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

一、《黄帝内经》

（一）《黄帝内经》 的作者与成书

《黄帝内经》简称　《内经》，最早著录于　《汉书·艺文志》。该书记载有医经七家，即：《黄帝内经》18卷，《黄帝外经》36卷；《扁鹊内经》9卷，《扁鹊外经》12卷；《白氏内经》38卷，《白氏外经》36卷，《白氏旁篇》25卷。传世的　《素问》《灵枢》各9卷，因为恰合于《汉书·艺文志》所说　《内经》18卷之数，西晋皇甫谧猜测此即　《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内经》，此说被后人沿袭至今。此外，当时还有许多不见文献记载的医学著作，如马王堆出土的14种医书等。而　《内经》中所引用的已佚古医书也多达20余种，如　《上经》　《下经》《从容》《五色》《黄帝扁鹊之脉书》《揆度》《奇恒》等。这表明　《内经》是在为数众多的更古老的医学文献基础上成书的。作为一部总结性医学理论著作，不可能出自一时一人之手。一般认为，这部书大约在战国至秦汉时期由许多医家搜集、整理、综合而成，其中甚至包括东汉乃至隋唐时期某些医家的修订和补充。近年学术界多倾向于成书时间为西汉。

现在流传的　《内经》，包括　《素问》与　《灵枢》两部分，原书各9卷，每卷9篇，全书共计162篇。其中　《素问》在唐代已缺佚第7卷，唐太仆令王冰整理注释时，增补了　《天元纪大论》等7篇，另外两篇　《刺法论》和　《本病论》则仅存篇名，宋代补入此两篇，显然是后人伪托之作，故被称作　“素问遗篇”。《灵枢》又名　《九卷》和　《针经》，在较长时间内曾经失传。高丽宣宗帝于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遣黄宗慤来中国呈送　《黄帝针经》善本9卷。当时中国　《针经》已亡佚，遂得以此　《黄帝针经》为底本重新颁行，这是对中国医学文献保存的一大贡献。现传　《灵枢》是由南宋史崧献出的　“家藏旧本　《灵枢》九卷”为底本整理行世的。

（二）《黄帝内经》 的内容和成就

《内经》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及疾病预防等基本理论问题，内容十分丰富。其中，　《素问》重点讨论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以及病证、诊法、治则、针灸等内容。《灵枢》除了论述脏腑功能、病因病机之外，还着重介绍了经络、腧穴、针具、刺法及治疗原则等内容（图2-7）。其基本精神和主要成就如下：

1.医学与哲学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哲学，医学也是如此。古人在探索人体生命现象的过程中，必然要受当时哲学思想和认识论、方法论的影响。运用哲学观点去认识人体的生命活动，探索防治疾病、延长寿命的方法，并且结合从临床实践中得到的医疗经验，通过不断地认识和实践，最终升华为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关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产生中医学理论的基础之一。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人的生命活动自始至终都离不开自然界的变化，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深深地渗透于中医学的理论与临床实践之中。在自然界中，人的生命活动是作为一个整体被认识的。这些思想后世称作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特色之一，也是　《内经》在论述各种问题时所贯彻的思想原则。

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是　《内经》整体观的一个突出内容。人处于天地之中，自然环境、四时气候直接影响到人体健康或疾病的流行。四时气候的正常规律是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人体与之相适应，故有春夏阳气发泄，气血容易趋向体表，表现为皮肤松弛、疏泄多汗；秋冬阳气收藏，气血容易趋向于里，表现为皮肤致密、少汗多溺等变化。如果四时气候反常，人体就会发生相应的病理变化。而四季气候不同，疾病流行也不同。《内经》记述了某些慢性病常在气候剧烈变化或节气交换的时候发作或增剧的现象。在医疗实践中，《内经》提出的春不宜苦寒、夏不宜辛温、秋不宜刚燥等治疗原则，都是从整体观念出发制定的。

