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秦汉统一，大体上版图确定，民族抟成，中国史遂开始有其对外问题。【以前只是中国内地华、夷杂处，部族相争，不成为对外。】
中国以民族之优秀，疆土之超越，使中国国力常卓然高出于四围外族之上。因此中国史上对外之胜负、强弱，几乎完全视国内政治为转移。【外患只是内政动乱所招致之一种事态。严格言之，只要国内政治有办法，国外绝不足患。】
讲述中国史上历来之外患，毋宁应该多注意于国内之自身。
一两汉国力之比较
两汉是中国史上第一次因统一而臻国力全盛之时期，但因种种关系，东汉国力已不如西汉。
先就建都而论。
中国古史活动场面，大体上主要的在黄河流域。其西部上游武力较优，东部下游则文化、经济较胜。此种形势，自虞、夏、殷、周直到秦并六国皆然。
西汉承秦而都关中，长安为全国之头目，东方的文化、经济不断向西输送，使与西方武力相凝合，而接着再从长安向西北伸展。【驱逐匈奴，开通西域。】西汉的立国姿态，常是协调的、动的、进取的。
光武中兴，关中残破，【因王莽末年乃至更始、赤眉的大骚扰。】改都洛阳，从此东方的经济、文化不免停滞，不再向西移动。【中国国力以政治推动，则常向西北发展；由外寇强敌所在也；此如西汉与唐皆是。若社会自由进展，则常向东南，以气候较佳，土壤较肥，又无强敌临前；如东汉、宋、明皆是。】而西方无力失其营卫，亦不免于转弱。【因而虽小小的西羌，竟成东汉西边之大患。】东、西两方人口密度不调节，社会经济易生动摇，正如在一端极热、一端极冷的不调和空气下激起了大旋风，东汉国运遂于东方的饥荒【黄巾。】与西方的变畔【凉州的兵与董卓。】两种势力冲荡下断送。东汉的立国姿态，可以说常是偏枯的、静的、退守的。
此乃两汉国力盛衰一总关键。
自秦以及西汉，都有大规模的向西移民。
秦徙东方大族十二万户于咸阳。汉高祖又徙楚昭、屈、景，齐田旧及燕、赵、韩、魏诸强族于关中。文帝听晁错谋移民实边。武帝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一次凡七十余万。
汉诸帝并有陵寝徙民的制度。
景帝五年作阳陵，募民徙陵，户赐钱二十万。武帝初置茂陵，赐徙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昭帝为母起云陵，募徙者赐钱、田、宅。此仅徙民，不皆富人也。帝又徙三辅富人平陵，始专徙富人矣。宣帝募吏民赀百万以上徙于昭帝平陵，以水衡钱为起第宅；宣帝自作杜陵，徙丞相下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赀百万以上者，则为高官矣。元帝筑寿陵，乃勿徙，曰：“今所为陵，勿置县邑。”成帝为昌陵，又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者。哀帝作义陵，又诏勿徙。帝王厚葬固非美事，然汉都长安，屡移东方户口实之，主父揠谓：“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消奸猾”，此与秦徙东方大族用意正同。惟长安充实而后西北武功得继纩发展，不如东汉一存边警，即议弃并、凉，弃三辅。故前汉夺朔方，开西河，而匈奴、西域皆服；东汉视关陕如塞外，而羌祸遂日蔓延，东方食少而有黄巾，西边多事而有董卓。此诚两汉兴亡一大关键也。
至东汉便不然。
东汉诸儒，对边防空虚，亦屡有论奏。虞翊请三郡疏谓：“禹贡雍州之域，厥田上下，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羣羊塞道。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众羌内溃，郡县兵荒二十余年，三郡未复，园陵单外，公卿选懦，容头过身，张解设难，但计所费，不图其安。”
时在顺帝永建四年。前因羌寇徙陇西、安定、北地、上郡四郡，此言“后三郡”，当以陇西尚远，故未及之。书奏，汉廷始复三郡。
又崔寔政论谓：“古有移人通财，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皆不垦发。人情安土重迁，宁就饥馁，犹群羊聚畜，须主者牧养处置。置之茂草，则肥泽繁息；置之硗卤，则零丁耗减。”
又仲长统昌言损益篇：“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世俗安土，有死无去，君长不使，谁能自往？”蔡邕上封事陈政要谓：“幽州突骑，冀州强弩，为天下精兵，四方有事，未尝不取办于二州。顷连年荒馑，榖价一斛至六、七百，故护乌桓校尉夏育出征鲜卑，无功而还士马死伤，弓兵散亡殆尽。”据蔡文，东汉末叶幽、冀二州均见荒残；崔氏政论则幽已荒旷，而冀尚稠实。东汉边区凋荒，盖自西北逐步侵向东北矣。【与移民运动相应者，尚有筑路、开渠、垦殖诸端，亦西汉盛而后汉衰。史、汉皆志沟洫、河渠，而范书无之。】
