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子曰：“里①仁②为美。择不处③仁，焉得知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⑤，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⑥仁，知者利⑦仁。”
【注释】
①里：居住。
②仁：仁德。
③处：住处。
④知：同“智”。
⑤约：本义为绳索，这里是形容词：穷困、贫困。
⑥安：这里做动词，安于、习惯于。
⑦利：使有利、有利于。
【解释】
孔子说：“居于执政地位的人，不能宽厚待人，行礼的时候不严肃，参加丧礼时也不悲哀，这种情况我怎么能看得下去呢？”
孔子说：“跟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才是好的。如果你选择的住处，不是跟有仁德的人在一起，怎么能说你是明智的呢？”
孔子说：“没有仁德的人不能长久地处在贫困中，也不能长久地处在安乐中。有仁德的人是安于仁道的，有智慧的人则是知道仁对自己有利才去行仁的。”
孔子认为，没有仁德的人不可能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否则，他们就会为非作乱或者骄奢淫逸，只有仁者安于仁，智者也会行仁。
【故事】
汉代礼学体系形成
经过西周时期近800年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至汉代，经过了西汉时期叔孙通制礼、高堂生传习《仪礼》、戴胜著述《礼记》，以及东汉时期经学家郑玄注“三礼”，古代礼学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
叔孙通是西汉初期儒家学者。汉高祖刘邦刚做皇帝时，就把制定宫廷礼仪的工作，交给了叔孙通。叔孙通向汉高祖建议，应该制定出符合大汉特色的礼仪来。在汉高祖的首肯下，叔孙通回到鲁地，召集当地有学问，有名望的儒生30多人，来做他的顾问和助手。
当时有些儒生对叔孙通的行动态度持不同意见。当叔孙通在山东征召儒生为汉高祖制礼作乐时，有两位儒生不愿同行，指责叔孙通在天下初定时便制礼作乐，行为不合古义。
叔孙通取笑他们不通世务，他说：“你们眼光太短浅了，不能认清历史形势！”
回到长安后，叔孙通带着30多位儒生，和他的100多位学生，在郊外开始了朝仪的演练。因为是在朝廷正式的场合使用这种礼节，所以简称为“朝仪”。
公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汉高祖首次使用叔孙通制定的宫廷礼仪进行新年朝会。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这次朝会：天亮时，由谒者掌礼，来访者依次进入殿门。宫中设有车骑、步卒守卫，以及兵器、旗帜等。殿上传言起驾，殿下郎中跟随皇帝，数百人入殿。功臣、列侯、将军及其他军官在西列队，向东而立；文官自丞相以下在东列队，向西而立。
接待宾客的官吏大行依爵位高低宣示来宾上殿。于是皇帝乘辇出房，百官手执帜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领600石薪金的吏员依次奉贺。这时，自诸侯王以下，人人无不肃然起敬。
礼成后开始酒会，宫内侍从坐在殿上，全部伏下，以来宾尊卑依次敬酒。九觞酒后，谒者宣布罢酒。御史在场内执法，见到不依礼仪的人便立刻把他带走。整个酒会过程中都没有人敢喧哗失礼。
叔孙通制定的汉王朝的典礼制度实施之后，汉高祖非常高兴，认为自己终于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之处。于是委任叔孙通为太常，并赏赐黄金250千克。随叔孙通入京的儒生获汉高祖封为郎，叔孙通把赏赐所得全数分赠随行的儒生。
叔孙通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劝汉高祖不要费长立幼。公元前195年，汉高祖打算让赵王刘如意代替太子。后经叔孙通进谏规劝，汉高祖再没有更换太子的想法了。
从当时的政治生态看，如果改立太子，刘如意在朝廷中根本没有自己的根基。儒家历来提倡“穷则独善其身”，可是更讲究“进而兼济天下”。叔孙通不仅仅是“独善其身”，而且是兼济天下之人。
后来，汉代的儒生都称赞叔孙通是个圣人。司马迁则在《史记》中称赞叔孙通为“汉家儒宗”。
高堂生也是西汉初期儒家学者，他所传习的《仪礼》，在“三礼”中成书最早，而且首先取得经的地位，是礼的本经。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初置五经博士，《仪礼》即居其一。据《史记》记载，西汉初最早传授《仪礼》的是高堂生。《汉书·儒林传》记载：“汉兴……诸学多言礼，而高堂生最本。”
一般认为，高堂生把《仪礼》传给萧奋，萧奋传给孟卿，孟卿传给后苍，后苍传给戴德、戴圣、庆普，这就是汉代的礼学的所谓“五传弟子”。
关于《仪礼》一书的作者及其年代，自古以来就存在分歧。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是孔子所作。孔子慨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一般认为以孔子作《仪礼》说比较合理。
《仪礼》作为一部上古的经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书涉及面广，从冠婚飨射到朝聘丧葬，无所不备，犹如一幅古代社会生活的长卷，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之一。书中记载的古代宫室、车旗、服饰、饮食、丧葬之制，以及各种礼乐器的形制、组合方式等尤其详尽，考古学家在研究上古遗址及出土器物时，每每要质正于《仪礼》。