《内经》强调人要顺应自然环境的变化，注意饮食起居、精神修养，培养机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及　“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就是要人们主动地利用和顺应自然，防止有害因素的侵袭。这种从人与自然相联系的观点出发而确立的预防医学思想也是中医学的特点之一。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疾病的发生与社会环境有关。《内经》对于社会环境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问题，也有许多论述。《内经》强调医家不仅要掌握医药知识，而且还要懂得天文、地理，了解人类社会，即　《素问·气交变大论》所说之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才能全面把握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否则，就会像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所言：“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这一思想至今仍对中医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不仅人与自然、社会构成一个整体，人体本身也是一个有机整体。《内经》中所论述的人体结构中的五脏六腑、体表毛发、五官九窍等，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相属，通过经络互相协调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脏腑各有络属，在体内各有所主，在体表各有开窍，局部的变化可以影响全身，体表的变化能够反映到内脏。《内经》强调整体观念，注重功能上的联系，而不仅仅是人体形态结构。《内经》中著名的　“有诸内必形诸外”　“以表知里”的思想，是中医学四诊合参的理论基础。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也体现在形神关系方面。《内经》对此赋予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如　“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指出了机体对情志的决定作用；还指出　“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说明情志对机体的调节作用；并注意到通过调节情志，消除病理变化，恢复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正是从这一整体观念出发，中医学产生了七情病因学说和调节情志的心理疗法。这些内容在心理卫生学和精神治疗学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阴阳和五行分别产生于商周之际，既是古人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邹衍把二者联系起来，用以认识自然与社会。马王堆出土的简帛医书中，已提及阴阳而未见五行，《内经》将这一哲学思想系统地引入医学，从而使阴阳五行学说成为中医分析人体生理、病机，进行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和哲学基础，并以这些思想为指导，构建了中医的理论体系，探索和解释自然与人体生命的各种现象及两者的关系。这样，阴阳五行学说不仅作为医学理论的哲学方法，而且深入到医学的各个环节，直接成为中医基本理论的重要内容。

阴阳学说是古人用来说明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理论，是认识事物和掌握事物发展规律的一种思想方法和说理工具。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反映阴阳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动力；另一是提出阴阳是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古人通过日月星辰的运行、寒来暑往的变迁，以及日常的生活实践，逐渐认识到任何事物都具有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人体也如此。阴阳双方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又相互转化、运动发展；既矛盾，又统一；而且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生有形，不离阴阳。”《素问·阴阳离合论》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说明阴阳的对立统一是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也不例外。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要探求疾病的本质，必须认识和掌握阴阳变化的根本规律。人体的生命活动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体阴阳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取得平衡的过程。这种平衡遭到破坏，就会发生疾病。如阴阳偏盛则出现　“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或　“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的病理表现；阴阳偏衰则出现　“阳虚则内寒，阴虚则内热”的病理变化。所以《素问·生气通天论》提出了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著名论断，对于临床医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行的记载，最早见于　《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可见，五行实际上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五种基本物质，它们各有不同的属性和功能。五行学说认为世界万物是由五种基本要素构成的，这是古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认识方法，也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观点。这五种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表现为相生相克的规律，并以此说明事物的内在联系及事物之间的关系。相生与相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方面，没有　“生”就没有事物的产生和成长，没有　“克”就不能维持协调变化和发展。不仅如此，事物是复杂多变的，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相反相成。只有这样才能使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保持相对的平衡。

《内经》运用五行的不同属性和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阐明人体的内在联系、生理、病理、精神情志等变化，以及人体与自然环境的联系等内容，说明各脏腑之间的功能要维持平衡，既不能不及，也不能太过。如在生理方面，以五行配五脏，说明脏腑的活动彼此间有着既相资生、又相制约的关系，并以四时五气的变化来说明人与自然环境的密切关系；在病理方面，以五行的生克规律来解释疾病的传变关系，并以生克关系的失调，即　“亢则害”作为产生病理变化的主要原因；在治疗方面，以恢复人体生克关系的相对平衡，即　“承乃制”作为治疗的目的。将五行学说引入医学的最大特点，就是用来认识和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明人体脏腑及各器官相互联系的整体关系。