兹略举两汉西北边区户口变动显著的数字如下：
（一）关中三辅
三辅名西汉户口及辖县数（地理志平帝元始二年）东汉户口及辖县数（郡国志顺帝永和五年）
京兆户 195，702辖县：12户 53，299辖县：10口 682，468口 285，574
冯翊户 235，10124户 37，09013口 917，822口 145，195
扶风户 216，37721户 17，35215口 836，070口 93，091合计户 647，18057户 107，74138口 2，436，360口 523，860
蔡邕京兆尹樊陵颂碑：“长陵前汉户五万，口十七万，王莽后十不存一，至光和【灵帝。】领户不盈四千。
（二）西北沿边诸郡
郡名西汉户口及辖县数东汉户口及辖县数
辽东户 55，972辖县：18户 64，158辖县：2口 272，539口 81，714
辽西户 72，65414户 14，1505口 352，325口 81，714
右北平户 66，68916户 9，1704口 320，780口 53，475
渔阳户 68，80212户 68，4569口 264，116口 435，740
上谷户 36，00815户 10，3528口 117，762口 51，204代户 56，77118户 20，12311口 278，754口 126，188
雁门户 73，13814户 31，86214口 293，454口 249，000
定襄户 38，55912户 3，1535口 163，144口 13，571云中户 38，30311户 5，35111口 173，270口 26，430
五原户 39，32216户 4，66710口 231，328口 22，957
朔方户 34，33810户 1，9876口 136，628口 7，843
西河户 136，39036户 5，69813口 698，836口 20，836
上郡户 103，68323户 5，16910口 606，658口 28，599
北地户 64，46119户 3，1226口 210，688口 18，637
金城户 38，47013户 3，85610口 149，648口 18，947
武威户 17，58110户 10，04314口 76，419口 34，226
张掖户 24，35210户 6，5528口 88，731口 26，040
酒泉户 18，1379户 12，7069口 76，726口未详
敦煌户 11，2006户 7846口 38，335口 29，170
右表惟渔阳略增，余均锐减。敦煌一郡六城，仅有七百余户，尤觉荒凉。
东汉边郡荒残至此，此又东汉国力不如西汉一大原因。【东汉人口较西汉特见激增者，一为今湖南、江西两省；一为今河南南部南阳一带；其次为江苏三吴平野；又则岭南及云南地带。郡国辖县亦三辅、边郡皆激减，而长江流域县数有增。】
再就人才言之。
西汉适当古代贵族阶级破坏之后，各色人物平流竞进，并无阶资，亦无流品。【即以汉武一朝言，儒生如公孙弘、儿宽、大将军如卫青、霍去病、李广，理财如桑弘羊，司法如张汤，出使如张骞、苏武。】大抵是一个杂色的局面。东汉则渐渐从杂色的转变成清一色，【即以光武一朝论，其“云台二十八将”已大半是书生出身。此种转变，己起西汉末叶。两汉儒、吏未分，贤能儒生不嫌以吏进，东汉吏职渐轻而尊辟举。两汉文、武一道，大臣韩安国之徒亦出守边；东汉流品始分，故刘巴轻张飞。】人才走归一路，为东汉国力向衰之又一原因。【其他次要者不列举。】
西汉用人不分流品，【视其才能、勋绩为等第，无有限格。张释之十年不得调：扬雄三十不徙官；贾谊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公孙弘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大将军长史，三岁至光禄大夫，亦不如后世资历之严。】
然其入仕之始，亦自有品节。其以明经文学进者，多除博士或大夫、侍中，如严助、朱买臣、疏广、平当之徒是也。其以材武勇猛进者，率除太仆或中郎将、骖乘，如夏侯婴、公孙贺、卫绾之徒是也。张汤以法律进，则始为内史，后为廷尉，皆法官也。黄霸以入粟补官，则始为卒史，后为均输长，皆掌财也。然其始虽有分别，而积功累勋则无不可任。此种风气，东汉后渐不可见。
【经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而后有所谓“流品”之目。太宗置官品令，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不可授之官秩。”贞观六年马周疏：“致化之道，在于求贤审官；为政之本，必于扬清激浊。王长通、白明达本自乐工，韦槃提、斛斯正则独解调马，岂得列在士流，超授高爵？”贞观十二年渚遂良疏：“为政之本，在于择人。汉家以明经拜职，或四科辟召，市井子孙，不居官吏。大唐制令，宪章古昔，商贾之人亦不居官位。”此皆所谓“流品”之辨也。惟金、元浅化，颇不知此，然唐代适当南北混一之际，其一时人才亦颇不拘一格，至宋则又有淸一色之趋势。唐、宋国力进退，正犹两汉之比也。】