《仪礼》是儒家经邦治国的煌煌大典之一，对我国文化影响非常深远。从唐代的开元礼至宋代的《政和五礼新仪》、《大明集礼》，乃至《大清会典》，皇室主要成员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聘礼、觐礼等，都是以《仪礼》作为蓝本，加以损益而成的。
《礼记》是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儒家经典之一。该书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选编的85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至唐代只剩下了39篇；戴圣选编的49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
《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内容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时期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时期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不仅是一部描写规章制度的书，也是一部关于仁义道德的教科书。其中最有名篇章，有《大学》、《中庸》、《礼运》等。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我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以倡经学之后，在政治和学术上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经学化的时代。两汉经学的发展在历经了长久的积累之后，至东汉末年出现了一位集大成式的人物，他就是郑玄。
由于建立各种礼仪制度的实际需要，在两汉经学之中，礼学的发展可以说是首当其冲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汉官方经学的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礼学为基础的礼仪制度的整合，而两汉礼学的传承和发展的集大成的结果，又是以郑玄《三礼注》的出现为标志的。
郑玄通过以经解经、以史解经，以百家之说解经，为《周礼》、《仪礼》和《礼记》作注，在仪规之礼、制度之礼和观念之礼方面进行了诠释和解说。
流传至今的郑玄的《三礼注》，是郑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传世经注，既贴近于本经，又可以满足后世对经典的认识和理解。对我国后世政治制度、社会思想、文化传统、伦理观念影响很大。
总之，经过汉代儒生的努力，汉代礼学已成体系，不仅帮助了当时人们对礼仪的理解，指导了人们如何以谦和之礼为人处世，同时，儒学之礼的立言立行之德，更是影响后世。
刘邦以礼相待郦食其
汉代礼学之所以大有建树，与汉高祖刘邦有一定关系。事实上，刘邦的为人处世风格，对汉代礼仪文化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
刘邦出身农民家庭，年轻时游手好闲，文化底子薄不可否认。但到了晚年，他反躬自省，“追思昔所行，多不是”，于是谆谆告诫儿子们好好读书。在这个思想转变的过程中，不但有叔孙通为刘邦制定宫廷礼仪，在实用层面上转变了他对儒学的看法，也有在此之前的秦代末期风云际会之时，“高阳酒徒”郦食其的一份功劳。
那是在秦代末年，刘邦和项羽兵分两路进军关中，楚怀王事先与他们约定，先进入咸阳者为关中王。刘邦率领大军直捣秦国国都的门户函谷关。他途经位于现在的河南杞县西边的高阳，准备消灭驻扎在那里的秦军。
当时高阳有一个名叫郦食其的人，60多岁，酒量惊人。他天生喜好读书，为人狂傲，放荡不羁，家境贫寒，不得已在县中谋了一个低贱的门吏。县中很多人看不惯他，送他一个“狂生”的绰号。
以前项梁率兵经过，郦食其听说项梁他们喜好烦琐的礼节，而且又各怀私心，听不进气度恢宏的访谈，故而闭门拒见。这次他听说有雄才大略的刘邦经过，于是就让在刘邦帐下当骑兵的一个乡亲引见，想见刘邦，愿为他效劳。
刘邦问来人什么样？卫兵通报，来人身穿长衫，头戴冠帽，像个读书人。
刘邦一听是个读书人，就告诉卫兵说：“你去回绝他，就说我正在忙于天下大事，没时间见儒生。”
郦食其听了，双目圆睁，手按剑柄，大声吼道：“你回去告诉沛公，我不是儒生，我乃高阳酒徒。”
郦食其声如炸雷，卫兵一惊，手中的兵器都吓掉了，忙回去告诉刘邦：“此人是天下的壮士，他大声一吼，把我手中的兵器都吓掉了。”
刘邦听了，就让郦食其进来。
郦食进到屋里，看见刘邦正坐在床边，让两个女子给他洗脚。郦食其见状，故意慢慢腾腾地走到刘邦面前，只是作揖，并不下拜。
刘邦看见来人是个60多岁的儒生，心里很失望，仍旧坐在床边纹丝不动，好像根本没看见有人给他作揖。
郦食其看到刘邦这样傲慢无礼很生气，高声问道：“足下带兵到此，不知是帮助秦国攻打起事的诸侯呢？还是帮助各诸侯讨伐暴秦？”
刘邦听他说话这样随便，明知故问，也不下拜，举止故作斯文，于是大动肝火，喝道：“你真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书呆子！天下人谁没有尝过暴秦的苦头？天下的豪杰都讨伐秦，我怎么会去助秦？”
郦食其不紧不慢地说：“足下如果真心讨伐暴秦，为什么见到年长的人这样无礼？你想一想，行军打仗不能蛮干，要有好的谋略，如果您对待贤人这样傲慢，那么谁还为您献计献策呢？”
