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史材料

今之所謂科學者，與前此之學問，果何以異乎？一言蔽之曰：方法較密而已。方法之疏密，於何判之？曰：方法愈密，則其使用材料愈善而已。信如是也，古史之材料，既以難治聞，當講述之先，固不得不一爲料檢也。

近世史家，大别史材爲二：一曰記載，二曰非記載。記載之中，又分爲四：一曰以其事爲有關係，而記識之以遺後人者，史官若私家所作之史是也。二曰本人若與有關係之人，記識事迹，以遺後人者，碑銘傳狀之屬是也。此等記載，恆不免誇張掩飾，然其大體必無誤，年月日，人地名等，尤爲可據，以其出於身親其事者之手也。且誇張掩飾，亦終不可以欺人，善讀者正可於此而得其情焉。三曰其意非欲以遺後人，然其事確爲記載者，凡隨意寫録，自備省覽之作皆是也。四曰意不在於記載，然後人讀之，可知當時情事，其用與記載無異者，前章所言屬於理知、情感兩類之書是也。記載大都用文字，然文字語言，本爲同物，故凡口相傳述之語，亦當視與簡策同科焉。非記載之物，亦分爲三：一曰人，二曰物，三曰法俗。人類遺骸，可以辨種族，識文化之由來。物指凡有形者言，又可分爲實物及模型、圖畫兩端。法俗指無形者言，有意創設，用爲規範者爲法，無意所成，率由不越者爲俗。法俗非旦夕可變，故觀於今則可以知古也。法俗二字，爲往史所常用，如《後漢書·東夷傳》謂“倭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珠崖儋耳相類，故其法俗多同”是也。史家材料汗牛充棟，然按其性質言之則不過如此。

史家有所謂先史時代（prehistory）者，非謂在史之先，又别有其時代也。先史之史，即指以文字記事言之亦可該口傳言先史，猶言未有文字記載之時云爾。人類業力，至爲繁賾，往史所記，曾不能及其千萬分之一。抑史家之意，雖欲有所記識，以遺後人，而其執筆之時，恆係對當時之人立説，此實無可如何之事。日用尋常之事，在當時，自爲人所共知，不煩記述，然閲一時焉，即有待於考索矣。非記載之物，雖不能以古事詔後人，然綜合觀之，實足見一時之情狀，今之史家，求情狀尤重於求事實，故研求非記載之物，其所得或轉浮於記載也。如觀近歲殷墟發掘所得，可略知殷代社會情狀，不徒非讀《史記·殷本紀》所能知，並非徒治甲骨文者所能悉也。非記載之物，足以補記載之缺而正其譌，實通古今皆然，而在先史及古史茫昧之時，尤爲重要。我國發掘之業，近甫萌芽，而其知寶古物，則由來已久。大抵初由寶愛重器而起，重器爲古貴族所通好，其物既貴而又古，其可愛自彌甚。如周、秦人之侈言九鼎，梁孝王之欲保雷尊是也。見《漢書·文三王傳》。此等風氣，雖與考古無關，然一入有學問者之手，自能用以考古，如許慎《説文解字序》，言“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則考文字學之始也。鄭玄注經，時舉古器爲證，則考器物之始也。《漢書·郊祀志》，載張敞案美陽鼎銘，知其爲誰所造，則考史事之始也。此等風氣，歷代不絶，而趙宋及亡清之世爲尤盛，其所珍視者，仍以鼎彝之屬爲最，亦及於刀劍、錢幣、權量、簡策、印章、陶礠器諸端，所考索者，則徧及經學、史學、小學、美術等門。或觀其形制，或辨其文字，或稽其事迹。其所考釋，亦多有可稱，惜物多出土後得；即有當時發現者，亦不知留意其在地下及其與他物並存之情形，因之僞器雜出，就見有之古器物論之，僞者蓋不止居半焉。又其考釋之旨，多取與書籍相證，而不能注重於書籍所未紀。此其所以用力雖勤，卒不足以語於今之所謂考古也。發掘之業，初蓋借資外人。近二十年來，國人亦有從事於此者。又有未遑發掘，但據今世考古之法，加以考察者。其事，略見衛聚賢《中國考古小史》、《中國考古學史》兩書，皆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所得雖微，已有出於文字紀載之外者矣。其略，於第三、第四兩章述之，兹不贅。

近二十年來，所謂“疑古”之風大盛，學者每訾古書之不可信，其實古書自有其讀法，今之疑古者，每援後世書籍之體例，訾議古書，適見其鹵莽滅裂耳。英儒吴理氏（Charles Leonard Woolley）有言：薛里曼（Schliemann）發見邁錫尼（Mycenae）之藏，而知荷馬（Homer）史詩，無一字之誣罔。見《考古發掘方法論·引論》。彼豈不知荷馬史詩，乃吾國盲詞之類哉？而其稱之如此，可知古書自有其讀法矣。書籍在今日，仍爲史料之大宗，今故不憚煩碎，略舉其要者及其讀法如下：