二、西汉与匈奴
中国史上的外患，因地势及气候关系，其主要者常在北方。
北方乃一大草原，其居民游牧为主，易于团结。又其地高寒苦瘠，居民强悍，常思南侵。西南山岭崎岖，其居民散隔，不易团结；又地气温暖，生活较易自给，亦减其侵略之野心。
秦、汉大敌便是北方匈奴。
史记匈奴传：“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其说信否不可详论。又谓：“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猃狁、荤粥、匈奴盖一因异译；又称昆夷、犬夷，则胡之音转。】此族盖自古即与汉族杂居于大河流域者。迭经驱攘，至战国晚季，遂有围绕于秦、赵、燕三国外之诸戎。史记匈奴传谓：“自陇以西有归诸、绲戎、【今甘肃天水县。】翟、豲（huán）之戎。【在今陕西南郑县。】岐、梁山、泾、漆以北有义渠、【今甘肃宁县、庆阳县。】大荔、【今陕西大荔县。】乌氏、【今甘肃泾川县。】朐衍之戎。【今甘肃灵武县。】而晋北有林胡、【今陕西马邑县。】楼烦之成。【今山西岚县。】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百有余戎，莫能相一。”是也。【按史记秦厉公十六年，“伐大荔，取王城。”又秦惠王时，“拔义渠二十五城”。昭王时，义渠始灭。则义渠、大荔西北诸戎，在战国初年均已城郭化矣。东北诸狄之城郭化，己详前春秋章。又如赵襄子灭代，魏文侯灭中山，皆以城郭为国。此诸族之见并于中国而同化者必不少。其奔迸外窜者，则失其城郭耕稼之新化，而复归于游牧之故习。此如春秋时山戎皆徒步作战，及战国晚年赵武灵王乃以骑射破林胡、楼烦。民族演化未深，其生活极易受环境之支配而转变也。（如匈奴郅支单于西迁，乃为城居；元人为明所驱，仍返游牧是也。）】
逮中国秦代统一，而北方诸族亦逐次统一于匈奴。【若如上说，则秦、汉与匈奴之对峙，特为虞、夏、商、周以来中国华、夷杂处局面之正式剖分，即“耕稼”与“游牧”两种文化方式之各自判断独立，而最先民族血统之为同为异，转非所重也，史记以匈奴为夏后，氐、羌为姜姓，皆可以是观之。】
秦始皇对付匈奴，采用一种驱逐政策。
秦始皇三十二年，【统一政府完成后之六年。】使将军蒙恬北击胡，斥逐匈奴，悉收河南地。【河套以南。】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充之。【汉侯应议罢边塞事，曰：“北边塞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冒顿单于倚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據是则汉初匈奴居阴山中。本居河南，平夷无险，至是则依山为阻。】又通直道自九原。【河套。】至云阳，【陕西淳化北。】又渡河据阳山北假中。
汉高祖以一时轻敌致败，【冒顿佯败诱汉兵，汉悉兵三十二万北逐之，多步兵。高祖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匈奴纵精骑四十万围高祖于白登。白登在今大同东。】遂听娄敬策以和亲缓敌。
匈奴之对中国，一时尚无政冶上统治之野心，【故高祖见围而得脱。】其举众入塞，所重在经济财物之掠夺。和亲政策之后面，即为贿赂与通商。藉胡、汉通婚之名义，匈奴上层贵族，每年既得汉廷之赠遗，其下层民众，亦得定期叩塞贸易。其物质上之需要既满足，亦可暂时解消其武力侵略之欲望。【此所谓“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其时匈奴所尤需者，为酒、米、缯絮之类。】
但和亲政策终于不可久。
文帝时，宦人中行说降匈奴，教之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一大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视不如旃裘之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视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然衣食美恶，人情所同，中行说欲强返刍豢于茹毛饮血，其事不可能。匈败既知通商之失利，苟汉边防稍疏，仍必出于掠夺。而汉国力充盈，自亦小甘出此屈辱而不彻底的和亲政策也。
汉、匈奴一旦破裂，则汉之形势实利攻而不利守。