刘邦听了郦食其说话的口气，心中不免一惊，忙擦干双脚，理正衣襟，请郦食其就上座。接下来两人攀谈起来。
郦食其滔滔不绝地畅言六国合纵连横的历史，他说：“从前，商汤伐夏桀，封夏的后人于杞国；周武王伐商纣，封商的后人于宋国。如今秦做出的最丧德事，就是灭了诸侯国家，让六国的后人无立锥之地。你要以恢复六国为政治纲领，授六国的后人以王印，天下人都会对你感恩戴德。你德行天下，自然就称霸了，连项羽也会乖乖地来朝拜你。”
刘邦一听大喜，马上让人端上饮食。然后，恭恭敬敬地说：“消灭秦军有何良策呢？请先生多多指教。”
郦食其见刘邦改变了态度，虚心求教，便对他说：“足下的兵马还不到1万人，就打算长驱攻入秦国的国都，这好比是驱赶着羊群扑向老虎，只能白白送命。依我看不如先去攻打陈留。陈留是个战略要地，城中积存的粮食很多，作为军粮足够用，而且交通四通八达。”
这样，郦食其向刘邦献出了一条妙计。刘邦非常高兴，请郦食其先行到陈留，然后选派一员大将领一部分精兵赶到。
郦食其来到陈留，见到县令后就劝他投降，县令不肯。郦食其在酒宴上把县令灌醉了，然后偷出县衙令箭，假传县令的命令，骗开城门，把刘邦的军队放进去。
第二天，刘邦的大队人马进入陈留。由于郦食其事先早已为刘邦写好了安民告示，刘邦一进城，就受到百姓的欢迎。
刘邦看到陈留果然贮有大量的粮食，十分佩服郦食其的神机妙算，于是，封他为广野君。刘邦在陈留招兵买马，军队扩大了将近一倍。并且从此更加礼待郦食其。
公元前204年楚汉相争时，郦食其又建议刘邦说：“楚汉相争久持不下，这样百姓骚动，海内动荡，人心不安。希望你急速进兵，收取荥阳，有了粮食，并且占据了险要地方，天下就归属于你了。”并说自己愿意去说服兵众将广、割据一方的齐王田横。
“高阳酒徒”郦食其的这一建议，成为刘邦夺取天下的战略思想。郦食其到了齐地，向齐王田横晓以利害，齐王欣然同意。罢兵守城，天天和郦食其纵酒谈心。这时，由于韩信乘机攻齐，为田横所误解，认为这是郦食其出卖了他，遂将郦食其烹杀。
在临刑前，田氏宗族田广对郦食其说：“你要是能阻止汉军，我就放了你。”
郦食其说：“举行大事，就不要顾及细小的事，大的德行我不会推辞，你也不必多说了。”说罢慷慨就义。
刘邦礼待郦食其，终于得到一名忠臣。后世的人们只要一提起“高阳酒徒”，不仅会想到刘邦以礼待人的做法，更会想到郦食其为刘邦建立汉王朝所立下的汗马功劳。
张良大礼跪拜黄石公
汉代对礼仪的重视在张良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而且是通过他的传奇经历来体现的。
张良，又叫张子房，是西汉高祖刘邦的军师，他的祖先是韩国人。在秦灭韩后，张良立志为韩国报仇。有一次，因刺杀秦始皇未遂，受到追捕而避居到下邳。也许是正因为他行刺失败后逃到了下邳，才有了黄石公授书的传奇经历。
原来，秦始皇在灭了六国统一中原以后，经常到各地方去视察。公元前218年的春天，他带着大队人马到了博浪沙，就是现在的河南原阳县城东郊。
车队正在拐弯的时候，突然“哗啦啦”一声响，不知道打哪儿飞来个大铁锥，把前面的一辆副车砸得粉碎。秦始皇不在副车上，铁锥打碎了副车的车挡，有半截碎块崩到他的跟前，差点儿打着他。
车队一下子全停下来。武士们四面搜查，没费多大工夫就把那个刺客逮住了。
秦始皇命令，一定要手下的人把主使刺客的人查出来。主使的人当然是有的，可是那个刺客就是不说。刺客在说事先编好的话时不知不觉地露了口风，怕秦始皇的人追问下去，就自己撞死了。
从刺客的话语中，秦始皇推想那个主使刺客的人是从前韩国相国的儿子，就立刻下了命令，捉拿那个韩国的公子，尤其是韩国一带更要严加搜查。
这件事的主谋正是韩国公子，他听到风声很紧，就更名改姓叫张良，逃到了下邳。
张良的祖父、父亲都做过韩国的相国。韩国被灭的时候，张良还年轻，他决心替韩国报仇，就变卖家产，推说到外边去求学，离开了家。其实他是到外边去找机会刺杀秦始皇。
时间不久，张良交上了一个大力士，情愿替他拼命。那个大力士使的兵器是一个大铁锥，足足有120斤重。秦汉时期的一斤，相当于现在的半斤。
他们到处探听秦始皇的行动。这会儿探听到秦始皇要到东边来，就在博浪沙埋伏着，给他一个突然袭击。哪知只打碎了一辆车，刺客也自杀了。
张良一直逃到下邳，躲了起来。他身上带着黄金，在这里结交了不少朋友，还想替韩国报仇。不到一年工夫，张良在下邳出了名。临近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很有学问的读书人，可不知道他就是跟大力士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的韩国公子。
这一天，张良闲来无事，就到下邳桥上去散步。但就是在这里，他碰到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老人。
老人穿着粗布短衣，见到一个年轻人，打量了半天，就走到他旁边。他故意把鞋子踢在桥下，然后回过头来冲着年轻人说：“孩子，下桥去给我把鞋子拾上来。”
张良听了一愣，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指使自己，但一看他是个老人，就忍住气到桥下把鞋拾了上来。
那老人见年轻人很听话，就又命令似的说：“把鞋子给我穿上！”
张良一想，既然已经给他拾来了鞋子，不如就给他穿上吧，于是就跪在地上给他穿鞋。
那老人依坐在桥栏边，悠闲地跷着二郎腿，把脚伸出来，让张良给他穿好后，笑嘻嘻地走了。
张良一直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老人的去向。那老人走了一段路，又折回身来，对他说：“你这个孩子是能培养成才的。5天以后的早上，天一亮，就到这里来同我会面吧！”
张良想，一个老人约自己，那就不该不来的。于是，就跪下来诚恳地说：“是。”
