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北京人化石

北京西南郊50公里处的周口店,地理环境特殊,山洞特别多,这种山洞冬暖夏冷,既可以避风挡雨,又能防止野兽袭击,是“穴居人”时代居民的理想住所。20世纪20年代周口店就已经引起了中外科学家们的注意。1918年春,瑞典籍地质学家安特生首次发现哺乳动物化石。此后,在周口店陆续发现数枚人牙化石。经解剖学家研究,这些化石属于古人类的一个新种属,命名为“北京人”。

自从1927年正式发掘开始,发现各种脊椎动物化石多达500箱,令人惊叹不已!可是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最重要的发现是在1929年以后。

1929年12月2日,北京大学斐文中在周口店发掘出一个完整的猿人头骨。经过有关专家,特别是加拿大籍的人类学家步达生鉴定,他提议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后来改称为“北京直立人”,或者简称“北京人”,这也就是我们过去习惯上叫的“中国猿人”。

在这之前,虽然1856年在德国发现过尼安德特人,1901年在印尼发现过扑哇人,1907年在德国发现过海德堡人,但是当时由于受保守思想的束缚,这些发现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公认。自从“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之后,特别是随后又发现“北京人”打制的石器和用火的痕迹,在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上所谓的“直立人”(即过去所说的“猿人”)的存在得到了肯定。这一人类历史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为“从猿到人”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是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脊椎动物学和第4纪地质学研究中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为研究人类的起源及其发展,为再现早期人类的生活面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28年12月以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前,在周口店经过11年挖掘,先后发现了代表40多个“北京人”的人骨化石及大量石器。

中国猿人化石是一批无价之宝,当时集中珍藏在北京协和医院的保险箱里,由著名的德国籍人类学家魏敦瑞负责保管并研究。

“北京人”的脑容量平均为1043立方厘米,介于现代人和猿类之间,他们的头盖骨比现代人厚了大约一倍,眉粗壮而突出,左右眉相互联结,形成屋檐状,颅顶正中有明显的矢状嵴(即在头顶上有一条前后纵贯的突起),头骨后部有发达的枕骨圆枕。“北京人”的面部相对较短,额部向前伸,没有现代人那样的下须,鼻骨低而扁,颧骨明显,牙齿粗壮。复原后的形象带有猿类的某些特征。“北京人”的下肢骨和现代人没有太大的区别,说明他们可以直立行走。人类学家根据“北京人”大腿骨长度推算,男子的身高为157厘米左右,女子为150厘米上下,比现代华北人身材低10余厘米。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北京人”遗址又发现了一些人的头盖骨和其他骨骼化石。

1941年初,日美关系趋于紧张。魏敦瑞提出,珍贵的中国猿人化石继续留在日军统治下的北平很不安全,建议将化石暂时转运至美国纽约历史博物馆保存,待战后再运回中国。

经多次交涉,中美双方就此事达成协议。11月中旬,美国驻华大使馆自重庆来电,指令美国驻北京公使馆负责转运事宜。

11月20日,北京协和医院奉命将中国猿人化石秘密装箱。装箱的化石有:头盖骨5枚,头骨碎片15枚,下颌骨14枚,锁骨、大腿内、上臂骨、牙齿等147枚。全部化石分装在两只大木箱内,由美国公使馆运送至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指令美军上校阿舒尔斯特负责押运。

阿舒尔斯特上校命令士兵将两只木箱改装到美军专用标准化箱里,等待装船。按照原定计划,12月11日有一艘“哈里逊总统”号轮船将由上海抵达秦皇岛,然后由秦皇岛驶往美国。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医福莱受上校之命,将标准化箱连他个人的行李共24箱由北京押运至秦皇岛霍尔坎伯美军兵营,福莱将要护送这批化石安全抵达美国。

天有不测风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秦皇岛霍尔坎伯军营被日军占领。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全部成为俘虏。不久,这批俘虏被押送到天津战俘营。过了十来天,美军战俘的行李由秦皇岛转运至天津,福莱医生的行李大部分还在,其中包括装载中国猿人化石的美军专用标准化箱。

福莱医生将他的剩余行李,包括标准化箱在天津就地疏散了:一部分存放在瑞士商人在天津建筑的仓库里,一部分存放在法租界巴斯德研究所,一部分存放在中国友人家里。疏散前,福莱医生没有打开过标准化箱子。

战争结束以后,装有中国猿人化石的标准化箱子下落不明。中国的无价之宝经美国海军陆战队之手,由北京至秦皇岛,由秦皇岛至天津,最后在天津失踪。

中国猿人化石究竟落在何处?

一种说法是,标准化箱在秦皇岛被装上了“哈里逊总统”号轮船.但该船不幸在赴美途中沉没。中国猿人化石沉入了海底。有人说,轮船没有沉没,而是中途为日军所截获,化石落入日军之手,后来下落不明。

一种说法是,中国猿人化石根本就未出北平城,它被埋在美国驻京公使馆的后院里。一个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门口担任过守卫之职的卫兵回忆说,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他看到有两人将一箱东西偷偷地埋在院子里,他估计有可能是中国猿人化石。当年埋宝的地方,现在造有建筑物,因而无法挖掘。真假如何,尚是未知数。

一种说法是,标准化箱被福莱医生在天津疏散后,最终落入了日本人之手。1942年8月,有两个日本考古学家到北京协和医院寻找中国猿人化石。得知化石被转移的消息,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指派专人进行跟踪搜寻,关押、拷问了许多人。两个多月后,有消息说在天津找到了中国猿人化石。但后来又有消息说,在天津找到的东西与猿人化石无关。孰真孰假,不得而知,日军搜索化石的行动就此中止。有关人员被释放。从迹象看,日军不见真宝岂能善罢甘休?

抗日战争胜利后,有关通讯社报道,中国猿人化石在日本东京发现,东京帝国大学已清点交盟军总部保管,即将由盟军总部转交中国政府。然而中国政府日后从盟军总部接收的物品清单中却没有为世人所瞩目的中国猿人化石。为此,当时中国驻日本代表团顾问李济曾多次在东京寻找化石下落,盟军总部应中国政府之请亦动员驻日盟军广泛搜寻均未果。

曾进行过调查,1949年瑞士商人在天津开设的伯利洋行曾伙同北京总行进行过走私活动。走私物品不详。

1972年,美国巨商詹纳斯悬赏15万美金,寻找化石下落,世界各地提供了300多条线索,但无一条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