汉与匈奴边界辽阔，匈奴飘忽无定居，乘我秋冬农稼毕收，彼亦马肥弓劲，【秋高则马壮，风劲则弓燥。】入塞侵掠，【攻者一点，防者千里。】中国疲于奔命。就匈奴全国壮丁言，不出三十万。【史纪称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又云：“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又曰：“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则匈奴骑士至多不越三十万也。壮丁尽为甲骑不出三十万，以五口一壮丁计之，匈奴全部人口不出百五十万，故中行说谓“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一郡”。】其社会组织并不如中国之强韧，则可以寻其主力一击而破。此所谓一劳永逸，较之消极的防御，为利多矣。大抵中国史上对外问题，莫不然也。
于是遂先有汉武帝之诱敌政策。
事在元光二年，用王恢策，使马邑人聂翁一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阳为卖马邑城诱单于，汉伏兵三十万马邑旁，单于觉而去，自是遂失和。史称“马邑之谋”。
诱敌政策失败，于是不得不大张挞伐，开塞出击。
汉、匈奴失和以来，彼大寇边凡十六、七，此大出兵亦十五、六，大抵彼先发，此应之；则匈奴势尚强，未可聚服也。【匈奴统于一单于，并亦父子世袭，其政治组织，已相当进步。中行说教单于左在疏记，以计识其人众畜数。汉与单于书以尺一牍，中行说令单于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长大，今传有甸奴相邦印，形制文字，均类先秦，然则并知用汉文，其文化程度，当不甚低。唐初突厥较之，为不侔矣。】
汉击匈奴，采用两种步骤：
一是远出东西两翼造成大包围形势，以绝其经济上之供给与援助。
匈奴诸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今河北怀来境。】以东，接濊貉、朝鲜，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今陕西肤施境。】以西，接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今山西大同。】云中。【今绥远托克托境。】冒顿子老上单于击破西域，置僮仆都尉，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匈奴破西域在汉文三、四年间。】汉置苍海郡，在元朔元年；【马邑之谋后五年。】张骞使西域元狩元年。【马邑之谋后十一年。】
一是正面打击其主力。
大者在元朔二年卫青之取河南地筑朔方郡，遂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徙民朔方凡十万口。是时汉都长安，匈奴据河套，实为最大压迫，自是始无烽火通甘泉之警。又按：汉、匈奴东西横恒，匈奴单于庭偏在东，汉都长安偏在西，故匈奴利于东侵，汉便于西出。汉既城朔方，而同时弃上谷之造阳地予胡，此为汉廷决计改取攻势后之策略。此后匈奴西部遂大受威胁。】后六年，【元狩二年。】匈奴西方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汉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后分武威为张掖、酒泉为敦煌，在元鼎六年；此为河西四郡。遂开汉通西域之道，而羌、胡之交通遂绝。匈奴西方既失利，为防汉，且求财富接济故，不得不日移其力而西，主客倒转，为汉势有利一要端。】
开塞出击之进一步则为绝漠远征。
中国之对匈奴，非不知出击之利于坐防，然而不能决然出击者，则以骑兵之不足为一要因。【此下唐强、宋弱皆因此。】史称汉初“天子不能具钧驷，【一车四马不能纯色。】将相或乘牛车，马一匹则百金”。至汉武休养生息已七十年，其时则“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不得聚会”。汉武为伐胡，又盛养马，厩马至四十万匹。马畜既盛，骑兵之训练自易。匈败既失利，用汉降人赵信【本胡小王，降汉。】计，北绝漠，诱汉，汉乃发兵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令卫青、霍去病分击匈奴。卫青军出定襄，【今绥远和林格尔境。】遇单于，追北至寘颜山赵信城。去病出代二千里，封狼居胥，禅于姑衍，临瀚海而还。【事在元狩四年，马邑之谋后十五年，史称“冒顿之盛，控弦之士三十万”，而是役也，两将所杀虏凡八、九万，是几耗其种三之一矣。然汉亦马少，自后遂无以远往。】
自是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平蕃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汉以骑兵任先锋之扫荡，继以步卒屯田为后劲，步步为营而前进，匈奴乃不能复转侧。