先秦之書，有經、子、集三部而無史，前已言之。然經、子實亦同類之物。吾國最早之書目爲《七略》。除《輯略》爲羣書總要外，凡分《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略。别六藝於諸子，乃古學既興後之繆見，語其實，則六藝之書，皆儒家所傳，儒家亦諸子之一耳。兵書、數術、方技，其當列爲諸子，更無可疑。《漢志》所以别爲一略者，蓋因校讎者之異其人，非别有當分立之故也。然則《七略》之書，實惟諸子、詩賦兩類而已。儒家雖本諸子之一，而自漢以後，其學專行，故其書之傳者特多，後人之訓釋亦較備。傳書多則可資互證，訓釋備則易於瞭解，故治古史而謀取材，羣經實較諸子爲尤要。經學專行二千餘年，又自有其條理。治史雖與治經異業，然不通經學之條理，亦必不能取材於經。故經學之條理，亦爲治古史者所宜知也。經學之條理如之何？曰：首當知漢、宋及漢人所謂今古學之别。古代學術之傳，多在口耳，漢初之傳經猶然。及其既久，乃或著之竹帛。即以當時通行之文字書之。此本自然之理，無庸特立名目。西京之季，乃有自謂得古書爲據，而訾前此經師所傳爲有闕誤者。人稱其學爲古文，因稱前此經師之學爲今文焉。今古文之别，昧者多以爲在文字。其實古文家自稱多得之經，今已不傳；看下文論《尚書》處。此外如《詩·都人士》多出一章之類，其細已甚。其傳者，文字異同，寥寥可數，且皆無關意指。鄭注《儀禮》，備列今古文異字，如古文位作立，義作誼，儀作義之類，皆與意指無關，其有關係者，如《尚書·盤庚》“今予其敷心腹腎腸”，今文作“今我其敷優賢揚歷”之類，然極少。使今古文之異而止於此，亦復何煩争辨？今古文之異，實不在經文而在經説。經本古書，而孔子取以立教。古書本無深義，儒家所重，乃在孔子之説。説之著於竹帛者謂之傳；其存於口耳者，仍謂之説，古書與經，或異或同，足資參證，且補經所不備者，則謂之記。今古文之經，本無甚異同，而説則互異，讀許慎之《五經異義》可見。今文家之傳説，蓋皆傳之自古，古文家則出己見。故今文諸家，雖有小異，必歸大同；不獨一經然，羣經皆然，讀《白虎通義》可見，此書乃今文家言之總集也。古文則人自爲説。又今文家所言制度較古，古文則較新，觀封建之制，古文封地較大，兵制古文人數較多可知。以今文口説，傳自春秋，古文則或據戰國時書也。兩漢立於學官者，本皆今文之學。西漢末年，古文有數種立學，至東漢時仍廢。然東京古文之學轉盛。至魏、晉之世，則又有所謂僞古文者出焉。於《尚書》，則僞造若干篇，並全造一《僞孔安國傳》。一切經説，亦多與當時盛行之古説有異同。並造《孔子家語》及《孔叢子》兩書，託於孔氏子孫以爲證。此案據清儒考校，謂由王肅與鄭玄争勝而起，見丁晏《尚書餘論》。今亦未敢遽定，然要必治肅之學者所爲。自此以後，今文之學衰息，而古文之中，鄭、王之争起焉。南北朝、隋、唐義疏之學，皆不過爲東漢諸儒作主奴而已。宋儒出，乃以己意求之於經，其説多與漢人異，經學遂分漢、宋二派。以義理論，本無所軒輊；宋學或且較勝，然以治古史而治經，求真實其首務。以求真論，漢人去古近，所説自較宋人爲優，故取材當以漢人爲主。同是漢人，則今文家之説，傳之自古，雖有譌誤，易於推尋，非如以意立説者之無所質正，故又當以今文爲主也。此特謂事實如此，非謂意存偏重，更非主於墨守也。不可誤會。

六經之名，見於《禮記·經解》，曰《詩》、《書》、《禮》、《樂》、《易》、《春秋》。漢人所傳，則爲五經，以樂本無經也。後世舉漢人所謂傳記者，皆列之於經，於是有九經，《春秋》並列三傳，加《周官》、《禮記》。十三經於九經外，再加《孝經》、《論語》、《孟子》、《爾雅》。之目。此殊非漢人之意。然因治古史而取材，則一切古書，皆無分别，更不必辨其孰當稱經，孰不當稱經矣。

