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佛学的起源

佛教创始于古代印度。古代印度在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出现了一种“种姓”制度。这种制度规定，种姓之间界限森严，不能通婚、交往，甚至不能共食、并坐。当时社会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大种姓。其中婆罗门是控制宗教祭祀权的僧侣阶层，是最高阶层，是神权的代表；其次是刹帝利，他们是包括掌握军权的国王和武士阶层的军事贵族集团；第三等级的种姓吠舍，是具有人身自由的普通部落村社成员，他们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经营劳动；最下等级的种姓称为首陀罗，他们绝大多数是在部落战争和阶级分化过程中破产的农民，或是失去吠舍身份的人，或是战争中的俘虏，他们沦为仆役，也有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首陀罗种姓不能与其他种姓通婚，是社会地位极端低下的农奴贱民。当时，统治阶级就散布神话：婆罗门是造物神梵天用口创造出来的，刹帝利是用两臂创造的，而吠舍和首陀罗却是梵天用两股和两脚所创造。各种姓之间地位的悬殊，从这个神话中也体现了出来。这种明显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佛教起源的社会背景和阶级根源之一。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倡导众生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的产生，是有着一定进步意义的。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姓乔答摩（过去译为瞿昙），名悉达多，生活年代在公元前7世纪～前6世纪。东南亚佛教国家曾以公元1956年作为他涅槃2500周年纪念，按照这个说法，释迦牟尼去世于公元前544年，而生于公元前624年，大约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代，有的学者还算出释迦牟尼比孔子早逝7年。

悉达多出生于释迦族聚居的迦毗罗卫城，这个地方位于喜马拉雅山下，在今尼泊尔境内，当时是拘萨罗国的属国。释迦牟尼的父亲是迦毗罗卫的国王，名首图驮那，汉译为净饭王；母亲是天臂城主的女儿摩诃摩耶。印度古代风俗，妇女要回到娘家分娩，摩耶夫人在临产前回到与迦毗罗卫隔河相对的天臂城途中的兰毗尼园（也在今尼泊尔境内），生下了王子悉达多。7天以后，摩耶夫人去世，悉达多由姨母摩诃波阇波提抚养。

悉达多从小在宫廷内长大，所受教育严格，生活豪奢，成年后娶了同族摩诃那摩长者的女儿耶输陀罗为妻，生了一个儿子，名叫罗喉罗。

悉达多家族虽属于刹帝利种姓，但由于当时印度农业、工商业的发展，新兴的奴隶主大国不断发动对小国的兼并战争，还有一些曾受婆罗门压迫的贱民在社会动荡中走上了统治地位。日益尖锐的矛盾展现在这位养尊处优的年轻王位继承人面前，引起了悉达多太子的思考。即使在出游四门的娱乐中，他所见到的生、老、病、死等不可解脱的痛苦，在时刻折磨着他；甚至陪伴他欢度良宵的妃嫔们的柔姿媚态，在他眼前也都化作了魔鬼夜叉般的丑恶。展现在他面前的现实世界是弱肉强食和尔虞我诈。这一切都成为他佛家思想认识论的出发点。排除神话的种种渲染，悉达多确实放弃了王位的继承权，逾城出走了，成为佛教的第一个出家人，这年他29岁。据说，在众多的世间痛苦面前，他曾在北门得到一位沙门（修道者）的启示，使他肃然起敬，从而采取了出家的行动；他剃除须发，披上袈裟，也成了一位寻求解脱的沙门。

走失了太子的净饭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选派了同族子弟侨陈如等5人，也出家成了沙门，和悉达多太子结伴，并随时进行照顾。

太子出家是为了寻求解脱生死、摒除苦恼的方法。他拜访了毗舍离、摩伽陀等地的许多著名的苦行者和沙门，未能得到使他满意的答案。后来，他又经过在苦行林中的6年苦修，非但没有得到解脱，反而弄得皮骨相连，像似一具活的骷髅（后来佛教所供奉的一种极瘦的释迦像，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时期的释迦苦行像的）。于是，他带着侨陈如等5人走出伽耶城南优楼频螺村的苦行林，在尼连禅河洗净了身体，饮用了一位牧羊女供养的乳糜，恢复了体力。侨陈如等人看到了这些情景，以为太子放弃了追求，便都离他而去，北渡恒河，到鹿野苑去修行。

