逻任务时，第一个发现大约有四万名托钵僧正准备向英军发起袭击。

经过激烈交战后，他所在的团队顺利撤离了战场。此后，第二十一轻骑兵团作为后备队，从侧翼迂回冲向敌人，陷入了苏丹军队设下的埋伏。第二十一轻骑兵团冲进溃败敌人的阵地，展开了短兵相接。队伍被冲散了，人员不见踪影。

丘吉尔后来写道：“我策马跑了一程，与敌人遭遇时就用手枪瞄准面部射击，打倒了几个，其中有三个肯定是死了，有两个是否打死还无把握，有一个就更说不准了。”

1898年9月的决战，苏丹军队在恩图曼战役中被击溃，获胜的英军几次横扫战场，把托钵僧伤兵全部打死。

丘吉尔把这种惨状比作“十字军东征”时的大屠杀，他对英军的残忍和基奇纳的纵容极为气愤，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基奇纳可以作为一个将军，但他永远不是一位绅士。”

在这次战争中，丘吉尔给《晨邮报》写了不少稿件并陆续发表。战争结束后，他决定再次写书出版。

他已经在这方面尝到了甜头，仅在一个月里从苏丹发给《晨邮报》的稿件，就使他得到了三百多英镑的稿酬，远远高于他的12.5英镑的中尉薪饷。而且钱还是次要的；新闻报道和出版著作已为他赢得了越来越响亮的名声，可以成为他在政治上进取的有力铺垫。

丘吉尔对政治的热望和他对军人生涯的厌倦使他产生了脱离军队的想法。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他在军队里一直干下去，永远也不会达到自己的理想。

要取得指挥一支庞大军队的权力并在战场上赢得荣誉，必须经历多年刻板、艰苦的军人生活。况且丘吉尔在新闻报道、文章和专著中对军方高级将领们颇多批评，早已引起了他们的不快，将军们显然不会让这个自负高傲、乱发议论的年轻中尉得到迅速提升。

在结束军旅生活之前，丘吉尔又回到了他原来所属的第四骑兵团的驻扎地印度的班加罗尔，重温了过去的时光。他仍然在运动和军务之余，他仍然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写作。

1899年3月，在他辞去军职，离开印度时，他已写完了《尼罗河上的战争》全书23章中的18章。

返回英国途中，他还在开罗作了短暂停留，从总领事克罗默勋爵和一些英国以及埃及的官员那里，得到了大量他所需要的包括英国与苏丹早期关系方面的资料。回到英国后，他很快便完成了此书。

1899年10月，他这部名为《尼罗河上的战争》的书分两卷出版了。由于丘吉尔不再是军人，因此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发泄他对基奇纳将军的不满。

他在书中批评道：“这位将军律己很严，对别人都漠不关心”；“在他所指挥的部队各单位里，有一个遭到极度忽视的机构，那就是治疗伤病员的医疗部门”；“他对部下的残暴行径采取放纵态度，而这种残暴行径往往未必是由于敌军同样的行为所引起”。

他尤其对基奇纳侮辱马赫迪陵墓和遗骨的行为感到愤慨。他不仅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基奇纳将军个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苏丹起义者的同情。与此同时，他尖刻地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卑劣和伪善，从根本上批评了英国对苏丹的战争政策。

不用说，英国官方愤怒了。不久，丘吉尔自己也感到这些批评是有些过分，便对书中批评及类似的言论做了大量删减。

这部著作首版时未能引起国内读者的广泛注意，主要是因为南非战争的爆发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但它在评论界却赢得了较高的评价：

与丘吉尔保持友好关系的《三军联合杂志》认为：“毫无疑问，这本书是迄今描写这一题材最好和内容最全面的书籍。”《蓓尔美尔杂志》也认为：“这是描写苏丹战争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展望》杂志赞扬说：“丘吉尔对苏丹极有研究，就像金累克对克里米亚有研究一样。”《曼彻斯特卫报》评论说：该书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丘吉尔先生对敌人所具有的骑士气概”。也有些评论批评丘吉尔“采取了自以为是的专横态度”，“给人一种带有个人反感的印象”。

总的说来，评论界公认《尼罗河上的战争》一书是年轻的丘吉尔取得的巨大成就。由于作者搜集资料丰富，构思精巧，叙述准确，鲜明生动，行文富有逻辑性，写出了一部引人入胜的英国征服埃及和苏丹的历史巨著。

南非越狱成英雄

1899年秋，英国政府发动了布尔战争，又往南非派兵遣将。丘吉尔又想旧调重弹，仿照以前远征古巴、印度西北边境和苏丹的例子，再去南非冒一次险。

这次他是以《晨邮报》记者的身份采访南非战事。该报前四个月付给他1000英镑，以后每月给他200英镑，作为他在南非的活动经费，并同意他对自己的文章保留版权。报社还允许他拥有选择采访地点和表达自己意见的充分自由。

丘吉尔抵达南非后急于奔赴前线，便赶到埃斯特考特同英军会合。他在那里遇见了一位过去在印度认识的霍尔丹上尉，上尉让他随同搭乘他们的一列装甲火车同行。

火车在途中碰撞到布尔士兵置放在铁轨上的一块石头，前面三节车厢出了轨，其中第三节车厢还有一半留在轨道上，把铁路堵住了。后面的机车以及另外两节车厢也都动弹不得，布尔人乘机开火。车厢里的英军士兵在霍尔丹上尉的指挥下同布尔人交战。丘吉尔自告奋勇去抢救机车，使之脱离险境。

作为战地记者的丘吉尔本来并没有这项任务，只是责任感告诉他应该把出轨的车厢推出铁轨之外，才能挽救机车，驰回埃斯特考特。

他指挥着受了伤的机车司机，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终于使脱轨的车厢同机车分离。机车则可利用后面的两节车厢，把幸存者和伤员送回埃斯特考特。

