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有些人能够在没有野生生物的环境下生活,而有些人则无法忍受。我属于后者,我写下的这些文字,便代表着我们这类人的喜悦与困窘。

在野生生物未被社会进步彻底扼杀前,它们的存在就如刮风下雨、日出日落般自然。如今,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为追求所谓更高的“生活水平”而牺牲那些自然、野生、自由的东西,值得吗?对于我们中的少部分人而言,有机会一睹大雁的风采,远比能看上电视更为重要;看到白头翁花绽放的权利,就像我们的自由谈话的权利一样,也是不可让渡的。

我承认,直至机械化确保我们不再饥肠辘辘,直至科学揭示了野生生物从何而来又如何生存的戏剧之前,这些生物对于人类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其实,所有的争论累积至今已经有了结论。在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大自然回馈给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少。只有极少数人发现了这一规律,而我们的反对派当然不会这样认为。

我们必须依据现状做出改变,此一拙作便是我提出的应对之策,它可以分为下述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讲述我和家人在远离现代喧嚣的世外桃源——“小木屋”欢度周末时光的见闻轶事。我们这个“更大更好”的社会先是榨干了威斯康星[1]这片沙乡农场的全部价值,之后又抛弃了它。我和家人试图拿起铲子和斧头重建这个农场,寻回我们在其他地方正在失去的东西。就是在这里,我们寻求到了上帝给我们的食物与馈赠。

我们把这些关于“小木屋”的速写文章按季节编排,构成了这部《沙乡年鉴》。

第二部分,“速写——这儿和那儿”,叙述了我生命中的一些小插曲。这些插曲在生活中给我教导,并逐渐使我发现伙伴们与我的分道扬镳。想及此,时而令我非常痛苦。这些插曲遍布整个美国大陆,纵贯40年,可以作为拥有着共同标签的“自然保护主义”问题的良好样本。

第三部分,“结论”,从逻辑学角度阐释了我们这些持有不同意见者的观点。

只有与我们这些人志同道合的读者,才会尽力尝试寻求该部分所提哲学问题的解决之道。我想,或许可以说,这些文字是在告诉我的同行们,如何重新达成意见上的统一。

自然保护主义与我们现有的亚伯拉罕式土地观念[2]背道而驰,因此逐渐沉寂了。我们之所以滥用土地,是因为我们把土地作为人类的附属财产。而唯有我们把自己视为土地的附属品时,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热爱和敬畏土地。土地无法免受经过机械化全副武装的人类的影响,我们也无法在科学的前提下收获土地对于文化原本能够贡献的美。

“土地是一个群体”,这是生态学中的基本概念,但“土地值得我们热爱和敬畏”却属于伦理范畴。“土地孕育了文明”,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如今却被抛到九霄云外。

我的这些文章,便是试图将这三种概念联结起来。

诚然,我对土地与人类关系的观点难免受个人经历和偏见的影响,甚至是扭曲的。但是,不论真理藏身何处,有一点却水晶般透彻——我们这个“更大更好”的社会就像患上了忧郁症,整天因经济健康问题而惶惶不安,结果反而失去了保持自身健康的能力。整个世界如此贪婪,意欲拥有更多浴盆,却丢掉了制造浴盆甚至关掉水龙头所需的稳定性。现在看来,可能没什么比健康地审视物质财富过剩更有益的了。

也许,对照自然、野生、自由的事物来重新评估那些非自然、驯服、受约束的事物,可以帮助我们实现价值观念上的转变。

奥尔多·利奥波德
1948年3月4日 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


[1]美国威斯康星州面积的45%为森林区,土地肥沃,是花旗参的主要产地,农业以奶牛饲养为主,有“美国奶牛场”之称。

[2]《圣经》中亚伯拉罕对土地的理解可称之为“亚伯拉罕式土地观念”。这种传统土地观念完全从人的功利目的出发,认为土地的唯一价值就是工具价值,人始终是土地的征服者。在人类社会中,这种价值关系完全是单向的,人类仅仅满足于对土地的索取和利用,而无所谓对土地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