阴阳学说强调事物的运动变化，揭示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动力和形式；五行学说构成整体的有机网络，揭示世界万物之间的整体联系和规律。二者都反映了世界万物运动的循环思想，如阳消阴长、阴消阳长、穷极必反，以及五行的相生相克、终而复始。这种模式和机制要求阴阳平衡，五行协调，正如　《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言，要　“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阴阳五行学说在医学中的运用，促进了整体观念的产生和整体综合方法的建立。

2.脏腑经络学说　脏腑经络学说或称藏象经络学说，以研究人体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揭示了人体各功能系统的作用和内外联系。藏象学说还指出了精、神、气、血、津液等的生理作用，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内经》中有关脏腑的认识是建立在古人的解剖学知识和治病的实践基础之上的。《灵枢·经水》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皆有大数。”在　《灵枢·肠胃》中记载了大小肠的长度与食管长度的比例约为35∶1，而现代解剖测得其比例为37∶1，可见古人对人体内脏结构的认识确有解剖基础。在《内经》关于脏腑生理功能的描述中，对心与血脉关系的论述十分突出。如　“心者，生之本”，“心主身之血脉”，“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等，说明心脏是主宰血液运行的中心，血液运行　“如环无端”地周行不止。这是最早涉及血液循环的记载。

《内经》认为，五脏是人体最重要的脏器，因为它贮藏着精神气血等生命活动中重要的物质，是生命的根本。如　《灵枢·本脏》说：“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同时，五脏是全身其他脏器组织和精神活动的主宰者与支配者，也和外界环境如四时气候变化等有联系，如肝主胆、主筋、主怒、属春、属风等。把五脏六腑看作整个生命现象和生理活动的中枢，不可损伤。《素问·灵兰秘典论》分别介绍了心、肝、脾、肺、肾、胃、胆、大小肠等的不同作用，说明人体的呼吸、循环、消化、排泄、生殖、免疫等各种功能与五脏六腑密切相关。《内经》有关藏象学说的内容十分丰富，突出了人的整体性、人与外界环境的统一性，成为中医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

《内经》的经络学说，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络是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筋肉、皮肤，沟通人体上下内外的通道，构成人体联络、运输和传导的体系。《内经》中对经络学说有许多精辟的论述。《灵枢·经脉》认为：“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内经》对十二经脉的循行走向、络属脏腑及其所主疾病均有明确记载，对奇经八脉也有所论述。如　《灵枢·逆顺肥瘦》将十二经的循行概括为　“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构成了　“阴阳相贯，如环无端”的循环路径。各经之间互相衔接，互为表里。由于每条阴经属于一脏，并与一腑相连络，每条阳经属于一腑，而与一脏相连络，因此将人体周身四肢和脏腑紧密地联系起来。由此可见，经络在诊断和治疗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

3.病因病机与诊断治疗原则　　《内经》讨论了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及理法方药的基本原则。其中虽无　“辨证论治”一词，但这一思想最早出自于　《内经》辨析证候、审定病机、守机施治等诊治疾病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之中。辨病候、审病机是临床诊治疾病的基础，在这方面，《内经》的论述十分丰富。

《内经》阐述的病因学说，外因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内因涉及饮食、情志、劳逸等。其特点是注重讨论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之后所发生的各种反应，而不在于更多地研究致病因素本身。

病机是探求病理、分析病证的基础，也是辨证论治的前提。　《内经》十分重视病机的研究，有关病机的论述约占全书内容的四分之一以上，涉及疾病的发生、发展，包括病理变化、疾病传变、寒热虚实，以及发展变化规律等内容。既有内在机理，又有外在表现，构成了较为系统的学说。

在诊断方面，《内经》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理论为依据，论述了望、闻、问、切四种诊断疾病的方法和原则，为后世诊断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强调诊察人体神气盛衰的重要作用，将　“四时五脏阴阳”贯穿于诊法学说之中等。

在治疗疾病的原则方面，《内经》提出协调阴阳、标本缓急、正反逆从、补虚泻实、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等诸多法则，充分反映了整体思想与辨证观点。在治疗疾病的方法上，论及了针刺疗法、方药疗法、饮食疗法、情志疗法等，尤其突出地论述了针刺疗法，以及包括经络、腧穴在内的有关针灸学理论，这成为中医学的重要特色，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内经》中注重疾病预防的思想也很突出。认为高明的医生，应该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一作兵），不亦晚乎！”这种　“治未病”的思想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在摄生方面，《内经》总结了古代预防疾病和延年益寿的方法，并将其纳入以藏象为中心的理论。《素问·上古天真论》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被后世尊为养生的基本原则。“和喜怒而安居处”等养生思想，也一直为后人所遵循。