第五天天刚亮，张良到了下邳桥上。不料那老人已经等在那里了。老人见了张良，生气地说：“和老人约会，怎么应该迟到？再过5天你再来吧！”说完转身离去。
张良觉得这的确是自己的错。5天后的早上，鸡一叫，张良就赶去了。可是到了那里，发现老人又等在那儿了。
老人见了张良，生气地说：“你怎么又落在我后面了？过5天再来吧！”说完又走了。
又过了5天，这次，张良不到半夜就赶到桥上，等了好久，那老人来了。
老人一看挺高兴，就说：“嗯，这样才对嘛！”说完拿出一本书来，指着说道，“你从今天起，认真研读这本书。过10年，天下形势有变，你就会发迹，能做帝王的老师了！以后13年，你就会在济北郡谷城山下看到一块黄石，那就是我了。”
老人说完，飘然而去。
张良怔怔地愣在那里，半天没回过神儿来。等到早上天亮时，他拿出那本书来一看，原来是《太公兵法》。他知道，这是辅佐周武王伐纣的姜太公的兵书！一时欣喜若狂，知道自己得到了世间宝物。
张良十分珍爱《太公兵法》，从此以后，每天反复地学习、研究，终于弄懂了其中排兵布阵的道理。
10年过去了，陈胜等人起兵反秦，张良也聚集了100多人响应。这时，沛县的刘邦率领几千人马，在下邳的西面攻占了一些地方。张良见刘邦势众，又是一个想干大事的有志之士，就归附于他，成为他的部属。
自从归附刘邦，张良就根据从《太公兵法》中学得的知识，经常向刘邦献计献策。每次刘邦都认为很好，常常采用他的计谋。
由于其计策多有成效，刘邦就任命他为军师。从此，张良宏图大展，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成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与韩信、萧何一起，被称为“汉初三杰”，他们都是汉王朝的开国元勋。刘邦称帝后，封张良为留侯。
张良始终不忘那个给他《太公兵法》的老人。13年后，他随从刘邦经过济北时，果然在谷城山下看见了老人当初说的那块黄石，并把它取回，称之为“黄石公”，作为珍宝供奉起来，按时祭祀。
张良去世以后，他的家属把这块黄石和他葬在了一起，以示永久纪念。
张良得到了世上高人的指点，就是因为他充分地尊重老人，以大礼参拜，才赢得了老人的赏识，在其指引下终成大器，流芳千古。
明山宾忠厚讲信用
明山宾是南北朝时的人，他曾做过南北朝时梁朝的御史中丞这样的高官。他做官清正廉洁，为人忠厚耿直。在担任州官时，正碰上灾年，颗粒不收。他就把官仓的粮食拨出来救济老百姓，因为这件事而触怒了朝廷。朝廷以他耗费国库为罪名，把他的田园房舍都没收归官了。
明山宾虽然做了好多年的官，但生活一直很清苦。一次，他竟穷得不得不把自己驾车的牛卖掉来应付家庭生活开支。
这天，他站了好半天，好不容易把牛卖了。明山宾拿着卖牛的钱往家走。猛然，他想起一件事，便又急忙跑回了集市。
那人正向周围的人夸耀他买的牛如何便宜，猛然看见明山宾追来，以为他要来重新讲价钱，便抢先道：“咱们可是讲定了的，一手钱，一手货，这牛现在是我的了。”
明山宾喘息了一阵说：“你误会了。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这牛曾经患漏蹄症，虽然治好了，保不了以后不发病，这事我不能不告诉你。”
那人听了这番话，马上变了脸色，要和明山宾重新讲价钱。明山宾没有犹豫，按新讲定的价钱退还给那人很多钱。
周围的人见到这个情景便七嘴八舌议论开了。有的赞扬明山宾诚实，讲信用；有的说他太傻，不会做生意。明山宾毫不理会，拿着剩下的钱坦然地离开人群，回家了。
唯仁者能好人
子曰：“唯仁者，能好①人，能恶②人。”
子曰：“苟③志④于仁矣，无恶也。”
子曰：“富与贵⑤，是人之所欲⑥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注释】
①好：喜爱的意思。
②恶：憎恶、讨厌。
③苟：如果。
④志：立定志向。
⑤富与贵：富，财富。贵，身份高贵。
⑥欲：欲望，盼望，想要到。
【解释】
孔子说：“只有那些有仁德的人，才能爱人和恨人。”
孔子说：“如果立志于仁，就不会做坏事了。”
孔子说：“发财和显贵是人们所盼望的，假如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得到它，君子是不会接受的。穷困和低贱是人们所厌恶的，假如不是通过正当的途径抛弃它们，君子是不会抛弃的。君子离开了仁，怎么成就他的名声呢？君子即使是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违背仁德；仓促、匆忙的时候坚守仁德；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会坚守仁德。”
【故事】
廉政思想的萌芽状态
古代廉政思想，是在先秦时期萌芽和兴起的。这一时期包括原始社会、夏、商、周、春秋和战国几个阶段。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只有依靠集体力量共同劳动才能维持生存，因而在氏族内部财产公有，平均分配，没有私有制、阶级和剥削，也无国家与法律，人们的社会地位平等。
正如《礼记·礼运》记载：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意思是说：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有贤德、有才能的人选出来给大家办事，人人讲求诚信，崇尚和睦。
原始社会晚期，氏族和部落首领没有什么特权和君主独尊的意识，相反的，“为民父母”的原始公仆意识倒是相当强烈的。这种公仆意识的产生，就是我国廉政思想的最初萌芽。
《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意思是说：身为百姓的父母官，施行政事，假如等同于率领野兽来吃人，这又怎能算是百姓的父母！
