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伟 残酷青春的深沉写作

——双雪涛短篇小说文本细读

作者简介

邱伟，专门史硕士，大连市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大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戏剧评论、文艺理论和地方史研究。在报刊、学术会议等发表专业成果40余篇，出版专著《戏剧中的历史天空——历史剧探微》。独立完成副省级课题2项，参与完成省市级课题5项。

残酷青春的深沉写作

——双雪涛短篇小说文本细读

双雪涛曾经那样费解《阿拉比》中少年手中的一枚银币，也在三十而立的时候顿悟未来的渺茫。“未来就像一条幽暗的隧道，时有微光闪过，但是看不清隧道那头是啥东西。”人生不过如此，没有谁能预知人生的种种幸福与不幸，更没有谁能看清世间的种种情怀。双雪涛在小说界是个新人，是位“80后”。他深刻了解“80后”的时代意义，所以没有故作成熟地说轻道重，而是还原了一个少年的纯真情怀。他的作品里充满了少年的友谊、爱情和青春的冲动、忧伤，然而作品并不是为充满了忧伤的青春而痛苦，只是满怀虔诚地闪过成人的世界。双雪涛仿佛就是一个黑白纪录片的拍摄者，每一幅画面都有特别的时代定格、场景定格、情节定格。透过一幅幅充满了记忆的黑白画面，双雪涛用自己独特的文学品格和朴素的智慧，穿入画面，穿透画面，去发掘这个时代、这个时期、这个特定的情境里的人性以及人的存在的种种可能性。

青春的创伤与叛逆

青春不仅是“80后”作家喜爱的题材，就连王蒙先生也写了《青春万岁》来纪念青春的无限风景。双雪涛在这一关注点上仿佛坠入了俗套，却给了我们一个不一样的青春。他的青春没有华美辞藻的堆砌，没有浪漫的牵手，更没有幼稚的海誓山盟，更多边缘性的青春走进了他的镜头。《安娜》《我的朋友安德烈》《跛人》《荒冢》都充满着青春的甜美和苦涩，在这类作品中“我”或者“我的朋友们”都是叛逆的孩子，至少在成人的眼中“我们”是叛逆的坏孩子。《安娜》中的安娜，说话的口气是“借过，好狗不挡道”，行事的规则是“在街上和其他学校的男生溜达，有时候上去扯男生的头发，很用力那种，揪住了还要晃一晃”。《我的朋友安德烈》中的安德烈穿跨栏背心上学，在课桌上刻字，对于老师的责罚毫不畏惧。《跛人》中的“我”甚至在高考结束的时候与女朋友翻墙逃上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荒冢》中的老拉，“头发烫成一个一个大的弯弧，头发帘遮过了眼睛。腿上穿着黑色的丝袜”，和“我”说话前先抽“我”一个大嘴巴。《大师》《无赖》则选择用孩子的视角去观察人物，无论是跛脚的囚犯、监狱的警察还是“腿上穿着黑色的西装裤，脚上蹬着黑皮鞋，上身穿着一件花衬衫，最奇怪的是，这人头上戴着一顶黑礼帽”的老马，在孩子的眼里他们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是社会上所说的“坏人”。《靶》是双雪涛唯一一个以好学生为主人公的作品，兰江以县里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大学，不抽烟、不喝酒，军训的时候，走路顺拐，不会踢正步，被教官踢得滚在地上，最终在打靶的时候射出了置人于死地的子弹。《大路》《长眠》则用科幻的手法诠释了青春的无限遐想。《大路》中的女孩子用生命去叛逆一种青春，多年后的午夜，竟会坐到“我”的窗前，问“我”这些年的生命到底值不值。“我们”轻松地对话，讨论这些年的青春：我们不为某个答案而活着，重要的是在流逝的岁月里找到比时光本身更有趣的东西。《长眠》中老箫用生命去守护一个村子的灭亡，小米则用生命去追随老箫的爱情。小说中无故下沉的玻璃城子，每天村子周围冉冉升起的白雾，自己跑到网里来的大鱼，长出六只鱼鳍和两只爪子自由游泳的司机，无一不增加了故事的科幻色彩。“我”将吞下水晶苹果的老箫沉入水底，是否真的解救了这个村子？难道这不是充满了各种可能的青春？