詩分風、雅、頌三體：風者，民間歌謡，讀之可見民情風俗，故古有采詩及陳詩之舉；《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五穀畢入，民皆居宅，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牗户，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禮記·王制》：天子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雅則關涉政治；《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意在自誇其功烈，讀之，亦可見古代之史實焉。風本無作誼可言，三家間有言之者，其説必傳之自古，然亦不能指爲作者之意。歌謡多互相襲，或並無作者可指。雅、頌當有本事，今今文説闕佚已甚，古文依據《小序》，詩詩皆能得其作義，已不可信；又無不與政治有關，如此，則風雅何别乎？故《詩序》必不足據。然後人以意推測，則更爲非是。何則？詩本文辭，與質言其事者有異，雖在並世，作者之意，猶或不可窺，況於百世之下乎？故以詩爲史材，用之須極矜慎也。

《尚書》：今文家所傳，凡二十八篇《堯典》一，合今本《舜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皋陶謨》二，合今本《益稷》。《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牧誓》十。《洪範》十一。《金縢》十二。《大誥》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無逸》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合今本《康王之誥》。《費誓》二十五。《吕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秦誓》二十八。古文家稱孔壁得書百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得多十六篇。古文家以無師説，亦不傳授。是爲《逸十六篇》，其目見於《書疏》。曰《舜典》。曰《汨作》。曰《九共》。曰《大禹謨》。曰《益稷》。曰《五子之歌》。曰《胤征》。曰《湯誥》。曰《咸有一德》。曰《典寶》。曰《伊訓》。曰《肆命》。曰《原命》。曰《武成》。曰《旅獒》。曰《冏命》。今亦已亡。今所行者，乃東晉時梅賾所獻之僞古文本也。真書二十八篇，亦附之以傳矣。書之較古者，如《堯典》、《禹貢》等，決爲後人所作，然亦可見其時之人所謂堯、舜、禹者如何，究有用也。而類乎當時史官，或雖出追述，而年代相去不遠者，更無論矣。

今之《儀禮》本稱《禮經》。後儒尊信古文，以《周官》爲經禮，此書爲曲禮，乃生儀禮之名。其實《周官》之所陳，與此書之所述，絶非同物也。此書凡十七篇。爲冠、昏、《士冠禮》、《士昏禮》。喪、祭、《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喪服》。朝、聘《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射、鄉《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之禮，可考古代親族關係，宗教思想，内政外交情形；並可見宫室、車馬、衣服、飲食之制，實治史者所必資。

《易》爲卜筮之書，與宗教、哲學，皆有關係。二者在古代，本混而不分也。哲學可分兩派：偏重社會現象者，爲古人所謂理，偏重自然現象者，爲古人所謂數。《易》爲古代宗教、哲學之府，自可兼苞此二者。後之治《易》者，自亦因其性之所近，而别爲兩派矣。途轍所趨，亦因風會。大抵今文主於理，今文《易》説，今皆不傳。然《漢志》易家有《淮南道訓》二篇。注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説。”蓋即今《淮南子》之《原道訓》。然則《淮南書》中，凡類乎《原道訓》之言，皆今文《易》説也。不寧惟是，諸古書中，有類乎《原道訓》之言，亦皆今文《易》説也。蓋《易》説本古哲學家之公言，非孔門之私言也。知此，則今文《易》説，亡而不亡矣。古文主於數。魏、晉人主於理，宋人主於數。言數者多主上下《經》，言理者多主《繫辭傳》，今本所謂《繫辭》者，王肅本作《繫辭傳》，見《經典釋文》。案《史記·自序》引今《繫辭》之文，謂之《易大傳》，則王肅本是也。足徵今文之學，爲孔門嫡傳也。然古文及宋人之説，雖非孔門《易》説，要爲古代哲學之遺。宋人《大極圖》及《先後天圖》之學，原出道家，更無可疑。觀胡渭《易圖明辨》可知。然道家之學，亦有所受之，非杜撰也。以治史取材言，正無所輕重矣。