氏族和部落首领不仅广泛地听取民众的意见，而且还以戒言或名言的形式去诲人律己。
轩辕黄帝在《诲颛顼》中写道：“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意思是说：有皇天在上，大地在下，你能够效法它们，可以做人民的父母官了。
尧在《尧戒》中写道：“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意思是说：做事应该兢兢业业，每日都要谨慎从事。否则，人不会被高山绊倒，却会被小土堆绊倒。
廉政的先决条件是廉吏，因此对官员的选择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氏族和部落首领们认为：继承人必须有极好的德行，足以做百官和庶民的楷模；继承人必须能经受住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而不后退，因日后他是千万臣民的公仆，而不是高压于人上的至尊；继承人必须有智慧，谋事周到，能提出非常正确的施政意见。
尧对选择继承人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也是十分严格的。尧曾经询问四方诸侯之长：“你们之中谁能顺应天命，我把天子之位让给他。”
四方诸侯之长回答是：“我们的德行卑下，不配登上天子的大位。”随即向尧推荐舜。
尧问舜的德行如何，诸侯们回答说：“他是乐官瞽叟的儿子。他父亲心术不正，他的母亲善于撒谎，他的弟弟十分傲慢，虞舜却能和他们和睦相处，并能以自己的孝行美德感化他们，都使他们改恶从善了。”
舜即位后，也曾经召集四方部落首领商议选任一批公职人员。有人推荐皋陶，舜告诫他说：“只有公正廉明才能使人心服。”
有人推举伯夷做主持典礼的官员，舜采纳了这个建议，但他同时叮嘱伯夷说：“要清明正直。”舜还对那些新任命的其他公职人员说：“你们要小心谨慎啊！要时刻记住上天交付给我的事业，要竭尽全力辅助好。”
舜时代提出从政者要有9种品德：“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意思是说：平易近人又坚持原则，做事主动坚决又有节制，能力强又能协调好关系，处事公平而持重，耐心随顺又极其果敢，严于律己又宽以待人，行事谨慎如履薄冰，办事方式柔和而又立场坚定，与人为善又严肃负责。
依照这些品德，舜不仅要求自己公正廉明，还每3年考核这些公职人员的政绩一次。经过3次考核后，清正廉明的就升迁，否则就降级。由于舜加强了廉政建设，百官尽力，百姓满意，于是一切事业都振兴起来了。
禹继承了舜的帝位后，也表白了自己的廉政理念。他说：“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劝也。”意思是说：老百姓家里没有吃的东西，我就无法支使他们；事情做成了，却对老百姓没有好处，我就无法激励他们。
尧舜禹均能时时刻刻自检自律，可谓积极的自我监督。同时，他们以自己的行政理念来倡导勤俭廉明之风，促使了廉政思想的最初萌芽。
尧舜禹既是具有伦理道德方面的理想人格的古昔圣王，又是治国平天下的君主楷模。以至于后来的儒家和墨家都以尧舜禹为号召，而且在整个封建时代，从未有人怀疑过尧舜禹他们在历史上的存在和他们的业绩。
古代廉政思想真正兴起，是在奴隶制时期。自从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后，加上商、周、春秋和战国时期，这是历史上的奴隶制时期。
在夏、商、周时期，奴隶主阶级一方面为了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长效管理，开始寻求实现长治久安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随着奴隶制国家机器的逐步发展完善，管理效能的日益强化，奴隶主阶级不得不对被管理者的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
奴隶主阶级已经认识到了“民不畏死”，对待人民的反抗，必须加强国家政权自身的建设，其中就包括廉政建设。这样，奴隶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陆续提出了一些有关廉政建设的思想主张，廉政思想便在当时的政治思想领域内开始逐步兴起。
至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争霸战争连年不断，大大加剧了各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同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对各国的奴隶主贵族政权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奴隶主阶级进一步加强了廉政建设的紧迫感。
这一时期的廉政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奴隶制国家政权整体作为规范对象，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调整改善管理政策；二是以从事政治活动的管理者个体作为规范对象。
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动和文化大繁荣，廉政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使廉政思想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召公首先成为廉洁官吏