其实，悉达多太子并未放弃初衷，他坚定信心，走向伽耶城外的毕钵罗树下静坐，苦思冥想，以求人生苦难的解脱方法。这是一个激烈而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要把种种现实生活中的邪恶和诱惑加以排除，从而达到清净的思想境界。在“若不成佛道，决不起此座”的大决心之下，他终于在天将破晓明星出现的时候，顿然彻悟，确信已经寻求到了人生痛苦的本源，可以断除生老病死的根本，使贪、嗔、痴惹起的种种烦恼不再发生。以此为界，悉达多太子终于成道，成为佛陀。后来就把这一树下省悟的过程形象地说成是群魔乱舞，其对悉达多太子进行种种勾引和诱惑，而悉达多太子不为所动，终成正果。这个过程，也就叫作“降魔成道”。这一年悉达多35岁。因为佛陀是在毕钵罗树下成道的，后来毕钵罗树就被称作“菩提树”。“菩提”是觉悟的意思。在此后的漫长时期内，佛教在兴起偶像崇拜以前，菩提树及其雕刻绘画的形象已是皈依佛教徒众们顶礼膜拜的圣物。

我们之所以较为详细地叙述了释迦牟尼成道的过程，是为了给本书读者一个说明：哲人所创立的思想体系，是源于生老病死的痛苦而激发出的。时至今日，即便是现代医药学，也未能离开对生老病死的研究和实践。

佛教在古印度的形成阶段，它所追求解脱的是人生问题，而不是为了去解决社会问题。但是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在后来的发展和衍化过程中，尤其是在阶级社会中为了取得相应的地位，或者是出于满足阶级社会不同阶级的各自需要，才愈来愈多地成为社会问题，成为反映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且随着经济基础的转变，努力寻找自身在上层建筑中的坐标位置。这样，它便有更多的机会广泛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各个阶层，成为芸芸众生在现实无法解释的现象面前一种无所不能的补充。救苦救难的救世主形象的确立，也包含了人类与自然斗争，与生老病死斗争所取得的经验，其总结的理论成果具有无量的功德，宗教中的医药学成分的存在，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宗教所具有的强大的精神作用，通过虔诚的信仰，又将体育或药物的医疗实践产生的作用加以升华，从而达到一个机械唯物论所不可解释，而又充满神奇效应的大千世界。正统的中医学，没有排斥这些外来的神乎其神的医身医心的医术，既吸取其合理的部分，又将所取得的成就融入到佛教典籍和组织之中，加以推广，普济众生。

在菩提树下得道的35岁的悉达多，首先来到波罗奈城，召回了离他而去的5位侍者，在鹿野苑中向他们讲解了自己证悟的佛法。这5位侍者不但成为第一批聆听佛法的人，而且都皈依了佛法，成为释迦牟尼的第一批弟子。佛教史上将这次说法称作“初转法轮”。“初转法轮”标志着作为宗教传播的佛法的三个主要部分的具备和佛教的产生。这三个组成部分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三宝”，即佛、法、僧。佛，便是得道的悉达多·释迦牟尼；法，指苦、集、灭、道的“四谛”；僧，是指出家弟子，初转法轮时只有侨陈如等5人。

“四谛”作为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是佛学的四条真理。具体地说，“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苦谛是将观察世俗世界和人生而得出的认识归纳成一个“苦”字。其中除生、老、病、死四种苦以外，还有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盛共八种苦。集谛分析世间人生造成痛苦的原因，是由于贪嗔愚痴等错误的行动和语言造成的，即所谓身、语、意三业。“业”作为佛教的专门用词，有着特定的含义，在佛学中使用非常广泛。灭谛是说要断除造成苦果的一切原因，从而达到“解脱”“涅槃”这样的佛教最高理想境界。而道谛是指到达最高境界的道路和方法。苦、集、灭、道四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是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表述过程，正像从病情观察，病因分析，到医疗方案的制定和施治。苦谛所列举的八种苦和痛苦时的苦，快乐结束时的苦，不苦不乐被无常的自然规律所支配的苦，此所谓三苦的列举类聚，正是致病的原因。先秦诸子有关养生的许多论述，同佛家这些基本论点有许多相通之处。两汉时期渗透在艺文典籍中的许多养生观点也证明了这一点。立足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学与佛学的关系，可以从其思想理论基础上加以认识。