《春秋》本紀事之書，治史取材，實爲最要。然亦有當留意者。蓋孔子之修《春秋》，本以明義，故於元文已有删定，非復魯史之舊也。不修《春秋》，與孔子所修《春秋》異辭，見《公羊》莊公七年。案《春秋》所記會盟征伐之國，隱、桓之世少，定哀之世多，非必二百四十年之中，諸侯之交往，果後盛於前也。僖公八年葵丘之盟，《公羊》曰“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而經所記國，曾不逮九。蓋據亂之世，所治國少，太平之世，所治國多，魯史元文，有爲孔子所删者矣。又《春秋》有時月日例。設其事而不月者，則二月中事，一似即在正月。觀此兩端，即知逕據經文，不可以爲信史也。《春秋》本文，極爲簡略。欲知其詳，宜看三傳。《穀梁》幾無記事；《公羊》間有之，僅取説明《經》意而止；皆不如《左氏》之詳。然《左氏》記事，亦有須參看《公羊》，乃能得其真者。如邲之戰，據《公羊》，楚莊王幾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據《左氏》，則始以和誑晉，終乃乘夜襲之，實不免於譎詐。《公羊》所言，蓋取明與楚之意，非其實矣。然《左氏》云：“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脱扃。少進，馬旋，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當交戰之際，而教敵人以遁逃，以致反爲所笑，殊不近情。故有訓惎爲毒，以惎之，又惎之斷句者。然如此，則顧曰之語，不可解矣。必知《公羊》還師佚寇之説，乃知莊王既勝之後，不主多殺，故其下得教敵人以遁逃。然則《左氏》所謂“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者”，蓋亦見莊王之寬大。杜《注》謂譏晉師多而將不能用，殆非也。舉此一端，餘可類推。又《左氏》解經處，固爲僞作；《漢書·楚元王傳》曰：“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此爲《左氏》解經處出於劉歆之明證。今《左氏》解經處寥寥，蓋造而未及成也。其記事處亦多非經意；如泓之戰，《公羊》褒宋襄，《左氏》非之。《左氏》所采蓋兵家言，非儒家語也。此亦不可以不知也。古人經傳，本合爲一書，故引傳文者亦皆稱爲經。如諸書引“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多稱《易》曰，今其辭僅見《易緯》，蓋亦傳文也。《公羊》與《春秋》，實當合爲一書，故漢人引《公羊》者，皆稱爲《春秋》。至《左》、《穀》則皆非《春秋》之傳。《穀梁》昔人以爲今文，近崔適考定其亦爲古文，其説甚確。見所著《春秋復始》。惟治史與治經異，意在考古事，而非求《春秋》之義，則三傳固當無所岐視耳。

《禮記》合羣經之傳、如冠、昏、鄉、射、燕、聘之義，即《儀禮》之傳。又如《王制》言巡守之禮，即《尚書·堯典》之傳。儒家諸子如《樂記》爲《公孫尼子》, 《中庸》爲《子思子》。及逸禮如《奔喪》、《投壺》皆逸禮，見疏。而成。義疏家言，謂“凡記皆補經所不備”。蓋所謂經者，原不過數種古書，孔子偶取以爲教，並不能該典籍之全。故凡與經相出入者，皆可取資參證也。《大戴禮記》與《小戴禮記》，體例相同。昔人以其無傳授，或不之信。然其書確爲先秦、西漢古文，治史取材，正不讓《小戴》也。

《周官》爲古代政典。唐《六典》、明清《會典》，皆規放焉。古書所述政制，率多一鱗一爪，惟此書編次雖或錯亂，猶足見古代政制之全。日本織田萬稱爲世界最古之行政法典，見所著《清國行政法》。信有由也。此書蓋戰國時學者所述。故所言制度，均較今文家所傳爲晚。以此淆亂經義固非，信爲周公致大平之書，益誣矣。然先秦政制，率因儒家之書而傳。儒家誦法孔子，所言皆《春秋》以前之制。欲考戰國時制者，獨賴此書之存。《管子》所述制度，間與《周官》相合，然遠不如《周官》之詳。此其所以可寶，正不必附諸周公也。此書在儒家亦可厠於記之列，而不當以亂經説。

《論語》、《孝經》，漢人引用，皆稱爲傳。蓋傳有專釋一經者，如《禮》之《喪服傳》, 《易》之《繫辭傳》是也。有通乎羣經者，則如《論語》、《孝經》等是也。《論語》記孔子及孔門弟子言行，與《史記·孔子世家》相出入，極可信據。崔述撰《考信録》力攻之。近人盛稱其善。其實年月日，人地名之不諦，古書類然。以此而疑其不可信，古書將無一可信者矣。崔氏之學，襲用漢學家考據之法，而其宗旨實與宋同。故其所謂考據者，多似是而非。夫古書牴牾矛盾處，苟其深曲隱晦，或爲讀者所忽。崔氏所考，皆顯而易見，豈有講考據之漢學家，皆不知之之理？然而莫或措意於此者，以此爲古書之通例，不待言也。近人自謂能發古人所未發而其所言者，實皆古人所以爲不必言，弊正同此。《孝經》在儒家書中，並無精義，然漢時傳授甚盛者，以其時社會，猶重宗法而其書又淺近易解故也。如後漢章帝令期門羽林之士，皆通《孝經》，即取其淺近易解。《孟子》爲儒家諸子之一，後人特列之於經。其書頗可考見史事。又多足補經義之闕。如《萬章上篇》所言堯、舜、禹禪讓事，即《尚書》之大義也。設無此篇，孔門官天下之大義，必不如今日之明白矣。《爾雅》爲古代辭典，言訓詁名物特詳，尤治古史者所必資也。