尧舜禹的“为民父母”的公仆意识，在周代的召公身上得到了鲜明体现。
召公，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因他的采邑在召，故称“召公”，又称“邵公”、“召康公”、“太保召公”。召地位于现在的陕西省岐山县西南。
公元前1100年，周武王在灭商3年后去世，他的儿子姬诵即位，这就是周成王，是西周王朝的第二代国王。因当时周成王年仅13岁，便由周公和召公两人辅政。
周公和召公两个人以陕即今河南省陕县张汴原为界，分陕而治，召公主西。周公、召公分陕而治的界石，又称为“分陕石柱”，它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早的界碑。
召公以人为本，爱民如子，俭以奉身，正道直行，仁厚威重，政肃民清，从侯爵伯爵到老百姓，每一个人都有适应的职位，没有失业的，人人安居乐业。
召公为官清廉，勤政爱民，以纣为戒，免除暴政，轻徭薄赋。所辖区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民风淳朴。
召公还常常不辞辛苦，下乡巡视察看，在田间地头处理民间事务，了解百姓疾苦，奖励农桑，山山岭岭留下了他的足迹，村村寨寨常现他的身影。凡遇民间诉讼，他都仔细察明，秉公决断。
那时黄河经常泛滥，气候干旱成灾。召公就在甘棠树下和百姓一起寻找救灾大计，共谋抗旱方略。鼓励青壮年奋力自救，攀山越岭，寻找水源。
一天，召公来到崤山一带，太阳落山，为了不打扰百姓，他就在甘棠树下，搭一草棚住下。地方官吏要让百姓腾出房屋让他歇息，召公马上制止，他说：“不劳我一身，而劳百姓，这不是仁政。”
这样，召公就在山野的棠树下休息，摘吃棠梨果子解渴充饥，并告诫地方官吏：“这甘棠树真好，浓荫郁郁葱葱，果实甜酸可口，百姓劳作累了，可以歇息解渴，要让百姓好好保护它，不要乱砍滥伐，把它做柴薪。”
百姓闻听此事，盛赞召公体恤民情，广施惠政，深得民心，并编成《甘棠》等诗来歌颂召公。
《诗经》里有《甘棠》诗一首，其诗写道：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公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意思是说：棠荫茂盛树荫长，千万别砍伤，召公曾用它做房。棠荫茂盛树荫长，千万别砍劈，召公曾在此休息。棠荫茂盛树荫长，千万别动手，召公曾在此逗留。
这首诗虽然没有华丽的词语，只有朴素的情感，但这是老百姓发自心声的歌谣，更是老百姓对召公深深的思念。小小甘棠，默不做声，因沐浴了召公清风，成了勤政爱民的象征。由此可见，得民心者永恒。
《甘棠》入选《诗经》绝非偶然。《诗经》是纯粹的民歌，劳动人民口传口唱的歌，可见一个人真正地为人民做了好事，真正的为政清廉，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一种伟大的精神是要依靠生息着的民众的拥戴，是依靠社会主流的支撑与包容而继往开来的。精神本来是无形的，而融汇与吸纳的形式和流程，却是可见的。
周成王在去世前，恐怕太子姬钊不能胜任，于是，就命召公率领诸侯辅佐，姬钊就是后来的周康王。姬钊登基时，召公率诸侯带着太子姬钊来到先王庙祭典。召公又做文章告诫姬钊：“先祖成就王业不易，一定要勤政为民，专志诚信，节俭廉洁，不可有过高的欲望。”
姬钊继位后，向诸侯宣告先王之德，遵先辈所行，清正廉明，励精图治。所以，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一切刑罚放在一边，40年派不上用场。这些与召公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召公去世于康王时期，那时，周王朝已相当稳固了。召公历经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三朝，他为维护周王朝政权所作的努力，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这是对他的政绩的最好说明。
召公没有留下巨著鸿篇，也没有留下警世名言，甚至没有能够留下只言片语。然而，他却把自己留给了煌煌3000年历史，留给了一代一代生息繁衍的中华民族的子孙。
人们为了感念召公的恩德，集资在陕州即现在的三门峡市陕州风景区内建“召公祠”，栽甘棠树，使召公载誉天下，留传百代。后来，“召公棠”这一典故，用来称颂惠政及管理者的惠施惠行。
召公勤政爱民的“甘棠风范”，为官清廉的美德被人们世代流传。后人评价召公功绩说：“所幸周之有召公，若汉之有萧何，镇国家，抚百姓，给馈响，不绝粮道，方有周公三年之征，久战克胜。”
召公为政，具有既正己身复能正人，问政阡陌，爱民如子，劳己不劳民，为公不为私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后世清风之源，而召公则为天下廉吏之祖。
孔子节俭开支的理念
孔子是将尧舜禹的公仆意识发扬光大的人，更崇尚召公开创的廉吏清风。他一生都在为了恢复周礼而努力研究治国，而节用思想是他治国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孔子自幼家境贫寒，3岁丧父，是母亲颜氏将他抚养长大。后来做官，周游列国，讲学授徒，整理典籍，成为春秋末年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儒家学派始祖，被尊称为“圣人”和“万世师表”。
孔子对为政清廉的尧舜禹大加赞美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意思是说：多么崇高啊！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夺过来的。