到宣帝时，匈奴终于屈服，而汉廷一劳永逸之战略卒以见效。
亦会其时汉多人才，大将最著者莫如霍去病。去病以皇后姊子，少贵，年十八为侍中。初从大将军卫青出塞，为票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遂封侯，时为元狩六年，去病年二十三。其后屡以敢深入建奇功。匈奴浑邪王谋降汉，武帝【恐其诈。】命去病将兵往迎。去病渡河，与浑邪众相望。浑邪见汉军而多不欲降，颇遁去。去病乃驰入匈奴军，得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四万。时为元狩二年，去病年二十五。史称去病为人少言，有气敢往。武帝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帝为治第，令视之，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其卒在元狩六年，时年二十九也。【观去病之将兵，较之项王未多逊。故唐人诗“借问汉将谁？恐是霍票姚”，独数其人，非虚也。时李广亦称名将，卫、霍皆以亲贵任用，而李广则为豪杰从军。（时称“良家子”从军，即今之义勇队也。）卫、霍虽以女宠进，而重以建功绝域自显，其一种进取勇决无畏之风，亦可敬矣。惟当时亲贵与豪杰判为两党，卫、霍虽贵盛，豪杰不之重；李广父子愈摈抑，豪杰亦愈宗之。史公亲罹其祸，故为史纪抑扬甚显。然两党各有奇材，史公于霍去病虽了了落笔，而亦精神毕显矣，诚亦良史才也。】
中国以优势的人力和财力，对付文化较低、政治组织较松的民族，采用主力击破的攻势，自比畏葸（xǐ）自守为胜。汉武帝挞伐匈奴并不误，惟惜武帝内政方面有种种不需要的浪费，【如封禅巡狩等。】所以匈奴虽败，而中国亦疲，故为后人所不满。
昭、宣以下，武士练习，斥堠精审，胡势巳衰，入则覆亡，居又畏逼，收迹远徙，穷窜漠北；乃汉廷不能乘武帝遗烈，而转师刘敬故智，启宠纳侮，倾竭府藏，岁给西北方无虑二亿七十万。【后汉袁安封事云：“汉之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此据文献通考引刘贶说。】赏赐之费、传送之劳尚不计。则尤为失策矣。观杨雄谏不许单于朝书，可见西汉晚年气弱志荼之象。然亦由武帝浪费国力太过，有以致此。大抵中国对外，其病每不在决心讨伐，而在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以及从此引起之种种浪费。此仍然是内政问题，昧者乃专以开边生事为大戒。
三、东汉与西羌
自匈奴主力为武帝彻底击破，直到东汉，实际上中国并无严重的外患。【窦宪北伐（和帝永元元年），虽获胜利，并不像卫、霍之费力。】
然而东汉却意外的遭受到西羌之侵扰。此乃东汉整个建国形势之弱点的暴露，以及应付的失策，并不在于西羌之难敌。
羌人叛汉，起和帝时，【护羌校尉邓训卒后，由于边疆吏治之不整饬。】其势并不能与西汉初年之匈奴相提并论，而汉廷早议放弃凉州。【安帝永初二年庞参主议，嗣得虞翊谏而止。】羌叛凡十余年，汉兵屯边二十余万，旷日无功。【羌虏皆骑兵，汉以步卒追之，势不能及，则彼能来我不能往；西汉屯田之所以见效，以先有骑兵之驱逐扫荡，敌已远遁，乃以屯田继之。】
军旅之费二百四十余亿，并、凉二州为之虚耗。
虞诩教任尚：“罢诸郡屯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以万骑逐数千之虏，追尾掩截，其道自穷”，任尚竟以立功。可见西羌并非强寇，只在汉廷应付之不得当。
第二次羌变在顺帝永和后，羌寇遍及并、凉、幽、冀四州，用费八十余亿。
第三次羌变在桓、灵时，段颍前后一百八十战，大破东羌，用费四十四亿。羌祸虽歇，而汉力亦疲，接着便是不救的衰运之来临。
当时士大夫见朝事无可为，惟有拥兵以戮力边徼，尚足为功名之一径，如张奂、皇甫规、段颍，皆于此奋起。北虏、西羌斩首或至百万级，以其余力驱芟黄巾，汉之末造，乃转以兵强见。一时士大夫既乐习之，士民亦竞尚之，此乃东汉晚季清谈以外之另一风尚也。以此造成此下三国之局面。【专务清谈，不竞武功，乃两晋事。】
黄河西部的武力与东部的经济、文化相凝合，而造成秦、汉之全盛，【所谓“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即足表示其意义之一部分。】东汉以来，东方人渐渐忘弃西方，【中央政府在洛阳，东方人之聪明志气至是而止。】西方得不到东方经济、文化之润泽而衰落。而东方的文化经济，亦为西方武力所破毁。
郑太说董卓：“山东承平日久，民不习战；关西顷遭羌寇，妇女皆能挟弓而斗。天下所畏，无若并、凉之人。”【皇甫规、张奂、段颍，亦皆凉州人也。】一个国家，内部自身存在两种极相违异的社会情态，无有不致大乱者。
董卓领着凉州兵东到洛阳，中国历史，便从此走上中衰的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