《孟子》既特列於經，其餘儒家諸子，又多入《二戴記》，今仍存於子部者，僅《荀子》耳。此書言禮，多與法家相出入，足考禮家之流變，又多存古制，其要正不下於《孟子》也。《家語》、《孔叢子》雖爲僞物，然古書無全僞者，除以私意竄入處外，仍多取古籍爲資，實足與他書相校勘也。此凡僞書皆然，故僞書仍有其用。《晏子春秋》，昔人或列之墨家，然除外篇不合經術者若干條外，仍皆儒家言，蓋齊、魯學者，各以所聞，附諸晏子。以考晏子之行事未必信，以考儒、墨子學説則真矣。

道家之書，最古者爲《老子》。此書上下篇之義，女權皆優於男權。蓋女系時代之傳，而老子著之竹帛者，在各種古書中，時代可謂最早者矣。女系固非即女權，然女系時代，女權總較男系時代爲優，此社會學家之公言也。《禮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鄭注》謂《殷易》首坤。案凡女系社會，多行兄終弟及之制，殷制實然，蓋猶未脱女系社會之習。《坤乾易》及《老子》書，皆其時女權昌盛之徵也。《老子》一書，觀其文辭，亦可知其時代之早。如全書皆三四言韻語，又書中無男女字，只有雌雄、牝牡字是也。梁任公以書中有偏將軍、上將軍之語，謂爲戰國時書，然安知此兩語非後人所改乎？執偏端而抹殺全局，此近人論學之通病也。《莊子》書已非完帙，《經典釋文》云：“《漢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本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惟郭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故爲世所貴。”案今郭象注本，僅有三十三篇。蓋所删者幾三之一矣。以史材言之，實可惜也。其言哲學之義，最爲超絶。至論人所以自處之道，則皆社會組織業經崩潰以後之説，可以覘世變矣。《列子》乃晉人僞書，然亦多有古書爲據，善用之，固仍有裨史材，而尤可與《莊子》相參證也。《管子》一書，昔人或列之道家，或列之法家，蓋從其所重。其實此書所苞甚廣，儒、道、名、法、兵、農、縱横家言，無不有焉。辭義既古，涉及制度處尤多，實治古史者之鴻寶也。

《淮南要略》，謂墨子學於孔子而不説，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吕覽·當染》，謂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其後在魯，墨子學焉。古清廟明堂合一，實爲庶政所自出。墨子所稱雖未必盡爲夏制，然其道必有原於夏者。儒家所稱多周制，周以前制，實藉墨家而有傳，誠治古史者所宜措心矣。又墨子初學於孔子，故後雖背之，而其言仍有與儒家相出入者。《親士》、《修身》、《所染》三篇，人所易見。此外多引《詩》、《書》之辭亦足與經傳相校勘，或補其闕佚也。

名與墨並稱，亦與法並稱。今《墨子》書中，《經》上下、《經説》上下、大小《取》六篇，實爲名家言。蓋古哲學之傳，墨子得之史角者。古哲學宗教恆相合，明堂爲古宗教之府，固宜有此幽深玄遠之言。其引而致諸實用，則控名責實，以御衆事，乃法家所取資也。名家之書，今存者惟一《公孫龍子》。此書《漢志》不載，而《隋志》有之。或疑其晚出近僞，然其説似有所本。名家玄遠之論，僅存於《荀子·不苟》、《莊子·天下》、《列子·仲尼》三篇中，讀之亦可考古代純理哲學焉。近人多好以先秦諸子與希臘哲學相比附，以偏端論，固亦有相會處。以全體論，則非其倫。章炳麟謂諸子皆重實用，非言空理，其説是也。惟名家之言，如此三篇所述者，不甚與人事相涉。

法家宗旨有二：一曰法，二曰術。法以治民，術以治驕奢淫佚之貴族。其説具見於《韓非》之《定法篇》。可見晚周時政治情形。法家之意主於富國强兵，故獨重農戰；其時剥削農民者爲商人，故多崇本抑末之論，又可見其時生計情形也。其書存者，有《韓非子》及《商君書》。《韓非》多言理，《商君》多言事。《管子》書中，所存名法之論，多窮源竟委之言，尤足見原本道德之意。

縱横家之書，傳於今者有《鬼谷子》。辭義淺薄，決爲僞物。《戰國策》卻係縱横家言，此書所述行事，意皆主於表章説術，大事或麤存輪廓，小事則全非實在，甚或竟係寓言，列之史部則繆矣。