孔子所处的时代，社会混乱，政局动荡。他继承和发扬了尧舜禹“做百姓父母官”的公仆思想，提出来自己关于勤俭的见解。
《论语》开篇后第一句涉及勤俭节约的话是，要求国家“节用而爱人”，要求国家审慎使用财富，爱惜百姓的人力。其中的“节用”两字，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清廉节俭的为政思想。孔子认为，做人应该“温、良、恭、俭、让”，他把“俭”作为自己的人生态度之一。孔子本人非常注重廉洁，一生都过着清淡寡欲的生活。
孔子在生活中是很注意节俭的。当时用苎麻做的帽子，是举行冠礼时戴的，但这种帽子做起来费工费时，如果用丝来做，则容易织成，并且省工省时，因而俭省一些。
孔子认为，做行冠礼的帽子，用麻用丝只是原料不同，和礼的本质无关，所以用什么节俭就用什么。这就体现了孔子“礼与其奢也，宁俭”的思想。
孔子一向崇尚节俭，认为吃粗饭，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这种生活中也有着快乐。用不正当的手段而得来的宝物，在他看来就好比天上的浮云。
孔子的俭用思想，在料理丧事方面表现得很突出。他认为料理丧事，要根据家庭的经济情况，经济富裕的不要过分；经济差的只要殡葬了就可以了。他的这个主张与今人的“入土为安”思想很接近。
孔子70岁时，他50岁的儿子孔鲤去世了。按当时孔子的大夫身份，再加上有很多的弟子帮助，给他儿子厚葬完全是有条件的，但是“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只是举行一般葬礼埋了。
孔鲤去世后不久，孔子的得力弟子颜回去世了。颜回的父亲和孔子的弟子都要厚葬颜回，孔子考虑到颜回家中本来穷困，若用厚葬，就超出了他家庭的实际负担，所以他认为“不可”。
孔子对富有的贵族，也规定了一个丧葬的最高限度，比如他在任中都宰时规定“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他的这一规定不仅在鲁国有效推行，而且成了诸侯丧葬的准则。
孔子不但自己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而且还在弟子中提倡这一生活作风。对于能够耐得住清贫的人，他是十分赞赏的。
子路是孔子的得力弟子，他生活俭朴，得到了孔子的大力称赞：“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欤？”意思是说：子路穿着破旧的衣服与穿着皮衣的富贵站在一起，却不觉得惭愧，表现出内心充裕，重视道德，不计较衣着破旧的高贵品质。
孔子对子路不嫉妒，不贪求，量入为出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给以极高的评价。
孔子的弟子颜回每天的饮食就是一小筐饭，一瓢水，而且住的地方也十分简陋，但他依然保持乐观的精神，发愤学习。孔子曾给予他高度的评价，称他是真正的“贤德之人”。
当然，孔子也不是认为衣服穿得越破旧越好，应根据自己的生活实际量入为出；对超出自己生活实际，去追求豪华服饰的生活作风是反对的。他主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生活情况，衣服整洁，举止端正，即所谓“出门如见大宾”那样。
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张向他请教怎样当官。孔子说了几条，其中有“惠而不费”和“欲而不贪”两句，前者强调的是为政利民、无费于财的思想，后者意谓为政者自己要追求仁德，戒掉贪欲。这反映了孔子的清廉节俭的为政思想。
为政者如何才能做到清廉节俭，孔子认为关键要耐得住清贫，要有吃苦的精神。他希望为政者能做到“饮食上不要太追求，居住上不要太讲究”，“即使是在长期的贫困中也要坚守自己良好的品德和对理想的追求”。
孔子的弟子子夏做了莒父宰后去向他问政，他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意思是说：做事不要图快，不要只见眼前小利，如果只图快，结果达不到目的；只图小利，就办不成大事。说明做事不能只图快不求好，急于求成反而干不好事。
孔子这句话一方面是讲为政者在政绩上不要图快，要做脚踏实地的工作；另一方面是讲为政者要廉洁勤俭，不要贪图小利。如果见了小利就起贪心，“则大事不成”。
为政者清廉节俭，孔子除了要求为政者要做到耐得住清贫之外，还提出了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就是要以“三无私”的精神来从政。
据《论语·孔子闲居》记载，有一次孔子和弟子们讨论道德修养问题，子夏问孔子怎样才能修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孔子回答说，从政者要用“三无私”的精神来为天下人操劳。子夏又问什么是“三无私”？
孔子说：“就是天无私、地无私、日月无私。”他又解释说，天无私才能覆盖大地，地无私才能承受万物，日月无私才能普照天下，用这三种精神来为天下人操劳，这就叫“三无私”。
孔子自己在为政时，更是以清廉节俭要求自己，克勤克俭，尽到了一个官员应尽的义务和职责。
当时鲁国的世卿叔孙无忌听说孔子在中都治政如神，就派家臣前来观摩学习。家臣来到中都，恰逢孔子到四周的乡村巡视去了，家臣就参观起中都宰衙的建筑来。只见它虽不富丽，但也庄严，而且城池没有城墙，更没有一个护城的兵役。
正在疑惑之际，中都宰衙的衙役送来了饭食，仅一盘鲤鱼和一碟蔬菜。家臣就问：“平日你们老爷就吃这样的饭菜吗？”
衙役答说：“平日老爷以吃蔬菜粗粮为主，根据老爷的吩咐，凡有客人到来，才加鲤鱼一条，表示以礼相待！”