双雪涛的作品中每个孩子都在做着不一样的“坏事”，作者自由自在地书写着主人公青春的创伤和叛逆。他永远不选择俯拍，而是以平视或仰视的视角让生活本身自由地呈现，让每个人物从容地走出来，不依赖于爆破性的情节展示，所有的魅力都源自平实的叙述。难道他们的青春都是不美好的，是疯癫的吗？安娜曾经获得全国书法比赛的金奖、全国钢琴比赛的金奖。安德烈能够利用复杂的方程式精确地利用老师眼镜的反光来预先通报老师的暗访。在他的辅导下，“我”考了全班第一。兰江在军训中竟然连正步都走不好，可是在打靶的时候却是枪枪打中靶心。《大路》中的“我”从少管所出来，虽然干着抢劫的生意，但是当“我”决定去铺路的时候，“我”看了上学时该看的各科教科书，还有很多其他的书，并发现了其中的有趣之处。《长眠》中的“我”虽然因为被老箫抢走了爱人而痛恨他，可是最终“我”是他唯一信赖的人，并帮他完成了最后的长眠。单纯看故事的本身，并无新意，青春的创伤和痛苦离不开亲情、友情和爱情。但是，双雪涛用平淡的叙述，一层层揭开了他们内心中真实的自我，一个属于青春的微妙世界。青春校园题材作为小说的一种题材，深受年轻读者的喜欢，尤其是“80后”的作者，将青春的叛逆、疯癫，甚至是情爱描写得叛逆、颓废，抑或是自由奔放、毫无顾忌。双雪涛的青春则内敛、含蓄、静静观看又暗潮汹涌，看不到一点儿血丝的青春，却让人心搅着劲地疼。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性”已经成为小说里必不可少的元素，仿佛缺少了这个就是不完整的。双雪涛的青春是那么清澈，犹如孩童的双眸，黑白分明，水汪汪的。青春与情爱的懵懂不可分割，在他的作品里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安娜》中，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描写“我”与安娜的性爱，这在他的作品里很少见。通篇读来，没有淫秽，没有邪念，没有不堪入目的场景，每一种亲密都是一幅唯美的画面，透着青春年少的无知和好奇，最后的感知也是如此美好。这种性爱的场景不是为了存在而描写，而是极好地衬托了安娜对于“我”想爱而不敢爱的情感，以及我对安娜神秘的探知。最终的结果是“我们”不能相爱，“我”也根本不能进入安娜的世界，“我们”犹如两个世界的人，没有任何方式能让“我们”在一起。爱情是美好的，双雪涛呈现给我们的是单纯的爱情、美好的性爱，看似悲凉的结局，难道不是更加美好的开始吗？

想象时空里生活的重新架构

双雪涛很少对某一事物或事件多角度、多重性地描写。冷漠的纯客观写作成为他的一种惯用写法。他叙事的基本策略是扎实地推进，举重若轻，在看似粗粝的、对现实生活的复现中洞烛微探，深入肌理。在他的短篇中，他从客观的角度构建了一幅幅安静、自由的生活场面，故事的叙述往往向着没有刺痛感的、客观冷静的日常性展开。叙事的起点都是平缓展开，格局也不算大，但叙事方面则格外精致和睿智。对每一个人物的叙述都以客观化的语言风格推进，实在不能客观地描写，也会用大众普遍认同的观点来陈述。《无赖》一篇中，老马出场的描写是“腿上穿着黑色的西装裤，脚上蹬着黑皮鞋，上身穿着一件花衬衫，最奇怪的是，这人头上戴着一顶黑礼帽，这样一身打扮坐在倒骑驴上，路人无不侧目，以为是在拍电影也说不定”，从路人的侧目中可见，老马是一个大众眼光中的异类，所以“我”和“我”的母亲都认为他是“不正经人”。常常“自信而又无知地认为表象就是表象”，貌似客观公允的笔调，却不知不觉地推进反讽的力道。不知作者是否受到王小波小说叙事方式的影响，在轻描淡写中深刻地展示现实批判和讽刺。