“初转法轮”之后的释迦牟尼，在各地旅行播道，影响越来越大。拜火教的大迦叶三兄弟和舍利弗目犍连等德高望重的学者，也都带来自己的信徒皈依了佛法，加入了佛教最早的僧团。后来，许多国家的国王和贵族也都信奉了佛教。在他返回故土迦毗罗卫城的时候，他的儿子罗喉罗、族兄和他的姨母也都在他的教化之下皈依了佛法。

释迦牟尼带着他所组建的僧团，在恒河流域，既弘扬佛法，又不断地完善着他的宗教组织，共45年。在他80岁的时候，终于侧身安卧在拘尸那伽城外的两株娑罗树之间，得到了圆满的静寂，安然地离开了那充满痛苦的人生。这便是佛法所追求的“涅槃”境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卧佛的形象，便是记述释迦毕生事迹的八相成道的最后一相涅槃相。无论是经书描写，还是艺术形象都有记载和表现：释迦涅槃时，众弟子悲恸不已，震动天地，纯乎一片人之常情。释迦火化以后，还有八王分争舍利之说。舍利即是佛的身骨，这些舍利，后来有的被中国西行求法的高僧迎奉至汉地造塔供养，中国始有佛牙舍利、佛指舍利塔的存在，也才有如唐代韩愈《谏迎佛骨表》等著名文章的出现，此是后话。

在释迦牟尼涅槃后的100年中，佛教的存在与发展基本上保持着佛陀在世时的情况，徒众们严格按照教义行事，保持着内部的统一，这个时期，被称作“原始佛教”时期。但是，由于后来对教义和戒律的不同理解和纷争，而分裂成“上座部”与“大众部”两大“部派”，佛教进入了“部派佛教”时期。由于阿育王和迦腻色迦王等人的大力倡导，这一时期的佛教有了很大的发展，开始走出印度国门，播扬域外。阿育王是孔雀王朝（约前324～前187）的第三代国王（约前268～前232在位），由于扶植佛教被誉为“护法名王”。据说，公元前261年，阿育王征伐羯陵迦国，杀敌10万，俘敌15万。他看到战败者的悲痛，除下诏自责外，还皈依佛教以求赎罪，在国内广造寺塔，有建塔84000座的记载。他向佛教僧团大量施舍土地和财物，又派遣僧人到缅甸、锡兰、中国西藏、叙利亚、马其顿等地传播佛教，还在首都华氏城组织了佛教僧众的第三次结集。这是印度佛教的极盛时期。

另一个印度的护法名王是贵霜王朝的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王。贵霜王朝建立于公元1世纪中叶，至公元3世纪渐衰而解体，它极盛时期疆域横跨中亚和印度半岛西北部。对于迦腻色迦王的传说记载甚多，但崇信佛教，修建佛塔，构筑寺庙，雕造佛像，供养僧众，结集比丘，编印佛典，应是他成为护法名王的主要原因。由于贵霜王朝是在不断的扩张过程中强盛起来的中亚大国，其与当时的世界大国中国、罗马、安息不但毗邻，而且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贯穿于这一带的丝绸之路，为佛教的东传与其他领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通道。迦腻色迦王对贵霜王朝境内的文化采取兼容并蓄和保护的政策。他所组织的第四次佛教结集的地点，在现在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一带，是大乘教派的发源地，对后世影响极大；对汉传佛教的影响就显得更为突出，汉代以后到中国传教译经的许多高僧，就来自这里。

在“原始佛教”时期，佛教是没有雕像的；佛教艺术史上有名的犍陀罗艺术，在“部派佛教”时期的贵霜王朝才出现。犍陀罗是印度古代国名，位于印度河上游，首都所在地即今天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当时称作咀叉始罗。这一带曾先后处于波斯和马其顿、希腊的控制之下，公元前4世纪，并入印度孔雀王朝。贵霜王朝出现了古印度雕刻艺术的希腊化时代，由于佛教信仰的需要，用希腊雕刻的手法与风格塑造释迦和菩萨的造像，从面型到衣饰纹理，都具有典型的希腊特点，是典型的东西方文化汇聚的产物，对后世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艺术流派，随着佛教的传播，首先对我国的佛教石窟艺术产生了影响。贵霜王朝时期相当于我国东汉三国魏晋时代，迦腻色迦王在位时期，正是史有明文的佛教刚刚传入中国以后，所以迦腻色迦王不但是印度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佛教史中不可忽略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