（三）《黄帝内经》 的价值及其影响

《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书中充分反映出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两大特点，对人体的生理、病理，以及诊断、治疗、预防、养生等内容，有着比较全面的论述。《内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国医学从经验积累的阶段上升到理论总结的阶段，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内经》作为我国古代医学文献中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历史上一些著名医家的重要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创新多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如东汉张仲景撰写　《伤寒杂病论》时，曾　“撰用　《素问》　《九卷》”。晋代皇甫谧编写　《针灸甲乙经》，是以　《素问》和《针经》为主要依据的。金元时期刘完素的火热致病论，李杲的脾胃内伤理论，朱震亨的阴阳升降、君火相火、杂病证治的学说等，无不源于对　《内经》的研究。不仅如此，《内经》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亦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历史上朝鲜、日本等国都曾把　《内经》作为医学教科书。其主要内容曾被译成日、英、德、法等国文字。

总之，《内经》以其极为丰富的内容，确立了中医学的学术思想体系，为中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仅中医学的理论或流派的崛起大多源于此书，而且生命科学、哲学及其他相关学科中某些新的思想和观念也或多或少可从其博大精深的论述中获得启示。这部书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临床实践，至今仍是习医者必读的经典著作。

二、《难经》

《难经》原名　《黄帝八十一难经》。设有81个问题，以问答体裁编撰而成。内容以阐述《内经》要旨为主，是继　《内经》之后的又一重要典籍。书名最早见于张仲景　《伤寒杂病论·自序》。唐代以前文献中著录本书作者多托名黄帝，唐代杨玄操归于扁鹊，均不足凭，其成书年代约在西汉末年至东汉之间。

《难经》大体上一至二十二难论脉学，二十三至二十九难论经络，三十至四十七难论脏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难论疾病，六十二至六十八难论腧穴，六十九至八十一难论针法。讨论的内容涉及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个方面，在理论上有许多富于创见性的内容，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

在脉学方面，它发展了　《内经》提出的　“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及“气口成寸，以决死生”的理论，主张气口即寸口，强调　“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论述了气口部位寸、关、尺三部脉的阴阳属性，每部的浮、中、沉三候，及其与脏腑经络的配属关系，开创了寸口定位诊脉法的先河，为后世医家所普遍采用。

在阐述脏腑生理功能时，《难经》首次提出命门之说，并强调命门在人体生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即：“其左为肾，右为命门。命门者，谓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为后世命门学说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难经》对经络学说、三焦的概念、五脏六腑的形态及针灸疗法等方面的论述，在　《内经》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对后世颇有影响。

三、《神农本草经》

（一）《神农本草经》 的作者与成书

《神农本草经》简称　《本经》或　《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书名冠之以“神农”，既与汉代一度盛行的尊古托古之风有关，也与古时神农　“尝百草”而发现药物的传说有关。以　“本草”代指药物，与古代药物以草本植物为主有关。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中说：“药，治病草也。”　《汉书·郊祀志》记载了汉成帝建始二年（前31）已有　“本草待诏”之职，这应该是　“本草”一词最早的记载。《汉书·平帝纪》记载了元始五年（5）朝廷曾经征召通晓天文、历算、方术、本草等教授者至京师，说明西汉时期已经开始重视对本草知识的整理和传授了。另据　《汉书·楼护传》记载：“护少随父为医长安……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则说明当时医药学的总结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

