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方面看，古史如果过经后人日积月累的造成；只能根据另一方面看，那么古史确实经过后人层层累积的遗失而淘汰。层层累积之后造成的伪造古史就应该破坏，层层累积遗失的真正的古史，尤其应该探索。这是其中一点；各民族最先的历史没有不是从追忆记起来的，一次其中很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的部分。如果严格排斥传说，那么古史便无从说起。【即后代史也是多半由传说追记，未必都是出自历史事变当事人当身的记载。】这是其中第二点。
并且神话有起源于传说之后，【比如先有关羽的传说，而后渐渐变成神话。】不能因为神话而抹杀传说。【比如因为看三国演义而怀疑陈寿的三国志。】此其三。假造也与传说大不不同，比如后来的史书整段的记载与描写，或者可出于假造，【比如尚书中的尧典、禹贡等。】其散见各书中的零文短语，那么多古传说有所联系，非出后世一人或一派所伪造的。【其以流传普遍。如舜与禹这样的人的事故等。】此其四。想要排斥某个传说，应提出与此传说相反的确据。否则这个传说不能断定它肯定是假的或者肯定是真的。也有视若两传说确切相反，不能并存，【比如说某人某日在北平，而另一个说法则说看见那个人某日在南京。】而经过一番新的编排与新的解释，而得其更合理的意义与地位。【如知道了某人当时是在那一天乘飞机从北平飞往南京。】此其五。而中国古代历史传说，极富理性，并且贴合事实，与并存于世的其它民族追述古史的充满神话气味的人大不相同。如有巢氏代表的巢居时期，燧人氏代表的熟食时期，庖羲氏代表的畜牧时期，神农氏代表的耕稼时期。这等名号，本来不是古时候本来就有的，是后人想象出来并称述的，并且和人类文化演进的阶程，先后符合。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中华民族的先民，早于人文演进，有他逻辑清晰的观点与合理的想法。大体上研究古史，应该有其相应的限度，凡是涉及年历、人物、制度、学术等等，过于细致的推求，往往难以得到真相。也是因为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不能够按找年月日推敲追求。后世比如刘歆三统历以下迄皇甫谧帝王世记、邵雍皇极世经等书，无论其推算出来的可不可信，也说推算无误，也是往往历数十百年没有一件事可以考究，岂不对于研治古史的人仍然属于徒劳。二则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人物个性活动的事业很少，若是从人物的言行上研求古史，则仍是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套旧观念，不可避免多带有神话与教训的意味，也不得古史的真相。
三：也是古代文化的演进还很浅，并不比后代有种种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等井喷是喷发，若从这个方面研寻古史，则不能脱汉代学家“三代质文相禅”种种假想的范围，所谓儒者依托古代更改制度，也不能得古史的真相。然而古史并非不可讲，从四处分散的各古书的传说中去找寻，仍然可以得到一个古代中国民族活动情形的大概。这种活动的情形，主要是文化状态与地理区域。凡古书传说中某一个王某一个国发源于某地、在某城定都，与某个国某个君战于某地，某氏族来自某个地方等，实为研寻古史地理中较有线索的人；然而也有须要经过审核细致考察修改的地方。如史记中说黄帝：“东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人于是怀疑他行踪非常的飘忽不定，就跟传说中神话一样。不知崆峒本来就在河南境，【庄子所说的襄城、具茨，大騩、广成，地望与崆峒都非常的近。】熊湘【即是熊耳山。】与崆峒同在一省。釜山，覆釜山，又名荆山，【见《唐书地理志》。】与华潼较近，所谓的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就是这个地方。黄帝又与神农“战于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方，靠近蚩尤城、蚩尤村及浊泽，又名涿泽，就是涿鹿。然而黄帝的故事，最先传说的传播只在河南、山西两省，黄河西部一部分的圈子里，与舜、禹传播故事的地方相隔不远。司马迁自以秦汉大一统以后的目光考究。于是像黄帝足迹遍天下罢了。此就在黄帝传说在地理方面加以一种新的解释，而其神话的成分于是减少，较为可以信任的意义于是增添了些许。将来若能和各地域发掘出的古器物相互间有一联络，从此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的大概，实为探索古史一种较有把握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