陰陽家、農家、小説家之言，今皆無存者，僅散見他家書中。雜家存者，惟一《吕覽》。此書中所存故事及古説甚多，亦爲史家鴻寶。

《漢志》分兵書爲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家。其書之最盛行者爲《孫子》。多權謀家言，間涉形勢，而於陰陽、技巧闕焉。蓋權謀之道，通乎古今；形勢亦有相類者；陰陽多涉迷信，寡裨實用；技巧非器不傳，亦且隨時而異，故皆無傳於後也。《墨子》書《備城門》以下諸篇，多技巧家言，亦間涉陰陽，然殊不易解。《吴子》、《司馬法》，皆篇卷寥寥，罕存精義。然其辭不似僞爲，又多見他書徵引。蓋古人輯佚之法，與後世異。後人輯佚，必著出處，任其辭意不完，散無友紀，逐條排列。古人則必隨義類聚，以意聯綴，又不著其所自來，遂成此似真非真，似僞非僞之作，致啓後人之疑也。《六韜》一書，後人以其題齊大公而詆其僞，此亦猶言醫者託之黄帝，言藥者寓之神農耳。其書多言制度，且多存古義，必非可以僞作也。

數術之書，今亦無一存者。《漢志》形法家之《山海經》，非今之《山海經》也，説見下。方技之書，存者有《素問》、《靈樞》，皇甫謐謂即《漢志》之《黄帝内經》，信否難決，要爲古醫經家言。《神農本草》，淆亂已甚，真面目殆不可見。清代輯本，以孫星衍《問經堂叢書》本爲最善，然所存亦僅矣。醫藥非專家不能解，就其可知者觀之，可略見古代自然科學之情況。又醫經所論，多涉陰陽五行，又多方士怪説；本草亦有輕身延年等語；又可略見古代宗教哲學及神仙家言之面目也。

詩賦之屬；詩即存五經中，賦則《漢志》所著録者，今存屈原、荀卿二家。屈原賦即《楚辭》，多傳古事，且皆係神話，與鄒魯之傳，僅言人事，雖若可信，而實失古説之真者不同，尤爲可寶。荀子賦即存其書中，亦有可考古事處。

以上皆先秦之書。漢人所述，辭義古者，實亦與先秦之書，不相上下。蓋古人大都不自著書，有所稱述，率本前人，故書雖成於漢世，説實本於先秦；又先秦人書，率至漢世，始著竹帛，其辭亦未必非漢人所爲，或有所潤飾也。漢世諸子，辭義俱古者，首推《賈子》及《淮南王書》。伏生之《尚書大傳》，董生之《春秋繁露》，雖隸經部，亦可作儒家諸子讀。韓傅之《詩外傳》，則本係推廣詩人之意，非規規於説《詩》。其書多引古事，與各種古書相出入，足資參證。劉向之《新序》、《説苑》、《列女傳》，專於稱述行事，取資處更多矣。

古書之稍近於史者，當首推《周書》。此書蓋即《漢志·六藝略》書家所著録。綜全體觀之，實爲兵家言，然其中確有若干篇，體制同符《尚書》。蓋古右史之遺，爲兵家所存録者也。後世或稱爲《逸周書》，蓋以非儒家所傳云然，義亦可通。或稱《汲冢周書》，則非其實矣。次之者爲《國語》。此書與《左氏》極相似，故自古有《外傳》之稱。清儒信今文者，謂《左氏》即據此書編成，雖未敢遽斷，然二書確爲同類，則無可疑也。二書之意，皆主記當時士大夫之言行。蓋由記言而推及記行，由嘉言懿行而推及於莠言亂行，實仍右史之遺規也。次則《吴越春秋》及《越絶書》。二書雖出漢代，其説實傳之自古。古書之傳於後者，北方多，南方少。此二書爲楚、吴、越三國之傳，尤可寶矣。《華陽國志》，其書尤晚，然其言古蜀事，亦二書之倫也。尤可貴者爲《山海經》。《漢志·數術略》，雖有是書之名，然非今書。《漢志》所著録，蓋所謂“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官舍”者，乃司空度地居民之法。此書則方士之遺。其言某地有某神，及其祠祀之禮，蓋古列國之巫，各有所主；其言域外地理，則方士求仙採藥者之所爲也。古各地方各有其傳説，蓋多存於地理書中。古地理書鉅籍亦甚多，今皆亡佚。其僅存者，當以酈道元《水經注》所裒録爲最富矣。又古代神話，多存緯書中，然其物既與讖相雜，真僞極不易辨，用之尤宜謹慎也。古所謂讖即今所謂豫言也。緯爲對經之稱。孔子所據以立教之書稱經，其説則存於傳，本無所謂緯也。西漢之末，古學既興，欲排擯今文舊傳，乃謂孔子作六經，别有所謂緯者，陰書於策，與經相輔，於是刺取經説以造之，而即以所造之讖，間厠其中。其造讖也，實欲爲新室作符命，故又取古帝王之行事，以相附會。其物雖妖妄不經，然其中實有經説及古史存焉，棄之可惜。然其物既經造作者私意改竄，非復原文。又其原既開，其流難塞，繼此而造者，遂不絶於世。其時代彌近，則其説亦逾遠於古矣。故其用之須極謹慎也。