在双雪涛的作品中，时间与空间绝少人为地刻意处置，总会别有用心地在叙述中制造一种模糊性，这种模糊性是叙事的可能性，是生活的可能性，也是人的可能性。在某个可知的空间里，总有些不可知的事情发生。《安娜》一篇中，为什么安娜会放弃弹钢琴，难道只是她妈妈认为学钢琴没用？《靶》一篇中，兰江的姐姐为什么死去，死后又被埋到很远的地方，难道只是为了不让她妈去看她？《大师》一篇中，瘸子怎样失去了另一条腿？看似一句话可以越过的情节却带给读者一个想象的空间：另一个情节生动的故事在这个空间展开。这个隐匿的空间正是作者轻描淡写下最看重的时空，所有的谜团，甚至是故事发生的起因，都在这个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所有乔装打扮的叙述都摘下虚伪的面具，血淋淋的现实在这个空间里是如此不堪。这种叙事方式和结构的架构往往都不去深刻地分析现实世界，也不对现实进程做过多评论，哪怕是通过主人公的嘴也察觉不到对现实的任何情绪，然而通过人物形态、语言和行动，那种情感已经自然而然地流出。每一个无法逃避的绝境、每一次生命的衰竭，都那样理所当然地发生。那种对现实的淡漠，对现实残忍的无情，反而是真真正正的热心和有情。

在双雪涛的小说中，这种时空错乱，在另度空间里重构故事的架构，《刺杀小说家》一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一部“关于写作小说的小说”。《刺杀小说家》以“我”的身份叙述故事，“我”接受老伯刺杀小说家的任务，却一步步陷入小说家的创作中。现实生活中的“我”因为女儿小橘子的走失而离家出走多年，没有面对妻子的勇气。小说中有一个名叫小橘子的女孩父母不见了，她因此受到赤发鬼的威胁。现实世界和小说的虚幻世界构成了两个不同的空间，可是小橘子却有效地沟通了两个空间。在“我”的启发下，小说中的小橘子的父母出现在刺杀赤发鬼的关键时刻。最后，小说中的小橘子同父母团圆；而现实中，“我”的女儿小橘子也在九个月前回到了妈妈的身边。是“我”的经历让小说家改写了小橘子的命运，还是小说家的故事治愈了“我”多年的创伤？在这种多重空间的结构中很难分得清。通过不同时空的交叠，互为补充了不同故事里的意义、象征性和气氛，从而获得统为一体的整合效果。

这种结构充分地发挥了小说的虚构功能，读者在小说虚拟的时空中驰骋想象。双雪涛打通了虚拟、现实和各时空的隧道，自由穿越其间，给读者以出乎意料的思想突袭和情感刺激，在创作上发挥了前辈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已经拥有操控繁复结构的构架能力。