经过长时期药物知识的积累，两汉时期人们掌握的药物知识已经十分丰富，这是临证医学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临证医学的总结，药物学也逐步进入整理和总结阶段。西汉初期曾流行过药物学专著，《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提到淳于意曾受业于同郡的公乘阳庆，所传医书中有一部　《药论》，惜久已失传。目前汉墓出土的简帛医书中虽然没有药物学专著，但是在医方中可见大量的药物记载。其中，阜阳汉简　《万物》尽管残损严重，但是根据可辨认者统计，收载药物约110种。马王堆汉墓帛书　《五十二病方》中整理出药物243种，武威汉简　《治百病方》30余个医方中，可辨认的药物达100种。临床医学的发展，要求药物学有与之相适应的发展，需要对长期积累的用药经验和药物学知识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神农本草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神农本草经》最早著录于梁代阮孝绪的　《七录》及　《隋书·经籍志》，但是均未提及成书年代与作者。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曾有战国、秦汉、东汉等不同说法。一般认为，它与《内经》一样，是劳动人民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积累的药物知识，经秦汉以来许多医药学家不断搜集、整理，直至东汉时期才最后加工、总结成书的，有学者认为本书成于汉代本草官之手。

《神农本草经》原著已于唐代初年亡佚，现存多种版本的辑佚本，都是后人从　《证类本草》和　《本草纲目》等书中辑录出来的。目前通行的有清代孙星衍辑本、顾观光辑本等。

（二）《神农本草经》 的内容和成就

《神农本草经》3卷（也有4卷辑本），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本书总结了我国东汉以前药物学的经验与成就。

在药物分类方面，根据药物效能和使用目的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　《神农本草经·序录》载：“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　《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　《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　《下经》。”上品药无毒，多系滋养强壮类的药物；中品药有的有毒，有的无毒，多系滋养强壮而兼有攻治疾病作用的药物；下品药大多具有毒性，用于攻治疾病。这是中国药物学最早、最原始的分类法。这种分类，造成动物、植物、矿物药混杂，上、中、下三品界限不清，给临床用药带来不便，因此在后世的药物学著作中得到了改进。

书中概括地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的基本理论。《神农本草经·序录》中写道：“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者，宜用一君二臣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这是对组方用药规律等方剂学理论的简要阐述，对后世医家有一定影响。又说：药　“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良者，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指出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可以配合使用，药物合用后，有的会相互加强药物的作用，有的能够抑制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有的会产生强烈的毒副作用，因此应根据药物的具体情况配合使用，避免因配合不当而产生毒副作用。《神农本草经·序录》还指出：“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阴干暴干，采治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陈新，并各有法。”不仅简要地记录了药物的性能，而且说明了在药材产地、采集时间、加工炮制、质量优劣、真伪鉴别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法则。

书中对药物的功效、主治、用法、服法等内容也有一定的论述。据统计，书中提到的主治病证的名称，约有170余种，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及眼、喉、耳、齿等方面的疾病。经长期临证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书中所载药物的药效，绝大部分是正确的，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神农本草经》是总结我国汉代以前药物学成就的早期专著，集东汉以前药物学之大成，在药物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为我国古代药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魏晋以后的本草学都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此书至今仍具有参考和研究价值。

四、《伤寒杂病论》

（一）张仲景生平及成书背景

张仲景（约150—219），名机，南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一说河南邓州）人（图2-8）。其生平事迹散见于　《脉经》《针灸甲乙经》　《太平御览》　《名医录》等书中。

张仲景青年时期曾学医于同郡张伯祖，对于外感及杂病有深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东汉时期杰出的医学家。

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当时社会动荡，兵祸连年，天灾频繁，疫疠流行，给人民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张仲景在　《伤寒杂病论·自序》中提到，自己的宗族自建安纪年（196）以来，不到10年，两百多口人中就死去了2/3，其中患伤寒病而死的占7/10。面对这种情况，张仲景愤恨当时的士人之流，只知　“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不知留神医药，探究　“方术”，且　“各承家技，终始顺旧”，不求进取，甚至草菅人命。他　“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发愤钻研医学理论，攻读　《素问》　《九卷》　《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典医籍，“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结合当时医家及自己长期积累的医疗经验，著成　《伤寒杂病论》16卷。

《伤寒杂病论》成书后不久即散佚。后经西晋王叔和将其中伤寒部分整理编次成　《伤寒论》流传于世。北宋时期，翰林学士王洙从翰林院的　“蠹简”中找到一部　《金匮玉函要略方》，实际上是　《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校订此书时，删去专论伤寒之上卷，重新整理编次其中杂病部分，成为今传本　《金匮要略方论》，简称　《金匮要略》。