自立條理，編纂古史者，當首推《世本》。此書久佚，觀諸家所稱引：則有本紀，有世家，有傳，又有居篇，作篇，居篇記帝王都邑，作篇記占驗、飲食、禮樂、兵農、車服、圖書、器用、藝術之原，即後世所謂典志。蓋《史記》八書所本。其體例，實爲《大史公書》所沿襲。故洪飴孫撰《史表》，冠諸正史之首也。《大史公書》:《漢志》著録之名如是。此爲此書之專名。史記二字猶今言歷史，乃一類書之公名，非一書之私名也。以此書在史記中爲首出，遂冒全類之總名耳。本紀，世家，世表，年表，蓋合《春秋》繫世而成，間亦採及《尚書》。如《五帝本紀》述堯、舜事，皆據《尚書》；其述黄帝、顓頊、帝嚳之事，則據《大戴記·五帝德》。《五帝德》亦《尚書》之類也。其列傳則純出於語，故在他篇中提及，仍稱爲語也。如《秦本紀》述商君説孝公，曰“其事在《商君語》中”。《禮書》述鼂錯事，曰“事在《爰盎語》中”皆是。稍後於大史公而述古史者，亦不乏人。如周長生有《洞歷》，見《論衡·超奇篇》。韋昭有《洞紀》，見《三國志》本傳。其通行最廣，諸家稱引最多，雖已亡佚，仍時可見其遺文者，以皇甫謐《帝王世紀》爲最，譙周《古史考》次之。《帝王世紀》，搜輯頗博。《古史考》則因不滿於《大史公書》而作。然《大史公書》，謹守古人“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之法。見《穀梁》桓公五年。存録古書，不加竄易，多足見古事之真。看似疏漏，實可信據。譙氏、皇甫氏意存考證，而其考證之法實未精。其説未必可據，而古説之爲其所亂者轉多矣。

晚出無徵，而頗爲後人所信者，有兩書焉：一曰《竹書紀年》，此書傳出汲冢。世所通行之本，爲明人所造，已無可疑。然所謂古本，經後人輯出者，實亦僞物。蓋汲冢書實無傳於後也。參看第四章。《穆天子傳》，本名《周王游行》，見王隱所撰《晉書》。書中所述穆王經行之路，皆在蔥嶺以西，必西域既通後僞作，更了無疑義也。參看第八章第八節。

後世學者，專精古史者，亦非無人。趙宋之世尤甚。其書之傳於後者，亦尚有數家，而以羅泌之《路史》爲最有用。劉恕《通鑒外紀》次之。蓋古史本多荒誕，惟此乃足見古史之真，而後世之纂輯者，多以爲不足信而删之，則買櫝還珠矣。惟泌之書，廣行搜採。故其體例雖或可議，其材料實極有用。且此書論斷，亦多有識，非空疏迂腐者比也。清馬驌之《繹史》，網羅頗備，體例亦精，最爲後人所稱道，然删怪説亦嫌太多。又引書不著篇卷，引佚書不著所出，亦美猶有憾者也。馬書用紀事本末體，專存録元文。又有李鍇《尚史》，用正史體，以己意撰爲紀傳，則又不如馬書之善。

古代史料，傳於後者，當分官私二種。官家之書，又可分爲四：《禮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曰：“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漢書·藝文志》亦云。《漢志》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誤。見《玉藻疏》。其説當有所本。《周官》小史，奠繫世，今《大戴記》之《帝繫姓》蓋其物。《吕覽》云：“夏之亡也，大史終古抱其圖法以奔商；商之亡也，大史向摯抱其圖法以奔周。”《先識覽》。荀子亦云：“三代雖亡，治法猶存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榮辱》。此古之所謂禮，即後世之所謂典志也。其私家著述，則概稱爲語。有述遠古之事，雜以荒唐之言者，如大史公謂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五帝本紀》。而百家之書，通稱爲百家語是也。有記國家大事者，如孔子告賓牟賈，述商、周之際，謂之《牧野之語》是也。《禮記·樂記》。案《管子》之《大中小匡篇》，亦當屬此類。有記名人言行者，則《國語》、《論語》是。國者對野之辭。論同倫，類也，猶言孔子若孔門弟子之言行，以類纂輯者耳。《尚書》所録，皆當時大事。《春秋》所記尤詳。小史所奠，雖若爲一姓作譜牒，然當時之强族，因兹而略可考見；即其年代，亦因其傳世之遠近而略有可推焉。至於典禮一門，則上關國故朝章，下及民生日用，其所涉尤廣矣。然繫世既多殘脱。舜禪於禹，其年輩當在禹之前。然舜爲黄帝八世孫，禹爲黄帝之孫，則無此理。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謂古書所謂某某生某某者，率非父子，蓋其世系實多闕奪也。典禮所存亦僅。又古者禮不下庶人，所述皆士以上制，民間情形，可考者甚少。《春秋》體例，蓋沿自古初，故其辭既簡略，又多雜日食災變等無關政俗之事。《尚書》亦當時官話耳。據此而欲知其時社會之真，蓋亦難矣。