家臣听了，默不做声。饭后，家臣又信步来到街市场，只见货殖充裕，平卖平买，秩序井然，感觉中都的确不是虚传。他游览过街市回到衙门时，孔子已在公堂等候了。
家臣问孔子说：“先生，这中都的政绩，与外面传闻的确名副其实，只是在下见那城墙已败，为什么不再筑一座机关呢？”
孔子说：“我关心的是百姓的生活，修筑城墙，要劳役百姓，百姓不种庄稼而来筑城，岂不怨声载道？况且，仲尼并不认为城墙能有什么大用。”
孔子说：“仲尼为官是为了天下百姓，不是为了自己占据一块疆土，更不想凭借一块疆土觊觎天下。如果百姓真心实意拥护我，若有人来侵犯，百姓们自然会来保护，城墙可以用武力攻破，而民心是用武力打不破的！”
家臣说：“先生的美德仁政，在下敬佩之至！”他接着又问，“先生，我一路而来，见百姓都在田里干活，比其他的地方都要勤劳，不知是否颁布了什么好的政令？”
孔子说：“我只教育他们重视农活，争取丰衣足食。如果不讲清道理只是一味去命令他们，强迫他们，他们不会如此卖力干活的。”
孔子说：“我心里想的是老百姓，做的事也是为了老百姓，他们自然对我非常信任。如果一个地方官吏能以关心百姓的态度端正自己的行业，那管理这个地方还会有什么困难？如果自身不端正，又怎能端正别人呢？我曾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地方官本身清廉节俭，不发命令人民也会照样去做；本身不正派，即使下严厉的命令也不会有人服从的！”
家臣听了孔子的一席话后，深有感触，尤其是听到孔子说的“其身正”，更觉得不虚此行。此后不久，鲁国大夫季友的私人领地费邑也派人前来请教，齐国的几个县邑也派人来中都取经。
孔子德治中都的政绩，在天下传开，从此，人们都称孔子为“圣人”。中都的老百姓们还作歌赞誉道：
圣人出，黄河清；
圣人治，中都富。
孔子“节用”思想是古代廉政思想中的宝贵财富，极大地丰富了古代廉政思想的内涵。这一思想对后代臣民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子路知错认错识大体
弟子们跟着孔子周游列国来到陈国。一天，子路和巫马期两个人到野外去打柴，突然一阵轰隆隆的车马之声呼啸而至。只见这队车马，浩浩荡荡，一眼看不到头，马车走到山脚下停住，车上的人下来，在草地上开怀畅饮。
子路问巫马期：“巫马期，他们真是够气派啊！如果你忘了你所学的知识，也不去用尽你的才能，便得到这样的富贵荣华，永远也不去见孔子，你愿意吗？”
巫马期怒视子路，说道：“我曾经听孔子说过：‘勇士不能丧失精神，仁人志士不能见利忘义。’你不了解我吗？难道你说的意思就是你的志向吗？”。
子路心中惭愧，回来后，把事情向孔子说了一遍。孔子没有说话，转身拿过琴弹了起来。琴声先是舒缓悠扬，渐渐地慷慨激昂起来。孔子神色严峻，两眼微闭，思绪随琴声飞扬。一曲弹罢，孔子轻轻地说：“你羡慕荣华富贵，难道我的理想不能实现吗？”
这时子路已经惭愧地无地自容，垂手恭立在孔子身边，对孔子说：“子路愧对老师，愧对巫马期。”
韩信受胯下之辱
韩信，西汉初淮阴（今属江苏）人，汉朝大将，西汉的开国功臣，少年时曾受屠夫胯下之辱，激发了其意志，后成为将军。
韩信出生在楚汉争霸的年代，淮阴（今属江苏）是他的故乡。韩信自幼父母双亡，家境十分贫寒。他衣衫破烂，四处流浪。但是，日子过得再清苦他也舍不得卖掉那把祖传的宝剑，一有空就练一阵子，盼望有朝一日有个出头的日子。
亲戚们嫌弃他，有钱人讨厌他，都是因为他既穷又没有本事，不会经商，不会种田。因此，韩信在乡下无法生活下去，就到城里来混饭吃。但在城里，生活依然没有着落，常常忍饥挨饿，只好到淮阴河边钓鱼，用鱼换米来维持生活。
在淮阴河边，常有人在河边洗衣服，其中一个好心肠的老太太，见韩信面黄肌瘦，非常可怜，就让韩信到自己家里吃饭。一连几十天，韩信就住在老太太家里，韩信非常感激地说：“将来我一定会报答你的。”老太太听了很生气，说：“我不图你的报答，我看你是堂堂一个男子汉，不能自己挣饭吃，连自己都养活不起，看你可怜，才给你饭吃。”韩信听了这番话，非常惭愧，立志要做出一番事业来。
淮阴城里的年轻人都欺软怕硬，根本不把瘦小体弱的韩信放在眼里，他们常常当街侮辱他，韩信从不跟他们计较。有一次，韩信钓了几条大鱼，刚进城门，被一伙少年档住了，为首的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年轻屠夫，他嘲笑着说：“别看你整天挎着剑，样子像个武士似的，其实你是个胆小如鼠的人。”
韩信没有吭声，年轻屠夫双手分开上衣，露出胸膛说：“你若是英雄，就拿剑来刺我。如果贪生怕死，就从我的裤裆下面钻过去！怎么样？任你选！”
韩信想：刺死人要偿命，为他送了性命不值得，不钻过去，又脱不开身。韩信看了那个屠夫一眼，然后伏下身子，趴在地上，从年轻屠夫的胯下钻了过去。当年轻屠夫等人哄然大笑时，韩信轻蔑地瞥了他们一眼，大步走开了。
后来，韩信参加了农民起义军，在楚汉战争时，被刘邦拜为大将军。他出谋划策，亲率大军南征北战，一举击败项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汉朝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汉朝建立后，韩信又被封为楚王，以下邳为都城。韩信手捧楚王大印，回到家乡淮阴。当年那个年轻屠夫听说韩信回来了，吓得坐卧不宁。
韩信回乡第一件事是派人找到曾关心过他的洗衣老太太，把千两黄金送给她表示感谢。然后派人找来当年让他受胯下之辱的屠夫，封他为中尉，负责缉拿盗贼，还将他介绍给自己的部下说：“这个壮士，当年并无太大恶意，却锻炼了我的意志，因为忍辱负重，我才有今天。”那个屠夫听了涨红着脸，低下头去。
手下将士听了韩信的一番言辞，都十分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