平实语言唤回对生命的感受

小说终究是语言的艺术，是文学叙述的根本。双雪涛的语言紧致、内敛、直白，极少运用曼妙的修辞来装饰门面。他讲求一种从容的、不经意间的渗透。

通俗易懂、日常性语言的运用是双雪涛的语言风格之一。双雪涛从不用文字奋力地去表达现实的复杂性，所用的词汇大多是常用词汇。平实如画的语言，没有辞藻的堆砌，甚至很少形容，这源于作者丰富的生活积累。他的人物离我们很近，犹如隔壁街上的“二丫”、后院的“铁蛋”一样亲切。在“80后”的小说家集体打造的奢华青春里，这一丝人气是很难得的。在双雪涛的作品里，每一个场景都是现实的。房子被通知拆迁，搬着行李无处可去的工人家庭（《无赖》）；在医院门口叫卖茶叶蛋的夫妇（《安娜》）；密布着廉价的矮房和胡同，到处都是垃圾和脏水，即使在大白天，也会在路上看见喝得醉醺醺的男人的艳粉街（《荒冢》）；凌晨5点起灵的车队（《我的朋友安德烈》）……每一个场景都是我们回身就能见到的街景，在熟悉的环境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在我们预料之中，却又出乎意料。这使双雪涛的小说有了地气，虽然语言平实，但表露的感受却是鲜活的。有时，这种平实的语言是粗俗的、怪异的，却对读者有极强大的召唤力。“终于挤上了那列绿皮火车，我们裹挟在人流里，向着自己的座位移动，根本就不用费力，因为前胸、后背都贴在别人身上，只需要适时地移动双脚就可以。等我们终于挤到了座位，火车已经驶出了站台，把一栋栋楼宇甩在身后，窗户外面的景物也开始逐渐稀疏，露出大片的旷野和零星的小屋，我看见有些小屋的屋檐底下，挂着成串的辣椒和玉米，有人站在迟缓流动的小河边上，从河里向外拽着渔网。落日在向远山的外缘靠拢，余晖散在所有的景物上面，使人发困。”（《跛人》）作者用极常见的词汇描绘了孩童离家出走，终于胆战心惊又费尽全力地挤上火车之后所看到的风景，真切自然，给人一种十分逼真、十分生活的感受，使读者不由自主地回到了生活，回到了现实。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说：“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对生活的感受。”这一点，双雪涛做到了。

人物的行为和性格形成作品的趣味，而这种趣味是通过细部描写达到的。注重细部描写是双雪涛的语言趣味之一。这种趣味可能来自人物的一个表情或动作，可能来自一个特别的气氛，也可能是对生活中琐碎小事的回顾，也许初看只是闲来之笔，却正是触动心灵的切实要素。《靶》中，“我”第一次见到兰江，他的样子是“带着很厚的眼镜，看不清眼瞳，说话的节奏之慢，超于想象，两只手敞开，适时地给自己打着拍子，脑袋也随着拍子左右转动，好像不是在交谈，而是在会场里做报告，而会场的左右都坐满了人，一定要左顾右盼才好”。这个人物的趣味就出来了，守旧、固执、懦弱、自尊心超强、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处处犯错误，别人对他的每一次伤害都深深地刻在他的心上，哪怕是很平常地换个床位，他也会认为这是一种侮辱。当他认为这个侮辱是他所不能承受之重时，就会采取极端的方法。因为有了这段语言的描写，兰江的行为才变得理所应当。军训中，在他和几个走不好步的同学同时被教官踢之后，他能不吃饭而在操场上练习，以求恢复他的尊严，得到教官的认可。当他再次被教官重重踢倒在地的时候，他的心灵承受力已经到了顶点。当他酒后想起死去的姐姐时，心里已经彻底崩溃。结尾处“一颗56式半自动步枪的子弹从他面前飞过，穿过靶心，穿过虚无，飞到了最远的地方”，作者没有选择很大的动作，只是用了两个“穿”、一个“飞”就一下子抓住了人的心，构成了一个有震撼力的细部描写。没有更好的字眼能够形容兰江灵魂得到解脱的超然，这是作家从人物内心情感出发所做的细部修辞。

构建与世界对话和思考的方式

一个作家之所以写作，其动因之一就是他对存在世界的某种不满足或不满意，通过文字重新建立起与存在世界对话和思考的方式。双雪涛在叙事上开始向下看，从小处着眼，将目光投向了最朴素和实在的精神命题，而不是随波逐流地去感受和渲染一个时代的兴奋。他把身边的人、身边的事、身边浓浓的生活气息写进了作品，并用他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度迅速地捕捉生活的命题，探索社会生活的种种问题和困境。