当机车脱离危险后，丘吉尔只身沿着铁路线走回来时，发现霍尔丹等人已全部被俘。布尔人逼近了他，他也成了俘虏。为首的俘获他的人是个布尔农民，也即后来任南非联邦第一任总理的路易·博塔。他们被解往比勒陀利亚，关在国立师范学校里，有40名警察看守。

一天晚上，丘吉尔居然躲过监视，爬过高墙，越狱逃跑了。

越狱也是富有戏剧性的。霍尔丹上尉等人早就策划过越狱，丘吉尔要求参加。霍尔丹担心他不一定能逃得掉。因为布尔当局知道他解救机车送走英军伤员等情况而将之视作要犯，一旦潜逃势必缉拿。何况当时丘吉尔的健康状况不佳，精力恐有所不济。

可是越狱时，只有丘吉尔一人首先趁哨兵不备，迅速地爬过了围墙。他在墙外等候了一会，不见其余人出来，只得独自上路。他身上只有75英镑现金和几块巧克力，既无地图又无指南针，只能盲目地瞎闯。

那时夜色正浓，他身着便服，头上耷拉着一顶便帽，一口气走了两小时，恰好经过一个火车站，便跳上一辆货车，随着它东行。天色发亮之前，他跳下货车，在附近的树林里躲了一整天，到傍晚又想改搭其他夜行列车，但是没有等到。不得已只得步行，碰巧见到一个村庄，便到一所房屋去冒险敲门。

开门的竟是个英国人，是这几十公里之内唯一的一个英国人，他在附近的煤矿上工作。于是他把丘吉尔隐藏了一个星期。

布尔当局发出通缉令，悬赏25英镑捉拿他，不论死活。丘吉尔最感到不快的是他在布尔人眼中竟只值25英镑！

在那位英国人及另外几位英国人的帮助下，丘吉尔搭一辆东行货车到达洛伦索·马奎斯，即今莫桑比克首都，当时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接着，他找到英国领事馆，然后搭乘轮船南下。1899年12月23日，丘吉尔到达德班时，受到了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

抵达德尔班之前，丘吉尔越狱成功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因此他一到德尔班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圣詹姆士报》于1899年12月29日对此做了这样的描绘：

丘吉尔先生被人们抬在肩膀上下了轮船，并由一群仰慕他的热心人士用人力车把他从码头拉到市区，车后跟随着一大群挥舞着英国国旗、高声欢呼的人。

他来到司令办公室时又激起了一阵爱国热情。大家都要求他发表演讲，丘吉尔先生欣然顺从了这一要求。

人们像欢迎打了胜仗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欢迎丘吉尔。港口悬挂着许多旗帜，军乐队在码头上鼓号齐鸣，欢迎的人群簇拥着他，海军大将、陆军将领以及当地市长都向他伸出了热情的手。甚至一封封向他祝贺、表示慰问的电报从英国国内以及世界各地雪片般飞来。

出现这种盛况有着十分现实的原因。在他出逃的一周内，英国军队在南非又连续遭受失利，而且伤亡之惨重是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空前未有的。在英布战争史上，这一周被称为英国军队“黑暗的一周”。

只有他丘吉尔才历尽千难万险，在人们都已为他绝望时，竟奇迹般地安然逃回来，成为“黑暗的一周”中唯一的一线光明。

英国报刊因此都抓住丘吉尔的历险大做文章。后来丘吉尔自己也认为，一些新闻报道过分地夸大了他的冒险经历，有些绘声绘色的细节甚至是报道者杜撰的。

丘吉尔亲历英布战争，使他更加深刻也更接触事物本质的认识。他在到达德班的当天，便给《晨邮报》发回一篇文章，含蓄地批评了英军的战略战术，而给予布尔人以相应的肯定。他的尖锐批评，在英国引起纷纷议论，尤其引起了军方的不满。

但丘吉尔勇于坚持己见，而且事实证明他的论断是正确的。

丘吉尔回到德班后，在布勒将军接见他时，他要求参加作战部队。布勒将军把丘吉尔编入在“开普殖民地”招募而组建起来的南非轻骑兵团中担任助理副官，但是不领军饷，并可享有一定自由，仍然可以履行他作为《晨邮报》记者所承担的采访职责。

丘吉尔随这个团连续参加了几次战斗。有一次他跟随部队袭击了敌人阵地，乘敌不备猛扑过去，歼灭了大半敌兵，还俘虏了30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

丘吉尔的战地记者生涯仍在继续。1900年2月27日，英军在比勒陀利亚向敌人发起了全面攻击。经过激战，敌人开始败退，英军向北迅速推进。丘吉尔随同部队前进。

此时战事已毕，丘吉尔有了较为从容的时间。仍然像前两次一样，他以已经发表的战地通讯为基础，再充实一些新材料加以编撰，很快就写出了有关南非战争的两本专著。一本书名为《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另一本书名为《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

《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一书主要描述了装甲列车遭受伏击以及他被俘后越狱逃跑的经历，出版后受到新闻界的高度评价，四个月中就发售了1.5万本，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的评论都强调他的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的出色才能。《圣詹姆斯杂志》则认为，丘吉尔在“活跃的战地记者中是无可匹敌的”。

从1900年11月起，丘吉尔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巡回演讲亲历的见闻和感受，又获得了与上笔数目大致相当的报酬。他还到加拿大进行了演讲。

在他回到伦敦之后，将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他有了一万英镑的财产。这是一笔相当大数额的财产，他已经说得上比较富裕了。他将这笔钱交给了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代他投资。他至少在近几年中不愁衣食，可以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他向往已久，并力图有较大成就的政治舞台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