民間傳説，自非史官載筆，拘於成例者比。然傳述信否，亦視其人之知識程度以爲衡。咸丘蒙謂“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叟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叟，其容有蹙”，孟子斥爲齊東野人言。《萬章上》。然顔率謂齊王“周伐殷得九鼎，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 《戰國·東周策》。此固當時所謂君子之言也，與齊東野人亦何以異？此等離奇之説，今世亦非無之，苟與野老縱談，便可知其情況。惟在今日，則真爲齊東野人之言，在古代，則所謂君子之言者，實亦如是耳。其知識程度如此，其所傳尚可信乎？夷考古人治史，用意不越兩端：一如《詩》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者。《大雅蕩》推而廣之，則《漢志》論道家，所謂“歷記古今成敗存亡禍福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者也。一如《易》所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大畜·象辭》。孟子所以欲尚論古人也。《告子下》此可謂之政治學，謂之哲學耳，皆不可謂之史學也。職是故，古人於史事信否，絶不重視。遂流爲“輕事重言”之弊。見《史通·疑古篇》。此義於讀古史最要，必須常目在之。不但時地人名，絶不審諦，甚或雜以寓言。如《莊子·盜跖篇》是。又其傳授皆資口耳，既無形迹可憑，遂致淆譌無定。興會所寄，任情增飾；闕誤之處，以意彌縫。其傳愈久，其譌愈甚。信有如今人所言，由層累造成者。然觀其反面，則亦知其事迹之真者之逐漸剥落也。此讀古書單辭隻義之所以要。因有等事，傳之未久業已不能舉其詳，然猶能言其概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誠不失爲矜慎。然史事之傳譌者實因此不能訂正。間有加以考辨，如《孟子·萬章上篇》所論，《吕覽·察傳篇》之所言，亦皆以意言之耳，不知注意事實也。而其不加考辨，甚或以意飾説者，更無論矣。古代之史材如此，治之之法，又安可不講哉？

古人既無記事之作，則凡讀古書，皆當因其議論，以億度其所據之事勢。至其所述之事，則當通考古書增減譌變之例，以求其本來。此非一言可盡，亦非倉卒可明。要在讀古書多，從事於考索者久，乃能善用之而寡過也。辨古書真僞，古事信否之法，梁任公《中國史學研究法·史料搜集》一章，言之頗詳，可資參考。惟其書爲求初學瞭解起見，言之過於確鑿。一似有定法可循，執此若干條，便可駕馭一切者，則不免俗所謂“説殺”之弊耳。大抵所謂辨僞者，僞字之界説，先須確定，而今人多不能然。其所謂僞者，忽而指其書非古物，忽而泥於用作標題之人，謂其語非其人之所能出，遂概斷爲僞物。如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摘《管子·小稱篇》記管仲之死，又言及毛嬙、西施，而指爲僞作之類。其實由前之説，古書之僞者並不多。以僞書仍各有其用也。如前所述，《鬼谷子》全爲僞書，無用。《列子》、《孔子家語》，則仍各有其用。由後之説，則古本有一家之學，而無一人之言，凡書皆薈萃衆説而成，而取一著名之人以爲標題耳；而輾轉流傳，又不免有異家之書羼入。此古書之所以多錯亂。然編次之錯亂是一事，書之真僞又是一事，二者固不容相混也。

據實物爲史料，今人必謂其較書籍爲可信。其實亦不盡然。蓋在財産私有之世，事無不爲稻粱之謀。而輕脱自憙，有意作僞，以爲游戲者，亦非無之。今之所謂古物，僞者恐亦不啻居半也。即如殷墟甲骨，出土不過數十年，然其真僞已屢騰人口。迨民國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派員訪察，則作僞者確有主名；而市肆所流行，真者且幾於絶迹。見《安陽發掘報告書》第一期《民國十七年十月試掘安陽小屯報告書》, 《田野考古報告》第一期《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晚近衆目昭彰之事如此，況於年久而事闇昧者乎？古物真僞，若能據科學辨析，自最可信。然其事殊不易，如殷墟甲骨，其刻文雖僞，而其所用甲骨則真。無已，惟有取其發見流傳，確實有據者。次則物鉅功艱，爲牟利者所不肯爲，游戲者所不願爲者。又次則古物不直錢之地，較之直錢之地爲可信；不直錢之世，與直錢之世較亦然。過此以往，則惟有各抒所見，以俟公評而已。至今世所謂發掘，自無作僞之弊，然其事甫在萌芽，所獲大少。亦且發掘之物，陳列以供衆覽者少，報告率出一二人，亦又未可專恃。藉資參證則可，奉爲定論，則見彈而求鴞炙，見卵而求時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