《我的朋友安德烈》一篇中，我的朋友安德烈是个有些顽劣的人，正是他这种顽劣受到了来自师长、同学甚至是家长的厌恶、唾弃，让安德烈变成了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没有人会注意他的数学才华、他对于历史的痴迷，没有人会听他讲他的公平，没有人允许他不在社会秩序内存在。只有和“我”在一起时，他心灵深处的灵性和善良才被重视。故事表面上用力刻画了安德烈的种种不幸遭遇和最后可怜的命运，而实际上，小说是想反衬出成人世界里人性的龌龊和卑微，反衬出教育体制中缺少真正的关爱，反衬出社会体制中缺少包容和人性。安德烈是个可以做好一切的人，但是就因为穿着跨栏背心和短裤上学，就因为在老师讲话时在课桌上刻字，就被永远安排在了后门门口边的座位上。所以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学习成绩差、思想品德差的人。所以他就索性什么也不做，但是他却可以帮“我”补习功课，让“我”成功考到了第一名。在别人看来他是个思维不正常的人，只有“我”知道他的内心是多么纯净，也只有和同样心灵纯净的“我”在一起时才能触发他内心的美好。随着“我”的纯净逐渐被社会同化，“我”与他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理解他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以至于他被自己逼疯了。此时的“我”已经走上了和安德烈背道而驰的路，世上再无人能懂安德烈，所以他宁可活在自己纯净的记忆里，不再相信任何人。

双雪涛的叙述平静而直白，虽没有强烈的感官刺激，却无处不弥漫着一种整体性的、沉重的苍凉感。全篇没有一丝控诉，却令人深思，激发了读者生命深处强烈的律动，触动了读者心中已经被遗忘了的最柔软的部分，使这篇小说有足够的力量去批判现实，呼唤真正的人性和宽容，去融化现代人类心灵深处已经尘封的冰层。

《安娜》一篇，讲述了出身工人家庭的“我”和富家女安娜的情感纠葛：“我”很用心地学习，只考上了一所普通的高中，而“彻头彻尾的坏学生”安娜却被家人安排进了一所不错的高中。在“我”吃力地考上一所三流大学的时候，安娜也同样上了大学。虽然“我”和安娜发生了身体上的亲密，可是“我们”却永远无法在一起。“我”的父母靠卖茶叶蛋供“我”上大学，“我”不回家吃饭，他们都不会做菜，虽然全家人每天为了生计奔波，日子却过得温馨和睦。而安娜的家在城里最早的别墅区，她在那里反复割腕自杀，与母亲争吵，甚至是找男人做爱，她从来不知道生活的艰辛，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心灵感受中，她觉得孤单寂寞，觉得缺少关爱，她无病呻吟的孤单寂寞只能让她逐渐颓废下去。小说触动了当今社会上最敏感的贫富差距的问题，但是却无意于讨论工人阶级和富豪的差异，而是在揭示生活残酷的同时，引爆了内心与现实、金钱与精神、人性与灵魂的冲击。

所有的文字只有经过了读者阅读才能成为文学艺术。作家要与读者形成“通感”，他的文学才能被接受。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作家的一颗平常心，一种朴素情怀。双雪涛这种不刻意、不刺激、不躁不厉的坦然和坦荡尽显了阅尽人间万象、人性美丑的写作心态。他永远把自己放在一个倾听者或陈述者的位置，对自己的人物有充分的尊重和质朴而忧伤的情感，因此他的小说会释放一种淡淡的诗意。双雪涛平缓直白、略显刚硬的文字里，承载了他冷静观察、细致体悟的日常生活中被人们忽视的人性和社会批判，而这经得起时间的推敲。

原载《鸭绿江》2015年第5期上半月刊