（二）《伤寒杂病论》 的内容与成就

《伤寒杂病论》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较为完整的辨证施治原则，从而使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临证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1.《伤寒论》以六经论伤寒　《伤寒论》全书共1 0卷，3 9 7条。“伤寒”在古代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泛指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一切外感病和各种疫病。《内经》将外感发热疾病的病因归之于　“伤寒”，指出　“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并且叙述了外感病从巨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传变的形式。张仲景通过对　《内经》的研究，以　《内经》提出的六经传变的基本原则为指导，进一步把外感病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所呈现的复杂症状概括归纳为六大类型，即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并以此作为辨证论治的纲领。在每一经中，将具有概括性、能反映本经病理机制的基本症状作为本经的总纲，如太阳病以头项强痛、发热恶寒、脉浮为总纲，阳明病以胃家实为总纲等，对每一经病的症状描写十分详细和完善。三阳病的特点是邪盛正不衰，故以表、热、实为主，病程较短。三阴病则多见虚寒里证，病程相对也较长。其传变规律因患者的具体情况而异，其中有传与不传，循经传或越经传，或直中某经，也有二经、三经合病或并病，还有因诊治不当而引起的变证、坏证等。通过六经证候的归纳，深刻地揭示了疾病的发展规律。由于六经包括手六经和足六经，又络属各个脏腑，因此六经辨证实际上是把疾病的发展和传变过程与整个脏腑经络相联系，体现了整个脏腑经络学说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

2.《金匮要略》以脏腑论杂病　《金匮要略》6卷25篇，以脏腑辨证论治内科杂病为主，也涉及妇科、外科疾病，其辨证施治的精神与　《伤寒论》一致；但该书不以六经分篇，而以病类分篇。内容包括肺痈、肠痈、黄疸、痢疾、痉、湿、百合、狐惑、疟疾、中风、历节、肺痿等40余种病证的辨证和治疗，兼及外科的疮痈、肠痈、浸淫疮和妇科的脏躁、月经病、妊娠病、产后病和其他杂病，还有急救及食禁等，直到今天仍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张仲景对杂病的论治，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础，根据脏腑经络病机进行辨证论治，开脏腑辨证之先河。在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方面也有突出成就。此外，仲景提出了　“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把复杂的病因概括为三大类，对病因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张仲景对外感热病与杂病的认识和临证治疗方法，被概括为辨证论治体系，成为后世临证医学的重要基础。

3.《伤寒杂病论》对方剂学的贡献　《伤寒论》载方113首（实为112首，其中禹余粮丸有方无药），《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际收载方剂269首，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　“群方之祖”。在方剂的君、臣、佐、使及加减变化方面有着严格的原则与要求。在因证立方、以法系方及遣方用药等方面，都形成了较系统的方剂学理论知识。如治疗伤寒表实证的代表方剂麻黄汤，根据病情和兼症的不同，加减变化而成麻黄加术汤、麻杏苡甘汤、大青龙汤等。

书中所记载的大量有效方剂，至今仍然在临床医疗实践中应用。书中载有多种方剂的剂型，如汤剂、丸剂、散剂、酒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软膏剂、肛门栓剂、阴道栓剂等，远远超出了以往简帛医书的记载。书中还记载了多种药物的炮炙方法，对于药物的煎服方法也有论述，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伤寒杂病论》不仅总结了秦汉以来我国人民与疾病做斗争的经验，而且进一步运用辨证施治的规律，丰富和发展了医学理论和治疗法则，给后世中医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因此，被历代医家奉为临证实践的　“圭臬”。

战国至三国，中医学进入系统的理论总结时期，《内经》　《难经》的产生，奠定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础，《神农本草经》系统总结了战国以来药物学的成就，《伤寒杂病论》全面反映了临床医学的突出进步，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被后世称作中医学　“四大经典”，成为中医学术体系建立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特别是　《内经》和　《伤寒杂病论》，创造了中医学观察生命活动、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一系列独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